第二节 渤海国的民族构成
我们认为渤海从建国伊始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在大祚荣“营州之乱”的东奔队伍中，就有靺鞨酋长乞四比羽率领的靺鞨各部及粟末靺鞨首领大舍利乞乞仲象率领的粟末靺鞨部众。除靺鞨族之外，在渤海国的民族构成中，高句丽的遗民和后裔是最多的，他们在史籍中被称为“高丽余种”“高丽余烬”“高丽逋残”，这些高丽遗民很多是在“营州之乱”中，追随靺鞨酋长和首领的东奔队伍中的成员。“除此之外，在大祚荣领导的‘东奔’队伍中，还有汉人、契丹人、奚人、九姓杂胡等不同的民族成分在内，只是其各自的数量远较靺鞨和高丽人为少罢了。”[3]但是，他们都是渤海建国初期的居民构成。渤海国经过200多年的发展，随着地域的不断扩张，被征服地域的民族都成为了渤海国的一部分，渤海国的民族构成就越丰富、越复杂。在众多的渤海民族构成中，我们认为靺鞨族，特别是其中的粟末靺鞨是构成渤海国的基本民族。
一 粟末靺鞨和靺鞨各部是渤海国民族的主要构成成分
在渤海国的民族构成中，粟末靺鞨和靺鞨各部即是渤海国建立的基本民族，也是渤海国建立后的社会基础。
在渤海建国前的“营州之乱”的东奔中，率领营州一带靺鞨人东奔的头领是谁？据《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载“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是知东奔靺鞨人的领袖是大祚荣和乞四比羽。但据《新唐书·北狄传》“渤海”条载：“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别种东走，……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夷遁去。”我们则知与乞四比羽率众东奔的另一位领袖是乞乞仲象，只是在乞乞仲象去世后，大祚荣才子承父位为领袖。
那么，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所率领的都是哪些部众？关于乞四比羽所率之众，两唐书渤海传及有关的史籍的记载均确指是靺鞨之众，渤海史学界对此向无疑义。但问题是比羽所率的是靺鞨人中的哪部分，虽然有的韩国学者根据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的如下记载“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句丽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鞨之属，实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丽内徙。其首领乞四比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而认定“乞四比羽集团是粟末靺鞨出身”，完全忽视了两唐书对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所领部众记载的区别。两唐书的记载明确说乞四比羽是“靺鞨”或“靺鞨酋”，而不是“高丽别种”的粟末靺鞨。乞乞仲象和大祚荣父子先后率领的部众才是粟末靺鞨。在《新唐书》中记载：“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虽然在《旧唐书》中记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但这两者并不矛盾，正说明大祚荣是高丽别种的粟末靺鞨。大祚荣率领的粟末靺鞨和乞四比羽率领的靺鞨部众，正是大祚荣建立政权的基本民众，也成为后来渤海国民族构成的基础民族。
渤海建国后又接纳了大量的靺鞨各部族。如在《旧唐书·北狄·靺鞨传》中记载，“泊咄、安居骨、号室等部，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纵有遗人，并为渤海编户”，“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泊咄、安居骨等皆奔散，浸微无闻焉，遗人迸入渤海”。[4]
我们说靺鞨族是渤海国民族构成的主要成分，这在成书于公元892年的日本古籍《类聚国史》卷一九三《殊俗部》所记载的渤海国“其国延袤二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靺鞨多，土人少……”中有所体现。从“无州县馆驿”看，这段记载反映了渤海国边远地方的情况，但随着渤海国日益强大，地域的不断扩大，其他靺鞨部落的纷纷归附，靺鞨民族在渤海国的民族构成中所占比例只能是越来增大。
在这一节里，我们介绍了渤海国当时及亡后不久的史籍中对渤海国的记载均为“渤海靺鞨”，如《旧唐书》《唐六典》《唐会要》《旧五代史》《新唐书》《册府元龟》《玉海》等，都对渤海国的记载为“渤海靺鞨”，足见靺鞨族在渤海国的民族构成中所占的比例之大。
二 高句丽遗民及其后裔是渤海国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668年，唐灭高句丽后，高句丽遗民有的迁入中原，有的迁到营州，有些亡入靺鞨、新罗、突厥，还有相当一部分留在了故地。史籍往往记载他们为“高丽余种”“高丽余烬”“高丽逋残”。
迁到营州地区的高句丽遗民，早在“营州之乱”前就与建立渤海国的粟末靺鞨大氏集团有了密切的联系，因为他们是高句丽亡后一同迁往营州的。在唐的监控下，他们过着下等臣民的日子。所以当契丹人掀起反唐的“营州之乱”时，这些高句丽遗民便追随靺鞨酋乞四比羽和粟末靺鞨领袖乞乞仲象东奔反唐。当仲象病故后，“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5]同样，在《新唐书·渤海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这些追随大祚荣反唐的“高丽余烬”“高丽逋残”应不在少数，他们成为渤海国初期的居民。
渤海建国后也接纳了大量的高句丽遗民，如在《旧唐书·北狄传》“靺鞨”条中记载：“泊咄、安居骨、号室等部，亦高丽破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纵有遗人，并为渤海编户。”说明靺鞨各部和高句丽遗民一样，在唐灭高丽后四处亡命。留在当地的遗民，也在渤海建立后并入了渤海，成为渤海编户。
大祚荣建立政权后，势力很快稳固发展起来，又经过大武艺的不断扩张，逐渐占有了原高句丽的北部地区。在渤海的五京十五府中，中京显德府、西京鸭绿府、东京龙原府、南京南海府四京皆为高句丽故地。留在故地的高句丽遗民自然成了渤海编户。渤海国之所以能很快形成“编户十余万”的规模，就是因为吸收了很多高句丽遗民。
三 渤海国的其他民族构成成分
渤海的民族构成中，靺鞨族占有绝对的多数，高丽（高句丽）族次之，这在渤海史学界是无异议的。除靺鞨族、高句丽遗民以外，其他的民族构成成分也有记载。渤海发展后，“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6]据现有的资料推测，渤海史学界的著名学者魏国忠先生认为：“这样看来，渤海的民族构成中至少已有靺鞨、高丽、汉人、契丹、奚人、九姓杂胡、达姑以及夫余、沃沮、秽貊人的后裔等不同的成分。”“而从族系上说，其中的靺鞨人属于肃慎族系，夫余、高丽、沃沮、秽貊等属于夫余-秽貊族系，契丹、奚人及达姑部人属于东胡-鲜卑族系，汉人属于华夏系统。”[7]
另有俄罗斯学者克鲁沙诺夫在其著作《苏联远东史》中认为，9世纪中叶回纥国灭亡后，大量的回纥部落迁移到渤海国的领土上。是否如实，我们不敢说，但我们不能否定它的可能性。
粟特族也是渤海民族的来源之一。粟特是中亚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本居住在以撒马尔干为中心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地区，大体相当于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粟特人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有自己的拼音文字，一般称为粟特文。信奉
教，他们建立过九个绿洲城邦，即康、安、曹、石、史、米、何等国，后以国为姓，形成了康、安、曹、石、史、米、何等大姓，[8]中国史籍称之为“昭武九姓”或“九姓胡”。粟特地区处于中亚西部丝绸之路的干线上，经商条件便利，因此，粟特族逐渐发展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正是由于经商，到唐代，粟特人逐渐扩散到丝绸之路沿线及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营州之乱”前，很多粟特人为了经商移居于营州，“营州之乱”时参加了乞乞仲象和乞四比羽的队伍，并跟随大祚荣“东奔”，一直到东牟山。大祚荣建立政权后，这部分粟特人便成为渤海建国民族的组成部分之一。
通过对渤海国赴日使团名单的考证，可以看出，史都蒙、安贵宝、安欢喜、史道仙等都是粟特族人。安、史都是粟特九姓之一，他们是粟特人建立的“安国”“史国”人。
另外考古发现也证明，渤海遗存中有粟特文化因素。
（1）俄伯力州发现中亚银币，该银币为卑路斯以及瓦弗兰五世时代萨珊银币仿制品，7～12世纪在中亚实际上作为流通货币使用。
（2）在今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的汇流地带，出土了一面中亚铜镜，铜镜背面图案是一个骑乘者，刻有粟特语或伊朗语似的文字。
（3）俄滨海州哈桑地区克拉斯基诺村出土的工艺品，经研究认为，即使不是中亚原产，也是中亚产品的仿制品。[9]
（4）1995年，俄国学者在滨海州阿尔瑟尼耶夫市收集到一枚黑衣大食时代的中亚银币，为古代中亚安国银币图案的仿制品。银币的表面铸有王的正面胸像，王冠上部可见半月与星的形状，王脸的右边铸有安国语文，专家的意见认为其意为“安国王”。此银币可能是黑衣大食呼罗珊总督穆罕默德在任时（758～768）所铸。
（5）在渤海上京龙泉府出土过一个银盘，据说属中亚文物的仿制品。另外在上京还出土过舍利函，共七层，第七层为玻璃质，翠绿色。样品分析表明，其基本成分与罗马玻璃相似。[10]
中亚文化和西方文化出现在渤海国，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唐作为一个开放性大国，中亚人将中亚文化带到了唐，而与唐来往密切的渤海又从唐将中亚风格的文化引入渤海；二是渤海人中就有源自中亚的成分，即粟特人。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张碧波先生对上述观点有过严密的论证，他总结：“在200多年的渤海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史中，我们不时看到昭武九姓——粟特人的影响。粟特人在欧亚大陆到处经商，在古老而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建设上就有昭武九姓——粟特人的贡献。作为肃慎族系的粟末靺鞨为主体的渤海国，在它的兴起、建国、发展经济、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上均可看到粟特人的影响。从肃慎族系的毛皮商贸文化到渤海国具有发达的经贸传统，显然‘善商贾’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发挥着很大的作用。”[11]
因此，我们认为粟特人也是渤海国民族构成成分之一的观点是成立的。粟特人与回纥人一样，都属于古突厥系统。
综上所述，渤海国的民族构成是多样多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