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知识分子的价值悬空与无根漂泊
新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与社会角色越来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随着市场经济对于人文知识分子的巨大诱惑，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呈现集体溃败的趋势，这使得社会对这个群体的性质、价值及评价也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新世纪以来不断爆出的知识分子负面消息，一再降低公众对于这个群体的认知与评价。社会各界之所以如此关注此类消息，根本的原因或许在于社会转型过程在这群有着特定价值立场、精神追求和道德准则的群体身上必然留下更为鲜明、深刻的烙印，关注知识分子阶层，在更大程度上是对时代变迁环境下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境遇的某种焦虑或期待。正是作家们对时代精神文化剧变的敏感与忧虑，使得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新世纪以后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观照，试图通过对这群人文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和话语方式的变化，来透视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某些最内在而人们却习焉不察的精神动态。
新世纪以来在反映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的作品中，尽管也有像宗璞的《东藏记》等一些对知识分子精神境界和价值理想持积极肯定态度的作品，但从对知识分子的刻画与剖析而言，还是应承认对知识分子精英神话的解构和亵渎的作品更为普遍，也更为深刻。新世纪，张者的《桃李》、史生荣的《教授不教书》、《学者》、《导师》、《所谓教授》、邱华栋的《教授》、阎连科的《风雅颂》、阿宁的《能耐》、阎真的《因为女人》等，从不同角度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价值观念、群体形象等方面进行了精彩的叙述。在这些作品中虽然也有少部分小说为知识分子或明或隐地赋予了某种价值理念，使本应充满个人独特生命体验的形象成为作家传达某种观念的载体，但更多的作品以客观的描绘、细腻的叙事和迷离的情感，表现了当下知识分子的本真生存状态，揭示出这个群体在社会转型期复杂的精神矛盾。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在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部小说不仅拓展了知识分子小说的思想深度和生活广度，将人们习焉不察的高校体制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奴役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示，而且更以令人惊骇的观察力捕捉到了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精神深处的变异与恐慌。借助于作家对高校体制与精神生态的刻画，高校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沉沦、挣扎和异化的过程被鲜活地呈现出来。恰如评论家所言，“当剥离事物的浮沉进入本质层面时，会发现，它让我看到自己的根系，看到了自我生活与精神的存在状态”[2]。正是这种直抵精神根系的深度，使这部小说必然以其直面生活的勇气成为人们反观自我的触点，其逼视人性弱点的冷峻、剖析精神变异的犀利和鲜明的时代气息，注定了这部作品会让人们投入到对自己灵魂处境的审问，并由此引发出诸多的争议。
《风雅颂》主要讲述了清燕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授杨科的求学、治学历程，透过他进入皇城到读博、留校、当教授的二十年间的经历，深刻地揭示出一个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如何被高校体制约束、委曲求全直至精神分裂的变异过程。离开家乡耙耧山、离别恋人玲珍的青年杨科，在进入大学报到的那一天便感觉“玲珍穿那件布衫儿有一千一万个不合适”。接受了中文系赵教授女儿的示爱后，杨科顺利地考研、读博、留校、评职称，过上了“一抬头就能看见晨起的曙色和日暮的霞光”式的高校生活。本科时代就能写出《〈木瓜〉新解》这样见解独到的论文的杨科，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已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不仅论文被编辑部收取发表费，课堂上学生也丧失了对文化经典的兴趣而选课人数渐少。尤其令他感觉失望的是，连花费五年心血完成的学术著作出版社也要收取高额出版费用。这样一个忍气吞声的教授的命运，因为偶然撞破了妻子与副校长李广智的奸情而峰回路转，不但顺利地保住了《诗经解读》的课程，还有可能获得不菲的经费出版学术著作。但是由于杨科偶然参与学生抗击风沙的行动，使学校成为舆论的中心，他继而被校领导强行送往精神病院。逃离医院的杨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见到了昔日的恋人玲珍，却已无法找到曾经的爱情，只能在天堂街的风尘女子身上获得一种精神的慰藉。因为不愿玲珍的女儿小敏与木匠结婚，杨科失手杀死了木匠，逃亡途中发现了古代遗留的诗城，他率领一群妓女和失意的教授来到了古诗城，过起了看似怡然的生活。
透过这个有些荒诞的故事，我们发现了残酷的游戏规则和生存真相：在市场巨擘无处不在的裹挟力作用下，不学无术之流反而能破格提拔，不但顺利评上教授、住上高知专家楼，而且还在校园中立了塑像；服从规章制度的知识分子，却沦为了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学术成为手段，知识转化为权力与经济利益，不学无术者成为高校体制的操纵者，知识分子由于受体制的长期抑制而变得唯唯诺诺麻木不仁，这便是小说所揭示的当前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经历过高校体制的不断改造，杨科在小说开始时已经丧失了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责任感，遑论关注社会公平、追求人类良心的公共使命，完全扭曲为对体制的一味顺从。杨科一方面仍残留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他希望通过对诗经的研究，“重新揭示了一部经书的起源和要义，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重塑了精神的家园与靠山”，在内心深处，他仍然意识到自己“是教授，是知识分子……是个有尊严的人”；另一方面，他又无奈地认识到，权力和金钱是这个时代的中心话语。发现妻子与副校长偷情后，杨科并没有大发雷霆，反而“让我觉得有些内疚，只好一连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应该先给你们打一声招呼再回来”。造成这种怪异场面的原因是，杨科在高校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得仰仗体制的认可，否则便没有生存的空间。发现妻子偷情的人物竟是副校长李广智后，杨科要求的是希望李广智“给系里说一下，古代文学教研室可以没有，但《诗经解读》这门课我不能不讲”。不仅如此，杨科还利用偷情一事要挟妻子与副校长：“我用五年时间写了这部专著你说我不能不出吧？可现在除了垃圾外，有哪一本学术专著出书学校不赞助？哪一本书不是越有价值越是没人看？我不能因为你和他有了那样的关系，反而不能不去他那儿要该给我的出版经费吧。说他要是明白人，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对不起了我杨科，这时候就该主动把出版经费送给我。”这种既渴望尊严、认同，又离不开体制规约的现实，使杨科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他在不得不“原谅”妻子、表现出“大度”的同时，内心深处又有着难以抹去的耻辱。在高校体制不断官僚化、大学日益市场化的时代氛围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和价值追求越发显得轻飘和暧昧。市场经济的压倒性力量和高校体制的强势话语，瓦解了知识者的人格信念、价值追求，使他们普遍地呈现出学术理想和现实行为、价值主张和生活实际的分裂状态。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涵已经逐渐稀释。在赵如萍看来，“判断一个人是知识分子还是老百姓，是优雅还是庸俗”，其标准不再是精神价值的坚守、社会良知的体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吃饭的吃相和声音”。这个物质而尴尬的现实，是杨科沉浸在诗经的理想世界之后不得不面对的，也是这个时代里最习以为常却惊心动魄的内涵。
萨义德（Edward·W.Said）在其名著《知识分子论》中曾提出：“我也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她/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我认为，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地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3]令人尴尬的是，在杨科身上，我们恰恰看到了一种与萨义德期待相反的情形，知识分子不仅“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埋头于学术研究，而且丧失了公共角色的自觉认同，顺应高校的“正统与教条”，成为体制内纯粹为个人盘算的“私人知识分子”。《风雅颂》将知识分子从公共角色退化为专业人士、不断为体制所同化和转变的过程演绎得动人心魄，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市场浪潮的夹击下，主人公杨科无法越过体制设置的羁绊，置身在论文、职称、课题、出版、评奖的环节中难以自拔，最后被改造成一个安分守己的“装在体制中的人”。
《风雅颂》毫无疑问是近年来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一大收获，它是写知识分子的，但是又不局限于此，而是超越了知识分子具象，成为对这一个社会群体在当下生存状态的反思。可以看出，阎连科是一位对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十分关注的作家，同时也对他们的精神信仰的淡漠、缺失表示出了痛彻的忧虑。他在小说中写杨科、赵茹萍、李广智们，写高校体制内的弱势者、强势者和依傍权贵者，既写他们对现实利益的认同，又写其心灵的苍白和空洞，以及面对权力时的恐慌、握有权力时的心理异化，在不经意间刻画出了这个群体的不同部落的精神属性。很显然，杨科与李广智、赵茹萍等人的冲突，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无权者和在位者之间的矛盾，他们的背后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文化因素。如果抛弃个人道德修养等因素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分化和精神变异其实有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本科时代杨科并未经过多少犹豫便作出了和赵茹萍恋爱的决定，因为赵茹萍曾这样对杨科说，“只要我俩一结婚，你就完全可以摆脱你的农民身份了，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赵家的女婿，京城第一名校的教师”，于是成为体制内一员的渴望使杨科毫不迟疑地选择了赵茹萍。留校之后的杨科，已经习惯了体制内的生活：“撰写论文，结集成书，出版发表，参加各种《诗经》学术研讨会和到香港、台湾乃至日本的讨论会上做重点发言。回来后领着纪念品，再到课堂上介绍讨论会上的见闻和各路专家对《诗经》独辟蹊径的理解和高见，有时也把自己某篇获奖论文的证书拿到课堂上展示一番。”然而，科研、课题、出版等高校体制的生存方式彻底约束了杨科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如何适应高校体制的规则，成为杨科精神的基本出发点。在这个过程中，杨科也曾清楚地意识到高校官僚的权力——“他把他的李广智三个字往某一页纸的右下角一写，某某副教授就可能成了教授、成了学术带头人、成了某个科研项目的领军人物。从此，那领军人物他们家的柴米油盐就可以在科研项目里报销了”，但是这种认识不仅没有给杨科带来警惕与帮助，反而使他在体制内越陷越深。当杨科拿着潜心五年研究的学术手稿回到家里，却发现妻子赵茹萍和副校长李广智偷情的一幕。他几乎没有作为丈夫的愤怒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耻辱感，而是内疚与惶恐，面对“副部级的知识分子李广智”“管着皇城赫赫名校教学的副校长”“全国所有大学博士点审批小组的权威组长”，杨科“想说啥，却只叹了一口气”。此时，杨科所想到的仍然是高校体制所认可的学术资源、地位，内心的价值观念、是非观念就在这种体制内的消磨中完全扭曲：“我说李副校长你走吧，你和茹萍的事我可以肚量如海，既往不咎，但中文系必须把《诗经解读》这门课当作古典文学中的重中之重，这一点你必须要做到，做不到了就别怪我杨科小肚鸡肠，就别怪我不像知识分子翻旧账，就别怪我没有知识分子的气节和人格，抓住人的把柄像拾了一把银行的钥匙样。”甚至在赵茹萍和李广智的偷情发生之后，杨科在路上偶然碰见李广智，“笑了后，还是我闪着身子先让他从路上走过去（他毕竟是校长。毕竟一见我就感到内疚不安了。毕竟我算是知识分子的话，他就算是中国的头号知识分子了）”，可见杨科对作为体制权力象征的李广智奴颜婢膝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杨科在出版《风雅颂》遇到经费困难时，又想到了利用妻子与李广智的偷情来获取学术资源，“我们夫妻俩就该联手向他要，趁我出版《风雅颂》这机会，打报告要他批上二十万、五十万，有可能就批上一百万。他要给我们批了一百万，过去的事我们真的既往不咎，拿二十万我出精装豪华本的《风雅颂》，那八十万就存到存折上”。当杨科牵涉和学生阻挡风沙事件、惹怒当局，学校领导表决是否送他去精神病院的时候，李广智犹豫了一会儿才举手，这在杨科看来便是受宠若惊：“李副校长是个好人……你一定跟他说一下，说我杨科谢谢他。”怀着对《诗经》的无比热爱，杨科被纳入高校体制，并逐渐地沦为制度的附庸，丧失人之为人的精神追求、价值信仰，直至最后被迫变成了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杨科的经历所反映的正是无数高校知识分子已经或正在遭受的精神困境。这种逼视虽然有些残忍、丑陋，却又异常深刻，直抵精神深层。阎连科写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残缺，而这种残缺因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而成为对时代语境的某种寓言。“意识形态主流文化的拒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僭越，人文学术的启蒙功用和现实功能在二者的挤兑下日益萎缩，其神圣的中心话语地位已然被无形消解”[4]。这种高校体制中的科研、评职称、申请经费、著作出版等规范对身处其中的知识者的奴役、蹂躏，知识分子面对这种奴役、扼杀时的无奈和绝望，他们陷入绝望之时所显现的文化劣根性、精神缺陷性和人格的矮化，在小说中得到了令人震惊的描绘。之前并非没有作家写过高校体制内的奢靡、腐败现象，但像阎连科这样如此痛彻地揭示高校体制对人性的戕害、对人道和人性的毒害，如此集中而典型地剖析高校体制的脏污、荒谬和愚昧却是罕见的。鲁迅终其一生的创作，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唤醒富于理性的人们认识自己的处境，并因此而清理国民性中的劣根性，以便获得重新为人的资格。而在杨科身上，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种清理劣根性的任务不仅未能在普通民众中完成，相反在所谓精英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隔代的繁衍，这或许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时代语境规约下的知识分子，在相对主义的氛围里失却了对终极价值和乌托邦理想的信仰，崇高与神圣成为明日黄花。在知识分子的世俗化、无根化的潮流下，他们所追求的知识正在逐步地远离神圣，而成为谋生、谋权的有效手段。《风雅颂》中的赵茹萍、李广智等人，便是这些远离神圣、在权术金钱中奔突的知识分子的诠释。作为学校副校长的李广智，利用手中掌握的评定职称、评奖和分配科研经费的权力，与杨科的妻子赵茹萍公然在家偷情。事情败露后，李广智为挽救自己的仕途，寡廉鲜耻地用保证杨科的《诗经解读》课程、拨一笔出版经费的条件进行交易。作为杨科妻子的赵茹萍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角色。抛开中学时期发生的早恋、堕胎的往事不谈，进入清燕大学之后的她成为利用规则、玩弄权色交易的里手，并顺利地从图书管理员成为讲师、副教授、教授。但作家并没有将这一形象简单化，而是写出了她这一行为背后的市场意识的萌生与时代氛围的转变。偷情败露后，赵茹萍对杨科说，“物价又涨了你知道不知道？以前鸡蛋是三块二一斤，现在是四块六一斤；以前花生油是三十块钱一桶，现在是四十七块钱一桶；以前一美元能换八块六人民币，现在这比价哗一下落到一美元兑换八块一”，将这种身处体制不得不认同、利用的无奈，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出来。同时，小说还反映了目前高校知识分子不断趋于世俗化的特点。作品中出现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形象，无论是校长、系主任还是普通教授，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多少传统人文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社会批判精神与文化良知，相反更多地体现出权力话语知识分子、技术知识分子和经济型文化人的特点，即注重为现实体制服务、注重知识的实用性、注重知识的效益原则和交换原则。他们已经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完全退守到个人生存的世俗空间和经济利益之中，几千年从未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获得过道义合理性的世俗原则，在体制内的高校知识分子中却不动声色地获得了现实的合理性，这不得不说是这个时代的一大悲哀。
《能耐》中的K大教授、博导曹老师也同样形象鲜明。曹教授在陈珀父亲陈占文还任阳平市市委书记时，主动联系陈珀希望她报考自己的研究生。当陈占文失势之后，陈珀报考了研究生，曹教授却企图以考试辅导作为交换占有陈珀。曹教授是一个拥有职称、占据高校教职的知识分子，但他对自己的生活显然并不满意，就像他自己在陈珀面前乞怜所说，“我在外面是教授、博导，回到家里她却看不起我”，“系里老师们之间钩心斗角，谁也不服谁”。陈珀曾经每天拼命复习想要考上研究生，并以此来作为拯救自己的方式，但是曹教授的行为使她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知识真的能给人带来幸福吗？”曹教授不是一个单纯的道貌岸然的人物，而有着更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作家塑造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形象，似乎有着某种隐喻的味道。在这样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曹教授本身就是经济学的教授），拥有知识的人自己却过得非常痛苦，在离散的时代里，爱情、生活将因为意义和价值标准的失去而变得支离破碎。“我们生存在一个相对主义时代。相对主义不承认终极价值和终极真理，终极价值和终极真理都是从乌托邦理想中衍生出来的。一旦乌托邦从我们的价值视野中消失，崇高性神圣性就很难建立起来，稳定的规范也随之解体。而没有了神圣和崇高，一切原则都成为了一种说法”，“在这个没有先天价值尺度的世界上，信仰就是最后的尺度。可是，当虚无主义盛行，我们还有信仰的能力吗？而可信仰之对象又在哪里？”[5]曹教授这个拥有知识的“单向度的人”，象征着在现代社会中无法获得精神栖息地的知识分子，他们渴望在文化知识中寻找归宿，但就实际来看这并非是一条金光大道。这或许是作者所力图向我们揭示的一个悖论。
史生荣的《所谓教授》《导师》、邱华栋的《教授》等也都是对当前高校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一种冷峻逼视，它们是对高校知识分子群体的一次集中审丑，而更深层的则是对知识分子精神信仰和立足点的找寻，作家们直接拷问教授群体的集体堕落与沉沦的体制性因素。这些小说中的一些情节或许显得过于离奇甚至荒诞，但从整体上来看，它们又是最真实、最本质的现实生活，是一种立足现实又超越荒诞的真实。这些作家们以恣肆的文字、锐利的思考和透彻的观察，唤醒了我们对高校体制弊端的反思和对知识分子群体萎靡精神状态的警惕。他们在社会习以为常的惯性生态中，洞察到了高校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内心焦虑。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精神力度和心灵深度，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小说应该是对现实存在的敏锐发掘和勇敢表达，而不是相反。
如果说上面这些作品还是从教授群体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变异与信仰阙如的话，那么阎真的《因为女人》、张者的《桃李》、孙睿的《草样年华》、丁振波的《大学那些事儿》等则将学生群体的价值嬗变与思想、情感迷惘描绘得栩栩如生。事实上，新世纪之后进入高校的大学生几乎都是“80后”“90后”，他们进入大学的时期正是社会转型持续加快的阶段，与前几代大学生相比，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大学生无疑面临着更为巨大的社会压力。毕业分配工作早已成为昔日的传说，大学毕业即失业的严峻现实映照着他们仓皇的面孔，蜗居、蚁族这些名词正是他们尴尬角色的写照。
凭借《曾在天涯》《沧浪之水》成名的阎真，在蛰伏了七年之后，推出了反映高校女大学生学习、工作和情感、婚姻状况的长篇力作《因为女人》。《因为女人》是继《沧浪之水》之后，又一部剑走偏锋、叩问人类精神存在的长篇小说。在阎真看来，作者的责任就是写出真相，所以面对这部小说发表后所引起的巨大争议他说：“我恳请女性读者原谅我这么集中地写出了这种社会现实，我所有的观点和出发点都是为她们说话的。”[6]这部小说惊心动魄地描写了一群大学校园里的女生们在爱情道路上的波折与思想观念上的逐渐扭曲，力透纸背地揭示了我们所处的消费时代对青年知识女性潜移默化的扭曲，展现了消费主义语境中的青年一代灵与肉的冲突、终极信仰与实用理性之间的根本矛盾，以及女性的情感生存在欲望化时代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阎真的长篇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即思考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价值理念的失效溃败。《曾在天涯》和《沧浪之水》都是从传统思想准则与当代命运着手，表现了“无名时代”中人们思想、文化、行为的复杂与歧途。而作者则从自身性别出发，对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反差进行远距离的观察与思考，不仅继承了《曾在天涯》《沧浪之水》中对人物细腻心理的探微，而且在逼问现实的深度和思考的宽度上更是超越了以往，把握了我们生活时代的根本特征，使小说具有深厚的历史沧桑感与鲜明的现实针对性。阎真的三部小说都将具体的时代境遇和永恒的价值思考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仅让小说具有见证社会变迁的史诗价值，而且还是考察当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精神状态的绝佳个案，更是对人类亘古价值、道德观念的形而上追索。可以说，从《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到《因为女人》，阎真的创作逐渐地具有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初步形态，具有了历史转型期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意义。
在《因为女人》的开头，阎真一针见血地给出了理解小说的关键词：性别与文明。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7]阎真显然并不认同这种理论，而认为“女性的气质和心理首先是一个生理性事实，然后才是一个文明的存在；也就是说，其首先是文明的前提，然后才是文明的结果。生理事实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文化和心理状态，而不是相反。把女性的性别气质和心理特征仅仅描述为文明的结果，就无法理解她们生存的真实状态。在这里，文明不仅仅是由传统和习俗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性别就是文化”[8]。应该说，阎真对性别生理性差异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波伏娃“文明决定论”的片面性，从而开拓了人们认识性别问题的新的理论空间。
小说讲述了麓城财经大学会计系某宿舍的一群女大学生在爱情、欲望和金钱面前的犹豫、挣扎、沉沦及蜕变，她们面对外界的诱惑，放弃了对爱情的坚守而趋于世俗。这些恰处妙龄的女大学生，通过自己在恋爱、性爱和金钱关系中的体验、思考，不动声色地完成了自己对市场大潮、金钱至上时代的婚恋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改造。她们以各自在性爱上的“发展”，将传统文化对自己的约束彻底粉碎，并顺利地完成了由性爱合一到分离的转变。她们义无反顾或者无奈顺从地进行着男女性爱的实践，并且毫不讳言。柳依依、苗小慧等女孩像一列失去控制的火车，在出轨后的道路上越驶越远，在道德和欲望的天平上愈来愈往后倾斜。柳依依们驾驭性爱的轻舟，试图寻找到幸福的彼岸。她们在完成了性爱的启蒙、享受的同时，也逐渐远离了自己的坚执、羞怯，尽管仍然不乏善良，却丧失了既往可贵的纯真、理想和追求。这种状态，在相当大的层面上表现了这个消费时代的生存真相。这部小说的长处在于，它通过象牙塔里一群大学女孩爱情观念的崩塌、虚无以及金钱、欲望对纯真情感的侵蚀，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我们所处消费时代的种种幻象：爱情、尊严、理想、追求和幸福，以及时代氛围对人的改造。阎真以柳依依的命运为贯穿始末的主线，以她的回忆、经历、感受及改变来透视一个时代人们爱情观念的扭曲，以及这种扭曲背后更为隐秘的、传统文化撕裂后的人们的价值世界的倾斜、情感世界的惶惑。小说虽然取材于爱情，聚焦于女性，但是它的思维触角却延伸得非常宽广而深入。通过柳依依、苗小慧们的情感网络，校园与社会、学生与大款、爱情与欲望、终极与现世已经不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是前者匍匐于后者脚下。昔日宁静似水的象牙塔，而今成了各取所需、明码标价的“青春交易市场”。这些交易没有惊心动魄的过程，也没有强迫、反抗，而是通过交易双方对经济、肉体的博弈来推动，一切都平淡似水、波澜不兴地悄悄完成，而在这种平静似水的后面，则是一种暗流涌动的强制性同化。
小说不经意间透露出与曹禺戏剧《日出》、张爱玲小说《第一炉香·沉香屑》等作品精神批判一致的地方：在逐渐成型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中，出身底层的女人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外表和身体来获得上流社会、权贵阶层匀出的点点金钱和荣华富贵。尽管这些作品有着很多的差异，但是在爱情与权势、金钱的交锋的表达上有着惊人的一致。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出身底层的女性所能做的只能是将自己的青春作价抵押给权贵者，在与权势阶层的残酷较量中苟延残喘，或在与时间、男权文化的抗争中忍受着难熬的苦痛。在生存竞争、性别竞争、情感竞争中，女性总是因为自己的性别而必然遭受失败的命运。这是小说在男女平等的表面下触摸到的深刻的悲剧。尤其可贵的是，阎真在揭示社会等级、金钱观念等外在因素对大学知识女性的腐蚀的同时，也同样精辟地揭示了女性自身生理欲望的萌动、思想立场的游移、情感与理智的分离。
小说中的柳依依和苗小慧、阿雨是三个个性鲜明、心理复杂的人物，阎真将她们的情感、思想及转变细腻地刻画了出来，令人过目难忘。一个是原本幻想和追求美好爱情、心气颇高的柳依依，在与夏伟凯的精神、肉体搏斗中完成了自己的女性身份的确认，又经过与博士生郭治明的情感挣扎，而后在与阿斐的往来中彻底颠覆了对爱情“光荣与梦想”的追求。另一个是早在复读时就与同学关系密切、享受青春的苗小慧，在美貌容颜尚未褪去前尽情地挥霍着自己的青春胴体，长期周旋在不同男人之间，脚踏两只船却又游刃有余。还有阿雨也在袁总和许经理等人的性爱圈中彷徨。此外，财经大学陶教授的道貌岸然、麓城夜话节目主持人张健的男盗女娼、夏伟凯的巧言令色等形象同样可以栖身于当代知识分子角色的长廊中。
值得人们思索的是，麓城财经大学及周围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鲜有人类良心、社会道德的体现者，无论是柳依依、苗小慧们还是自视甚高的陶教授、郭博士，他们都完全没有了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独立思考、自由批判的立场和精神，而是在个人婚恋、工作、前途上反复奔忙。萨义德所说的“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表达清楚有力的表述”[9]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消失了。知识分子丧失对公共事务表达的兴趣和能力，转而专注于个人的蝇头小利，这是市场经济大潮吞噬一切、传统价值格局瓦解，而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尚未形成时期的必然现象。恰如鄢烈山先生所说：“在一个没有规则的或者说隐规则高于显规则的社会，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公侯之门‘仁义’存的社会，弱肉强食、口是心非、寡廉鲜耻，必然会侵蚀大多数人的精神世界。”[10]在财经大学这群女生们的精神世界里，对“潜规则”的认识和接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她们丧失了《人到中年》中陆文婷式的追求和奉献，也没有了《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对爱情的执著，却有点儿类似于卫慧、棉棉们的快感宣泄，但她们又没有上海酒吧、咖啡馆中的那种从容，而是在某种外力的驱迫下，有些屈辱地面对、认同了世俗的情欲观。在这种情欲观里，天荒地老、生死不渝成了奢侈，携子之手与子偕老成了幻想。苗小慧们清楚地认识到了男女两性的根本区别：男性占有精神的、肉体的、经济的、社会的优势，女性拥有欲望的、短暂的青春资源，二者若要“优势互补”则必须让渡部分权利、优势，并达成某种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否则，纵使你青春貌美、佳丽二八，也经不起时间和社会的摧残。有了这个社会背景，我们再来看柳依依、苗小慧们的沉溺小我、“爱”生“性”死的生活，就不难理解小说所具有的批判锋芒和反思价值，正如小说所表达的：“欲望优先，这是一个世纪性错误，又是一个世界性错误。”[11]
阎真的小说创作始终保持着对人的灵魂的聚焦，关注它的挣扎、战栗、扭曲、畸变，由此而透视出一个时代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最深刻的规约。阎真认为：“时代变了。市场经济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套价值系统，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功利化的价值观以市场为依托成长起来，获得了道德的合法性，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市场化的力量造成了我们生活中精神价值的失重，物质化、功利化的价值观，占据了人们的心灵空间，成为了新的理直气壮的行动原则”[12]。这与其说是作家对小说创作动机的叙说，不如理解为他创作的基点更为准确。也就是说，表现灵魂的复杂与无奈，解释内心的矛盾与异化，是阎真小说极其重要的精神内核。也正是因为这样，阎真小说在返回内心、走向存在的过程中会选择一些与之相适应的艺术手法。《因为女人》集中体现了作家的这种艺术追求。
阎真以手术刀般的精准，侧重于对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性知识分子丰富、隐秘而紊乱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领域的开掘。小说凭借主人公柳依依所面临身体、心理压力的自我格斗、安慰和逃避，来凸显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对自我灵魂的侵蚀与垄断。这使小说叙述充满了极大的张力。在小说中，阎真所强调的，不是巨大社会转型的现象本身，而是这种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嬗变、情感和灵魂的异化。这是一种受着社会转型的现实情境影响、辐射至人们心理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趋势。阎真着力描摹的不仅是人们面对社会骤变而导致的追逐金钱、物欲横流的历史深度，而且还有她们身处文化茫然、道德失衡的消费时代里的尴尬、痛苦与沉沦。为了更深刻地揭示出当代知识女性的灵魂负重，小说的叙述超越具体的生活表层，而充满了对人性零落的观察与对时代巨擘下女性现实处境的体悟。柳依依、苗小慧们的喃喃自语更像是对商业时代下女性命运的玄想，深入了人性的深处。小说对女性隐秘内心的刻画十分突出，既有轻柔幻梦的沉醉，又有紧张跳跃的激情，更多的则是经历世事沧桑后的冷峻与反思，将人的灵魂逼入一个狭小的角落，进行淋漓尽致的把握。对知识女性命运充满同情的阎真，不是以史学家的理性目光进行讽刺、批判，而是让一群女大学生在读者面前展示自己曲折、坎坷的情爱之路和价值观念的变异，然后由作为过来人的苗小慧们作为转型时代的亲历者，痛苦地宣告了这个时代里女性的命运：“他们看我们，不管他自己是在青年中年还是老年，终生只有一种眼光，那就是年轻漂亮。我们谁又能永葆青春呢？这不是迟早要上演的人生悲剧吗？”[13]阎真在保留着女性人物特有的细腻、柔美的内心体验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将她们的悲剧命运推向了一个极致，作家在痛快淋漓、直入内心的灵魂叩问中，使小说与转型时代的社会现象、思想变迁、女性情感等方面实现了完美的融通。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说阎真是一位时代的雕塑家，他选择了这个时代里最富有象征性、私密性的情感的种种瞬间，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阎真对语言的驾驭已经逐渐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作者注重小说中人物对话的动作性，打破平面、单一的语言状态，以推动小说叙事的发展和增强情节的密度。阎真从他的《沧浪之水》中就已经表现出对语言动作性的尝试，池大为在坚守与背弃传统文化信念中的艰难思索，其实就包含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他的内心深处的交锋，孰胜孰负，语言间已见分晓。到了《因为女人》，作家对小说语言的动作性试验更是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几乎都具有丰富的潜台词，这既符合女性委婉表达的习惯，更是对传统文化大势已去而躯壳犹存处境的揭示。例如，小说写到柳依依与电视台记者秦一星发展婚外情时，采用的是模棱两可、富于潜台词的语言，这既符合柳依依的女性心理，也是对同为知识分子的两人欲说还羞情态的生动展现，更为重要的则是以富于力度的语言化动作揭示了人物心理的蜕变、时代文化的制约。这部小说没有周立波《山乡巨变》等作品中冷僻方言的困扰，虽然也用湖南方言，却能巧妙地融合于书面语言之中，以凝练、幽默的语句传情达意。阎真小说的语言总能纳入一些新鲜的语词，鲜活明快，五味杂陈，令人悦目，具有想象性张力。且看小说开始，柳依依突然被唤醒的对初恋情人的回想：“一种记忆陡然鲜明起来，像一头抹香鲸刷地跃出海面，显出那清晰的身姿，在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诸多这种富于想象力的句子，形成了小说的表述风格。将《因为女人》与同样属于知识分子题材的《围城》《洗澡》《所谓教授》等做一比较，我们更能在时而插科打诨、时而细致刻画哲学思考的句子中捕捉到一种综合了儒雅与世俗、普通话与方言、知识分子话语与小市民语句的独特表达方式。在时而嬉笑、时而怒骂，时而俗俚、时而深沉的“变奏曲”中，我们的情感也在现实与理想、欲望与高尚、肤浅与深邃之间不断往返。
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的集中涌现有着复杂的社会转型背景与文化语境，作家们凭借着对社会生活的独特体验、观察时代的别样视角和审视知识分子内心的罕见力度，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一群处于价值悬空状态的知识分子群像。这些作品对转型时代复杂灵魂境遇的尖锐拷问和对新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刻反思，使其充溢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意味。这些知识分子小说为当代文学史人物画廊提供了新的元素，并努力朝着文学的精神方向持续探索，引导我们思考着时代与精神、沉沦与救赎等终极性的命题。在平面化写作日益泛滥、现实主义沦为表现物欲载体的今天，这些作家的持续努力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