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史学工作者的修养与治学经验
（一）史学工作者的修养
中国史学传承悠久，治史者名家辈出，史学理论也相当丰富。对于史学工作者的修养，最有代表性的是唐朝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三长”说。他说：
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28]
刘知几只是打了形象的比喻，并没有对“三长”做具体的解释。清代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对刘知几的观点做出明确的定义和进一步补充，形成学、才、识、德“四长”说。他说：
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辩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29]
对于四长说，现代学者赵馥洁也做了解释，他认为“德”是道德，“才”是能力，“学”是知识，而“识”就是智慧。从其形成而言，智慧是知识和才能的升华；而从其功能而言，智慧又是知识和才能的统帅。它不但主导着知识和才能的获得，而且指导着知识和才能的运用。智慧对知识、才能的获得起着方法和动力作用；对知识、才能的运用起着方法和定向作用。清人袁枚将智慧的功能喻为“神灯”，他说：“我有神灯，独照独知，不取亦取，虽师勿师。”清人叶燮认为没有“识”的“才、胆、力”有害无益。他说：“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卤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惑世，为害甚烈。”[30]
综上，我们可以将史学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归结为四个方面：
史德——有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和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决心和勇气。撰史研史要素心直书直言，客观公允，不溢美隐恶，不谄媚变节。
史识——有全面、深刻、通达的历史观念。要求通晓古今中外、明断是非真伪。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其他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有助于史识的提高。
史学——有专业、广博、系统的历史知识。掌握基本语言基础和搜集、整理史料的专业技能，熟悉专业历史文献，有丰富的知识储备。
史才——有高超的构思、写作和表达能力。善于立论考证、布局谋篇和语言润色。
当然这四个方面的要求就像刘知几、章学诚所说的，一个人很难完全具备，因此历史上一流的历史学家极为少见。作为现代学者来讲，这四方面的修养也绝非一时之功，而应是一生不懈追求的目标。
（二）当代学者论治学经验
1.胡适与严耕望的八点治学经验（胡适提出前四点，严耕望提出后四点）
（1）勤 勤于阅读，勤于思考，勤于抄录，勤于写作，勤于听受与讲授。
（2）谨 谨慎与勇敢相反相成。“大胆假设”，同时也要“小心求证”。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
（3）和 与别人讨论问题，态度温和，尽量听取反对意见。学术是天下公器，真理愈辩愈明，没有面子问题在内。
（4）缓 其一，工作缓缓地做，不要抢快；其二，著作完成后，最好暂缓发表。慢工诚然不一定能出细货，但细货则必定出于慢工，草率抢工完成的东西，决不会好。
（5）恒 “不怕不太勤，只怕没有恒”，每日认真读书两小时。
（6）定 坚定方向与信心，不见异思迁，不跟风冒进，不被威逼利诱。
（7）毅 既包括恒心，也包括耐性。
（8）勇 永恒的坚持是一种勇气，“大胆假设”也是一种勇气。
2.严耕望谈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
严耕望主张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主要观点如下：
（1）健强身体，健康心理，身体如一只船，学问如同载重，船不坚固，甚至破坏了，如何还能运载？
（2）一心力、惜时光。心力与时光愈能集中，成果必愈大，最好生活的一切都投注浸润在学术工作中，成为一个纯净的学术人。
（3）淡名利、避权位。中国古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4）坚定力、戒浮躁。
（5）开阔胸襟。
（6）慎戒执着，做事做学问，要有相当固执，但也要有中庸之道，不能过分固执。[31]
3.赵馥洁谈学者修养
赵馥洁提出学者要做到“十戒”：
一曰戒满，满则无求；
二曰戒骄，骄则无识；
三曰戒惰，惰则无进；
四曰戒浮，浮则不深；
五曰戒躁，躁则无得；
六曰戒急，急则不达；
七曰戒粗，粗则易错；
八曰戒袭，袭则无创；
九曰戒奇，奇则常谬；
十曰戒名，名则难实。[32]
[1] 《史通·史官建置》。
[2] 《文心雕龙·史传》。
[3]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
[4]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饮冰室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页。
[5] 杨志玖：《和历史系同学谈怎样写论文》，《与青年朋友谈治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9～100页。
[6] 杨志玖：《和历史系同学谈怎样写论文》，《与青年朋友谈治学》，第101页。
[7] 三重证据法：通常指前者加上民族考古学资料或口述史料，现在还没有统一认识。以下是不同学者对三重证据法的解释。黄现璠：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新材料、口述史料。徐中舒：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运用“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史料研究历史”。饶宗颐：有字的考古资料、没字的考古资料和史书上之材料。叶舒宪：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再加上文化人类学的资料与方法的运用。
[8] 胡适：《国语文法概论》，《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9] 华罗庚：《数学归纳法》，上海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第8～9页。
[10] 胡适：《治学方法之来历》，《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11] 吴小如：《积累与思考》，《书廊信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12]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页。
[13] 吕思勉：《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14] 《宋书》卷八《明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2页。
[15] 《南史》卷三《宋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7页。
[16] 《宋书》卷四三《檀道济传》，第1343页。
[17] 《南史》卷一五《檀道济传》，第446页。
[18] 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修订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9] 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9～100页。
[20] 胡适：《杜威先生在中国》，《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21] 以上事例参见《普通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308页。
[22] 王熙元：《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古典文学散论》，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119页。
[23] “贫贱”一词，引者原文作“寂寞”，疑误，今据《陶渊明集全译》改为“贫贱”。
[24] 徐有富：《陶渊明政治倾向辩证》，《中国诗学》第六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5]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陶渊明集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26] 《游斜川》，《陶渊明集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
[27] 《辛丑岁七月中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陶渊明集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118页。
[28] 《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73页。
[29] 《文史通义》卷三《史德篇》，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256页。
[30] 赵馥洁：《谈研究生导师的素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年第2期。
[31]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109页。
[32] 赵馥洁：《谈研究生导师的素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