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广西对外出海通道

先秦时期，岭南各部落就与当时中央王朝有了往来。成汤灭夏建商，统治疆域进一步扩大，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四夷来朝”的盛况。正如《诗·商颂·殷武》的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四夷之国都要来献来见。商王命伊尹拟定四方进献的法令，伊尹接受了命令，于是就作了《四方献令》说：“臣请……正南，瓯邓、桂国……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3]文中“瓯邓”“桂国”即指生活在今广西或岭南的瓯骆人民，他们已经向中原王朝进贡，说明先秦时期，广西与中原王朝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些交通通道。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拓展疆土，“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4]派尉屠睢率兵50万，分五路进军，开辟了五条入岭南通道，经越城岭入桂林和经萌渚岭入贺州两条驿道，后来便成为中原入广西的主要途径。[5]这也是中国古代通往南邻各国陆上对外交通的两条进入广西地区的干道。[6]为了转运粮饷，秦始皇令士卒开凿灵渠，沟通湘漓二水，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自湖南零陵溯湘江而上，经灵渠，入漓江，下郁江（今西江），顺江而下可至番禺（今广州市）出南海；溯郁江而上，可至布山（今广西贵港市）等地，中原至广西有了便利的交通。同时，秦击败西瓯、骆越人后，在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广西开始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秦帝国版图延伸到广西沿海。

秦亡汉兴，汉武帝平定岭南后开始经略岭南、东南亚及南亚等地。汉朝将南越国辖地划为儋耳、朱崖、南海、合浦、苍梧、郁林、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今广西大部分区域属合浦、苍梧、郁林三郡，合浦郡治汉建武十九年（43）从徐闻迁至合浦县（今浦北县境内）、苍梧郡治在广信县（今梧州市）、郁林郡治在布山（今桂平市西南）。合浦是当时重要的出海远航的起点站，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自合浦港入南流江，转陆行入北流江，经郁江至苍梧郡治，溯桂江而上，经漓江，过灵渠，进入湘江，可直抵中原。合浦港成了联系中原与东南亚、南亚等地的重要中转站和交通枢纽。从合浦发船，自南海向北部湾西行，经印度东岸之建志补罗，可到达终点斯里兰卡，形成一条穿过马六甲海峡而贯通两大洋的航线。汉武帝曾派黄门使者出使南海等地，其行程路线为：“自日南障塞、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可行船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亦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多献见。……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7]这是有关中国汉代“丝路”最早最详细最权威的记载，是中国官方与西方进行海上贸易的最早记录，它详实地记载了当时海船从中国港口出发，历经数国到达东南亚地区进行海上贸易的情形，这也是被学术界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的标志；合浦被列入三个始发港之一，并且是与中国内地交通最为方便的港口，可见其在这条商路上的地位非同一般。[8]

东汉以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更往西延伸到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罗马帝国”，“环北部沿海的对外贸易，也使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罗马文明第一次实现了沟通和交流”。[9]今广西贺州、梧州、贵港、合浦等地汉墓出土的水晶、玻璃、玛瑙、琥珀等质料的珠饰和碗、犀角、象牙等器物，以及头部硕大、胡须满颊、鼻梁勾如鹰嘴的陶俑，证明文献记载是可信的。[10]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明，广西已成为中原出海的重要通道，经合浦等港口可通达远洋海外。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已。广西对外水路交通，没有大的发展。但“越人便于舟”“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传统，此时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水路交通得到更大的发展。合浦自汉时就是南海丝绸之路的重要出海港之一，是广西海外远洋交通的枢纽，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其造船和驾驶技术比汉代有所提高。其船“大者二十余丈，高出水面二三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11]，行船时“乘大海舶，张七帆”[12]，改进了张驾风帆的技术，提高了航行的速度。远洋航线也较汉代更远，东吴黄武五年（226），大秦（今罗马）商人秦论来到了中国，见到了孙权，说明东吴已与红海西岸的北非地区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广西当时在东吴的统治之下，史籍虽无合浦至红海西岸的北非地区之间的航行的确凿记载，但合浦乃是当时重要的贸易港口，其与红海西岸的北非之间有直接往来也是有可能的。

隋唐时期，随着中国海上对外交通的发展，广西的合浦（后改为廉州）、钦州凭借着历史及自然地理的优势仍是中原经广西出海交通往来的重要港口。如唐代洛阳高僧智弘，曾“济湘川，跨衡岭，入桂……至合浦升舶……复向交州，住经一夏。既至冬末，复往海滨神湾，随舶南游，到室利佛逝国”。[13]即经湖南，跨衡岭进入桂林，经广西合浦泛海往交州，到东南亚和南亚、印度等地。另外，以钦州为出海口的广西对外交通也在运行。唐代益州僧人义郎、智岸及义玄，曾从长安南下，过五岭，到钦州乌雷，然后跟着商船“挂百丈，陵万波，越舸扶南（今柬埔寨一带），缀缆郎迦戍……智岸遇疾于此亡。郎公怀死别之恨，与弟附舶向狮子洲（今斯里兰卡），披求异典，顶礼佛牙，渐之西国”。[14]从这个史料的记载来看，当时从钦州港出发，可经东南亚到南亚一带。

宋元时期廉州远离政治中心，江口泥沙淤积，其作为广西对外交通贸易港口的地位已经衰落，“安南舟楫多至廉，后为溺舟，乃更来钦”。[15]“今安南国……由钦州渡海，一日至”。[16]钦州是当时广西出海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其以鱼蚌来易斗米尺布者，谓之交趾蜑。其国富商来博易者，必自其边永安州移牒于钦，谓之小纲。其国遣使来钦，因以博易，谓之大纲。所齐乃金银、铜钱、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真珠、象齿、犀角。吾之小商近贩纸笔、米布之属，日与交人少少博易，亦无足言。唯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各以其货互缄，逾时而价始定”。[17]可见，当时钦州港与交趾的贸易中，有大宗贸易也有小宗贸易，贸易物品有日常用品，也有一些奢侈品，西南内陆的货物也经过钦州港而远销海外。

虽然宋元时期，钦州继廉州之后，初步显示它在广西对外交通贸易中出海口的地位和作用，但其发展又受到自然条件及政府政策的限制。“自广州而东，其海易行；自广州而西，其海难行；自钦廉而西则尤为难行”。[18]宋朝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凡广西进出口的货物必须到广州抽验，由广州市舶司发给允许和外商贸易的凭证后方可与外商贸易。除安南外，广西外贸货物必须经过广州。至正年间黄圣许叛乱，“攻掠州城及灵山、安远二县，时罗、贴浪七峒人民亡散殆尽。大兵征讨，贼渠窜入深峒，饷道绝险，仅获其妻子。钦之生意，由是凋敝”。[19]这一叛乱给钦州致命一击，钦州由此衰落。

由于明清政府实施海禁、闭关等政策，导致了广西海路对外交通的落后，甚至停滞，广西海路对外交通发展的势头受到限制，以钦州港、廉州港为出海口的海上对外交通受到限制，海上交流主要是以与安南的近海贸易往来为主。

近现代以来，广西以西江为主干，以梧州为枢纽，从梧州溯桂江而上，可达湖南；由梧州经浔江溯黔江、柳江、红水河可抵贵州；溯郁江，经右江可至云南，经左江可到越南。由梧州东下西江，可通广州及香港。到光绪至民国期间，左江、平而河、水口河成为广西通往越南的水运要道。

新中国建立后，广西充分利用防城、钦州、北海等港口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加快广西水运建设，加大水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沿海的防城、钦州、北海三个主要港口为链接点，以出海出边国际大通道建设为着力点，大力推动连接东盟国家的海运，加速构建发达的现代化的海路交通网络。

广西北部湾各海港距港澳地区和东南亚诸国的港口都较近，是中国大西南的最佳出海处，北部湾港既是广西的海上通道，也是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等省市的海上通道。长期以来，西南出海三大水路通道，以及广西沿海诸港为西南地区与珠三角乃至世界各地的物资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水路运输保障，我国外贸货物运量的85%通过海运实现。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广西北部湾港已成为中国内地与东盟地区合作的重要窗口和前沿阵地，是中国内地与东盟地区合作的连接纽带，是国家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是大西南通往国际市场的主要出海通道，是我国西南内陆地区通往国际市场的主要通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14年11月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加强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丝路基金的设立充分显示中国将以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古丝绸之路将在重金护航下重启。广西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重要一环，规划力争到2020年，把沿海各港口建设成我国面向东盟，并经由马六甲海峡通达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沿岸各大港口的最便捷出海港和泛北部湾地区重要的国际航运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