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概念背景：灵活性和区域制度

一 灵活性假设

在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和本地企业的经济活动大多位于价值链的低端。因此，他们并不需要先进的技术能力，但需要成本效益。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如消费电子、IT、食品加工、纺织）具有成本效益，企业需要特定的能力，集中投入（资源）在其生产过程中，这个生产过程超越了弹性专业化和精益生产的概念。因此，侧重于企业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灵活性的概念要优于在文献主流中对低成本与高技术能力的两分法。

灵活企业组织的基本原则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分析。本文假设，大珠江三角洲的“成本和时间敏感性生产”嵌入分散的全球价值链中，并因此主要受益于非正式机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灵活企业组织是一个组织创新，并通过抓住机遇和应对动荡市场的不确定性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分析灵活企业组织的非正式机制必须适当地考虑其制度基础。制度和治理将在一个非正式/正式和空间（全球/国家/城市）连续体中进行分析，而不仅局限在一个二分法中，这种二分法已被证明不足以抓住非正式的各个方面。

特大城市区域密集多样的投入品市场被认为是最为适合灵活企业组织的营商环境。灵活企业的战略不仅依赖于区域市场的存在，反过来也影响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它们会对大型城市经济体产生巨大影响。灵活企业组织的影响存在于劳动和人力资本、商业金融和技术转让等不同的领域。最重要的是，纽带机构（如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KIBS）和社会机构（如关系网，转化集体和社会资本的非正式网络、社会资本）由于可稳定投入品的灵活性集中度而发挥着重要作用。灵活企业组织的分析框架如图2-1所示。各方面将在以下讨论中进一步阐述。

图2-1 特大城市区域灵活企业组织的全球和国家非正式机制概念框架

二 灵活性企业组织和保持竞争力

企业组织分析从企业的边界定义展开。学术界两个不同学派分别从交易成本和不对称信息的角度对企业的存在进行解释。大多数的经济决策缺乏信息和具有不确定性，由此产生了各类机构（如企业、政府、大学等）（Arrow，1974）。因此，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不是要解释企业为何存在，而是构建一个模型来预测特定企业的内部和外部运营的最佳组合。

（1）企业的契约边界

交易成本经济学（TCE）分析了企业组织的内部机制，由此打开了企业分析的“黑匣子”。Williamson（1975）根据Coase（1937）的早期著作《企业的本质》提出TCE。提出TCE的目的是解释生产过程中哪部分可在企业层次内垂直整合，或是可通过市场采购。交易成本（TC）是市场不完善的结果，这是由于经济行为者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基本假设。在Williamson的框架中，交易成本是由三个变量决定的：频率、不确定性和交易的资产特性。交易成本越高，工序就越有可能被垂直整合。

因此，TCE对企业组织的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如应用于解决企业是整合部分价值链还是外包给分包商的问题（Grossman and Helpman，2002；2005）。这一模型也适用于解释外包给中国时，外国所有权和本地投入品控制的分离（Feenstra and Hanson，2003）。然而，在理解塑造经济行为者的行为的非正式制度（如信用、声誉）时，该模型存在不足。

TCE的观点通过与Stiglitz联系紧密的（Stiglitz，1984；Greenwald and Stiglitz，1986）不对称信息（AI）视角得到扩展。Akerlof（1970）首先分析二手汽车市场的不完全信息的影响。市场参与者获得的产品信息存在差别。因此，交易很可能承受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供应商传达信号和顾客甄选的不同模式可以减少这种风险，并往往与非正式相结合。在发展中国家，信息不对称被认为最明显（Stiglitz，1986）。

两种观点都是从组织的二元角度（市场与层次）去理解，而最近的研究强调混合组织（如网络、非正式契约）作为一种独特的形式来协调经济活动（Powell，1990）。由于大型层次结构不能灵活应对全球市场的竞争变化和创新的阻力（锁定），网络化的组织形式在经济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网络中，依靠关系、互利和信誉的相互依存进行沟通和协调，并主要基于非正式机制。混合形式的组织在减少经济互动的不确定性方面被认为具有极大的潜能（Koppenjan and Klijn，2004）。

（2）灵活性企业组织的非正式基础

如上文所述，本文旨在考察持续竞争优势（SCA）可以通过灵活性和非正式体制的使用获得的假说。灵活性企业组织的非正式基础将从企业组织的资源基础论开始讨论。

企业的资源基础论（RBV）关注的是使企业更有效生产最终产品的资源（如资产、能力、组织流程等）。Barney（1991）将企业的资源分为三类：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资源。企业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实现对其竞争对手的持续竞争优势，即不能被竞争者模仿的独特的竞争地位（Poter，1996）。Hoffman（2000）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关于持续竞争优势定义的综述。因此，以非正式程序（如规划、控制和协调系统、企业内部关系和与环境的关系）为基础的独特企业战略被认为是优于单纯的以正式程序为基础的战略。

灵活企业组织是一个影响企业竞争地位的创新组织。它超越了成本竞争力和产品差异竞争力的一般概念（见图2-2，Poter，1996）。在21世纪，一个关于企业战略的报告运用了灵活性概念（Iacocca Institute，1991）。此后该报告的作者之一（Kidd，1994）将其普及。以他的著作为基础，灵活性企业组织被定义为“机智、快速、主动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以获得竞争优势的组织能力”（Bessant et al.，2002）。这是与弹性或精益生产等类似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Gunasekaran and Yusuf，2002）。然而，这些概念主要讨论限制企业的活动在核心能力内以加快生产过程（Kidd，1994）。灵活企业组织侧重于组织和管理结构的一体化以增强企业能力。因此，它是一种行为模式而不是具体的反应或结果（Bessant et al.，2002）。

图2-2 灵活企业组织对竞争地位的影响

灵活性企业组织与生产系统最新的变化紧密相连。Piore和Sabel（1984）所描述的新兴的工业生产的网络结构为灵活且专业的中小型企业（SMEs）提供了竞争优势。在这个生产模式中，资源的所有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从哪里获得资源以及如何在生产网络中管理它们（Hakansson and Snehota，1997）。知道是谁以及知道在何处正在变得重要，甚至比知道如何管理更为重要（Harryson，2002）。如果生产和分销过程的资源（如劳工、金融、市场准入）由企业外部的网络结构支配，则需要采取非正式的做法（Cheng and Gereffi，1994）。因此，灵活性的非正式基础是企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程序的灵活组合集中物质和人力资本资源的组织能力，这将会在下一章举例说明。

（3）新兴工业化地区的灵活企业组织的资源和能力

在发展中国家，以企业为中心的观点必须以技术能力的发展和后起企业的概念（Mathews，2002）为基础（Lall，1992）。后起企业大多缺乏必要的资源以实现持续竞争力。因此，后起企业必须联系其他行为者来创造机会利用资源。例如，OEM分包商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客户的信息。为了将知识内在化，即学习（Viotti，2002），后起企业需要充足的吸收能力（Cohen and Levinthal，1990）。这样，后起企业可以扩大其技术能力，并利用外部资源获得持续竞争优势（Mathews，2002）。

然而，这种发展是不容易的。它依赖于管理能力、企业家行为和体制架构来充分利用资源（如建立联系的机会、资源转让的渠道、正式和非正式的体制障碍）。企业的能力基础论——以Veblen（1898）的想法为基础——扩展了对企业的竞争力所需要的资源分析。它指出企业利用这些资源所需要的能力，即如何将其资本化的能力（Foss，1998）。因此，它是与有限理性和创新学习的概念密切相关的。

管理能力与企业家行为密切相关，即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的警觉性以及运用模仿或创新发掘赢利机会的能力（Kirzner，1988）。Yu（2000）已阐明，香港和珠三角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精神与其他地区有显著的不同。其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创造新型模仿抓住机遇的能力。香港的后起企业比早成立的企业在攻占市场时更灵活（游击企业家精神），并懂得利用香港与内地的区域套利和协调的优势（Yu，2000）。珠三角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环境有利于促进灵活企业组织的非正式机制的企业家战略。

除了战略和能力，灵活企业依赖于体制架构以利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资源。它们试图根据市场需求波动集中投入。比如需要的灵活性体制有：灵活或低规制的劳动条件，改善高技能员工的服务期限和忠诚度的奖励制度，多样的融资方法，灵活的审批程序，宽松的知识产权和环境要求，稳定灵活性所带来的市场波动的社会资本（如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