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人们的身份及名位是依社会背景而蔓延变化的，而且它有其使人惊奇的、无法则可依循的系统性。人不像是一些被禁锢的幽灵体在漂浮着，他们背负着其背景和其特有的名分。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

2009年7月，云南大理一回族货车司机路过香格里拉县哈巴村时，由于车厢过高，不小心触碰到了路边的一根电线，导致一家小卖部的彩电和冰箱烧坏，于是两人发生了争吵。店主要求司机赔偿彩电和冰箱，理由是这是司机直接失误导致的，而司机认为自己是正常行驶，“你自己的失误为什么需要我来赔偿”。于是司机通过家乡的清真寺联系上了哈巴村清真寺主管杨仕林，请求帮助。杨仕林对此非常谨慎，一方面是“民族”情感，而且哈巴村清真寺在重建过程中得到了大理回族民众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是同村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于是杨仕林给村委会主任段海胜打了电话，请求他出面处理，最后处理的结果是司机赔偿店主修电器的费用。杨仕林说，即使司机不怎么满意，但是事实如此，司机既不能不承担责任，店主也不能讹诈人家。杨仕林还补充说：“这要是在大理，很有可能会闹成一起纠纷。2004年夏天，我开车去大理，傍晚的时候，车胎坏了。当我去一家小店修理时，由于我戴着礼帽，店主一看我是回族人，根本不理睬我，干脆关门停业。后来我隔着店门解释说，我不是大理的回族，是香格里拉的回族，人家才肯给我补胎。在我们这里，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这里讲‘民族团结’。”

杨仕林所讲述的经历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认为香格里拉的回族与大理的回族是有区别的。为什么要把香格里拉的回族与大理的回族区别开来？杨仕林说，他看不惯个别大理回族青年在那家修理店的蛮横及其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在“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公平正直”以及“民族团结”的原则非常重要。毕竟，他们在这里和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了近百年。杨仕林还补充说，他们家族原先在安南银场，20世纪20年代遭遇土匪洗劫后才逃到这里避难，是这里的民众给了他们生存之地。“乡里乡亲嘛！”杨仕林习惯用这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哈巴村族群之间的亲密关系。上述故事中的那位司机可能没有想到，当“民族”与“族群”在这个偏僻的山村相遇时，哈巴村相对稳定的族群共生结构抵制了个体在“民族”想象中的不合理因素。

杨仕林在哈巴村是一个比较有威望的人，这不仅由于他家每年的收入在全村中数一数二，而且他对人总是非常热情和诚恳。2013年7月12日，当我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哈巴村时，天色已晚，客车司机把我送到了杨仕林的家里。在经过较短的交谈之后，杨仕林把我安顿了下来，自此开始了我在哈巴村的田野工作。哈巴村属于一个多族杂居村落，有纳西族、回族、汉族、彝族、傈僳族、苗族、普米族等17个民族在这里和睦相处，其中纳西族、回族、汉族、彝族和傈僳族都有相对独立的自然村寨。除了纳西族是“本地人”外，回族、汉族、彝族和傈僳族的民众大多在清末民初时期相继迁徙至此。哈巴村近30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平日连打架斗殴的事情都很少发生。哈巴村位于藏彝走廊西南端，滇川藏三省区交会处，历史上曾有多个政权在此拉锯争夺，也是中国西南诸多民族南来北往、生息繁衍的重要地带。可以想象，这里积淀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生存性智慧。

在哈巴村的田野工作，既是开心快乐的，又充满了许多未知和不确定的压抑。在哈巴村，不仅可以看到纳西族古老的东巴教仪式或彝族毕摩的“送灵”仪式，而且还能够在经常举办的篝火晚会上体会这里的淳朴和热情；彝族少女在劳作时穿着的民族服饰总是让人目不转睛，而苗族小伙子的热情我至今还能清晰地感受得到。走进哈巴村之前，只是想要考察那里的“风土人情”，毕竟人类学的传统是对“异文化”的考察，而且这里的少数民族保存着较为完整的传统文化。然而，在最初的无数个日夜里，迷茫、困惑及孤独的情绪时刻包围着我，越来越多的田野资料在我脑海中晃来晃去。我意识到，那源自于一种“他者”的心态，其实质是传统人类学的“猎奇”知识话语体系与客观现实在我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冲突。要正确认知中国话语体系中的“民族”与“族群”，显然需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本质特征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投射——哈巴村的田野工作开启了我对中华民族生存性智慧的求知欲望，也正是这种求知欲望，促使我通过解构西方人类学的二元对立思维，构建族群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