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到观察历史的制高点
包伟民
一
以唐与宋两个王朝历史时期为标志，并非意味着本刊关注的学术领域限于两个叠加的断代史研究领域。
当然，跳出王朝体系分析框架的束缚，以会通的眼光来观察唐宋两代，拓展思路，深化研究，的确是本集刊首先关心的议题。
会通之说其来远矣，近数十年来我国史学的发展，例如关于中国帝制王朝的各项制度，应该摆脱断代史框架的束缚，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着眼，以“会通”的视野，来观察其沿革与变化，这样的立场差不多已经成了学界常识，毋庸赘言。具体就宋代历史研究领域而言，关于讨论宋代历史应该首先了解唐代历史的看法，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并且程度不等地落实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之中。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以会通之法来观察中国古代7～13世纪帝制时期这一段至为关键的历史，已臻理想水平，实际上是仍处于言易行难的初步阶段，亟宜振臂疾呼，更应身体力行。我们汇编这个专刊，希望以此引起学界的重视、讨论、批评、争论，引发思考，借以逐渐扩大影响，以期蔚然成风。这对于深化唐宋史领域研究水平的推进作用，是可以期待的。
具体而言，“打通”唐宋，并非限于对宋史学者来说需要追溯当时代各项制度的渊源，对于唐史学者来说也是极有意义的。了解宋代史之对于研讨唐代史的意义，自然远非局限于国家制度史一域。在社会、经济、文化、军事等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是如此。例如，若未能对宋代思想史走向了然于胸，在讨论韩愈（768～824）的经学与文学历史活动时，恐怕是难以准确把握分寸，以真正理解所谓“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之意义的。
对于宋史研究领域而言，可以举出的类似的例证自然会多得多。学界前贤已经给我们做出了不少极具启发意义的示范。
如梁太济先生讨论宋代的客户，指出不应如一般所论将其与佃户相提并论，因为客户在“无产”之外，还应具有“侨寓”这一特征。这一认识，当然是建立在他深入了解唐代户籍制度演变的基础之上的。又如他讨论宋代的两税制度，就是从“两税法的演进”这样的视角出发的。无论是指出到宋代，两税脱胎于租庸调时代的户税和地税的这个痕迹消失了，还是分析“城郭之赋”是否已从作为两税正宗的“民田之赋”中分离出去，或者“杂变之赋”的演变过程，如果不是立足于一种通达的视野，凭借其对唐代历史的精通，真正跳出了断代史的藩篱，仅就宋代来观察两税法，是断然无法得出这样的认识的。[1]梁先生早年分析宋初中枢行政体制之形成也是如此，他驳正当时学界的旧说，指出与其说宋初设枢密院分宰相之权，以强化君主专制，不如说在北宋建立之初的改革措施，存在着一个“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宰相的事权”这样的事实。这是因为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由宦官所掌控的枢密机构从专掌军权开始，发展到五代时侵夺宰相事权，这种现象直至北宋初年改革，才得以纠正。[2]
二
如果将视野更拓宽一点来观察，一个回避不开的议题，自然还是所谓“唐宋转折”。
近几十年来学术史的发展，无疑已使“唐宋转折”成为了学界既定的认识。所以我们的讨论也须得从这个“转折”着手来展开。如果说“转折”确乎落脚在唐宋之间，我们的着眼点却绝不应限于这一朝一代，而是应该从唐宋时期的五六百年拓展到整个中国古代。
所谓“转折”，指从一种形态转向另一种形态。但是，假定了“转折”的存在，绝非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将其两端相互割裂开来。毋宁说，基于对“转折”的认识，更要求研究者持有一种长时段、全方位的观察眼光，从历史前后期本来存在的有机联系入手，来讨论造成“转折”的种种因素，分析“转折”的前因后果。
我国古代历史以其悠久绵长著称于世。尽管如此，在其缓慢、持续的演进过程中，在某几个特定的时段也曾有过异常遄动，历史的步伐在那些时段明显加速，社会各个层面都有显著进展，使得它们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个个的凸显点，其后期的历史相比于前期，呈现了明显的差异性。人类历史当然总是变动不居的，不过相比于那些特定的时段，余下时段的历史演进就显得相对平缓。历史学家们分析历史，常会依据那些特定的时段来划分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历史上的这种凸显点绝非整齐划一，“清晰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异，当历史学家们应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来观察它们时，对于它们是否，以及如何反映着历史分期，不免有意见分歧。但也有少数的一些时段，由于历史演进尤为突出且全面，历史学家们虽然也不免对这种演进的性质偶有分歧，但对于它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指标性却少有异议。这样的演进，就可以称为历史的转折。
从唐到宋，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不同历史解释体系于此似无异议。从明人陈邦瞻（1557～1628）所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3]，到20世纪初由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866～1934）在其《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提出的“宋代近世说”，认为唐宋之间存在一个历史的“变革”[4]，及至现今仍流行于欧美学界的“唐宋转折”论，细节上虽多有差别，但主旨基本相同。
即便按照传统的将整个中国帝制时期都划入“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法，由于这个“封建社会”过于漫长，学者们也都试图将其再细分为不同的时段，以便于深入讨论。他们有将其分为前、后两期的，也有分为前、中、后三期的。但不管哪种分法，唐宋之际都是一个分界点。[5]
从内藤氏以来，学者们对这个转折的具体内容有过许多重点侧重面略有差异的描述。陈寅恪先生以“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一语来概括唐代前期历史，最为精到。此外也有一些学界前贤，发表过一些相当精到的意见，向我们展示了这种长时段、全方位观察视野的犀利目光。
例如在文化史方面，傅乐成先生（1922～1984）将唐宋转折前后的社会文化描述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谓之“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6]他列举唐宋间文化转型的种种表现，并分析其间的原因，多有精到之论。
傅乐成认为，“唐代文化，渊源于魏晋南北朝，其主要因素为佛老思想及胡俗”，而自两汉以来被奉为政治指导思想与民族精神圭臬的儒学，虽在国家政治层面，自魏晋至隋唐，表面上从未失去其独尊的地位，但由于过于琐碎、缺乏创造力，其对士人阶层的吸引力与对社会文化精神的影响力，实大大削弱。从中唐时起，社会文化精神出现转型，傅乐成将其归纳为民族意识、儒家思想与科举制度三个方面，称之为“中国本位文化的三大要素”，随着转型的深化，这三大要素“都在宋代发展至极致”，即最终完成转型。这样的观察，当然只有在全面归纳魏晋南北朝以来历史趋势之后，才有可能得出的。
唐的“胡化”即受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是承魏晋南北朝以来历史的发展趋势并有所强化。如在信仰领域，凡佛、道之外的非本土宗教，除祆教外，其他如摩尼教、景教、回教等，无不在唐代传入中国，并有相当的发展。宗教之外，在音乐、技艺、歌舞、衣食等许多方面，无不渗透着外族文化的影响。
中唐以后中外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唐王朝对内无力镇压以胡人为主的藩镇叛乱及随之的割据，走向衰落；对外则不断遭受外族侵凌，如西北地区的吐蕃与西南地区的南诏，生灵涂炭。即如常被唐政权引为外盟的回纥族，每次引兵入援，居功邀赏，纵兵掠夺，祸害类同外族入侵。这种内外强弱关系的颠倒，不能不促使中原民众对外族的态度发生迥异于前期的变化，导致他们民族思想的滋长，以及对异族的仇视防制，于是对外族文化也渐趋排斥。
例如由服饰习俗所反映的审美心理之转变就是明证。前人论唐代文化的“开放”，无不举盛唐崇尚肥美之例为证。所谓环肥燕瘦，丰满的杨玉环成为盛唐一代美女标准。当时仕女多衣短衣窄袖的胡服，袒胸好男装。其实当时男子服饰也多胡化。但安史之乱后，中原服饰重改用宽长，审美观念也开始崇尚纤细苗条，一扫胡风。存世的唐代后期一些图像资料，可为明证。当时白居易（772～846）就曾写《时世妆》一诗，批评妇女用北狄装束的椎髻与吐蕃习俗的赭面为“非华风”。逮至宋代，虽仍有一些胡服因素保存下来，但宽长的汉服风格定型，为后世所承袭。近年来学界对宋代审美观念多有批评，指为“保守”，以为不如唐代“开放”，其实是未能对历史演变的全局做客观全面的观察之论。
唐代中期以后儒家地位的重显，更与当时思想界的一系列变更直接相关。秦汉以来的儒家经学，到东汉后期，以重章句解释、师法传承的古文经一枝独秀。但古文经琐碎、刻板，也已少有吸引力，渐趋衰微。魏晋时期，更兼政治上苦闷，文人士大夫多堕入老庄玄学。东汉末年起传入中国的佛教，借助于当时思想界的混乱局面，更兼得到南北统治阶层的大力扶植，遂得以大肆传播。逮至隋唐，不仅佛教经书的翻译持续进行，天竺本土佛学不同流派都在中土找到自己的追随者，复因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为解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些固有矛盾，做出调适，创立了一些中国化的新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但它却始终无法在国家政治中完全取代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而正式成为一种政教合一的学说。所以佛教影响虽广，但始终局于“人心”而非“政俗”。中唐以后，随着中原汉族的民族意识强化，抵拒外来文化，佛教也因作为夷狄文化受到公开排斥，代表人物就是那位写有著名《论佛骨表》的韩愈。韩愈的目的，就是要收拾天下民心，使之回归儒家的圣贤之教。及至宋代，佛教已从外来的“戎教”演化成一个完全中国化的宗教。一方面，随着禅宗的一枝独秀，佛教已将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道德观融入其思想体系，完全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另一方面，随着度牒、僧官、寺产等管理制度的实施，佛教已完全为国家所掌控，国家不必再用“灭佛”的手段来抑制它了。此前数百年间所演绎发展的各宗派大多归于沉寂、消亡。从此对文人士大夫来说，佛学与修身齐家的圣人之教差别已不大，至多前者带有隐逸出世的意味而已。
若探求唐宋间文化转型的原因，在傅氏所述这三大要素之外，另一不应忽视的内容，就是由核心经济区域转移所带来的文化核心区转移。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区域间经济文化差异明显。隋唐以前，国家的核心经济区一直位于黄河中下游，从中唐时期开始，随着黄河流域发展的迟滞与长江流域的迎头赶上，到北宋时期，经济中心逐步转移到了长江下游。南北之间，不仅经济生活各有特征，即人民的才情与风俗也大异具趣，通常所说北人粗犷豪放，南人精致重文，只是泛泛之论。至少从北宋中期起，关于科举取士南北区域差异的争论，已可见区域文化差异对政治的影响。总体而论，从宋代起，南人在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国家的文化性格受此影响非浅。
由此可见，如果能站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前后转折的高度，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来作观察，关于“唐宋转折”的假设不仅不会使我们关于唐宋间历史的认识割裂开来，而且其实更推动着我们去探索它们相互间的有机联系。这大概就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可能带给研究者的丰厚回馈。
三
可能正由于陈寅恪先生等学界前贤经典性的示范工作，相对而言，近年来，唐宋史研究者们对于前期历史发展的观照，起码在概念上，似已渐成习惯。但是，如何通过观察历史后续的发展，也就是元、明、清各代的历史，再反过来验证自己对唐宋时期历史的分析，或者在对历史后续发展的观察之中，来就前期隐晦未明的史事的走向，获得一些启发，则似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样，据我们对元明清史研究领域的粗略观察，论者能跨越断代，将对史事的梳理上溯至唐宋者，似亦有限。因此，对于许多制度的沿革，常常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
前贤的许多论述，例如前引陈邦瞻之语，接下去又说：“今国家之制，民国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还有近人严复（1853～1921）之论：“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成，什八九可断言也。”[7]或者王国维（1877～1927）所说“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8]。这些议论虽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也多见引于不少学者的论著之中，但它们之所指出的历史现象，真正被学者们纳入自己的观察范围，予以深入讨论的，则不多见。
易言之，尤其鉴于学术史的现状，立足于唐宋的观察视角的学术意义，还在于可能推进对经由唐宋转折定型的中国帝制后期历史的贯通性研究。
这样的贯通性研究，无论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唐宋，还是元明清，乃至今天的中国，都是极为必要的。
可以举出来的例证很多。略谈一则。
今人对宋代国家政治的批评颇多，集中的一点在于它的经济虽然发展，文化虽然繁荣，但国势积贫积弱，令人叹息。虽然有学者已经令人信服地分析指出，所谓积贫积弱“说法”的形成，与其说它反映着宋代历史的事实，还不如说它是因为自近代以来民族危机，人们从历史对比中构建的一个旨在自强奋起的概念。[9]尽管如此，多数学界中人，遑论学界之外的一般读者，仍然对宋代的国势之“弱”耿耿于怀。这当然反映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的心态，毋庸讳言。
可是，如果我们暂且不谈宋代的“贫”——虽然它之有违于史实更加清晰，只谈“弱”的问题，试图将赵宋王朝屡败于北方民族兵锋的历史现象，与宋代之后的历史贯通起来考察，的确是少有人尝试的。
自两宋而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定型时期，直至近代转轨。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论之“赵宋以降之新局面”。若我们认真总结这一转型，可以发现，其影响今日中国者多矣。一个基础性的要素，在于随着农业文明的成熟与精致化，以及国家制度的转轨，尤其如科举选官制度在许多方面的推动作用，于是，传统的中原文明日益从其前期的粗犷豪放，转向后期的精致文雅。在地域格局上，文明的核心区也从此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传统冷兵器时代农业民族在武力上相比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弱势，就更加凸显了出来。
与此同时，我国的北方民族恰好进入了一个较快发展的历史时期。从公元9世纪以来北方民族的一系列强悍崛起，不仅改写着他们各自民族的历史，更改变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11、12世纪辽（契丹）宋对峙，西夏（党项）优游于其间，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政权首次不得不公开承认北方民族与自己的平等地位。到12世纪前期以后，自命正统的汉人政权更不得不臣服于金（女真）。所以，有学者提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时期。[10]可是，在这个“南北朝”之后，中原地区非但未能出现如李唐之强盛的王朝，反而先后两次被北方民族全面征服。这期间虽有如朱明王朝之崛起，但是它无疑是得益于蒙元政权后期的腐朽、蜕化与统治集团的瓦解。更何况朱明王朝除了在前期洪武、永乐两朝乘立国新威，稍有拓展，此后在北方国境就不得不一直处于守势了。令人不解的是，论者为什么对明英宗的“北狩”，对明廷不得不重筑长城以自守视而不见，却总是耿耿于怀于两宋之“弱”呢？从中原民族的立场来看，这种“弱”自不免令人难堪。至于坦然自若地将后来的“大元”与“大清”纳入中原王朝体系，引以为自豪，其实反映的仍是以中原为正统的民族立场。若从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看，帝制后期近千年的历史进程，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它的结果，后来在许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中国。所以说，两宋时期北族之强势崛起，与中原政权之“弱”势，只不过是一个更长历史进程的开端而已。这里既反映着不同民族集团相互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更涉及经济、文化、地域、政治等各种要素长期演变的综合影响。至于今人观察两宋时期历史之失于片面，显然是因为未能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贯通起来讨论我国帝制后期社会发展的缘故。
再举一例。
在传统帝制时期，虽说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权力渗透，较之后世之党国天下，则相差远矣。因此有所谓“国权不下乡”之说，明清时期的缙绅阶层及其所主导之下的宗族组织，无疑是在国权之外乡村基层社会最主要的控制力量，这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与研究。但是绅权不可能是到了明清时期才兀然突起的，而必然是基层社会结构长期演变的结果。若非以贯通的视野，追根溯源，就不可能得到妥帖的解释。学术史的现状却是少见这样贯通式的研究。
前些年海外曾有学者提出，南宋时期，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科场竞争与朝廷党争，精英阶层变得更倾向于经营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以此来维护家族地位，此即所谓精英“地方化”之说，影响广泛。虽未见明言，论者以此来回答明清时期缙绅阶层形成历史渊源问题的企图，是清楚的。但是这样的论说，逻辑上存在着明显的缺环，即它假设在帝制后期“绅权”形成之前，国权掌控着乡村社会的一切，所以才有所谓南宋时期国权从乡村“撤退”之说。论者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既不合逻辑，更有悖于史实的假说，当然在于对前期基层社会结构不甚了了的缘故。为了构建学术论著必不可少的“范式”，匆忙之间，含混塞责。
所以，立足于“唐宋”的观察方法，不仅要求我们拓宽视野，将7～13世纪整个民族的历史活动纳入分析讨论的范围，前贤所提倡的“大宋史”之说，自然毋庸置疑，而且更需要我们将观察的眼光从一代一朝、一时一地拓展到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这种从唐宋而下贯通式的观察，无论是对于后期的元明清社会，还是追溯而及之唐宋社会本身的研究，都将会有较大的促进。同时，它也必将会对我们的学术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归纳而言，本集刊虽然以“唐宋”命名，关心的领域则是比唐宋历史时期更为广泛的。更重要的是，与其说这样的命名是出于一种学术领域的划分，不如说是基于一种自以为更合适的学术方法与学术眼光的思考。易言之，唯有集聚式地分析研究唐宋这个被视为“转折”或者后世种种社会现象“发端”的历史时期，我们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国传统历史演进的一个关节点，并站在这个制高点上，前瞻后顾，贯通观察，以一种更具有透视力的学术眼光，深化对民族历史的理解。
[1] 参见梁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第四、五、十一等章，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
[2] 参见梁太济《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其渊源》，载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编《宋史研究集刊》第二集，《探索》杂志1988年增刊。
[3]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附录一《宋史纪事本末叙》，中华书局，1977，第1191～1192页。
[4] 论文原载〔日〕《历史与地理》1910年第9卷第5号，黄约瑟中译本，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第10～18页。关于由内藤此文影响下形成的“唐宋变革”论，可参见邱添生《论唐宋变革期的历史意义——以政治、社会、经济之演变为中心》，载（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9年第7期，第83～111页。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5] 参见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6] 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载（台北）《“国立”编译馆馆刊》1972年第1卷第4期，第1～22页。
[7] 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第39通信札，见《学衡》1923年第13期。
[8] 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9] 参见邓小南《宋代历史再认识》，《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第98～99页。
[10] 参见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第5～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