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杨玉圣^[1]

友人沈登苗先生的综合性学术文集——《文化的薪火》，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因该书纳入“学术共同体文库”之故，我得以先睹为快。蒙沈先生信任和厚爱，嘱我为之作序。虽再三推辞而不得，唯有“恭敬不如从命”，写下一些我的读后感，与读者朋友分享。

与吾等靠教书、科研吃饭的这些学术体制中人不同，沈先生乃游离于学术体制外、自谋生路的学人，即“自由学人”或“民间学人”。像沈先生一样，还有许许多多既非在高校亦非在科研院所而好读书、好思考、好写作的“民间学人”（那些喜好自然科学的，往往被称为“民科”，即“民间科学家”）。既往十数载，我因为不务正业，办网站，编刊物，故而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一些包括“民科”在内的“民间学人”。大致说来，这些人大都智商甚好，只是因为无机会读大学及研究院而失其问学门径，但其刻苦精神、好学态度乃至奇思异想的大胆，不能不令人钦佩。不过，由于“自学成才”，故大多数人并不为主流学界人士所认同，有的剑走偏锋，甚至“走火入魔”（其中尤以研究天文、易学者，最为明显）。与这些“民科”朋友不同，沈先生尽管错失了读大学的机会，但他一则通过自学考试而获得文凭，有学问根基；二则自始即善于向主流学界的专家请益，而且也确实得到了葛剑雄教授等著名学者的指导和帮助；三则博览群书，而且博学慎思，故而取得了即便专业学者也不能不刮目相看的傲人的学术成就。

为了搜集专题研究所需的材料，在数据库兴起之前，沈先生在当时生活还不甚宽裕的情况下，节衣缩食，不仅坚持自费订阅有关学术刊物，而且还通过邮寄等传统方式，从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复印材料。这种对学术情有独钟的精神，就是许多在学界靠学术研究吃饭的人，也望尘莫及。为此，我常常拿沈先生为例子，鞭策我指导的研究生。功夫不负有心人！正是靠了这种持之以恒的认真劲儿，凭借数十载的学术探究和深厚积累，厚积薄发。于是，我们终于有机会读到这部沉甸甸的《文化的薪火》。

在该书中，沈先生对于明清人才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不仅在有关学术刊物发表，而且还受到了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的好评。基于对中国1949年后长时段的社会历史变迁和东欧、美国等域外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状况分析，沈先生撰写了长篇论文，对“钱学森之问”进行了深入分析。该文摆事实，讲道理，资料扎实，立论深刻，颇具学术识见，乃近年来有关“钱学森之问”的论文之中少有的力作，见解独到，成一家之言。也就是由于这个缘故，《社会科学论坛》破例连载该文，受到学界关注。

沈先生与世无争，为人敦厚，但对于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问题，却横眉冷对，曾撰文数篇，加以严正批评。对于有的影响甚巨且受到学界权威人士好评的著作，沈先生也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学术立场，对其瑕疵进行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相比于学界盛行的“好人主义”，此种学术批评及其所彰显的学术求真的精神，尤其难能可贵。

就个人学术旨趣而论，我与沈先生并非同一个领域，原本素昧平生。由于沈先生热心向我主持的学术批评网投稿，我又通过期刊界的朋友，将沈先生的一些文稿推荐发表，于是，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学术往来。大约五年前，我往杭州游学，沈先生获悉后，专程自慈溪赶往会面，这也是迄今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谋面。这之后，每逢新春，沈先生总是寄赠新茶，盛情难却之际，我既惭愧，又感动。

现在，《文化的薪火》就要面世了。在向兢兢业业于学术求索的沈先生由衷祝贺的同时，我也要在此向他深表敬意！

是为序。

2014年10月6日凌晨

于京北富泉寒舍

[1]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暨新闻传播学院双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