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跨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

在跨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层面，学者们针对移民和跨文化旅居者的文化适应问题，提出了一些引人思索的新见解。

跨文化适应理论的奠基人、加拿大学者约翰·W.贝利（John Berry）进一步注意到移民文化适应和文化调适间呈现出日益复杂的关联。他的研究证明，文化整合作为多元文化政策，被证实是文化适应的最佳方式，因此，包括移民和大众社会的成员都应当明确整合策略和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以避免其他文化适应策略的缺陷。澳大利亚印度裔学者拉马斯拉米·哈林德耐斯（Ramaswami Harindranath）对庶民和国家主权政治进行的考察发现，“文化多元主义”某种程度上加深了文化间的敌视和偏见，但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之间通过合理的对话实现了对于国家和主流文化的重构，正如主流话语不断标榜其主导文化的称号，其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论述也是有问题的，一个未知的“多数派”与作为少数派的“他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被问题化和解构。相对边缘的移民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实践方式在居住国会发生怎样的转变？瑞典学者延斯·奥尔伍德与俄罗斯学者帕瓦·罗丁（Rodin Pavel）通过研究在瑞典生活的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移民的经历，发现跨文化旅居者适应新文化的过程。研究发现移民对文化变迁的13种描述：饮食习惯，穿着习惯，热情好客，情感表达，冲突行为，文化认同，友情和与社会联系，宗教，语言，非语言交际，性别平等，信任和隐私。新西兰学者科林·沃德（Colin Ward）描述了“文化休克”近半个世纪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的进步，文章认为，所有的跨文化旅居者都面临着情感和行为上的挑战，而要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就需要在心理和社会文化上做到双重适应——既要“感觉舒服”又要“过得舒服”。压力和应对理论以及文化学习范式为解释潜在的文化适应机制提供了理论框架，与之相关的研究也阐明了跨文化适应得以提高的途径。我和刘欣雅共同进行的“边缘人经验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调查表明，每一种类型的边缘人经验都给跨文化传播研究带来了可见的影响：第一，有边缘人经验的学者表现出共同的亲边缘人的“情感结构”，进而对主流文化建构的不平等更为敏感；第二，他们先从第一手经验谈起，然后再加上他们的其他发现；第三，他们对改善边缘人的社会地位有更多的政治建议和社会行动建议；第四，吊诡的是，研究者往往会抗拒这种被边缘化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