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许宪隆

当“社会治理”成为现时一个热门词语的时候，我们通常需要到名家或经典那里寻求理论观照。既往的社会秩序研究中，社会学家通常会从现实经验中抽象出一个理想的类型，构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以便获得相关规律性和因果性的认识。如涂尔干以“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把“事实类型”作为社会行为分析的起点，提出了“有机团结”的理想类型。帕森斯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动机和有意志的主体行为，因此构建了一个“唯意志行动”模型，以突出个体的能动性以及社会价值的导向功能。在韦伯那里，任何科学研究不可能把现实所有的个别现象都涵盖进去，“理想类型一词适用于有关行动者与行动要素之间的关系的分类和陈述，亦即根据或参照行动者心中的思想和行动取向所依据的一个或几个行为准则做出的分类和陈述”（Max Weber，1949：90）。社会学家构建的这些理想的类型，并不是仅仅针对具体现象的经验概括或普遍性归纳，而是通过概念形成的一个能理解社会行动的分析框架。

贯穿本书的核心概念——“共生”，无疑具有社会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特质，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凝聚力和内在逻辑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使我们能够从错综复杂的、微观的历史和现实细节中暂时性地抽离出来，对“民族”“族群”“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等颇具争议的议题有了一个明晰的解释路径。正如作者所言：共生不仅是人类社会乃至大自然普遍存在的一种法则，也是特定时空坐标中中华各族人民的一种理性选择。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和方法论，共生思想不仅使我们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审视有了新的视野和认识，而且使我们建设一种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且富有活力的民族关系有了新的参照和方法。因此，“共生”作为一个方法论意义的概念工具，对于中国民族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先天性地具备理论上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在作品中致力于构建一种经验式的、微观的分析与逻辑的、宏观的阐释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正如柯林斯指出，“要想迈向更为成功的社会学科学，至关重要的一步是努力以更为连贯一致的方式重新构想宏观社会学，把它奠基在彻底经验性的微观基础之上”（Randall Collins，1981：82）。如何把多民族“共生”操作化为一个可以分析和解释的工具，这是本书在民族学领域做出的一次尝试。从听得到的“历史主体”和看得见的“文化主体”出发，本书在探析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时，努力为我们展现了“历史主体”和“文化主体”向“想象共同体”转换的社会场景以及蕴含在其中的路径，而且将分析过程建立在口述史、服饰、饮食、建筑、亲属称谓、丧葬习俗等具体微观事象的基础上。从上述相关研究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抽象“想象共同体”的“民族”和作为具体主体的“族群”，在本书的方法论上得到了难能可贵的统一。

作者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呵护态度，沿着两条彼此观照的线索展开其研究目标。其一，从“存在”（beings）的基本维度出发，致力于分析族群作为“互为主体”存在（to be）的共生情景以及族群主体多层面的辩证位置，从而揭示一种超越二元论和分离主义的族群认知和行为范式。本书最后一部分总结说：共生即存在，共生使存在而存在，这是族群的本源属性，也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方式。其二，以“民族共生”作为抽象比较分析的“理想类型”，探索影响民族共生过程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作者提出了“共生度”“共生力”“共生责任”等新概念作为分析的变量，并赋予了相对具体的、可观测的内容，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年轻学者，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

在对当代社会科学以及后现代方法论的反思中，如何解构其中的权力与规训而构建以共生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这也是作者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的一项学术关怀。围绕“共生”这一核心概念，作者建构了一系列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知识体系和概念体系。相对于传统人类学对于“他者”的研究而追求“异”的考察，本书立足于民族学的原初学科价值而追求对象主体的“同”的辨识，即具有普世性的人类存在方式，致力于构建民族学的共生话语探析——这不仅是我们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有力武器，也是当下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人类的真切守望。对于中国民族学而言，这还有助于我们解决深陷其中的伦理困境和方法论的焦虑，促使我们在体系的边缘地带发现并解决这个体系中心潜在的知识危机，进而渐次达成“跳出学科看学科”的新境界。

“共生”本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一个基本法则，基于这种法则的启发，我曾经在散杂居民族研究团队中提出多民族“共生互补”的概念，尝试把人类社会的这种普遍现象提升到一个学科的学术理念和分析工具。这一初衷得到学界热情的鼓励，近几年已刊发相关论文上百篇，前年由梁润萍和黄贞两位博士辑出《共生互补论集》出版。对于袁年兴博士的这部新著，如果仅仅定位为第一部系统阐释“共生互补”理念的框架和基石，未免有些削足适履，也贬低了作者自初稿形成后6年来在北京大学的博采众长、在民族地区的苦乐体验，以及在各类学术沙龙的“抛砖引玉”。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政治大变革、经济大调整、文化大转型时期，各种社会新常态层出不穷，西部、民族、民族走廊、民族关系、民族治理、一带一路……这为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拓展了充满想象的空间。时代呼唤不断创新的学科知识和学科工具，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散杂居民族研究的精品力作，更具有学科升华的学术价值。

是为序！

2015年秋于南湖犁香草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