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其地理区位、生产要素以及政策先行等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全球各地大量的产业在本地集聚，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所谓“增长的奇迹”。1978年至今，珠三角地区的GDP由84.55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47847.25亿元，增长近565倍，平均增速高达20.04%（全国平均增速为9.87%，见图1-1），2012年人均GDP达到84563元（全国人均GDP为38354元），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1-1 1979～2012年珠三角和全国GDP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整理。

关于珠三角“增长的奇迹”的原因，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有推力和拉力两种观点：一种是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自下而上地推动经济增长，以顺德、南海等地区为代表。改革开放以后，珠三角的农村地区通过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生产率，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被解放的同时也逐渐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工业化成为农村发展的新方向，乡镇企业成为农村工业化生产的重要支柱，其比例从1980年的14%飞速上升至1990年的45%，“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成为当时农村工业化火热开展的真实写照（李郇、黎云，2005；许学强、李郇，2009）。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权制度改革使乡镇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迎来了新的高潮，民营经济成为推动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另一种是外商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以深圳、东莞等地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初，在珠三角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优势的吸引下，港资企业成为进入珠三角地区的第一批外商投资企业（主要以“三来一补”的企业形式为主），它们利用香港这一国际贸易窗口，形成“前店后厂”的地域经济空间模式（薛凤旋、杨春，1997）。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台资企业为主的IT企业进入珠三角地区，成为珠三角地区第二大外商投资来源；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20世纪90年代后期珠三角地区又承接了新一轮的以欧美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产业和资本转移，形成全方位的外向型经济格局（李郇、丁行政，2007）。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珠三角地区，不但带来了区域发展急需的资本要素，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知识、经验和管理理念，为珠三角的经济腾飞奠定了重要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期，珠三角地区外资对GDP的贡献曾经一度高达20%，外商投资是珠三角地区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见图1-2）。

图1-2 珠三角FDI与民营经济占GDP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广东省统计年鉴》、《珠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报告》整理。

无论是乡镇企业主导的推力模式还是外商投资主导的拉力模式，现有的研究在关注珠三角地区时仍然更多的是强调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优势对于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由产业集聚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下的企业之间的互动和学习过程，以及地方特殊的制度文化环境对于本地企业特有的生产、贸易和学习模式产生的重要影响（符文颖、李郇，2010；2013）。事实上，在珠三角经济腾飞的背后，存在着两个非常重要的成功因素，一是本地企业在全球化与地方化力量下形成的特有的生产和贸易模式，增强了企业在面对全球性市场变化时的灵活性；二是以产业集群为载体开展的大量的技术创新、学习和升级活动。这种技术创新与学习活动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紧密联系，并受到地方特有的制度文化的影响。这两个因素是珠三角获得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珠三角之所以可以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快速恢复，也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全国与珠三角地区创新指标对比如图1-3所示。

图1-3 全国与珠三角地区创新指标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统计资料汇编》、《广东省统计年鉴》整理。

与此同时，在珠三角的内部，也存在着以东莞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与以顺德为代表的内源型经济之分。外向型经济对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变化较为敏感，而内源型经济则更依赖于本地产业集群内部的创新与学习过程。通过对比2008～2009年顺德与东莞的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变化（见图1-4），我们发现与东莞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相比，顺德在全球经济危机过程中基本实现平稳过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本地的创新与学习过程对于区域经济弹性的重要性（符文颖、李郇，2013）。

图1-4 全球经济危机对东莞与顺德的影响对比

现有对于珠三角区域创新与学习的研究，以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等学科为主，主要存在集群和企业两种视角。其中，在集群层面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主要关注集群的组织间学习过程（王珺，2002；朱彬钰，2009）、政府和创新组织的作用（王珺，2005；丘海雄、杨玲丽，2008；王珺、岳方敏，2009；）、技术扩散（李小金，2009）等，而在企业层面上，则比较注重企业内部的创新研究，如吸收能力（邓颖翔、朱桂龙，2009）、组织学习（谢洪明，2005；曾萍等，2011）、社会资本（谢洪明，2006）等。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不同，地理学在集群层面上主要关注的是区域的制度文化环境对于集群企业的互动学习的促进作用，认为区域应该为创新活动提供载体和平台，并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MacKinnon et al.，2002）。区域支持其内部主体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能力已经成为区域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而产业集群是区域创新活动的主要载体，创新所具有的地域连续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决定了企业跨越组织边界，利用外部性进行集体学习。由于临近性的作用，集体学习具有空间的概念，并且是一个公共产品（Buchanan，1965），也就是说，创新知识在企业边界外积累，并对所有在联合体内的企业具有可进入性，而对于在联合体之外的企业具有排他性。Capello（1999）指出，集体学习是集群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其形成需要两个基本条件：首先，本地企业必须具有一定的战略意愿以加入联合体中获得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其次，本地企业必须有足够的内部能力利用集体学习。

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Macleod，1997；Keeble et al.，1999）、非贸易相互依赖（Untraded Interdependencies）（Storper，1995；1997）、区域弹性（Regional Resilience）（Hudson，2010）等一系列概念都是用来反映制度环境特别是非正式制度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学习活动的重要影响（刘炜、李郇，2012）；在企业层面上，地理学主要关注的是企业的外部联系与创新行为，如企业的敏捷性和灵活性（符文颖、李郇，2010）、企业的创新联系与网络（刘炜等，2010）等。实际上，这样的研究视角和主题与地理学研究区域创新的理论基础——地理临近（Geographic Proximity）与关系临近（Relational Proximity）有着密切的联系（Boschma，2005）。

地理临近，即认为创新主体之间在空间和地理上的相互临近对于创新活动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经济地理学解释集群技术创新发生机制的一个重要视角，其思想来源于地理学的“距离衰减论”，即社会经济活动的强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经济地理学界的“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Amin，1994；Macleod，2001）。地理临近对于创新和学习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基于社会关系的互动过程，因而面对面的交流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至关重要（Staber，1996；Bathelt，2004）。同时，技术创新所依赖的知识分别有编码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和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French，2000；Howells and Roberts，2000）。编码知识可以通过书本、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很方便地进行传递，但意会知识蕴藏在人们的“意识”和“经验”当中，很难交流和用语言来充分表达，它只能通过“实践”（Practice）来产生，通过“体验”来获得。不仅如此，意会知识的有效分享依赖于信任与合作，它只能在一个共同分享的语言、价值、文化的特定社会情景下才能实现。因此，意会知识的形成、获取、扩散就对地理临近与面对面的交流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它难以进行长距离的交换，在地理空间上相对来说不容易被传播（Gertler，1995；2003）。第二，区域的社会文化、制度、惯例以及各种机构集聚在一起能够产生“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可以大大促进技术创新活动的进行（Amin and Thrift，1992；MacLeod，1997）。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机构，包括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地方商会、培训机构等，为社会网络中的各种本地化的互动提供了基础，而这种“制度厚度”的出现正是地理临近的结果。第三，地理临近是产生其他各种“临近”的基础，如认知临近、制度临近、组织临近、社会临近等，这些“临近”的共同作用，是企业在区域内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基础。

关系临近的视角来源于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自20世纪90年代起，组织间关系和网络的分析就成为区域创新研究的重要视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为以Dicken、Yeung、Coe等学者为主的“曼城学派”，通过对“关系资产”（Relational Assets）、“关系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关系尺度”（Relational Scale）等概念的理论构建，希望在创新主体之间构建起动态的关系几何以理解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Yeung，2005）。关系临近旨在突出区域中各类创新主体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关系资产，主要是指区域技术创新活动中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的各类社会资本、制度、惯例等，可以减少创新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其核心概念包括“贸易与非贸易相互依赖”（Traded and Untraded Interdependencies）、“创新氛围”（Innovative Milieu）等；第二，关系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即创新主体之间存在的各种正式与非正式联系及其形成的创新网络，这种创新网络是创新主体之间传递各类技术、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这种关系还存在着空间尺度上的差异和联系。在经济地理学早期的研究中，区域尺度上的关系更多地得到了关注。随后Bathelt等认为区域尺度的关系固然重要，但跨区域的关系与联系也同样重要，他尤其强调了“全球通道”（Global Pipeline）的作用，全球通道主要是指将技术和知识通过关系渠道实现跨区域的传递，Bathelt认为全球通道是编码和意会知识实现跨区域扩散的重要渠道，只有将“全球通道”与“地方蜂鸣”（Local Buzz）等联系起来，才能正确认识技术创新的空间过程（Bathelt，2004）。

以地理临近和关系临近为起点，我们发现珠三角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模式是一种依赖于非正式联系的创新模式。在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珠三角地区的技术创新活动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集群企业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快速的技术进步，以家电产业为例，美的、格力等企业已经基本掌握了家电产业大多数的核心技术；另一方面，大多数企业的技术创新仍然主要是以特征为模仿和学习的“二次创新”为主。那么，为什么珠三角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会呈现出技术进步快而原始创新不突出的特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非正式联系在珠三角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里的非正式联系与正式联系是针对技术创新而言的。正式联系是指集群企业之间形成的基于正式合同的创新联系，如战略联盟、合资等形成的企业间的创新联系；非正式联系则是指没有正式合同的创新联系，如企业衍生、人才流动等形成的基于社会关系的创新联系（刘炜、李郇，2013）。

非正式联系能在珠三角集群企业的创新活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原因是非正式联系对于企业而言是非常便捷的交换技术和知识的方式。在知识产权制度和法律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要获得创新所需的技术和知识，必须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正式联系的方式，如购买专利、合资授权、组建战略联盟等，并付出相当大的交易成本。而这一成本对于珠三角大多数以生产和加工为主的中小企业而言是难以承受的。不仅如此，签订正式合同、协商交易成本是非常烦琐耗时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效率和灵活性（符文颖、李郇，2010）。因此，对于珠三角大多数企业而言，通过非正式联系从集群内部的其他企业或者国外客户获得技术信息和知识无疑是最为便捷和成本最低的方式。举例来说，一家企业如果想获得创新活动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和知识，它首先想到的是通过非正式联系的方式，比如通过某技术人员与前同事之间的私人关系，或者直接以高薪挖来其他企业的技术人员获取所需要的技术和信息，而不是通过购买专利等正式联系来获得。众多研究已经表明，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集群相比，非正式联系对于珠三角产业集群企业的创新活动要重要得多。当然，转型期我国尚不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珠三角集群中广泛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是导致非正式联系在珠三角产业集群广泛形成的重要因素（刘炜、李郇，2013）。

为了全方位了解珠三角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和德国汉诺威大学经济与文化地理系共同合作开展了“大珠江三角洲电子产业转型与竞争力对策研究”系列课题，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的形式，分别对香港和珠三角地区的电子企业进行调研。本次调研分为香港和珠三角两部分：香港的调研在2007年8～12月进行，香港贸易发展局提供了4640家在珠三角有生产设施的香港中小电子企业数据库，随机抽出3000家企业样本进行联系，并委托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与其中104家企业做了面对面采访，并完成标准化问卷，调查主题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生产与客户网络组织特征。“前店后厂”模式使香港和珠三角企业实现双赢，三十年后，香港企业的生产与客户网络组织特征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但仍然在全球客户与珠三角本地生产企业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

第二，跨界制度多样性与企业灵活性。香港与珠三角之间存在着跨界制度多样性——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为了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和快速的商业环境变化，企业需要提高在灵活性方面的竞争优势。因此，在客户和供应商关系治理、寻找新的客户、解决纠纷等多个方面，香港企业越来越多地采取非正式方式以提高企业的灵活性。

第三，产学研合作与创新政策的作用。香港的经济增长被认为主要依靠将企业布局在生产成本较低的珠三角而不是其技术上的领先。然而，自1997年起，香港特区政府明显地转换了其角色，从一个单纯的制度设计者转变为实施广泛创新政策的积极的创新促进者。这些政策期望增强企业的创新激励，就像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如韩国、中国台湾一样。同时，香港的创新政策不仅仅是促进一般意义上的创新活动，而是专注于促进与创新活动相关的产研联系。

珠三角的调查由中山大学城市和区域研究中心实施，分别以2007年、2009年和2011年三个时间节点，以珠三角核心城市和部分外围城市为调研地点对大珠三角地区电子企业的灵活生产特征、集体学习和产业升级转型策略等进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