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美国对意大利重建的支持和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意大利遭到极大破坏，政治上接受盟国占领和管制，意大利政府没有独立行政的权力；经济上一片凋敝，民生难以为继。因此，在进行对意和约谈判的同时，美国还密切关注意大利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支持意大利通过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制度问题，通过经济援助支持意大利启动重建。在重建过程中，美国的目标主要有两点：一是将美国的影响进一步渗透到意大利及地中海地区；二是阻止意大利共产党力量的进一步加强。
一 意大利政治重建与美国的支持
根据1943年莫斯科宣言，盟国对意政策必须以下列基本原则为基础，即“必须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及其一切流毒和恶果，使意大利民众具有充分可能按照民主原则建立政府机构和其他机构，吸收意大利民众当中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各阶层代表参与政府，保障意大利民众自由选择自己国家政体的权利”[54]。因此，美国政府在战争结束后必须密切关注以下两个问题：（1）肃清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及其残余；（2）按照民主原则建立意大利联合政府和民众自由选择国家制度的问题。其中意大利制度问题是美国政府关注的中心，美国的目标是重建一个议会民主制的意大利，保障意大利民众自由决定政府最终形式的权利。
第一，关于消灭法西斯主义及其残余的问题。
原则上，盟国承担消灭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任务，但该任务实际上非常复杂、混乱。盟国关于消除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术语有两个，分别是“去法西斯化”（defascistization）和“肃清”（epuration）。“去法西斯化”是指从各行各业中清除法西斯主义残余，“肃清”是指从政府和国家结构中肃清法西斯官员。但意大利当局认为，“去法西斯化”是开除那些为法西斯政权服务的人，而“肃清”则是指惩罚建立或保护法西斯政权的罪行。在与意大利政府磋商后，盟国决定“肃清”主要由意大利政府处理，盟国在“去法西斯化”方面负有部分责任[55]。
墨索里尼倒台后，意大利民众要求迅速且猛烈地打击法西斯分子，但任务非常艰巨，因为经过20年的发展，法西斯主义已经渗透和控制了意大利国家生活的每个部分，市政部门的所有重要职位都由法西斯分子把持，进行肃清会使意大利整个国家陷入瘫痪。因此，巴多利奥政府决定从中央开始行动，再向外围扩展。1943年8月，巴多利奥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肃清一些最为重要的法西斯政府组织，如取缔国家法西斯党（National Fascist Party），宣布法西斯大委员会（Fascist Grand Council）非法，从所有公共机构和协会中删除“法西斯”一词。但这些行动都是表面的，并没有肃清法西斯罪犯。
1943年9月，意大利签署停战协定，规定意大利政府承担肃清法西斯主义的主要责任。意大利政府同意解散所有法西斯组织，并按照盟国的要求取缔法西斯机构，解雇和扣留法西斯人员，控制法西斯分子的资金，镇压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和教义。虽然意大利政府承担肃清的主要责任，但盟国有责任确保意大利执行这项政策。逃往布林迪西后建立的巴多利奥政府进一步推行肃清法西斯主义的行动。
罗马解放后，在博诺米政府领导下，肃清法西斯主义的行动继续进行。除当局的行动之外，意大利的反法西斯分子、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游击队员都积极参与肃清法西斯主义运动，特别是反法西斯政党中的左翼政党。
随着战争的结束，盟国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美、英两国越来越关注苏联的意图和西欧各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极为担心共产主义将威胁到意大利这个地缘政治至关重要的国家。这种转变对盟国肃清法西斯主义的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肃清行动逐渐被抛弃，甚至被美、英两国看成是对抗共产主义的障碍。美英逐渐不信任意大利左翼政党，转而依靠对去法西斯化采取保守方式的中间派政党。
1946年3月1日，盟国委员会被废，肃清法西斯主义的责任就完全落到意大利政府身上，盟国的责任从保障意大利政府肃清法西斯主义转向保证意大利的政治经济稳定以阻止共产主义。在6月的意大利制宪会议选举中，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获得的总席位数令美国不安，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战胜了对法西斯主义残余的关注，这导致肃清不充分，新法西斯党——意大利社会运动（Italian Social Movements，MSI）成立[56]。
第二，关于按照民主原则建立联合政府和民众自由选择国家制度的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君主制或共和制问题；二是自由选举和联合政府问题。意大利解放后，盟军和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之间产生了很大分歧。一方面，盟国害怕意大利过于独立和爆发“红色革命”；另一方面，盟国也担心意大利的制度问题，因为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各政党都没有提到公民投票决定制度问题的可能性，而强调制宪会议作为决定意大利国家形式的必要机构。六个反法西斯政党召开的巴里（Bari）大会也要求成立制宪会议，并要求通过制宪会议选举方式来解决意大利的制度问题，以此作为参与巴多利奥政府的条件。虽然美国政府担心制宪会议方式并不能保证意大利民众自由选择政体的权利，但考虑到避免意大利出现内战，国务院倾向“赞成接受制宪会议方式的政策”，英国也表示同意[57]。5月26日，国务院给英国使馆递交一份备忘录，重申两国政府保障意大利民众自由选择政府形式权利的承诺，要求意大利“尽快建立令人满意的选举机器进行制宪会议选举”[58]。
1945年6月21日，以行动党重要领导人费鲁乔·帕里为总理的六党联合政府宣告成立，并试图在联合政府和盟国控制的限制内执行民主复兴计划。但是美国担心力量强大的意大利共产党和左派可能会威胁意大利的民主政治，于是强调要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意大利的制度问题，要求在制宪会议选举之前立即准备按公社建立选举机器进行地方选举。英国政府也开始转变态度，虽然仍支持萨伏依家族，但也希望意大利建立议会民主制，认为“制度问题关乎一个能有效对抗极权主义政府的建立”，因此也倾向支持“公民投票才是确定意大利民众真实意愿的方式”[59]。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希望意大利尽快按照民主原则重组地方政府，重建地方选举机构，意大利的所有公社在1945年年底都要进行选举。贝尔纳斯要求帕里政府修改1915年意大利选举法，规定“在选举前任命候选人，在投票地点管理选举活动，提供正式选举票”等[60]。他强调，“当前的意大利政府……是意大利唯一的合法政府”。意大利制度问题的解决“必须在1943年莫斯科宣言的框架内达成，保证意大利民众通过宪政方式自由选择民主政体的权利”。这一点意味着必须遵守合法性的继承，制宪会议的权力应严格限制在制定宪法上，不要试图管理国家。贝尔纳斯还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努力推动意大利的民主进程，确保新的意大利政权将建立在民主原则之上”[61]。帕里政府外交部部长德·加斯佩里也认为，限制制宪会议的权力可以限制左派力量，他希望与美国结成持久的联盟。
然而，帕里政府关于举行地方选举和大选的政策比较模糊，政府内部各政党意见不统一且矛盾重重。1945年11月，由于左右两派激烈的对抗，帕里政府陷入僵局，政府垮台。1945年12月10日，天主教民主党领袖德·加斯佩里组建六党联合执政政府。
1946年1月5日，德·加斯佩里向盟国委员会首席专员斯通表示，他希望盟国要求通过公民投票来解决意大利的制度问题，这样就不会引出制宪会议权力的问题，而制宪会议权力问题应该在内阁会议上讨论。德·加斯佩里认为，盟国政府应决定意大利制宪会议和决定制度问题的程序，因为当前的意大利政府很难通过一项新法律来限制制宪会议的权力[62]。但国务院认为，意大利政府有权力使制宪会议权力限制合法化，制度问题应由公民投票决定[63]。2月11日，德·加斯佩里再次强调政治重建问题，宣布政府将运用立法权，修改现有制宪会议选举的法令。最后，各政党一致同意在制度问题上支持公民投票，同时进行制宪会议选举。
1946年3月和4月初，意大利所有中小规模的城市都举行了地方选举。6月2日，意大利举行公民投票和制宪会议选举。公民投票结果显示，赞成共和政体的选票比赞成君主政体的选票多一点；制宪会议选举结果是，天主教民主党获得总数为552个议席中的207席，社会党获得115席，意大利共产党获得104席，包括自由党在内的民族民主集团获得41席。6月18日，意大利宣布成立共和国，制宪会议在6月28日选出恩里科·德·尼古拉为意大利临时总统。7月12日，德·加斯佩里重新组阁，组成包括意大利共产党在内的第一届共和国政府。直到1947年12月12日，意大利制宪会议才通过意大利共和国宪法，于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宪法宣布意大利实行政教分离，实行土地改革和部分工业国有化；规定男女平等，公民享有劳动权等。宪法规定议会为两院制，众议院议员由普选产生，任期5年；参议员由各区按人口比例选出，任期6年；总统由两院联席会议选出，任期7年。
至此，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虽然没有彻底肃清，但美国支持意大利政治重建的目标基本达成。必须强调的是，意大利政治重建的顺利完成主要是意大利国内反法西斯政党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采取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妥协策略”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意大利共产党放弃了革命的经济计划，让保守派控制经济生活的方向等。妥协的结果是促进了意大利国家的民主化和意大利保守派的民主化。在意大利宪法的起草过程中，也是由于意大利共产党投票赞成将《拉特兰条约》写入宪法，与天主教民主党、梵蒂冈等达成了制度上的妥协，才使宪法在1947年年底顺利获得通过[64]。
二 意大利经济重建与美国的援助
经过盟军几百次大规模轰炸和在南部、中部进行的多次战斗，意大利惨遭破坏，一片凋敝。战后意大利经济重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意大利经济重建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和就业。1945年战争结束时意大利的工业生产是战前水平的29%，农业生产是战前的63.3%，失业人数有两三百万，而且意大利缺乏原料，尤其是煤、铁、石油等资源，因此恢复生产和就业的任务非常繁重。第二，稳定国内货币形势。意大利的通货膨胀从盟国登陆西西里之后加速恶化，因此，稳定货币是恢复投资和交易的关键。第三，意大利经济重建的任务还包括恢复和改革，但遭遇历史性和结构性困难，最为严重的就是意大利南北之间长期发展不平衡。由于战争和占领，意大利南方未实现工业化，农业生产率低、政治和文化落后等传统问题严重恶化。
为了帮助意大利走出绝境，从1943年到1945年，美国通过联总救济、私人捐助等方式给意大利提供了大量援助。意大利是联总的主要受援国，意大利位于第三（第一是中国，第二是波兰）。由于1946年年初意大利在对德作战的贡献得到盟国认可，因此截止到1947年意大利政府接管联总工作时，联总已经给予意大利价值418222000美元的物资和劳务，并且“按照吨位计算，联总为意大利确定的救济规划是所有受援国中最大的一个”。除此之外，联总还为意大利难民提供住房，并营救了不少意大利难民[65]。
在1944年11月到1945年3月间，意大利经济代表团一直和美国相关机构讨论意大利与美国之间财政和经济关系以及磋商一项援助协定，但没有被接受。随着欧洲战争的结束，盟国军事当局向意大利技术代表团表示不再提供军事项目供应，这意味着盟国对意大利的贷款将会减少，这样意大利就不能进行任何复兴计划，也不能满足民用消费和基本食物供应需求，更不用说会使意大利完全失去财政支持而对意大利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因此意大利使馆请求美国延长贷款支持。
1945年5月底，意大利驻美大使阿尔贝托·塔齐亚尼（Alberto Tarchinai）多次向美国国务院强调意大利的危急形势和左派的计划。他强调，“由于苏联影响的增长，整个欧洲的形势出现越来越大的危险。意大利无法抵制左派力量的发展，因为意大利人民开始觉得，英美国家不关注意大利的利益而继续将意大利看成是前敌国，这增加了意大利人民对西方大国的不安和不满”。美国驻意大使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和塔齐亚尼一样，担心意大利迅速发展的形势可能会波及整个欧洲，“如果意大利落入苏联的控制，盟国在欧洲不会有真正的朋友”[66]。
1945年6月初，意大利政府曾请求盟国委员会支持意大利获得3亿美元的贷款，并请求美国提供紧急援助计划用于意大利南方重建，以及与之签订一项租借或互惠援助协定。6月23日，盟国委员会首席专员斯通在“对意大利未来政策”的报告中表示，意大利遭受战争破坏，给莫斯科在意大利“培育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种子提供了沃土”，“如果意大利当前的形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共产主义将会取得胜利（可能通过武力）”。然而，“不能用限制或压制措施来阻碍共产主义的发展”，建议建立一个经济组织，援助意大利恢复工商业[67]。
杜鲁门认为，绝不能允许意大利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的政策就是“帮助意大利复兴”，而意大利的复兴是“抵抗欧洲法西斯主义势力复活的唯一保证”，因此他希望美国能够维持意大利的最低供给并进一步提供资助[68]。1945年7月3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要求盟军总部控制意大利的国外资产和交易，要求意大利政府建立和维持一个有效的外汇管理机构；在意大利财政问题上，盟国委员会应该为意大利政府提供建议和支持；盟国财政机构的全部功能应尽快归还给意大利政府，要求意大利政府用外汇偿付盟国军用里拉[69]。
斯通还提醒帕里政府，“虽然意大利在执行国外金融交易之前不再需要获得盟国委员会的同意，但意大利政府在使用意大利国外资产之前要同盟国委员会磋商，所有与意大利有待整理的账户相关的问题在采取行动之前也应该与盟国委员会商讨，意大利外汇管理机构在授权意大利公司进行任何国外金融交易之前也应与盟国委员会磋商”。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William Clayton）比较关注意大利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的逐渐恶化。克莱顿建议意大利采取行动，“消除双边贸易、进口垄断和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使外汇管控体制提供多边贸易平衡的基础；在内部重建政策上，拒绝意大利政府过多干预，逐渐淡化自给自足和高消耗生产，结束保护性的贸易壁垒，这样意大利才能在参与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参与竞争”[70]。
关于意大利剩余财产（surplus property）处理问题，美国大使柯克认为，“美元贷款可能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建议：“（1）尽快与意大利政府达成一项详细的金融协定，协定应建立在美元义务的基础上，避免汇率波动问题；（2）建议开始向意大利政府提供1500万美元贷款，如果用完应该再增加，这些美元贷款可以兑换成里拉；（3）美元贷款可以分期偿还，时间可以定为15～20年，最初3年应该不用支付利息，利息支付问题应由国务院或财政部决定；（4）美国应保留接受美元以外支付形式的权利；（5）意大利政府不应再出口剩余财产以获得美元贷款，避免其他货币转售的可能性”等[71]。
此外，美国政府某些官员还尝试推动意大利的工业复兴和货币稳定。他们要求系统地干预意大利北部的经济危机，如建立三方经济咨询委员会和美国驻意经济代表团等。在恢复工业生产和出口的同时，稳定里拉也是主要问题之一。不过，盟国委员会拖延与意大利签订货币协定，帕里政府内部对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意见不一，因为管理财政和金融问题的两位部长分别是自由派人士和共产党人。
然而，杜鲁门政府内部关于意大利经济重建的政策模糊不清，对如何维护美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利益并没有明确的政策。国务院没有援助资金和援助计划，军事当局又想尽快退出地中海，因此美国援助意大利经济恢复的想法并未取得多少进展。美国向意大利提供的唯一一笔大宗贷款是纽约摩根抵押信托银行（Morgan Guaranty Trust of New York）提供的。
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要求实行通货紧缩，将意大利的汇率变成盟国当局制定的1美元等于100里拉，使意大利市场与国外市场恢复平衡。虽然意大利政府将主动恢复私人贸易，实际上却要求控制大部分进出口贸易。美国官员希望所有贸易都通过私人渠道进行，但也知道意大利政府希望通过官方渠道处理一些关键项目，因而完全通过私人渠道是不可能的。因此国务院决定接受1500万美元的汇率平衡，并赠予意大利超过3年的原料、消费品和小工具、五金器具和零件[72]。此外，由于意大利经济形势困难，美国还主动提出减少意大利的战争赔偿。
美国对意经济重建援助的步伐是艰难的。1946年2月14日，意大利政府向进出口银行申请一笔9.4亿美元的贷款，并敦促美国政府要求联总增加对意大利的援助配额，归还一部分意大利商船，还希望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73]。但是，进出口银行和克莱顿都反对意大利的贷款请求，财政部也认为意大利经济形势堪忧，“在短期内不可能偿还”。最后，意大利的请求未能获准[74]。
国务院认为，美国共计约2.6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加上4.5亿美元的联总援助，能满足意大利1946年的进口最低需求，并将使意大利的工业出口水平在1946年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75]。但驻意使馆顾问大卫·凯（David McK. Key）和财政部代表亨利·塔斯卡（Henry J. Tasca）认为，对意大利政府的美元援助可能会影响到即将举行的制宪会议选举。塔齐亚尼表示，如果意大利能够获得1.5亿美元援助和1.5亿美元贷款的话，那对制宪会议选举有重要帮助。他强调，“意大利的食物定量配给问题十分严重，由于即将举行大选，这个问题显得更加重要”[76]。
由于意大利制宪会议选举在即，出于政治上的考虑，1946年4月初，进出口银行宣布立即给意大利提供2.5亿美元的棉花贷款，国家咨询委员会也建议政府迅速转交非美军装备费资金，同意意大利向进出口银行提出的重建贷款。国务院官员也认为，“意大利的经济形势令人绝望，5000万美元的非美军装备费远远不够，还应该在选举之前提供贷款”。克莱顿指出，美国必须维持意大利的稳定，因为“如果没有资金援助，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可以将贷款降为1亿美元”。几天后，财政部长福瑞德·文森（Fred M. Vinson）也表示，意大利选举即将举行，美国增加财政援助极为重要和紧急[77]。然而，下院却不予批准。
1946年6月2日的选举显示了意大利左派政党拥有强大的力量，美国国内意裔组织和团体纷纷要求政府积极介入意大利事务。7月25日，下院终于通过了向意大利提供贷款的议案。10月10日，国务院宣布立即“向意大利政府支付美军装备费5000万美元”[78]。然而，意大利的食物短缺情况仍然十分严重，各地出现骚动。11月初，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11月7日，艾奇逊建议杜鲁门立即向意大利转交非美军装备费贷款和贝尔纳斯允诺的5000万美元的贷款[79]。国家咨询委员会也建议进出口银行立即向意大利提供一笔1亿美元的重建贷款，但没有马上得到批准。
1946年年末，意大利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德·加斯佩里指出，由于小麦奇缺，意大利的经济形势极为恶劣，这将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他写信请求杜鲁门“关注意大利当前严峻的粮食形势”，“保证在1月中旬之前给意大利提供24万吨小麦的援助”[80]。12月2日，欧洲司副司长约翰·希克森（John D. Hickerson）也表示，意大利的市政选举表明意大利共产党力量增强，而温和的天主教民主党遭到削弱。希克森认为，意大利共产党的策略就是要使德·加斯佩里丢脸，迫使他退位而组成一个更左的新政府，最后控制国家选举使意大利共产党成为意大利政府中最强大的政党。因此，“美国应该认识到意大利的政治危机正在形成，并需要利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增加对意大利的粮食运送”[81]。
总之，1945～1946年，美国虽然通过各种方式对意大利进行了大量的救济和援助，但由于美国政府部门和组织之间的分歧，美国对意援助遭遇很大程度的阻碍，意大利的政治经济仍然危机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