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硝烟中的龃龉
由于苏南两国的历史和国情不同，苏南两党从事斗争的性质和任务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苏南两党在战时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
一 苏南两党在斗争目标上的矛盾
苏联从其国家利益出发，从维系与西方国家的联合出发，将南共的斗争目标锁定在单纯地反法西斯斗争范围之内。南共则从其国情出发，将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
苏德战争爆发之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20余年了。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领导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苏联已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苏共在战时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全体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战争，打败法西斯德国。在战争初期遭到严重的军事失利之后，苏联迫切需要西方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在此情况下，斯大林非常担心支持南斯拉夫革命会被西方国家视为“共产主义的扩张”。所以，苏联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在政治上极力淡化南斯拉夫抵抗运动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束缚南共手脚，不准南共“革命”。
南共则认为，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必须“从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发展成为对社会实行社会改造的斗争”，对内具有“反资本主义的特点”，对外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59]也就是说，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应具有双重性，它“不仅是全民族的战争，而且也是革命的全民战争”。[60]从民族关系来看，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是一个统一形成较晚、存在时间很短的国家。尽管1918年出现了统一国家，但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早已形成了较为稳固的不同集团。长期以来，无论从精神形态上，还是从物化形态上，相互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各民族虽然在形式上生活在同一国度里，但实际上貌合神离，缺乏民族凝聚力。南斯拉夫有20多个民族，他们虽然同属南斯拉夫，但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文化发展也存在差异。特别是自古以来，异国统治者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挑动民族矛盾，致使一些民族之间结怨很深。在各个资产阶级政党中，民族性相当突出。德国入侵以后，“民族资产阶级未能把民族动力用于建立比较和谐的关系方面，反而在相互斗争中助长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气焰”[61]。这种现象突出地表现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民族势力在波黑地区的争夺上，它严重地妨碍了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联合斗争。因此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民族问题。“在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剥削的多民族的南斯拉夫，不可能斗争只局限于反占领者的纲领……只有在解决国内矛盾的更加广泛的基础上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62]从阶级关系来看，在资产阶级政党的意识中，“阶级的利益压倒了民族利益和爱国主义感情”。[63]南斯拉夫王国政府首相西莫维奇将军在德国轰炸贝尔格莱德之后，不是号召军队和人民起来抵抗德国的侵略，而是对警方下达了如下命令：“好好睁大了眼睛，别让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利用这场战争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64]“资产阶级和统治势力拒绝南共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建议，因为南斯拉夫王国统治阶级上层从来就把共产党人看作是最大的敌人，甚至超过法西斯侵略者。”[65]因此，许多资产阶级集团在抵抗运动中，出于阶级利益和反对共产主义的需要，投靠侵略者，与敌为伍。所以，南共领导的“对占领当局的斗争也是一场内战和一次革命”。[66]
在意识形态方面，南共高扬共产主义旗帜，动员人民抗战，苏共则束缚南共手脚，极力要求淡化抵抗运动中的共产主义色彩，双方由此产生分歧。1941年5月初，南共中央在萨格勒布召开了五月会议，将革命目标确定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提出了在解放区建立政权问题。德国入侵苏联后，南共中央委员会在其宣言中指出：“英雄的苏维埃各族人民正在流着宝贵的鲜血，这不仅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国土，而且也是为了整个劳动人民最后的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67]但共产国际不同意南共的主张，告诫南共：“记住，在现阶段，与你们有关的是从法西斯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68]1942年3月初，铁托从波斯尼亚东南的福查向莫斯科发去了电报，简明扼要地介绍到这一时期为止起义发展的主要情况。而莫斯科在3月5日的回电中说：“研究了你提供给我们的所有情报之后，我们感觉到，大英帝国和南斯拉夫政府的追随者猜疑游击队运动带有共产主义的性质，目的在于使南斯拉夫苏维埃化，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你们有什么必要成立一个特别的无产者旅呢？当前根本的、紧迫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反纳粹运动，粉碎侵略者，使人民获得解放。”[69]铁托和大多数南共中央委员认为莫斯科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南共中央在3月9日的电报中答复莫斯科，认为莫斯科“做出了错误的结论”，南斯拉夫没有建立苏维埃，而是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除了建立无产者旅之外，还成立了志愿军。共产国际在随后的电报中指出：“打败法西斯，从法西斯压迫下获得解放是当前主要的、压倒一切的任务。”要求南共不要仅从本国的立场看待问题[70]，而要从“苏、英、美联盟的国际立场”和“苏联同南斯拉夫王国和南斯拉夫政府之间”的“条约关系”来看待这一问题。如前所述，莫斯科曾经建议，由南斯拉夫最高统帅部准备一份告欧洲被奴役国家人民书，南共表示同意，并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电告莫斯科，但莫斯科在回电中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意见，要求不要提南共中央在南斯拉夫抵抗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等，害怕由此刺激西方国家。苏联对游击队的政治活动也不尽同意，克里姆林宫特别反对带有任何共产主义色彩的东西。1944年6月初，斯大林在接见南共高级领导人杰拉斯时，非常生气地说：“你们的帽子上为什么非要戴上一个红五星？形式是次要的，主要的是结果，可是你们却突出什么红五星！说实在的，红五星现在并不必要。”杰拉斯则指出：“摘掉红五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已成了传统，在我们战士的眼里它代表着一定的含义。”[71]
此时，侨居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公民、战俘和难民组成了斯拉夫旅。在杰拉斯访苏之际，南共与苏联政府在旅徽问题上发生了矛盾。苏联当局决定，这个旅的士兵的帽子上应戴上王室的标志。南共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这个标志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佩戴的。经过代表团的不断交涉，王室的标志才被红五星代替了。
苏联限制南斯拉夫抵抗运动中的“共产主义”因素，以便维护苏、英、美的大国联合，不仅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也是为了打败法西斯集团，早日结束战争。但是，第一，南共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维护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也曾为此牺牲了自己的部分利益；第二，南共反对盲目服从，主张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保持一定的独立自主，这无疑是正确的。苏联只是片面地要求南共绝对服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没有考虑到南共的独立性和南斯拉夫的国情，则是错误的。
二 围绕苏联对南“军援”问题上的争执
在艰苦的抵抗运动中，南共迫切需要苏联提供军事援助，苏联（在1941年以前）则以“技术原因”为借口予以拒绝，引起南共强烈不满。1943年1月中旬，当敌人对游击队发动第四次围攻时，游击队被迫开始了一次长距离的撤退，带着大批的伤员和难民，经过黑塞哥维那进入门得内哥罗。这时铁托争取苏联援助的呼声，表露出新的强烈要求的语气。他在电报中问道：“我不得不再次询问你们：是否真正完全不可能给予我们某种援助？成千上万的难民已面临饿死的危险。经过20个月的英勇的、几乎是超乎常人的战斗之后，果真仍然不能找到一种方法援助我们吗？……请你们尽最大努力帮助我们吧。”莫斯科在回电中虽对游击队的斗争表示赞赏，但仍然重申不能运送援助物资。[72]
在这次德军进攻高潮中发生了一起事件，使铁托彻底失去了耐心。大批伤员严重地妨碍了游击队的撤退，而这些伤员如果落入敌人手中，势必会立遭枪决。因此铁托认为，他除了和德军统帅部谈判休战换俘之外，已没有其他办法。铁托将他的意图报告给莫斯科，但莫斯科对这次秘密谈判非但不支持，反而疑窦丛生。铁托对于莫斯科的这一举动反应强烈。“如果你们不能理解我们当前的艰难处境”，“而且不能帮助我们的话，至少请不要妨碍我们”，“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我们自己的军队和我们自己的人民”。[73]后来，杰拉斯回想起这件事时谈道，“这是中央委员会里第一次有人公开说出，我们的利益可以和莫斯科的利益有所不同”。[74]
3月13日，铁托向共产国际报告，他的部队已经渡过奈雷特瓦河，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正在占领阻挡他们进入门得内哥罗的“切特尼克”分子的阵地。5月中旬，在这次战役的一次最激烈的战斗中，铁托发动了孤注一掷的猛攻，以便突破包围向前挺进。铁托再次致电莫斯科请求援助。他指出：“我们的处境是困难的，然而我们必须摆脱这种困境，哪怕受到很大损失。敌人正在尽最大努力要消灭我们，但他们是不会成功的。我们请求你们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情况下给我们以支援。”[75]同以往一样，铁托的请求再次被漠视。
对于拒绝援助游击队一事，莫斯科认为是由于其飞行员的技术难以向游击队空运物资，即“技术原因”造成的；而南共方面则认为是苏联为了维系与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关系，即“政治原因”造成的。早在1942年春天，铁托在给皮雅杰的信中就认为，苏联援助迟迟不来是出于政治原因。他写道：“妨碍我们取得援助的主要障碍是南斯拉夫政府，而不是我们的政策。”[76]德迪耶尔也指出：“从王国政府的档案中，可以明显看出，莫斯科在1942年不肯对游击队进行援助并不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而是由于政治原因。在战后，这些档案从伦敦转到贝尔格莱德。不仅在1942年春天，甚至到秋天，莫斯科还向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建议派遣一个苏联军事代表团到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处，向‘切特尼克’运送军用物资，甚至电台进行联合广播。”[77]
三 双方在建立人民政权问题上的分歧
围绕着建立人民政权问题，苏南双方也曾出现“最严重的分歧”。南共主张建立人民政权，领导战争和革命，苏共则予以反对。南共中央在1941年于萨格勒布举行的五月会议上，就提出和讨论了建立人民政权的问题。随后，南共在发布的全国总起义的命令中宣布：“战后的新南斯拉夫应是一个联邦国家，要通过革命来从经济上和社会上进行全面的改造。”[78]根据这一方针，南斯拉夫共产党率领全体人民进行反对占领者，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战争，并清楚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目标。人民解放运动在起义的一开始就砸碎了官僚—警察的政权机器，建立了新型革命政权的机关。在起义开始的时候，这些机关的名称各种各样，但其革命实质却是一样的。人民解放运动的拥护者在农村选举了人民解放委员会，将其作为临时的政权机关。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代表选举了区人民解放委员会，而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又选出了县和州人民解放委员会。这样，就建立了农村和地方人民解放委员会以及省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人民政权制度。
从1941年8月开始，铁托多次打算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行使政府职能，却都遭到莫斯科的反对。1942年9月，苏联为了加强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关系，把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铁托为此向苏联提出了抗议。1942年秋天，南共中央认为建立人民政权的条件业已具备。因此，铁托于1942年11月12日再次电告莫斯科：“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类似政府的机构，叫作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79]但莫斯科很快做出答复，明确表示反对。莫斯科认为，“不要把这个委员会看作一个政府，而要把它看作人民解放斗争的政治武器。不要把它和伦敦南斯拉夫政府对立起来。在现阶段不要提出废除君主政体的问题。不要提出共和国的口号。……南斯拉夫的政体问题，要等到德日同盟被粉碎和这个国家从侵略者手中获得解放以后，才能着手解决”。[80]
因此，南共中央只好放弃于1942年11月26日在比哈奇举行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建立一个新的人民政府的打算，铁托于11月29日致电莫斯科，他在电文中说：“我们同意你们在电报中所提意见，并将遵照办理。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指责伦敦南斯拉夫政府通敌卖国的，正是老百姓中的那些积极分子。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个执行委员会看作一个政府，但它却不得不处理所有的国家事务并且从事战争，在行使职权时它将得到几乎所有解放区和尚未解放地区中已经成立了的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支持。除了这些委员会和指挥这场斗争的军事当局之外，在南斯拉夫不存在其他公共的权力机构。委员会的会议由南斯拉夫人民军和游击队分遣队的最高参谋部召开，因此它在举国上下享有极大的权威。”[81]
1943年秋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总数上升到25万人。解放区已由1942年秋天的5万平方公里扩大为13万平方公里。解放区的人口占南斯拉夫人口总数的将近一半。因此，建立最高人民政权，按照民主的联邦制的原则把南斯拉夫建设成为享有平等地位的各族人民的共同体的条件成熟了。南斯拉夫最高统帅部在10月初的一封电报中告知莫斯科，由于流亡政府和国王同占领者勾结，它不承认该政府和国王；人民希望未来的南斯拉夫是一个民主的共和国。铁托随后将这一决定通知在莫斯科开会的盟国外交部长们，但该声明竟被驳回。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1943年11月29日在西波斯尼亚的亚伊策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46名代表。这次会议决定：确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为南斯拉夫最高立法和执行机构、全南斯拉夫人民和国家的最高代表。南斯拉夫将建成享有平等地位的各族人民的联邦共同体。这次会议还建立了新的革命政府——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该委员会具有政府的全部特点，并剥夺了王国流亡政府拥有的作为南斯拉夫合法政府的权利。会议决定审查王国政府在国外缔结的所有国际条约，以确定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
最高统帅部决心不让任何决议像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那样受到干涉。因此，关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的诸项决定，特别是关于剥夺王国流亡政府合法地位和不准彼得国王回国的决定是在确定之后，莫斯科才获悉的。莫斯科的第一反应是强烈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得到命令：不要宣布不准彼得国王回南斯拉夫的决定。不仅如此，南共驻莫斯科代表韦利科·弗拉霍维奇受到警告，他为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和莫斯科电台安排的全部广播节目都要经过检查，而共产国际的负责人马努伊尔斯基还对韦利科·弗拉霍维奇说：“老板（斯大林）非常生气了，他说这一举动是向苏联和德黑兰决议背后刺了一刀。”[82]斯大林猜想，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将对游击队和南斯拉夫国王及其政府决裂这一行动感到不满，因为同盟国仍然支持彼得国王及其政府，而且两国政府将会认为斯大林曾秘密地唆使他们这样做。
亚伊策决议做出后，西方的反应总的来说是温和的。首先是华盛顿和伦敦于12月4日对此做了公开的温和的报道，对决议中关于流亡政府和国王的态度，并无非常敌视的反应。西方报道10余天后，莫斯科才于12月14日发表善意的评论。苏联外交部在公报中指出：“南斯拉夫取得的这些进展，已得到英国和苏联的谅解，苏联政府认为这是一个积极因素，它必能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取得进一步的胜利做出贡献。这些进步也证明南斯拉夫新的领导人在团结南斯拉夫全体人民的事业中取得了具体的成就。”[83]尽管如此，苏联和英美政府一样，仍然只承认流亡政府为唯一的合法政府。
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对新生政权的承认，南共驻莫斯科代表弗拉霍维奇为苏联的《战争和工人阶级》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呼吁苏联当局承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为南斯拉夫的合法政府。该杂志接受了这篇文章，但提出如果文章由南斯拉夫人署名，那是不方便的。于是请了苏联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杰尔扎文署名。但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了批判。
苏南两党围绕南斯拉夫是否建立新生革命政权问题产生的矛盾，构成了战时两党之间最严重的分歧。对此，德迪耶尔认为，“斯大林始终贯彻执行的不是以南斯拉夫的解放斗争和革命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政策，而总是把苏联直接的国家利益和策略上的利益放在首位，想把南斯拉夫革命纳入自己的这个框框”[84]。
四 南共对苏联的实用主义政策甚感失望和不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1943年前），苏联政府从对德战争的眼前利益和战后安排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南斯拉夫采取了一种慎重而又灵活的立场：与流亡政府及米哈伊洛维奇和铁托的总部都保持联系，从而保有选择的余地。如前所述，苏联在战时与英美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相互协调其军事和外交事务。英美支持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且苏联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又保持着外交关系，因此，苏联从维护与英美的关系出发，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及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运动保持着联系。在共产国际内部，苏联与南共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在抗德斗争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利用每一张牌”服务于对德战争，是当时苏联政府的最佳选择。在如何看待南斯拉夫两大抵抗运动问题上，国际社会有一种错误的“民族”意识。“曾经有一种流传甚广的看法，认为游击队运动是‘克罗地亚的’，而‘切特尼克’是‘塞尔维亚的’。苏联的某些人士也接受了这种观点。”[85]直到1944年的春天，苏联军事代表到达南共游击队最高统帅部时，竟然询问游击队里是否有塞尔维亚人。1944年4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南共领导人杰拉斯会谈时，莫洛托夫一再询问“人民解放运动在塞尔维亚的根基是否牢固”，劝告南共不要低估“米哈伊洛维奇在塞尔维亚的影响”，要加强人民解放运动“在塞尔维亚的地位”[86]。因此，从维持苏联在整个南斯拉夫特别是在塞尔维亚的影响出发，苏联采取的是“脚踏两只船”的策略。
在抗战初期，由于米哈伊洛维奇是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核准的国内抵抗力量的唯一领袖，因此，苏联把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部队当作抵抗力量的主体。苏联曾经建议空运一个英、苏、美联合军事代表团到米哈伊洛维奇那里去，但遭到流亡政府的拒绝。1941年年底，英、南政府向苏联提出了三项重要的方针，即要求莫斯科命令游击队停止对“切特尼克”分子的战斗，承认米哈伊洛维奇为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并使游击队接受他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政府先是含糊其辞，后来又以“苏联政府认为干预南斯拉夫的起义是不适宜的”加以拒绝。但在共产国际内部，苏联却向南共施加压力，促其接受英、南政府的要求。卡德尔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斯大林也在向我们施加压力，不断地要求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同‘切特尼克’达成协议，建立由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指挥的共同的军队。”[87]“耐人寻味的是，甚至在伦敦和华盛顿以及莫斯科完全清楚‘切特尼克’对游击队的攻势之后，斯大林还支持我们同‘切特尼克’合作。”[88]而在具体行动上，莫斯科电台将整个南斯拉夫起义及其抵抗运动，都说成是米哈伊洛维奇的功劳，根本不是铁托和游击队的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英、南政府的要求。在当时的形势下，南共领导的抵抗运动正处于困难阶段，而得到英美等国和流亡政府支持的“切特尼克”部队在国内政治力量对比中尚占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尽管共产国际号召南共开展抗德游击战，但斯大林不相信南共有能力取得革命胜利，因而将赌注押在了米哈伊洛维奇身上。斯大林“竭力想在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总部内取得一席之地，以便利用他为苏联的外交政策服务”[89]。
1942年6月之后，苏联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态度发生了变化。7月19日，塔斯社第一次抨击“切特尼克”分子正在和南斯拉夫境内的敌人进行勾结。8月，苏联政府以声明的形式列举了“切特尼克”分子和意大利人进行合作的事实。1943年2月，苏联代表在回答流亡政府要求莫斯科运用其影响，促成南国内两派武装力量联合的问题时提出，除非米哈伊洛维奇改变其消极抗战的态度，否则无法在任何基础上把游击队和“切特尼克”联合起来。但与此同时，苏联人仍然没有关上与米哈伊洛维奇合作的大门。1942年9月，苏联再次提出向米哈伊洛维奇总部派遣代表团和提供军援的建议，想以此与米哈伊洛维奇建立直接的接触。苏联的广播和报纸也曾一度停止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指责。苏联的官员甚至在外交场合仍然将米哈伊洛维奇说成是南斯拉夫的民族英雄。尽管铁托不断地向莫斯科发出密电，揭露“切特尼克”的叛变行动，但苏联人仍然不相信米哈伊洛维奇已经成为德国和意大利的同伙。9月，共产国际要求南共提供用以证明米哈伊洛维奇勾结敌人的详细材料，并加以核实，认为这可能是德国人为分裂抵抗运动所设的圈套。[90]直到德黑兰会议后，在英国人即将做出撤销对米哈伊洛维奇支持的决定时，苏联仍试图向米哈伊洛维奇派出代表团。
自南共成立后，苏联一直通过共产国际支持南共的斗争。在战争过程中，苏联是通过秘密电台与铁托及其领导的游击队进行联系的。苏联在初期从其与西方国家和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关系出发，在政治上对南共及其武装力量进行限制，并不意味着苏联疏远和抛弃南共。随着战局的变化，从1942年3月开始，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开始介绍铁托及其游击队。1942年年底，苏联拒绝英、南政府关于要求莫斯科干预和限制游击队的建议，因为苏联人“不愿意发出会阻碍共产党游击队的指示，他们希望在德国撤退之后共产党集团将成为南斯拉夫的唯一最大的势力”[91]。
苏联之所以竭力促成南共和米哈伊洛维奇合作，是期望南斯拉夫所有政治派别的抗战牵制德军，直接配合盟军取得战争胜利。在战争初期苏联情报机关的公报上，多次出现“切特尼克”分子与游击队共同作战的报道。1942年3月，莫斯科在发给南共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强调斗争主要是针对‘切特尼克’是不恰当的”，以此拒绝铁托关于在国际社会中揭露“切特尼克”罪行的要求。在德军入侵南斯拉夫以后，苏联曾提议在其境内成立一个南斯拉夫人民委员会并建立军队。1942年上半年，苏联曾向南斯拉夫政府建议，缔结一个新条约，规定双方不仅在这次战争中互相援助，而且在战后合作，意在使苏联能够长期对南斯拉夫施加影响。英国学者斯蒂芬·克利索德认为，苏联在米哈伊洛维奇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了解他不愿为战争做出实际贡献，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试图与他建立联系。苏联政府抱着一种“猜疑的心情，生怕自己可能上当受骗，冷淡了这样一个人物，此人至少在塞尔维亚的问题上可能成为战后安排中的一个强大的因素”[92]。南斯拉夫一些权威的历史学家也认为，苏联在战时对南共中央的态度，“不在于莫斯科对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情缺乏了解，而在于一种既定的政策，莫斯科在执行这一政策时还施展‘利用每一张牌’的策略。万一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取胜，奉行这样的政策，就有可能确保莫斯科在南斯拉夫取得某些地盘”。[93]因此，铁托认为，苏联在战争期间对南斯拉夫采取的策略，“既非为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利益，也不是为了一般地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的需要，而主要是最好地去适应作为一个国家和它的大俄罗斯政策的苏联的利益”。[94]
五 苏英关于《巴尔干百分比秘密协议》，牺牲了南斯拉夫的利益
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开始时曾明确指出，苏联政府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东欧各国斯拉夫人民。在打败希特勒德国后，苏联政府愿意“让他们充分自由地在本国领土上任意安排”，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95]但在战争后期，随着苏德战场形势的变化和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斯大林开始背离其初衷，追求与西方划分势力范围。其中，苏英通过《巴尔干百分比秘密协议》，划分在南斯拉夫及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就是突出的一例。
在历史上，南斯拉夫人由于大国之间的秘密外交和关于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条约而多次受到伤害。1915年4月英、法、俄同意大利签订了《伦敦条约》，密约规定把斯洛文尼亚沿海及部分地区划给罗马。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发表官方公报，宣布苏维埃政府废除这项条约，因为苏俄政府不想参加帝国主义掠夺性的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希特勒于1941年4月通过划分南斯拉夫的指令，把南斯拉夫作为整体国家予以消灭，由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将其瓜分。苏联政府承认了对南斯拉夫的这一征服，因为在希特勒入侵以后，它中断了与南斯拉夫政府的外交关系。但是，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后，苏联政府撤回了自己的这项决定。
早在1943年年底，英国就有划分南斯拉夫为苏英两国势力范围的设想。这时，贝利上校（英国派驻米哈伊洛维奇总部的军事代表）主张按领土划分，东部（主要是塞尔维亚）地区划归米哈伊洛维奇，西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留给游击队。但是，英国当局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认为苏英在南斯拉夫全国问题上都有权益，都有相当分量的发言权。
英国在巴尔干的既定方针，是维持大英帝国的遗产，使之继续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从1823年英国支持希腊反抗土耳其斗争开始，英国就对巴尔干地区具有决定性的长期影响。自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英国就竭力在欧洲经过奥斯曼帝国境内通往印度的道路上占据优势。英国首相狄斯累利于1875年11月从埃及方面购买运河公司大部分股票，充分地表明了英国的这一目的。因此，英国力图控制黑海海峡，来阻止它的劲敌俄国势力南下，以排除它通往印度航路上的潜在威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在南斯拉夫支持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来对抗苏联支持的南共及其游击队。1943年下半年欧洲战场形势的变化使英国在巴尔干的政策出现了矛盾。如果从短期的战略来考虑，英国急需获得最有效的抵抗活动，以配合盟军的战略进攻，这就意味着支持和援助共产主义的抵抗力量。如果从战后长期的政治利益来考虑，英国当然希望恢复国王和流亡政府影响下的右翼抵抗组织，消灭共产主义左翼抵抗力量。但流亡政府影响下的右翼抵抗组织在战争初期奉行等待政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甚至与敌勾结，因而丧尽民心，势单力孤，毫无战斗力。所以，英国长期扶持的右翼武装无力配合盟军，在战略上无法发挥作用。英国在巴尔干的短期战略需要和战后长期的政治利益冲突的结果，是现实的战略需要超过了长期的政治利益。从1943年年底开始，英国在南斯拉夫逐渐放弃了国王影响下的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转而支持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
如同历史上列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传统做法一样，在战争输赢已经明朗的形势下，主导整个战争进程的大国就开始对战后的势力范围划分展开外交活动并达成一系列的秘密协定。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首脑已经对战后的欧洲政治格局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东西方盟国在共同抗击法西斯问题上的一致性，掩盖不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特别是在战争已经完全转向大反攻的阶段，后者开始浮出水面。当时，苏联红军的反攻确有摧枯拉朽之势。美英领导人面对这一局面，考虑的不是如何尽快地将沦陷于法西斯统治之下的欧洲各国人民解放出来，而是惧怕苏联的共产主义已经显露的席卷东欧之势继续向西欧发展。所以，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也就成为德黑兰会议的焦点。苏联要求西方盟国尽快开辟第二战场，是为了减轻东线的压力，从而加快东线的反攻步伐，这是与德黑兰会议确定的加快战争进程的主题完全相符的。但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的把第二战场放在巴尔干半岛，却是出于东西方政治势力范围的考虑。正如后来罗斯福对此所做的评论一样：“每当首相坚持经过巴尔干进攻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十分清楚，他实际想要干什么。他首先想要像楔子似的插入欧洲中部，以便阻止红军进入匈牙利。”[96]同样，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英国看到铁托游击队已发展壮大，在战后掌权的无疑将是南共及其游击队。英国如果继续支持米哈伊洛维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将一无所获。为了和苏联争夺欧洲，实现英国遏制共产主义向欧洲渗透和扩张的既定方针，英国认为只有改变态度，支持南共游击队，一方面可以使南共游击队更有效地配合盟军的战略，充分发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为英国的短期战略目标服务；另一方面将最大限度地挽回英国在巴尔干的政治影响，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的战后利益。英国常驻南共游击队的军事代表团团长麦克莱恩准将认为，为南共游击队“提供援助是防止铁托和南斯拉夫完全倒向苏联的最佳方案”[97]。
俄国历来把巴尔干看作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关键区域，是它通向黑海的出海口和防止外敌入侵南部疆界的桥头堡。所以，俄国巴尔干政策的目的，历来是为自己寻找黑海和地中海的出海口。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和奥斯曼帝国进行过多次战争。18世纪后半期，俄国在军事上逐渐占据优势。1791年签订的《雅什和平条约》，土耳其承诺放弃在克里米亚、南乌克兰和高加索等地的一系列土地。1795年，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奥地利君主弗兰茨一世就两国在巴尔干划分势力范围达成了密约，其分界线是斯卡普里。在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俄国再次获胜，获得了多瑙河三角洲等大片土地。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俄军又一次获得胜利，进一步巩固了俄国在巴尔干的阵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巴尔干地区成为东西方对抗的重要地带。从地理位置来看，巴尔干处于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十月革命后，巴尔干地区是西方国家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和封锁的前沿阵地，即所谓的“防疫带”。苏联领导人则从拿破仑入侵俄国，协约国武装干涉苏俄和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历史中，看到了巴尔干地区对本国安全的重要性，逐渐形成了将巴尔干地区作为苏联“安全带”的思想。
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苏两国在巴尔干地区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利益分歧。由于南斯拉夫是巴尔干地区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谁争取到南斯拉夫，谁就会在巴尔干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双方在南斯拉夫进行着激烈的争夺。
战争后期，巴尔干地区的形势发展越来越不利于英国。巴尔干国家反法西斯力量的壮大，苏联与南共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以及战争后期苏联加大对南共及其游击队的军事援助，尤其是苏联红军势如破竹地向西进军，使丘吉尔忧心如焚。1944年5月，英国主动对苏联提出订立东南欧“作战区域”的协议，约定英国“指导”希腊和南斯拉夫，苏联“指导”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英国政府企图通过双边协议，限制苏联在巴尔干地区的行动，挽救大英帝国的颓势。1944年10月初，苏联占领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并进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此时，在苏英争夺南斯拉夫的斗争中，苏联已占据明显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使苏联已占优势的南斯拉夫局势朝着符合英国利益的方向发展。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飞抵莫斯科，与斯大林达成了《巴尔干百分比秘密协议》，在巴尔干划分了两国的势力范围，其中规定两国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各占50%。在南斯拉夫占据主导地位的斯大林为什么会做出让步，与丘吉尔平分秋色呢？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策略。任何政治家都不是只靠协议，而是靠实际控制局势的实力。斯大林只是在名义上满足了丘吉尔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要求。随着苏联红军在南斯拉夫的胜利，英国在南斯拉夫的影响逐渐减弱。1944年12月3日，丘吉尔通过麦克莱恩致函铁托，抱怨未能得到游击队下级指挥官的合作，“正像你所知道的，我们已经和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做出安排，尽可能采取一种对待南斯拉夫的共同政策，而且我们在那里的影响应当是对等的。但是你却正以一种日益使人反感的态度对待我们”。[98]1945年4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同铁托会谈时一再强调斯拉夫民族的团结。他指出：“如果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所以斯拉夫人应该团结起来。”[99]此时，德国灭亡的命运已定，斯大林此番话语是明显针对英国人的。此后英南关系逐渐冷却，苏南关系加速升温。1945年6月23日，丘吉尔在致斯大林的信中无可奈何地哀叹，1944年“10月间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共同的意见是，处理南斯拉夫的事情应该做到俄国和英国大约各占一半势力。目前事实上却很像是90%与10%之比，甚至在那可怜的10%中，我们已经受到铁托元帅的猛烈的压力”[100]。
英苏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也着力调整南斯拉夫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内部关系，使之与英苏“对半分”的原则相协调。英苏在南斯拉夫共同的政策是促成彼得国王回国，建立联合政府。早在1943年12月，苏联政府就通知英国外交部长说，它希望促成联合政府和人民解放委员会之间的合作，为此苏联“准备尽一切可能在双方找到一个妥协的方案”[101]。丘吉尔在1944年1月8日致铁托的信中，明确宣布英国在南斯拉夫丢“车”保“帅”的政策。他指出：“我决心使英国政府不再给予米哈伊洛维奇任何军事援助，而只给你援助；如果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撤销他在各委员会中的职务，我们将感到高兴。但是国王彼得二世在少年时代逃脱了摄政王保罗亲王的魔掌，作为南斯拉夫的代表和受难的年轻王子来到我们这里。倘若把他抛弃不顾，则对大不列颠来说，这不是一种侠义的或荣誉的行为。”铁托在复信中表示理解英国对“彼得国王及其政府的义务”，在此问题上“不替我们的盟国带来不便”，但铁托同时又强调在如何对待国王问题上应服从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在随后的信件中，丘吉尔再三表示他对彼得国王“有一种个人的信任”，希望促成国王和铁托之间的合作，但均遭铁托拒绝。[102]
1944年3月，南流亡政府驻莫斯科大使西米奇宣布不承认流亡政府并倒向游击队，标志着该政府的地位日渐削弱。5月底，在英国人施加压力之后，彼得国王免去米哈伊洛维奇的职务并令流亡政府内阁成员伊凡·苏巴希奇就建立一个联合的临时政府和铁托达成协议。1944年6月，苏巴希奇在英国驻流亡政府公使史蒂文森的陪同下到达维斯岛，与铁托进行会谈并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有：组成一个新的南斯拉夫政府；凡与占领者合作过的人都应被排除在新政府之外，这个新政府的责任将是协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的解放斗争。新政府还应宣告承认并支持铁托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斗争，谴责一切卖国贼，并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为解放胜利而斗争。南斯拉夫人民解放统一战线委员会（简称“南人解会”）也发表声明，表示要与苏巴希奇政府合作，并在战争期间不做出有关国家制度的规定。
8月，丘吉尔与铁托在那不勒斯举行会谈，决定再次举行铁托和苏巴希奇的会谈。在随后举行的铁托与苏巴希奇的会谈中，苏巴希奇除了重申第一次会晤时提出的支援游击队和解除政府中所有反动分子职务外，表示彼得国王定将公开谴责米哈伊洛维奇，并答应成立新的联合政府，由王国政府和南人解会的代表组成。
围绕彼得国王回国和建立联合政府问题，南共不仅要与英国及流亡政府进行斗争，而且还遭受来自苏联的更大的压力。在1944年9月铁托与斯大林会谈时，斯大林坚持让彼得国王复位，批评南人解会第二次会议决议不合时宜，铁托应同流亡政府妥协。铁托申述理由，不同意国王复辟。铁托说，如让一个在祖国危难时期逃离祖国的国王复辟，那是对人民的背叛，人民会造反的。“人民痛恨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的腐败和实行恐怖统治。”而且，人民斗争的成果也不应付诸东流。在国王问题上，斯大林最后说：“你不需要永远恢复他的王位，暂时把他接回去……”[103]斯大林坚持让国王复辟，这反映了他的一种政策思想。他认为，不能因为南斯拉夫国内政策而损害苏联和英美联合的对南政策，不能影响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时，他又认为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强大，南共应与之合作。
贝尔格莱德解放以后，铁托和苏巴希奇举行第三次会谈，按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建议，协商组成一个新的联合政府。11月1日，铁托和苏巴希奇签订了第二个协议。随后，苏巴希奇由卡德尔（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南人解会副主席）陪同前往莫斯科会晤斯大林。在会谈中，斯大林对苏巴希奇礼遇有加，对卡德尔则当面批评南共领导心胸狭窄，是宗派分子。要他们像罗马尼亚人对待国王海米尔那样对待国王彼得。斯大林对卡德尔说：“你们不光是你们，因此你不能像光有你们自己那样行事。”卡德尔回忆道：“他又说了下面这样一番话作为解释，他和丘吉尔就西方国家在安排巴尔干国家的内部关系和国际地位方面的影响达成了协议。对于南斯拉夫，他们商定了各方所占的影响的比例是一半对一半，这时他做了一个两个手指交叉的动作。”卡德尔对此“震惊不已”，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卡德尔认为这并非仅指在安排巴尔干国家国际地位方面划分影响，而且也指在南斯拉夫国内情况方面划分影响。卡德尔当时为了“免使情况更糟”想说而没有说的话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决不允许他人以任何方式来划分影响，不论是对他们的对内政策的影响”，“还是对他们的对外政策的影响”，“而将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104]。
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英、美三国根据《巴尔干百分比秘密协议》，要求铁托立即履行1944年11月2日根据苏联和英国的建议，南共与流亡政府达成的关于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政府的决定。1945年3月，成立了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人民政府，由国王任命摄政委员会。随后，苏、英、美相继予以承认。南斯拉夫共产党认为“雅尔塔会议的这些决定是对南斯拉夫革命的沉重打击”[105]。苏联则认为“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决定符合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进一步提高了民主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106]。无论如何，它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苏英在南斯拉夫各占50%影响力的秘密协议。
表面上是为建立新的联合政府，实际上是苏英争夺和划分南斯拉夫“对半开”的势力范围，不是体现为领土的划分，而是体现为发言权的比重。丘吉尔和斯大林划分势力范围的思想和“对半开”的方案对联合政府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了苏英的联合，才有南共和流亡政府的协议，组成新的联合政府。对于苏英划分势力范围和促成南斯拉夫联合政府一事，南共领导人感慨颇多。卡德尔写道：“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有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有一些人试图把本国的利益当成共同的利益，不论是当成民主的利益，还是当成社会主义的利益，或者人类解放的利益和类似的利益。”[107]对于划分势力范围一事，南共领导人虽然当时保持了沉默，但认为这一事件对1948年苏南关系的破裂起了一定的作用。铁托在1968年11月16日会见巴黎《竞赛报》记者谈到《雅尔塔协定》时指出：“这一协定促成了在一半对一半的基础上的划分，这就等于提出一项预算却不和那些必须付钱的人商量。……这件事是我们和苏联之间的第一个争吵的原因。”[108]
六 双方关于苏军在南斯拉夫的违法乱纪行为的争执，产生了消极后果
战争结束时苏联红军曾在南斯拉夫北部对德军作战。应当承认，他们作战勇敢，伤亡很重。但在另一方面，这些部队的军官和士兵经过南斯拉夫时的有些行为，有损红军的形象。红军部队行经之处，人民经常抱怨他们的行为。许多妇女被侮辱、被强奸，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杀人和抢劫的事件。起初，这被南共及其游击队看作个别事件，但后来案件数量有增无减。这大大损害了苏联和红军的声誉。
长期以来，“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把红军看成是模范的、理想化的军队，南斯拉夫军队自己队伍内部对待任何甚至是微小的抢劫和强奸行为是毫不留情的”[109]。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南共最高指挥部对游击队的纪律要求极其严格。在对于老百姓和两性关系的态度方面，纪律尤为严格。对于抢劫和偷盗行为，即使情节很轻，也要处以包括死刑在内的重刑。另外，“崇高的道德准则是处理游击队各支部队内部关系的主要手段。年轻的游击队员，特别是来自农村的游击队员，在这里受到了再教育。在对人的这一人道的、注重道德的改造中，形成了个人对斗争的这些道德原则高度负责的气氛”[110]。军队中，男女队员并肩战斗，彼此关系密切，但绝不允许存在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所有这一切，都使游击队形成了光荣的传统，不但使军队具有顽强的战斗力，而且对赢得人民的爱戴和信赖，对形成鱼水般的军民关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苏联红军的某些违纪行为传到南共中央后，南共领导人觉得问题严重。“如果考虑到红军只是从南斯拉夫东北角越境而过，这些数字实在是触目惊心。”[111]因此，铁托决定找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夫将军谈话。为了使科尔涅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铁托还让政治局的其他主要领导如卡德尔、杰拉斯以及南斯拉夫的军方代表佩科·达普切维奇将军和科查·波波维奇将军一起参加与科尔涅夫的谈话。
铁托用一种非常缓和、很有礼貌的方式向苏军代表团团长说明了情况。但是，科尔涅夫用一种极为粗暴和带侮辱性的态度反驳铁托。科尔涅夫非常愤怒地咆哮道：“我代表苏联政府抗议对红军的这种造谣中伤……”铁托等人无论如何解释和劝说，都无法使这位苏联将军平静下来。在谈话中，杰拉斯指出：“我们的困难还在于，我们的敌人利用这一点攻击我们，他们把红军与英国军队加以比较，认为英国军队没有这类违法乱纪行为。”科尔涅夫对这句话反应特别强烈，他简直什么都不听了。他说：“你们把红军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进行这样的相比，对这种侮辱的做法，我表示最强烈的抗议。”[112]此次会见不欢而散。
对于这件事，斯大林的态度比科尔涅夫更为坦率。1945年1月，斯大林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指出：“我们的军队为了你们不惜流血牺牲！杰拉斯本人是作家，可是他是否了解什么叫人的痛苦和人的感情？难道他能了解一个经过几千公里浴血战斗的战士的心吗？如果这样的战士和妇女逛一逛，或者拿走了某一件小东西，这又算得了什么？”[113]斯大林继续说道：“杰拉斯的比较是完全不正确的，这是侮辱。不能根据个别情况概括一支军队，不能因一个丑恶的人就侮辱整个红军。必须理解一个战士的心，他奋战3000公里，从斯大林格勒打到布达佩斯。战士认为自己是英雄，他干什么都行，今天活着，明天可能被打死，人们会原谅他的一切。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战士们累了，已经筋疲力尽。……由于筋疲力尽，人们失去了平衡，不能用通常的尺度去衡量他们。”[114]
1945年4月，铁托带着杰拉斯等人访问莫斯科，在斯大林举行的宴会上，斯大林又提到了这件事。当时，彼此以种种名义敬酒。斯大林招呼杰拉斯，要杰拉斯与他一起为红军干杯。杰拉斯没有明白过来，反说要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说：“不必，不必，还是为红军干杯！为什么？您难道不愿意为红军干杯？”杰拉斯这才明白过来。他当然干了杯。接着，斯大林问杰拉斯，红军在南斯拉夫干了些什么事。杰拉斯辩白说，他不想侮辱红军，而那些事毕竟出在个别人身上，它只是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困难。这时，斯大林打断了杰拉斯的话，说：“是的，您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吗？您看到人的灵魂和心理状态是多么复杂吗？您想一想，一个从斯大林格勒打到贝尔格莱德，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打仗，看到多少战友和最好的朋友牺牲的人——这样的人对周围事态怎么会是正常的呢？在如此可怕的战争之后，他和妇女玩一玩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把红军理想化了，然而，它不是理想化的军队，就是红军没有那些刑事犯的话（这些刑事犯是我们让他们参军的），红军也不会是理想化的军队。”[115]这件事并没有就此了结，苏联一直把它记在账本上。正如杰拉斯在回忆录中写得那样：“我的这些话，加上其他一些因素，成为苏南领导之间第一次冲突的起因。”[116]
[1]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与后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页。
[2] “切特尼克”源于塞尔维亚。人们对它的解释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切特尼克”的意思是“入伍的人”，它起源于19世纪塞尔维亚反抗土耳其入侵的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塞尔维亚英雄科斯塔·贝帢纳茨指挥下的抗击奥匈的非正规军称“切特尼克”。后来，“切特尼克”又成为对付克罗地亚人、共产党及其他敌人的准军事力量。也有人认为，“切特尼克”有“绿林军”的意思，因为这些军事人员多在森林中活动。
[3] 〔南〕伊万·博日奇：《南斯拉夫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57页。
[4] 〔苏〕戈尼昂斯基：《外交史》第四卷（下册），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86页。
[5] 〔南〕伊万·博日奇：《南斯拉夫史》（下册），第760页。
[6] 〔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于亚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5页。
[7] 郝承敦：《苏南冲突研究》，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8] 〔南〕伊万·博日奇：《南斯拉夫史》（下册），第653～654页。
[9]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39页。
[10]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45～246页。
[11]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32页。
[12]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48页。
[13] 〔南〕弗拉迪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上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39～140页。
[14] 〔南〕米·波波夫斯基：《世界论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15]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伟大的同盟》（上册）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41页。
[16] 〔英〕菲利斯·奥蒂：《铁托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199页。
[17]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53页。
[18]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59页。
[19]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0]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4～5页。
[21]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8页。
[22]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59页。
[23]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54页。
[24] 〔南〕弗拉迪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上册），第154～155页。
[25]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54页。
[26] 〔英〕菲利斯·奥蒂：《铁托传》，第201页。
[27]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63～64页。
[28]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57页。
[29]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52页。
[30] 〔南〕米·波波夫斯基：《世界论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第40页。
[31]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84页。
[32]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49页。
[33]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83～284页。
[34]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63页。
[35]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54页。
[36]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65页。
[37]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85～289页。
[38] 自由南斯拉夫电台是以维尔依科·弗拉霍维奇为首的一些侨居苏联的南斯拉夫革命者创办的，主要报道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新闻和消息。
[39]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59页。
[40] 郝承敦：《苏南冲突研究》，第37页。
[41]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82页。
[42]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308页。
[43]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95页。
[44]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47页。
[45] 〔南〕伊万·博日奇：《南斯拉夫史》（下册），第799页。
[46]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34页。
[47] 〔南〕米·波波夫斯基：《世界论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第63页。
[48] 〔南〕米·波波夫斯基：《世界论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第117页。
[49]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88页。
[50]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47～48页。
[51] 〔南〕弗拉迪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第33页。
[52] 〔南〕米·波波夫斯基：《世界论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第37页。
[53]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18页。
[54]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78页。
[55]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96页。
[56]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301页。
[57]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75页。
[58] 〔南〕米·波波夫斯基：《世界论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第107页。
[59] 〔南〕伊万·博日奇：《南斯拉夫史》（下册），第798页。
[60] 〔南〕伊万·博日奇：《南斯拉夫史》（下册），第800页。
[61] 〔南〕杜尚·比兰吉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62]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71页。
[63] 〔南〕伊万·博日奇：《南斯拉夫史》（下册），第676页。
[64] 〔南〕伊万·博日奇：《南斯拉夫史》（下册），第675～676页。
[65] 〔南〕杜尚·比兰吉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第137～138页。
[66] 〔法〕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3页。
[67]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51页。
[68]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53页。
[69]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83页。
[70]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84页。
[71]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55页。
[72]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80页。
[73]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71页。
[74]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71～72页。
[75]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81～282页。
[76] 〔英〕菲利斯·奥蒂：《铁托传》，第240页。
[77] 〔南〕弗拉迪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上册），第186～187页。
[78] 〔法〕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上册），第352页。
[79]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91页。
[80]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92页。
[81]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92页。
[82]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73页。
[83]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95页。
[84]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72页。
[85]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86～87页。
[86]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二卷，第104～107页。
[87] 〔南〕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 9页。
[88] 〔南〕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 12～13页。
[89] 〔南〕弗拉迪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上册），第188页。
[90]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61页。
[91]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03～204页。
[92]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61页。
[93] 〔南〕伊万·博日奇：《南斯拉夫史》（下册），第722页。
[94] 〔南〕弗拉迪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第54页。
[95]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78页。
[96] 〔苏〕戈尼昂斯基：《外交史》第四卷（下册），三联书店1980版，第495页。
[97] 郝承敦：《苏南冲突研究》，第64页。
[98]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12页。
[99]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89页。
[100]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胜利与悲剧》，第820页。
[101]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304～305页。
[102]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紧缩包围圈》，第721～727页。
[103] 〔南〕弗拉迪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第31～32页。
[104] 〔南〕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67页。
[105] 〔南〕伊万·博日奇：《南斯拉夫史》（下册），第769页。
[106] 〔苏〕戈尼昂斯基：《外交史》第四卷（下册），第677页。
[107] 〔南〕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36页。
[108]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212页。
[109]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66页。
[110] 〔南〕伊万·博日奇：《南斯拉夫史》（下册），第706页。
[111]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98页。
[112]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67～68页。
[113]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73页。
[114]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二卷，第114～115页。
[115]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85～86页。
[116] 〔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