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鲁迅与日本的进化论

鲁迅与日本进化论的关系问题，涉及鲁迅阅读严复《天演论》之后，“除了《天演论》之外”对进化论知识的接触和吸收。

最早明确提出鲁迅与日本进化论关系问题的是周启明（即周作人，1885～1967）。他在《鲁迅的国学与西学》一文中，就鲁迅对进化论思想的容受指出：

鲁迅在这里〔矿路学堂〕看到了《天演论》，这正像国学方面的《神灭论》，对他是有着绝大的影响的。《天演论》原只是赫胥黎的一篇论文，题目是《伦理与进化论》，（或者是《进化论与伦理》也未可知，）并不是专谈进化论的，所以说的并不清楚，鲁迅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是在南京，但是一直到了东京，学了日本文之后，这才懂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鲁迅看到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于是明白进化学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鲁迅在东京进了弘文学院，读了两年书，科学一方面只是重复那已经学过的东西，归根结蒂所学的实在只是日本语一项，但这却引导他进到了进化论里去，那么这用处也就不小了。^[34]

周作人为什么会特意提到日本的进化论？这其中恐怕具有某种针对性，那就是他不同意把严复的作用绝对化，不同意将其视为鲁迅的进化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来源。整理上一段话，有以下几层意思：第一，他承认《天演论》对鲁迅“有着绝大影响”；第二，但是《天演论》只是谈“进化论和伦理”的一篇论文，并没把进化论谈清楚——反过来说，鲁迅通过《天演论》并没理解进化论；第三，鲁迅理解进化论，即“懂得了达尔文”“明白进化学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他到东京留学，“学了日本文之后”的事；第四，通过日语学到的进化论，具体而言就是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進化論講話』）。这样，鲁迅继《天演论》之后，到达达尔文进化论的路径便可以通过一个链条来概括：留学→日语→丘浅次郎《进化论讲话》。一句话，鲁迅通过日文书理解了进化论。

但是，周作人提起的问题，在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85年才有学者做出认识上的修正，指出：“中国人早年认识并掌握进化论思想，严译《天演论》是一条重要渠道，但不是唯一的渠道；日本有关进化论的论述，也是一条渠道。”鲁迅也不例外，其“进化论思想的来源，又不止是赫胥黎和严复，同时也有日本的进化论”。^[35]但是，对“日本的进化论”当中的丘浅次郎和他的《进化论讲话》（『進化論講話』）却并没展开过研究，至今在鲁迅研究的基本资料当中——包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6卷本、2005年18卷本）、《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20卷本）、《鲁迅年谱》（鲁迅博物馆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鲁迅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在内——仍找不到“丘浅次郎”或“《进化论讲话》”。

在日本学者当中，最早在鲁迅与日本进化论的关系当中涉及丘浅次郎的是中岛长文。他在探讨了鲁迅留学时代写作《人之历史》的材源问题之后指出，有90%的内容分别来自日本的三本书，其中来自丘浅次郎《进化论讲话》（1904年）的有12处，来自石川千代松《进化新论》（1892年）的有30处，来自冈上梁、高桥正熊共译《宇宙之谜》（『宇宙の謎』、1906年）的有30处，而来自严复的只有2处。^[36]

伊藤虎丸的研究也涉及丘浅次郎，但认为其是与严复所代表的“弱者立场”不同的“强者立场”的进化论，而且也并未具体讨论丘浅次郎与鲁迅的关系。^[37]

也许是吸收了上述研究成果，学习研究社日文版《鲁迅全集》第1卷第39页有一条关于丘浅次郎的注释。作为探讨鲁迅与日本的进化论之关系的一个环节，我对鲁迅与丘浅次郎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发表了研究报告《鲁迅与丘浅次郎》（上、下）。^[38]本稿就处在这项研究的延长线上，资料上做了重新整理和部分补充，并就若干问题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

此外，关于《物竞论》，想在此做一点补充。这是一本继《天演论》之后，鲁迅在留学日本以前看到的另一本与进化论相关的读物。据当时周作人的日记，1902年3月，鲁迅在往日本出发前，把一些新书送给周作人，其中就包括“大日本加藤弘之《物竞论》”。^[39]周作人得到的“大日本加藤弘之《物竞论》”，可认为是1901年在《译书汇编》第4、5、8期连载之后，同年8月由译书汇编社出版的单行本，译者是杨荫杭。详细情形请参阅拙论《关于〈物竞论〉》。^[40]这里只指出一点，该译本的原书，铃木修次《日本汉语与中国》（1981，第213～214页）、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文学》（1985，第49～50页）、潘世圣《鲁迅·明治日本·漱石》（2002，第49页）等皆记为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说》（谷山楼，1882），这是不对的。原书是加藤弘之的另一本著作《强者权利之竞争》（东京哲学书院，1893）。^[41]该书主张“权利即权力”，以至译者杨荫杭在序文说不妨译成“强权论”。就内容而言，如果按照上面提到的周作人的观点来看，那么可以说，其或许对当时中国读书人加深危机认识有帮助，却无助于加深对进化论本身的理解。

从严复《天演论》出版到鲁迅结束日本留学（1902～1909）回国的10年间，正是进化论在中国最被广泛介绍从而也是最为“流行”的时期。关于“进化论”的词语系统所发生的从“天演”到“进化”的转变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根据中岛长文、邹振环的先行研究^[42]以及我的调查可知，鲁迅在这一期间至少接触了以下进化论方面的书籍（按出版时间先后排列）。

1.英国雷侠儿撰、美国玛高温口译、金匮华蘅芳笔述《地学浅释》，江南制造局，1873年。该译本此后在日本被翻刻。^[43]

2.严复译述《天演论》，湖北沔阳卢氏慎基斋木刻版，1898。

3.杨荫杭译《物竞论》，译书汇编社，1901。

4.石川千代松著『進化新論』敬業館、明治36年（1903）。

5.丘浅次郎著『進化論講話』東京大阪開成館、明治37年（1904）。

6.丘浅次郎校訂『種之起原』明治38年（1905）。

7.丘浅次郎著『進化と人生』東京開成舘、明治39年（1906）。

8.独逸ヘッケル博士原著、岡上梁·高橋正熊共訳『宇宙の謎』有朋館、明治39年（1906）。

1909年回国以后，鲁迅仍保持着对进化论的关注，并且直到1930年代逝世前也一直不断地购买日本出版的进化论方面的书籍。倘若把鲁迅留学当时及其后与日本的进化论的关系做整体比较研究，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而且有趣的课题，但本论接下来将只把问题集中在鲁迅与丘浅次郎的关系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