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巴金《随想录》忏悔意识研究意义

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一代文学巨匠巴金乘鹤西去，留给后人的最后遗嘱为：“我唯一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巴金晚年奉献给社会的伟大之作是五卷本《随想录》，这部“当代文学的高峰”巨作充溢着一位世纪作家的善良、悲悯与博爱，被读者评选为“感动共和国的五十本书”[1]之一，及今探析与研讨，其意义自不待言。

一 巴金《随想录》：当代文坛反思“文革”的杰作

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巴金一语道破天机：“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削了人权的‘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情，一切人在我眼前改换了面貌，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2]我们知道，1955年反胡风运动、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延绵不断，历经二十载之久。斗争锋芒直指当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革”十年，是“人兽转化”“人吃人”的疯狂年代，“牛棚”林立，“虎狼”肆虐。丑类们为虎作伥，以整人为乐，多少人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酷刑”——“触皮肉”和“触灵魂”的折磨与侮辱下致残致死。1978年由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老师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世人逐渐摆脱“造神”运动的束缚，拨乱反正。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就不难理解巴金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前期为何不能写作《随想录》了。“文革”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失去自主精神等诸多问题，都是“文革”后的巴金不断苦苦思索的。正如巴老所说：“发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负担。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住了十年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蒙灾受难。”

《随想录》从1978年起笔，到1986年8月完稿。巴金曾笑称写这部被世人公认的“说真话的大书”是“八年抗战”。巴老原计划“每年写一本”，结果中途因病卧床只能几番辍笔，把“五年计划”变成了“八年抗战”。1979年9月胡德培奉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之命，到上海看望巴金，并向他组稿。巴老颇为激动地说：“我要写出来，即使现在不能出版，等我死了以后再出，但我要讲真话。”这说明古稀之年的巴金很清楚当时的社会状态。“文革”刚刚结束，“文革”的阴影尚存，世人被囚禁了十年乃至二十年的精神枷锁还没有完全解除，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巴金那蹈死不顾的大无畏精神是同时代作家少有的，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这点。一石击起千层浪。随着巴金几十篇《随想录》最初的陆续发表，立即激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反响，批评与议论之声也接踵而来。在香港《大公报》上才连载十多篇时，各种叽叽喳喳声就传入巴老耳中，有朋友从北京来信告诉他，有人要对他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说巴老坚持“不同政见”。在发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时，《大公报》趁主编潘际烔不在时，删改原文，巴老毅然拒绝继续赐稿以示抗争。巴金作为一位“人民作家”，自觉肩负起社会责任的正义感，是非常难得的。他不回避矛盾，而是直面现实，不作消极的退缩。正如李健吾评论说：“巴金先生单自成为一种力量。”“（人世）更应该有巴金先生那样的战士”。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文坛出现一批散文，怀人念旧，忆别伤逝，与“文革”相牵连，如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去的信》、丁宁的《幽燕诗魂》、孙犁的《远的怀念》。反思“文革”的佳作有丁玲的《牛棚小品》、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钱钟书夫人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等作品。然而细细比较，这些作品难以像巴金《随想录》那样，进行自我灵魂的拷问。巴金虽然受迫害至深，但在“文革”中被逼讲假话伤害朋友而表现出心灵深处的忏悔之情，达到了较高层次境界。《随想录》是“世纪的良知”，是“中国的忏悔录”，与法国卢梭的《忏悔录》东西交相辉映，是两个半球的耀眼星座。犹如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被誉为十七世纪剧坛上的巨星，映照东西方戏剧舞台一样。

1966年爆发“文革”，中国出现了改造知识分子的特殊场所——干校林立，导致冤案丛生。十年“文革”，人转为“兽”，“牛鬼蛇神”遍地皆是。许许多多知名人士如老舍、傅雷、赵树理、杨朔、田汉、闻捷、周瘦鹃、孔厥、罗广斌、李广田承受不了屈辱与攻击，被迫害致死。这是中华民族充满血泪的沉重篇章，令人不忍卒读。忍辱负重的知识分子复出之后，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与正义，用手中的笔，用纪实手法再现二十余年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对国家与民族命运进行深思与担当。洪子诚先生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对民族、国家命运，对人的自由精神的发展负有使命的人”。[3]陈白尘、丁玲、季羡林、杨绛、巴金等人在人妖颠倒、虎狼横行的专制岁月里，用坚忍诠释生命的意义，保存自己独立的人格。他们在新时期把心掏给读者，似点点繁星照亮了历史的夜空。

杨绛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杨荫杭官费留学美国和日本，是辛亥革命前老同盟会会员，是江苏省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人物之一。他以道义立身，不畏权势，名重天下，给女儿杨绛深刻影响。“文革”之中，杨绛遭受剃“阴阳头”的屈辱而不愿跪地求饶。专政的力量以暴力剥夺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杨绛的《干校六记》以特有的笔调再现那段特殊的历史。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提供了新的经验》，把五七干校推向历史舞台。在某种意义上说，五七干校就是知识分子的劳改场。对亲历者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张光年在抄录昔日的干校日记时，便觉得那是对他感情上的折磨和思想上的鞭打，他的心情无法平静，看到不平处，仍然会怒火中烧。[4]《干校六记》就是一部记载五七干校的代表作。

《干校六记》以“怒而不怨，哀而不伤”的笔风真实地展现了杨绛与同时代知识分子文化人遭受的赤裸裸的精神强暴与灵魂虐杀。杨绛文笔别开生面，不同于一般人对劫难的痛惜与沉重，而是以轻松、诙谐之语娓娓道来那段“无理性的、不可言喻的、令人惊奇的、愚蠢的东西触目皆是”[5]的黑暗世道。《干校六记》仿照清代作家沈复《浮生六记》，叙写作者本人在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生活经历，分为“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个部分。时间是抚平心灵伤口最好的良药，杨绛以平淡的方式叙述那段苦难岁月。在干校里，文化界的精英们不是著书立说，坐而论道，而是像蓝领一样干着繁重的体力活。他们不是军队里的解放军战士，却要按照军事化管理方式，集体劳动，集体就餐，早请示，晚汇报。“下放记别”描写了锣鼓喧天的热闹欢送场面，年逾七旬的俞平伯夫妇学着儿童排队出发的心酸场景，真实地再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人何以堪”的悲惨命运。对于女婿得一之死，杨绛只用了两句话来交代：“上次送默存（钱钟书）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阿圆是钱钟书与杨绛唯一的女儿，女婿被迫害致死，对老岳母一家的打击可想而知。杨绛没有用任何悲痛的言语，只是陈述事实，简单凝练，留给了读者想象的空间，却唤起了读者的哀痛之情。对于女婿自杀的原因，也寥寥数语：“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这里没有追问，没有控诉，甚至有些反常。照常理来说，女婿如半子，自杀身亡岳母应该悲天号泣。但正是杨绛用以反写正、平中求奇的文学技巧，使得“大言无悲”的哀痛通过读者的想象自己体会出来。得一死于非命，杨绛马上去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对本“可以放心”的女儿又多了一份牵挂与惦念。对母女别离，杨绛把大悲大痛压在心底，以平和的语调写道：“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到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杨绛想极力压抑自己的悲伤之情，出于母爱的本能，对孤苦伶仃的女儿不放心。一个伟岸而坚强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

首章“下放记别”平静地叙写下放前不安的等待、送别下放的钱钟书、女婿之死、女儿为自己送别等场景，紧紧围绕“别”字展开，既有夫妻离情，母女别意，也有对女儿女婿夫妇生死诀别，流露出来的焦虑与悲伤，但却没有常见的激愤的控诉和狂躁的宣泄。“文革”真正使杨绛家破人亡，女婿沉冤，望着女儿孤独的背影，真是肝肠欲断，虽然作家没有过多的语言表述，但是读者能够窥知她心灵深处的斑斑血泪。

在“凿井记劳”一文中，杨绛这样描写干校庆祝大会表演的节目：

有一连表演钻井，演员一大群，却没一句台词，唯一的动作是推着钻井机团团打转，一面有节奏的齐声哼“嗯唷！嗯唷！嗯唷！嗯唷！”大伙儿转呀、转呀、转个没停——钻井机不能停顿，得夜以继日，一口气钻到底。“嗯唷！嗯唷！嗯唷！嗯唷！”那低沉的音调始终不变，使人记起了曾流行一时的电影歌曲《伏尔加船夫曲》；同时仿佛能看到拉纤的船夫踏在河岸上的一只只脚，带着全身负荷的重量，疲劳地一步步挣扎着向前迈进。戏虽单调，却好像比那个宣传“不怕苦、不怕死”的烧窑剧更生动现实。散场后大家纷纷议论，都赞许这个节目演得好，而且不必排练，搬上台去现成是戏。

有人忽然脱口说“啊呀！这个剧——思想不大对吧？好像——好像——咱们都那么——那么——”大家都会意地笑。笑完带来一阵沉默，然后谈别的事了。

“文革”之中大讲特讲的“文化革命”，原来文艺的特性就是毫无艺术性。如此表演何等荒诞不经，让人啼笑皆非。更可悲的是，“文革”中的人们真正的“思想改造”见效了，竟然把机械的单一色的“嗯唷”声与“思想不大对”挂上钩，不难让人们悟出“文革”反人道、反人性的本质。

“学圃记闲”再现了杨绛安安分分在干校学习种菜的情景：

阿香能挑两桶半满的尿，我就一杯杯舀来浇灌。我们偏爱几个“象牙萝卜”或“太湖萝卜”——就是长的白萝卜。地面上露出的一寸多，足有小饭碗那么粗。我们私下说：“咱们且培养尖子”，所以把班长吩咐我们撒在胡萝卜地里的草木灰，全用来肥我们的宝贝！真是宝贝！到收获的时候，我满以为泥下该有一尺多长呢，至少也该有大半截。我使足劲去拔，用力过猛，扑通跌坐地下，原来泥里只有几茎须须。从来没见过这么扁的长萝卜！有几个红萝卜还像样，一般只有鸭儿梨大小。

细细品味此语，不觉哑然失笑。女作家把又脏又臭的劳动用轻松的笔调描绘出来，没有一丝凄苦与哀怨，反而多了一些快乐与活泼。这苦中作乐的生活情景表现了杨绛在逆境与苦难中的洒脱镇定，传达出作者人生态度的达观恬适与超然大度。

“小趋记情”以小黄狗充满灵气与性情的描写，来隐含反衬“文革”灭绝人性：

我独自一人看园的时候，小趋总和我一起等候默存（钱钟书）。它远远地看见默存，就迎上前去，跳呀，蹦呀，叫呀，拼命摇尾巴呀，这还不足以表达它的欢欣，特又饶上个打滚儿；打完一滚，又起来摇尾蹦跳，然后就又打个滚儿。

“小趋”黄狗对于在干校劳动改造的杨绛夫妇似乎特别充满同情，它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欢欣来宽慰大作家落寞的心。在情趣斐然的叙写中，反映了作家在厄运与灾难面前仍然不失热爱生活的真诚，以狗之情趣来反衬人之险恶。与之相比，巴金在《随想录》中专文《小狗包弟》却是以极其悲愤的笔调赤裸裸地再现了“文革”的残暴，是含泪含血的控诉。“文革”期间，主人巴金连保护家中小狗的权利也没有了。怕小狗的叫声引来红卫兵，巴金把小狗托人送上了医院的手术台做解剖。巴金对小狗死于非命表示了深深的愧疚与忏悔。

“误传记妄”一章中，杨绛这样写道：

公布了，没有他。他告诉我回京的有谁、有谁，我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妄生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苦恼。我陪他走到河边，回到窝棚，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心上反复思忖，默存比别人“少壮”吗？我背诵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赦书一日行千里……州家申名使家抑”，感触万端。我这一念就想到了他档案里的黑材料。这份材料若没有“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杨绛以异乎寻常的冷静与清醒，揭示出“文革”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骗局，借韩愈诗句鞭挞“文革”罪恶。杨绛运用喜剧手法写作《干校六记》，以“历史的亲历者在叙说历史”。“历史的亲历者”可以只对自己负责，以自己的眼光来看历史。杨绛对干校生活更多注重的是把它当作个人的人生经历，在观照苦难历史时，她把握住了自我，敢于嘲讽自己，打趣磨难。而巴金的《随想录》则不同，它是以“历史的见证者在叙说历史”。“历史的见证者”必须对集体大众负责，对历史负责，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历史。巴金对“文革”这段历史的描述，更注重“文革”的史料价值。[6]巴金《随想录》通过对“文革”林林总总的令人发指的暴力的控诉，旨在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让世世代代永远牢记这场民族的劫难。它站在历史制高点上俯瞰中国历史，求索中华民族的出路，这是《干校六记》无法比拟的。

丁玲也是中国二十世纪难得的一代才女，其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蜚声海内外，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中，她却被打成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遭受残酷的迫害。1979年初丁玲复出文坛后，先后写作《杜晩香》《牛棚小品》《悼茅盾同志》《元帅啊，我想念你》《胡也频》等别具风格的优美华章。其中《牛棚小品》最能代表老作家历尽劫难之后对“文革”的反思，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精品，备受世人注目。

1968年夏至1969年春，戴着“反党”帽子，丁玲被隔离在北大荒的“牛棚”里，监禁达十个月之久，甚至不能与隔壁“大牛棚”中的丈夫陈明自由往来。因缺乏营养，还患上了夜盲症。《牛棚小品》分为“窗后”“书简”“别离”三章，写于1979年3月中旬的北京友谊医院，发表于1979年《十月》第二期上。作家通过对“牛棚”中生活的三个片段的回忆，向人们展露了苦难岁月中令人感动的人性之光。丁玲对《牛棚小品》的艺术价值了然于心：“难道我这个人不了解我自己的作品吗？”[7]1936年丁玲逃离南京，穿越重重封锁，到达陕北延安，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毛泽东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了传颂一时的词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妙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8]丁玲丈夫胡也频是左翼作家，被国民党秘密杀害。晚年的丁玲依然深情，著文怀念。丁玲继承胡也频的革命事业，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不幸被捕，出狱后去延安，又因写作《“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文章，1955年被划成“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1957年又成了“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首要成员，1958年遭到“再批判”，以右派之身下放北大荒沙原农场劳改十二年。“文革”爆发后被关进“牛棚”，1970年又被投进关押政治要犯的秦城监狱长达五年之久。二十余年间，丁玲由毛泽东的“红人”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战线上的杰出领导人，然而却又因文章变成罪人，人生起伏跌宕，落差何等之大！复出之后的丁玲依然难得地保持着“武将军”的豪迈与洒脱。丁玲对丈夫陈明爱得深沉，爱得执着。《牛棚小品》不是像巴金一样旨在控诉“文革”，相反，其着意叙写大悲大难面前，丁玲与夫君患难与共，意志坚忍，生命力的顽强。《牛棚小品》没有《随想录》的血迹斑斑，没有恐怖的血腥场面，没有《随想录》残酷的揪斗情景，也没有《随想录》痛失爱妻萧珊之后撕心裂肺的剧痛与悲情。但《牛棚小品》着力描摹苦难之中寻找片刻的快乐，努力捕捉残忍现实中的美好情愫。丁玲是个多情、重情、深情的女作家，热爱生活，达观处世。《牛棚小品》以欢娱之笔写凄惨之景，字字是血，声声皆泪，却又意趣高超，神采飞动，毫无缠绵感伤之弊。[9]《牛棚小品》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体现了“武将军”的从容与淡定，再现了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老夫老妻间的深情与厚意。

第一章“窗后”以劫后复出的深情，描写了夫妻间纯真天真的心灵感应；两人想方设法在监视之中捕捉心上人的身影，用眼神传达爱意：

我悄悄地从一条窄窄的缝隙中，向四面搜索，在一群扫着广场的人影中仔细辨认。……我找到了那个穿着棉衣也显得瘦小的身躯……我的心急遽地跳着，赶紧地把制服遮盖了起来，又挪开了一条大缝。我要你走得更近些，好让我更清晰地看一看……可是，忽然我听到了我的门扣在响，陶云（监管人员）要进来了。我打算不理睬她，不管她，我不怕她将对我如何发怒和咆哮。但，真能这样吗？我不能让她知道，我必须保守秘密，这个幸福的秘密……于是，我比一只猫的动作还快，一下就滑坐在炕头，好像只是刚从深睡中醒来不久，虽然已经穿上了衣服，却依然恋恋于梦寐的样子。[10]

丁玲偷窥丈夫劳改的身影，这“幸福的秘密”是丁玲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挺过厄运的动力之源。在这轻快的文笔背后，隐含着“文革”反人性的丑恶——夫妻近在咫尺，却远隔天涯。读者为作家处境掬一把辛酸之泪，也为作家生存智慧发出欢心的微笑。

第二章“书简”闪烁着倔强与悲壮情怀。丁玲坚信党最终能拨开迷雾，因此能够洒脱地承受他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与凌辱。她曾对陈明说：“我的案子，当然是文艺界一些人捏造出来的，汇报上去的，但不经上边，也就是毛主席的‘御笔’，他们打不倒我。我尊敬毛主席，但我知道，他老人家错了。我总坚信，他老人家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这个错误，还有中央那么多老同志，还有周恩来。”[11]在“牛棚”生涯中，偷偷接送书信，成为丁玲最幸福的事。文中一段写她接到丈夫书简还没有来得及看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生动传神：

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便安安稳稳地躺在铺上。其实，我那时的心啊真像火烧一样，那个小纸团就在我的身体下烙着我，烤着我，我表面的安宁，并不能掩饰我心中的兴奋和凌乱。[12]

丈夫的书简像爱情的烈火在燃烧，怀揣着陈明的书简，就像怀揣着丈夫的爱心，怎能不使老作家少女怀春般的“兴奋与凌乱”呢？这种浓烈的相伴生死磨难的爱恋，使得夫妻心心相印，穿过风雨，迎接久雨后的太阳。

第三章“别离”写到她被调往另一个劳改队，接受“革命群众专政”，连“窗后”那几秒钟与丈夫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女作家没有悲切的呼声，没有孤独无助的绝望，取而代之的是她坦然面对艰难险阻的达观与坚强：

我明白这是××队派来接我的“解差”。管他是董超，还是薛霸，反正是开步走，到草料场劳动去。

我看见远处槐树下的井台上，站着一个向我挥手的影子，他正在锅炉旁汲水。他的臂膀高高举起，好像正在无忧地、欢乐地、热烈地遥送他远行的友人。

这段生动活泼的描写给原本悲凄的生离死别的场景增添了一抹亮色，显得乐观而潇洒。陈明高高举起的臂膀仿佛在跟她说：没有过不去的河，挥挥手告别昨日的伤痛，扬扬眉迎接严峻的明天。一切苦难都会过去的！[13]

“庾信文章老更成。”窥一斑而知全豹，丁玲晚年创作的以《牛棚小品》为代表的一类作品，坚忍和峭拔并重，苦难与超脱共存。从人性出发，以艺术见长，有着重要的美学价值。[14]《牛棚小品》虽然没有像《随想录》那样从祖国与民族的高度来控诉“文革”，探索“文革”成因，但是它唱出了老作家在厄运下求生存的凯歌，彰显了老作家老而弥坚的主体精神和自由意志，奏出了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和谐人性与脉脉温情的最强音。

学界泰斗、世所景仰的季羡林创作《牛棚杂忆》，旨在造福子孙后代，希望后人从“文革”中吸取惨痛的历史教训。在“牛棚”里，季羡林的劳改任务就是打扫两派武斗时破坏的房屋，收捡地上的砖石。每天劳动强度大，总是饥肠辘辘。他发现一个破旧的蒸馒头用的笼屉上有几个已经发了霉的干馒头，简直如获至宝，拿来装在口袋，在僻静地方，背着监改的工人，一个人偷偷地吃。什么卫生不卫生，什么有没有细菌，对于一个“牛鬼”来说，这些都是毫无意义了。为了生存下来，季羡林也学会了说谎。离开大院出来劳动，肚子饿得不行的时候，就对带队的工人说，自己要到医院去瞧病。得到允许，就专拣没有人走的小路，像老鼠似的回到家里，吃上两个夹芝麻酱的馒头，狼吞虎咽之后，再去干活，就算瞧了病。这行动带有极大的危险性，倘若在路上邂逅监改人员或汇报人员，后果将不堪设想。

季羡林创作的《牛棚杂忆》对“文革”的倒行逆施，进行清算：

牛棚生活，千头万绪。“革命小将”们的折磨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们绝不会暴露自己心里的肮脏东西，别人也不便代为答复。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劳动改造’。这种打着劳动的旗号折磨人的办法，只是改造人的身体，而决不会改造人的灵魂。如果还能达到什么目的的话，我的自暴自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折磨的结果只能使人堕落，而不能使人升高。

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所谓的“士”，绝大部分人都含有这种想法，“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可是，我曾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呢？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15]

“文革”十年，季老饱受折磨，精神濒于崩溃。先生以牛鬼蛇神之身，刚出“牛棚”，邻人视若瘟神，避之唯恐不及。就是进商店买东西，也像一个白痴，不知道说什么为好。不敢叫售货员为“同志”，因为自己是“牛鬼”。不叫“同志”，又叫什么呢？叫“小姐”，称“先生”，实有不妥。结果嚅嚅欲言，趑趄不前，一副六神无主、四肢失灵的狼狈相。

以讽刺喜剧《升官图》名扬中国剧坛的陈白尘，当年与文化部数以千计的文化人一同来到湖北咸宁的“向阳湖”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1982年陈白尘参加美国“国际写作计划”，创作了《云梦断忆》，全书共分八章，分别为：“忆云梦泽”“忆房东”“忆茅舍”“忆‘甲骨文’”“忆眸子”“忆鸭群（上）”“忆鸭群（下）”“忆探亲”。陈白尘以切身的感受，回忆了自己在干校劳改的场景，把后人们带回到那个渐行渐远的“文革”岁月。

作为戏剧大师，陈白尘在创作中充分运用讽刺手法，针砭时弊，切中要害。“一九六九年末，我终于到达梦想已久的古云梦泽边那个‘五七’干校”。因为“我虽是从南京被揪回京的，在经过三年多神魂不安的日月之后，能在农村享受，真是心向往之了”，干校改造，实则强制劳动、精神强暴。陈白尘反语说是“能在农村享受，真是心向往之了”。

干校劳动场面荒诞可笑：

大雨大干者，因为我们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者，雨下得越大，干得越欢，才显出革命精神。有一天已经下雨了，正在收割麦子的人说：“收工吧，不能收割了。”我们连长以无比豪情叫喊道：“跟老天爷斗争到底！”麦子自然都割下了。但老天爷不买账，一连下了三天雨，收到手的麦子都烂掉了！

剧作家轻描淡写的一句“老天爷不买账”，轻轻一笑之间，就消解了当时流行的人定胜天的“神话”！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人们一片狂热，违背自然规律，却被视为“革命行动”，而变得天经地义。“麦子都烂掉了”，真是对连长号令绝好的辛辣的嘲讽。

《云梦断忆》占更大篇幅的并不是这类“嬉笑怒骂”的文章，而是对当地生活和人民的深情回忆和赞美。比如“忆云梦泽”中回忆“是如云入梦，总觉美丽的”。当地的老百姓在当时给了作者最大的安慰：“忆茅舍”一章中写道：“荒谬之中毕竟还有值得怀念的人和事”；“忆房东”一章中，房东家的老二一声“大爷”令作家感慨良多，“四年来，我只被人吆喝来，吆喝去，直呼其名是最客气的，否则须用‘大黑帮’‘大叛徒’之类的恶号称之，何曾有人叫过声‘大爷’？”；“忆鸭群”（上/下）中再现了老作家在向阳湖畔放鸭的经历，心中充满了温馨，对鸭群充满感情。[16]《云梦断忆》显示了陈白尘“幽默诙谐、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美学追求”。[17]

陈白尘在《云梦断忆》的后记里说，它“绝没有在那些伤口上抹盐，倒是企图涂上些止血剂的”。我们不难发现，《云梦断忆》以油滑笔锋再现五七干校真实生活情景，在苦难之中捕捉人文光环，讴歌了人间的真情。《随想录》不是《云梦断忆》的“止血剂”，而是手术刀，一块一块割下脓疮与伤疤。“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18]

综上所述所论，《牛棚小品》《牛棚杂忆》《干校六记》《云梦断忆》等一批新时期老作家回忆“文革”的散文，都不约而同地回避对历史苦难的直接抒写，也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屈辱感，更没有对历史做出直面的批判与反思。与之类似，孙犁的《云斋小说》、于光远的《“文革”中的我》也尽可能地避开“文革”斗争的正面描述，而多描述日常生活的场景，以此来冲淡叙述的政治色彩。这在无形中就反映了新时期老作家书写“文革”苦难的一种倾向性：有意地淡化苦难带来的沉重感，以平和隐忍的心态消解记忆中的不平事，与苦难的历史记忆保持一定的距离。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也许他们更应该做的，是对干校与“文革”进行深刻的反思。[19]陈白尘在《云梦断忆》的后记中说：“如果我这些‘断忆’，能为未来出现的伟大作品提供一砖一瓦的素材，余愿足矣！”陈白尘期望的伟大作品，就是巴金的《随想录》，与上述所有作品不同的是，它直面“文革”、毫不虚掩，掏出自己的心，对“文革”中林林总总的暴行痛彻地进行揭批，旨在反思“文革”的惨痛教训，不让中华民族重演“文革”悲剧。巴金对“文革”中为了明哲保身，对胡风、路翎等人撰文响应运动，表示痛心疾首的忏悔，这也是上述作家无法比拟的博大情怀。

二 “说真话”药方疗治“病变”的当今社会

“文革”期间，巴金曾经惶恐地高呼“万岁”，但当他看出那个“伟大”的骗局之后，“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后又是：要多说真话！开始我还在保护自己。为了净化心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得不控制心上的垃圾，不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帚，会变成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透过巴老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讲真话”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人格的真诚。要“净化心灵”，“我最恨那些欺世盗名、欺骗读者的谎言”。二是自我解剖的勇气。要把笔“变成弓箭”，“变成解剖刀”。三是人的独立思考。无数历史事例证明，说不说真话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不要把真话隐藏起来，随风向变来变去”，我们要“面对现实，认真思考”。“十年的灾难，使我留下一身的伤痕”，“我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够大的了”。

晚年的巴金是在痛苦的忏悔中度过的，尽管“文革”对他的摧残是一场致命的噩梦，但他通过反复拷打自己的灵魂，通过像老托尔斯泰一样言行一致，唤醒了我们和整个民族，正视自己的原罪和过错。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如果不懂得忏悔，是注定要下地狱的。因为忏悔之情，是最为真诚的，最能反映一个人的良知的，是靠一颗面向未来的大美之心支撑起来的。

巴金当年写这些“随想”和“真话”是冒着一定风险的，因为当时“四人帮”虽已被粉碎，但其思想流毒还没有被完全清除，带有极“左”思想倾向者还大有人在。邓小平当时说：“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可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巴金《随想录》创作初期，是在随时可能被打棍子、扣帽子的风险中进行的。由此可见巴金非凡的胆识与勇气。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并逐步加以完善，物质财富迅猛增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腐蚀着人的精神世界，物欲横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时不时有谎言与陷阱。商界波及政界，一些当政者为了所谓的“政绩”，虚报数据，一批大案要案的查处与曝光，让世人瞠目结舌。政界随之波及学界，清华大学格非教授的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北京大学学者张者的《桃李》，让人读罢为之扼腕叹息：时下社会要做到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他人，对我们来说都不容易。

人文理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造就一大批“有勇气在一切事务上运用理性”的“思想战士”——知识分子，从而为现代化的改革大业提供足够的民心基础和智力支持。巴金以“讲真话”方式为中国文学注入了一种现代的特质，通过对现代人的书写，达到对人性的开掘，达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鲁迅毕生追求的目标是建立“理想的人性”，巴金传承了下来。《随想录》表现了现代情境里中国人的现实遭际，笔锋直指时弊，用文学作品重塑国人的精神世界，用人道主义的关怀坚守着真善美的人性。世风日下，有甚于误国，许多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在振臂高呼。《随想录》对于疗治“病变”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意义重大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大劫难。“文革”是一座人道被兽道践踏的灵与肉的炼狱，压制自由、个性、尊严，表现出强烈的排斥人文主义倾向。思想战士无影无踪，现代化进程遭受严重阻碍。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巴金亲眼看到了“兽性的大发作”：抄家、打人、贴大字报、强占民宅、设司令部、“上刀山”、“下油锅”，让人变“牛”，住进“牛棚”，人被视为兽……这场噩梦开始不久，福建十多位全国知名作家、艺术家，几乎悉数关进“牛棚”，有的被勒令在烈日下暴晒，有的被剪了个阴阳头或者戴着高耸入云的尖帽押上大车游街示众，美其名曰“牛鬼蛇神”。

种种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触皮肉”与“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令数不胜数的人痛苦不堪而悲惨地死去。据权威人士估计，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约有一亿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巴金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创作权利，挨揪斗、进牛棚，“打翻在地，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作品也被宣判是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的“毒草”；萧珊仅仅因为是巴金的妻子，就被挂上“牛鬼蛇神”的纸牌，受到红卫兵铜头皮带抽打，身患重病不能治疗，悲惨地告别了人世。“文革”使巴老家破人亡。学者张业松认为，“巴金当然有才情，有文采，但这些都是比较次要的，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的最关键因素是他不犹疑，他始终有一个清晰的思想目标，就是达到社会改造的意图。”[20]三十年代以来多少热血青年在《家》的激励下冲出家门，进入外面的世界，走向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道路。“决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巴金于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当初巴金的竭力呐喊，在二三十年之后的今天，老人的愿望依然没有实现。谁之过？这是值得所有国人深思的课题。

我们是否反思过，“文革”博物馆不能建立，原因尽管复杂，至少有一点，我们缺乏一种可贵的品质——知耻而后勇。柯灵说：“《随想录》充满了严格的自我剖析精神。在这方面，鲁迅是榜样，巴金又是一个榜样。”闻一多曾赞美道：“人类的价值在能忏悔，能革新。世界的文化也不过由这一点发生的。”“文革”结束后，巴金不推诿、不虚饰，在文坛一片控诉气氛中，而能直面良知的拷问，把一个受害者对社会的控诉深化为民族苦难命运的承担。巴金曾经坦言：“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巴老认为，封建主义幽灵依然在游荡。我们稍稍观察一下，“长官意志”“遵命文学”“官气”，难道或多或少不在我们身边存在？

高尔基认为，“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变得更好”。晚年的巴金仍在呼吁今天还要大反封建，二十多年前巴老要求建立“文革”博物馆，2005年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他的愿望依然没能实现，不能不引以为憾。巴老“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我们重读《随想录》，不难发现写作目的是发掘与剔除国人灵魂中的劣根性，追求着治病救人的现实功利，是一座精神的‘文革’博物馆。

《随想录》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讲真话，这已被公认为他在晚年最辉煌壮丽的文学作品。“讲真话”是对“文革”弥天大谎的一种极大反拨。而在最后的第五卷《无题集》中的专文《“文革”博物馆》，则是异常突出的尖锐问题，道出了皇皇巨著《随想录》创作的最终动机，道出了巴老心底的祈盼与渴望。当代著名作家丛维熙认为建“文革”博物馆是给巴老最好的礼物。他说中国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中华民族自视残缺、同时自立的最好途径。我们送给巴老的礼物，不只是鲜花和赞美，真正应做的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我们可以说，建立“文革”博物馆是国人对历史的一次严肃的招待，是国人对思想的一场重大解放，是巴金启蒙思想在今天的发扬光大。

四 重新认识巴金信仰的无政府主义，有益于思想解放

无政府主义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欧洲各国，特别是俄国反对沙皇农奴制度的诸种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有过很大的影响，包括“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许多要求变革的进步人士都曾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因为无政府主义思潮反对“生存竞争说”，鼓吹“互助论”，强烈要求民主与个性解放，反对一切“专制”，崇尚个人自由，它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是自治公社的联合。它作为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个思想派别，对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批判意义，对当时进步青年具有极大吸引力。

关于“巴金”这一笔名的由来曾有过许多讹传。巴金曾在1985年回答香港中文大学校刊编辑时表示：“1928年我在法国沙多——吉里城拉丹中学写完了《灭亡》，想取个笔名，刚好当时的中国同学巴恩波投水自杀了。为纪念他，我便取了‘巴’字。而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我就取了一个‘金’字，合成‘巴金’的笔名。”而克鲁泡特金就是当时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核心人物。巴金捧读其作品，像着魔似的如饥似渴，认定其学说就是解放旧中国的精神武器。取“巴金”为笔名，可见是巴金对克氏的顶礼膜拜。

“人间正道是沧桑。”巴金当初做梦也不会想到，四十年之后的中国的疯狂年代，这一笔名成了他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罪证”。有人认为“巴”是无政府主义首领人物巴枯宁的首字，“金”是无政府主义思想领军人物克鲁泡特金的尾字。造反派和红卫兵一声呵斥：“分明是崇拜无政府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不允许有别的解释！”“文革”中的巴金被打成反革命，巴金之名一度成为罪恶的代名词，直至“昏昏浊浊之年，渺渺茫茫之月”才得以结束。

《爱情三部曲》是一部乌托邦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最真实地体现出中国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心灵世界、战斗生活和道德理想。《随想录》的最后几篇文章，他在沉默几十年后第一次回忆了无政府主义者《怀念非英兄》。在以后的文字里他陆续写了《关于克刚》《怀念卫惠林》等，描写了他当年的无政府主义战友。学者张业松在《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著文《文学史线索中的巴金与鲁迅》说：“巴金无疑是标准的新文化人。离开老家之前他所接受的就是世界性的思潮，这个思潮对他影响至深。后来在政治上他也许放弃了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影响，对他的影响保持终身。”

无政府主义的信仰，给巴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巴金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目睹封建家长因专制一手制造的罪恶，并为之深恶痛绝，写下《家》这部作品，抨击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压制一切新生事物，摧残青年男女理想与生命的卑劣行为。觉新理想被辗碎，鸣凤投湖自杀，梅的孤寂悲苦病故，瑞珏的难产惨死，无一不是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荼毒残害的结果。而欧洲无政府主义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就无疑引起巴金强烈的共鸣。从《激流》到《寒夜》再到《随想录》，巴金在社会牢笼中对个人自由的渴望，远远大于对其他的兴趣。一个以自由意志为理想的人，一辈子却越来越无法挣脱牢笼束缚，这究竟是他个人最大的悲剧，还是社会的悲剧？

晚年巴金在《〈爱情三部曲〉代跋》中表明他对昔日无政府主义战友的看法，用“理想主义”一词来赞扬他们。研究巴金的专家陈思和先生有缘亲自拜访巴金，协助巴老编辑全集，对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著文《巴金的意义》，对巴老因信仰而受迫害，但终老不变一事，精辟地论述道：“由于巴金的地位特殊，在一种理论学说还被认定是这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敌人的时候，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私下表达对它的信仰，风险要小得多。但你无法想象，环境会允许像巴金这样地位的知识分子公然表达他的异端信仰。”[21]

谭兴国甚至认为：“没有无政府主义，就没有作家巴金。”并对此进行具体分析说：“《家》对家长专制制度的批判，《憩园》对‘金钱万能’制度的批判，《寒夜》对‘好人受气坏人得志’的社会制度的批判，都和巴金的信仰有关，而且现在还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马克思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我们要用全面的眼光看问题，就不会失之偏颇，以偏概全。无政府主义思想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致命的缺陷，最根本点是不能科学地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无法成功地指导革命实践。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强权和国家，幻想通过暗杀和宣传建立一个生活平等、工作自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互助互爱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不少早期共产主义者都曾受过它的影响。巴金毕生信仰无政府主义。当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得轰轰烈烈，并且在此理论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巴金仍在反思揣度，两种信仰互相抵触，一种潜在的信仰危机使他变得焦灼不安。但无政府主义同时主张“社会必须是自由的”，希望用“互助”精神抵制日益泛滥的“黄金瘟疫”，提倡“休戚相关、相互帮助”，“自我牺牲、自我贡献”的道德观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时代，打破“铁饭碗”，实行聘任制，职业终身制现象将日渐退出历史舞台。人才的频繁流通，各种资源相互整合，努力实现“社会必须是自由的”。我国与世界面临思想多元化的时期，不同信仰的人相互共存、取长补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条件。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用暴力压迫改变个人信仰，否则必将导致混乱甚至战乱。

注释

[1]《出版广角》月刊组织评选，《理论广角》1999年第2期。

[2]巴金：《随想录》（合订本），作家出版社，2005，第5页。

[3]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第103页。

[4]张光年：《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第3页。

[5]〔加〕诺思罗普·弗莱等著《喜剧：春天的神话》，傅正明、程朝祥等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第184页。

[6]杨素蓉：《喜剧家笔下的“干校生活”》，《当代小说》2009年第8期。

[7]丁玲：《丁玲创作生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第271页。

[8]丁玲：《丁玲创作生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第367页。

[9]郭成、陈宗敏：《丁玲作品欣赏》，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14页。

[10]杨桂欣：《观察丁玲》，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第138～139页。

[11]宗诚：《丁玲传》，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第266页。

[12]杨桂欣：《观察丁玲》，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第141页。

[13]陈桂良、周红：《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名作欣赏》2009年第29期。

[14]赵焕亭：《从〈牛棚小品〉论丁玲晚年创作个性》，《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5]季羡林：《牛棚杂忆》，《文化博览》2005年第5期。

[16]张磊：《论陈白尘〈云梦断忆〉的创作心态》，《江汉论坛》2008年第10期。

[17]陈虹：《舞台与讲台——戏剧家陈白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266页。

[18]巴金：《随想录》，作家出版社，2005，序言第1页。

[19]杨素蓉：《戏剧家笔下的“干校生活”》，《当代小说》2009年第8期。

[20]张业松：《文学史线索中的巴金与鲁迅》，《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21]刘慧英：《巴金：从炼狱走来》，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