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化冲突与跨文化策略

在文化冲突与跨文化策略层面，学者们致力于为解决文化冲突问题寻找可能的突破口。

美国非洲裔学者科尼利厄斯·普拉特（Cornelius B.Pratt）和巴基斯坦学者那迪·阿卡塔尔（Nadeem Akhtar）将误解作为文化间性的人为产物或跨文化限制加以检验，并发展一套能够更好地反映学生课堂关注的概念框架。文章基于两个教学交流模型：教学交流一般模型、教学信念模型，以及两个跨文化敏感度模型：跨文化交流能力模型、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深入研究针对中国大学课堂的教学框架并提出对策。加拿大学者简·杰克逊（Jane Jackson）现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她以校园跨文化冲突的研究来解释跨文化冲突的来源以及跨文化冲突能力的核心要素。跨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以多元文化视角看待陌生行为、交流适应能力、建设性冲突交流技能等实践能力可以对群体的文化冲突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刘峰认为，“和谐”理念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追求，具有普世性特征的“和谐”价值理念因此也是跨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基础。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陈正对德国社交网站上“中国梦”的传播观察发现，社交媒体具有人际互动、效应叠加、情感分享和传播迅速等优势，若能利用好以“人”为节点进行信息传播的特点，“中国梦”的国际传播更容易进行口碑传播。斯里兰卡苏迦士研究了驻斯里兰卡中资公司工人的跨文化关系，发现中国工人与斯里兰卡工人的关系始终停留在人际交往的最低水平。

从整本书而言，简·杰克逊提出的“建构性的边缘性”（即具有重要的跨文化传播经历和能够避免对他者施以武断评判的能力）最具研究指向性，这一概念告诉我们，最有益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就是帮助人们获得“建构性的边缘性”，通过认识到多重文化视角从而在不同情形中实现协商，更好地处理跨文化传播冲突。如果我们的研究把人们导向“单一文化”，或“封闭性边缘性”，则会导致更多的不安与困惑，也就无从以一种富有意义的方式来管理文化冲突。

在一个娱乐化的时代去体验文化冲突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令人称奇的是，每一位研究者都以飞蛾扑火般的姿态拥抱了这份痛苦。可以理解的是，痛苦的深处是文化冲突的深度再现，而这种深度再现便是跨文化传播的问题所在，亦是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生长点。我相信，有了这份勇气，我们一定能为人类的自由交流找到呼吸的空间。

[1] 邮件访谈日期2013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