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主要概念的界定

一 环境政策的界定

本书的“环境政策”包括：行政命令型、市场工具型、信息披露型等三类环境政策。行政命令型环境政策包括环境标准、排放目标、政府污染减排支出等；市场工具型环境政策包括税收、收费、可交易的许可证、不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等；信息披露型环境政策可根据披露内容和方式进行分类，要求企业以报表形式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

本书研究中，选取了各类环境政策中的代表性政策予以重点研究。在数理模型研究中更是如此，这样做既能充分反映各类环境政策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中的激励作用，更可使模型简洁、清晰；在计量实证与政策模拟研究中，由于模型的包容性和相对易处理性，除了选择数理模型中的代表性环境政策外，适当增加几项环境政策，可以更加全面、充分地研究与揭示环境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二 经济发展的界定

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即称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以，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容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比经济增长更为全面、更为丰富。

就当代经济而言，发展的含义相当丰富复杂。发展总是与发达、与工业化、与现代化、与增长交替使用。一般指称的经济发展包含四种含义：经济增长、结构变迁、福利改善、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因此，本书的“经济发展”，主要包含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两方面，并紧紧围绕这两方面展开相应研究。之所以这样界定，出于如下两个原因。

第一，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即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统筹兼顾。

第二，科学发展观体系的本质特征强调国家或区域的“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要求经济发展必须兼顾数量维（发展）、质量维（协调）、时间维（持续）的协同发展，而就“发展”“协调”“持续”而言，首要的就是保护环境。

三 环境政策“传导机制”的界定

本书的“传导机制”包括：传导路径、传导强度两方面。所以，本书不仅研究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传导路径的存在性，还研究不同传导路径上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传导性的强弱，以及不同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传导强度（即政策绩效）。具体表现为对如下3个命题的分析与论证。

命题1：传导路径确是存在的。即环境政策激励生产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传导路径是可以存在的。存在性取决于环境政策参数、要素的弹性与溢出效应临界条件满足与否，且均衡增长率由环境政策参数、要素的弹性与溢出效应共同决定。

命题2：传导强度是可度量的。即不同传导路径上给定环境政策组合激励生产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度是可以度量的。度量指标为均衡增长率对要素产出弹性的偏导数和给定环境政策组合下相应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

命题3：政策绩效是可比较的。即不同环境政策对均衡增长率的影响强度可以比较。用均衡增长率对环境政策参数的偏导数和均衡状态下环境政策参数所必须达到的增长率和要求加以度量。

四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界定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江西省3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省近50%的人口，创造了60%以上的经济总量，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年均入江水量达1450亿立方米，约占长江径流量的15.6%，主要河断面水质长年保持在Ⅲ类以上。然而，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相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综合经济实力不强，且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能源资源需求大幅增加，节能减排任务越发艰巨，环境保护压力更加突出。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日益加重的水体污染使保护“一湖清水”的压力不断增大；同时，长期低水位助长的血吸虫病正威胁着湖区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界定如下。

①区域范围：包括南昌、景德镇、鹰潭3市，以及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市的部分县（市、区），共3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为5.12万平方公里。

②合理进行功能分区：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的不同特征和经济地域的联系，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划分为湖体核心保护区、滨湖控制开发带和高效集约发展区。

③科学制定“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原则：坚持规划的统一协调性，强化规划管理，发挥规划的先导和调控作用；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全面规划和推进鄱阳湖区域内城乡交通路网建设；打造中心城市品牌，突出其核心作用，统筹城乡发展，积极有序推进村镇建设规划；实施“五个一体化”，打造鄱阳品牌，做强东岸区域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