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创新：罗宗强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
孙学堂[1]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罗宗强先生研究中国文学40年，始终求真求实，力求追索和呈现文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原貌，因而能不为已有研究道路所局限，在学科建设、撰述体例、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不断开创新局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产生了巨大影响。宗强先生学术视野宏阔，以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最为著名，其次是士人心态研究，另外在古代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文心雕龙》研究和道家思想文化研究等领域也各有典范性成果。宗强先生是严格的导师，淡泊的学人，对古代文学、传统文化如何与当代生活衔接等现实问题有着独特的思考。
关键词：文学思想史；研究范式；士人心态；人文关怀
罗宗强先生1931年生于广东省揭阳县榕城镇，初中时受到郭笃士先生的文学启蒙，高中因家庭贫困辍学；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受到李何林先生人格与学风的巨大影响；1961年考取研究生，师从王达津先生治中国文学批评史；1964年毕业，至江西赣南师范学院任教。历经磨难，宗强先生于1975年调回南开，才算真正开始了他所喜爱的中国文学研究；此后他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导、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至2004年退休，然2006至2008年受聘为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宗强先生研究中国文学40年，最主要的特点、最基本的原则是求真求实。他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他能不断开创新的研究局面，都是求真求实、认真努力的结果。
一 中国文学思想史：新学科的开创
“一提到中国文学思想史这门学科，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在津门马蹄湖畔勤奋耕耘的罗宗强先生。”［1］2013年底，采访罗宗强先生的学术媒体如是说。
在这一年，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荣获第二届“思勉原创奖”。这一奖项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面向全国收集人文社科研究论著，其以“观点新颖、见解独到、填补空白、载入史册”为标准，追求公开、公正，在学界富有极好的口碑。《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初印，之后获得了学界广泛的好评，曾获天津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3），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更在出版27年之后获得“思勉原创奖”，这充分说明其学术生命之强大。在2013年10月26日的颁奖典礼上，颁奖人对该书的介绍是“罗宗强首开文学思想史研究之先河，具有开拓新学科建立新范式的原创意义；将隋唐文学思想发展分为九个阶段来论述的体例，新颖独特，前所未有；他还结合当时文化背景和文人心态来考察文学思想的演进，论述深刻，创见迭出”［2］。
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存在两个学科，一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其侧重作家作品的研究，而对文学理论批评关注不多；二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言“中国古代文论”，其关注文学史上的理论与批评而相对忽视文学现象。这样的学科分类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某些研究人员的手脚。当然，建树卓著的学人是不为此种学科壁垒所囿的，比如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先生、周勋初先生，他们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从先秦到明清，从文献整理到生平考据，再到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乃至于后来所谓的“接受学”，都有过精彩的论著。罗宗强先生也是一样，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研究限定在某一专门的领域。他最早出版的专著《李杜论略》可归于文学史中的作家研究，其中有专章比较李、杜文学思想，已明确提出像李白这样理论表述少而创作成就高的诗人“创作实践才是他的文学思想的更为直接、更为真实的体现”；同时他还提出，“一个时代的文学主张也一样，它不仅反映在文学理论批评的著作里。而且更充分、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在当时的创作倾向中，只根据当时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去判断当时的文学思想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全面而广泛地分析当时的创作倾向”［3］（P108）。写完这本书不久，宗强先生拟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系列重要范畴如“气”、“兴象”、“兴寄”、“意象”、“神韵”、“势”等作出系统阐释。但不久他即感到，如果离开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背景，仅从资料的摘录排比来解释这些范畴，便丢掉了范畴本有的“丰富的历史内涵”，缺少了“历史实感”，把内涵丰富的“活泼泼”的范畴变成了一堆僵化的东西；且拿古代的材料来注解现代的文学理论，也是一种浮躁的做法。于是，他把理论和创作结合起来研究文学思想的思路愈加明晰，随之果断放弃了范畴研究，凭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认真与勤奋，用5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文学思想史。
在此之前，中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也有名为“中国文艺思想史”或某代“文学思想史”、“诗歌思想史”等论著，但所涉及的内容很宽泛，且把历史、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割裂开来介绍——如此没有把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作为反映文学思想的整体看待，也没有把文学思想和历史环境作为整体加以研究，称之为“思想史”难副其实。可以说，这些论著的作者对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范围、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并无清楚之思考。在古代文学领域，也有程千帆、王运熙等人呼吁研究者把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结合起来，但直到《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出版，这种呼吁才真正落实为研究成果，并且以崭新的撰述体例呈现，成为学界瞩目的新的研究范式[2]。蒋寅先生认为，该书“关注的中心不在于一个时代的人们如何谈论文学，而在于他们实际如何理解和对待文学，其核心是对特定时代文学观念及其历史语境的全面把握”，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4］（P51-57），并认为此种研究方法“实现了一个时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互相发明”，“是一个接近历史原生态的有效途径”［5］（P165-166）。
几年后，宗强先生为他指导的张毅的博士论文《宋代文学思想史》作序，进一步强调文学思想史“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与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6］（P2），并且全面论述了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与文学史的区别、研究原则与研究方法等一系列问题。继之，他的作品中，1995年《宋代文学思想史》、1996年《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出版，1999年《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再版——及至2003年之后这三种书都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而一再重印；2012年《明代文学思想史》（上下册）出版，文学思想史研究作为中国文学学科的一个分支早已不再是问题。1999年，在与曹道衡先生、徐公持先生一起讨论“世纪学科回顾”的文章中，宗强先生回答刘跃进研究员关于为什么提出把文学思想史建设成一门学科的设想时，再次谈到这门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并设想“高校的学科划分，有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是一级学科，中国文学是二级学科；文学思想史相当于三级学科，与古代文学、文学理论批评史、现当代文学并列”［7］（P1-19）。当然，人所共知，要把这样学科建设的设想付诸实施、落实到申请学位、申报项目等各类系统表格中，又绝非一位淡泊名利的学人之力所能及。
罗宗强先生在生活中安贫乐道、甘于寂寞，在学术研究上却自强不息，在求真求实的研究路途上开疆拓土，开创了“融文学观念史、文学发展史于一体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模式”［8］（P55-64）。
二 凸显时代思潮：撰述体例的创新
由罗宗强先生规划并完成的断代文学思想史，其撰述体例与已有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不同。蒋寅先生认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九章结构“与古来流行的‘四唐说’有很大不同……四百年间文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和阐释深度更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还将该书“以文学思想史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划分时段”的撰述体例称为“方法论上的另一个贡献”［4］（P51-57）。
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都是在朝代的框架中以作家（理论批评家）或作品（理论批评论著）为纲目展开，对于此种体例的优缺点，宗强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所思考。他在为敏泽先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所写的长篇书评中谈到，以人为纲的“优点是使历代主要批评家的文学思想一一毕陈，给人一个清晰的印象，便于了解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而它的缺点则包括如下几点：“首先，由于它以批评家和批评论著为线索，涉及的往往只是有名的批评家和批评论著，而忽略了不大出名的批评家和批评著作”；“其次，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机缘，公认的较出名的批评家的主张，也可能并不具有多大理论价值，而真正有理论价值的主张，倒是存在于不大为人注意的大量的诗、词、笔记、小说、戏曲，以至史书里”；“再次，采用上述体例，常常只是停留在文学理论本身的研究上，而忽略了产生这种理论的基础——文学创作倾向”；“最后，也就是最主要的一点，是采用上述体例的最大限制，是它只便于介绍批评家和批评专著，而不便于很好地总结文学思想的发展规律”［9］（P173-186）。前两个缺点可以通过篇幅增大来弥补，然而篇幅增大也就意味着头绪增多，愈增愈多，便朝着“资料汇编”的方向发展，就文学批评史而言则不便于把握主要的理论命题，就文学史而言则不便于了解主要作家的创作成就；非专业的读者不需要如此详细，专业的读者则不需要这样的二手资料，所谓“史”的定位便显得尴尬。研究者有责任为读者提供明快的发展描述与规律探讨。
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不可以抽掉大家与名作，而文学思想史则可以把大家和名作“融化”到他赖以存在的时代思潮里，作为时代文学思想的代表或特殊层面去把握。由于特别关注文学思想的整体特点，所以针对每一时段要尽量描述清楚其文学思想的层次与特点；针对不同时段，则要尽量描述清楚其文学思想的发展与衔接。如果以作家作品为纲目，势必无法说清文学思想各个断面的层次（共时性）和各个断面之间如何衔接（历时性）的理路，故从最早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到最近出版的《明代文学思想史》，都是按照文学思想自身发展的特点划分时段、归纳章节标题。尤其是张毅所撰《宋代文学思想史》，在章节标题中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个体作家的名字。
这样的撰述体例，章节的规划必须从文学思想自身发展的实际状况与特色提炼出来，要求尽可能地接近历史原貌，这就需要对史料作全面的清理，付出极大的艰辛。宗强先生说：“在断代文学思想史的撰写中，除史书、子书、经注之外，我不得不按时间顺序一部一部地读别集，唯恐有所遗漏。通过资料的全面阅读，总结自己的印象；绝不相信他人的感觉，也不相信二手资料。只有在尽量描述出历史的真实面貌之后，才有可能对文学思想的是非曲直作出较为公允的评价。”［10］（P123）不以专人专书为纲目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关于刘勰文学思想的论述占了三章，全面集中地讨论了刘勰文学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刘勰的生平、文学观和理论成就，超过了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在该书后记中，宗强先生说他有三四年时间在《文心雕龙》上徘徊，“一遍一遍地读，一遍一遍地想，把它放到当时的文学创作实际中考察，把它与当时的其他批评家比较，当然也读已有的研究成果”［11］（P477）。像这样的文学理论批评巨著，实无法完全“融化”到时代的思想潮流里。另如葛洪、陶渊明等“与时俗异趣”者在文学思想史上的意义，书中也给予了专节论述。明代文学思想史又不一样，因为其时诗文成就不如以前，而戏曲小说高度繁荣，故该书专章论述了“历史演义小说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容与堂本《水浒传》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重情观念在戏曲文学中的表现”、“小说观念的巨大转变”、“以文为戏、适俗疗俗的文学观”等，对于杨慎、李贽这样在一般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涉及不多而在文学思想发展转变中又非常重要的人物也用了专章论述。而作者重视论述帝王及其重臣的文学思想（如洪武、建文朝的文学思想），在“竭泽而渔”的史料清理中发现前人未曾注意的文学思想发展的独特段落（如景泰至成化末、弘治初）等，则又与之前撰写的文学思想史相似。
以文学思想的自身发展为纲目还有一个明显的优点，那就是便于将宏观的理论思辨与微观的分析鉴赏相结合。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的学术界，重微观还是重宏观还是一个带有倾向性、引发过巨大争议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学者注重诠释、阐明和评价理论概念，说明具体问题时切实周到，而忽略从较广阔的角度去探讨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后来的论著注重从宏观上说明文学理论和思想的演进规律，但忽视对具体材料的把握和钻研，空疏不实。宗强先生始终认为，“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微观研究、宏观研究、在微观基础上的宏观研究，相互间并不存在矛盾，没有必要是此非彼”［12］（P10-12）。他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概括380年间文学思想的回旋及“双轨迹”运动，可谓高屋建瓴，而在九段的论述中分析各段文学思想的特质与意义，并理出各阶段因承转接的线索，非常细致。陈允吉先生称其“能够从大量材料入手，钩玄索隐，寻本逐变，借以获得对隋唐五代这一历史时期文学思想总体面貌的认识”［13］（P215-223），在宏观与微观结合方面堪称典范。而宗强先生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和《明代文学思想史》也一样精彩。
如果说以专人专书为纲目更多体现了传统的注重诠释、阐明和评价，重在材料归纳分析的治学理念，那么，文学思想史的撰述体例则是把基于资料爬梳的对于文学史发展线索、方向与规律的思辨呈现在整部书的框架结构中；尤其是在宗强先生每种著作的《结束语》部分，都以十分明快的线索勾勒出一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轨迹，探讨其发展规律和涉及的理论问题，便于读者从整体上动态地把握文学思想的发展。而在各个段落的论述中，“凡有涉于倾向性的问题，大而至于某一文学思潮来龙去脉的全部史料的发掘把握，小而至于某一具体作家生卒年、重要史料一字一句的诂训，无不审慎考订”［14］（P120-121）。宗强先生在对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个时段的论述中还有大量细腻精微的审美鉴赏，而明代的论述在小说戏曲部分对创作的品读分析则超过了诗文的部分，这又是由明代自身的特点决定的。
三 士人心态研究：新学科的再拓展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已涉及士人心态对文学思想的影响，在该书“结束语”中宗强先生已明确提出：“唐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政局有关。但是它与政局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士人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来的。政局影响士人的心理状态，士人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15］（P470）他还进一步提出，不仅唐人如此，中国的封建社会文人普遍地走入仕参政的道路，其思想状况、精神风貌也就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变化，“政局的变化、士人心理状态的变化、创作倾向变化、文学思想的变化，常常是很敏感地联系在一起的”［15］（P473）。该书的读者对此印象深刻，说它“论述各阶段文学思想的发展时，差不多都探讨了士人及作家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同文学思想、创作倾向的联系”［13］（P215-223），“对特定时期作家心态的描述常是最具独创性见解，特别引人入胜的笔墨。尤其是对转折期士人心态的描述，极为精彩”［4］（P51-57）。
但在宗强先生看来，研究隋唐五代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士人心态与文学思想之间“还是一种比较粗糙的联系，带着印象式，还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作家心态的研究上”；到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时候，魏晋士人心态的巨大变化吸引着他，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印象：即“不研究士人心态的演变轨迹，是很难阐释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原因的”［16］（P3-8）。于是他又改变了研究路向，集中精力研究士人心态，用4年时间写成了《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对于自己的探索将会获得怎样的评价，他似乎没有把握，故在后记中写道：“史料匮乏，年代绵邈，以现代人的眼光，去推测中古人的心态，实在是非常不易的事。我的原则，是竭己之所能，描述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一点，是否已经做到，只有让读者去评判了。”［17］（P371）该书1991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很快受到学界内外广大文史爱好者的关注，有人称赞它“既有高屋建瓴的整体阐发，又有细腻入微的个案分析，既充满浓厚的思辨色彩，又兼具强烈的实证精神”［18］；有人认为“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书，是‘撄人心’的书，是有所见的书”［19］（P118-119）。作家王蒙在《读书》杂志上发表长篇书评，品味书中谈到的嵇康、阮籍、皇甫谧、向秀等人和事，他既引述宗强先生的观点，也发表自己的看法，称赞书中描述的魏晋士人心态的演变过程，“从愚忠愚谏到疏离政治任情自适，自适亦不可得不可准（如丢了脑袋），然后变成了完全的价值失范，再接着是偏安自适，成仙成佛”；感叹“真是异彩纷呈，各有千秋……这既是很合乎否定之否定、正反合的规律的，也是令人亲切地觉得恍如昨日的”，“中国的历史太丰富了，读起罗书来也如行于山阴道上。我已经好久没有读过这样有趣又有货色、有见地的书了”［20］（P101-108）。
据史学家叶振华介绍，我国的心态史研究受到西方现代心理学及心态史学的影响起步较晚，虽然有不少研究方法的讨论，但实际研究工作却没有多少有价值的成果，已有论著的研究方式“多是简单的静态研究——根据一些材料归纳出几个共同点，然后稍作分析而已”，因而“只能给人留下笼统的概念化的印象”。然而，《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则以描述汉末魏晋动荡格局中士人心态的变化历程为目的，按汉末、正始、西晋、东晋四大时段分章，“在当时的政局变动、哲学思潮发展及其他相关条件的复杂关系网络中，仔细考察士人们的不同心态与共同的心理取向，进而勾画出整个魏晋时期士人心态的演变轨迹”，“使我国的心态问题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21］（P113-115）；书中对嵇康人生悲剧的独到分析，对两晋“名士风流”的全面观照，对陶渊明与玄学人生观之关系的精彩论述，都令人耳目一新。在世纪之交的学术回顾中，人们对这本书的精彩见解依然给予很高评价，如认为书中对嵇康的解读“已基本上离开了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影响”，“在过去的研究著作中实为罕见”［22］（P235）；“从玄学角度探讨陶渊明的思想，以及陶渊明在玄学史上的地位，其角度之新，论点之深刻，在陶学史上实为创举”［22］（P366）。还有人在论述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类文学专史时专门分出“文人心态史”一类，列举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和宗强先生后来出版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作为典范，认为他在文人心态史这一领域“产生了引领学术走向的作用”［23］（P919）。
《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完成并出版于2006年，宗强先生写这本书当然也是在为《明代文学思想史》作准备。宗强先生没有通论整个明代的士人心态，而只选择明代后期，是因为他觉得这一时期士人的人生取向、生活方式与生活趣味与魏晋士人那种个性自我张扬，而最后又归于沉寂的走势相似，故引起了他浓烈的兴趣。明代留存资料太多，他“通读了实录，读政书，读各种杂史、笔记，而更多的是读别集，一部接一部，能够读的都读了”［24］（P541）。这话说来轻描淡写，但凡是对明代资料略有所知者无不知其中甘苦；在所接触的浩如烟海的资料中选择哪些话题，又取决于论者之识见。宗强先生选择了嘉靖时期的谏臣、积极救世的思想家、渐近世俗的吴中才子、隆万时期的改革家和李贽等心学另类、屠隆等纵欲者以及明末邹元标和顾宪成等“末世拯救者”，分别剖析他们各自的生活态度和内心矛盾，体贴他们的徘徊与迷茫，评论他们的人生悲喜，“把晚明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置于整个中国传统思想史的流程中进行考察，故往往能在繁琐猥杂的史料中梳理出清晰的思想史线索，给人以高屋建瓴的阅读感受”［25］（P38-42）。宗强先生在后记中说，他选择这样一个动荡的、充满末世景象的时段，“涉及事件，而不着重于事件本身；涉及思潮，而不着重于思潮之内在理路；涉及政局，往往亦不着重于政局面貌之全面省察，亦只在于考察其对于士人心态之影响，意在于从一个时段，努力恢复士传统的历史记忆。此一种之记忆，也许有助于我人对士人传统人格之认识”［24］（P544）。这段话是意味深长的，与书中多处对道德之是非、事理之是非的剖析，以及对许多历史事件带有感情色彩的分析评判一样，“反映出强烈的人文关怀”［26］（P430）。
傅璇琮先生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作序指出，士人心态的研究是一个综合工程，“它在许多方面已突破文学的范围，它牵涉到当时的政局、哲学、社会思潮，牵涉到士人本身的许多方面，如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他们生活的环境，所受的教养，以及更为特殊的一些心理因素，等等，这差不多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7］（P6）。如果成为一个学科，士人心态研究将是历史、哲学与文学三个领域的交叉。宗强先生始终强调，古代文学研究不能视野狭小只把眼光盯紧作家作品，而应该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有些文学现象，就文学研究文学是不行的，例如，研究古文论，不研究老庄思想、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佛学、书画理论等等就说不清楚。有些文学现象，不研究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中西文化交流史，乃至与科技史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就得不到更好的解释”［12］（P10-12）。他的士人心态研究，正体现了这样的“拓展”和“打通”。
但在宗强先生看来，士人心态研究可以说是他涉足的一个新的领域，却始终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学科对待。他撰写《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给它的定位是“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的一个副产品而已”，他的研究目的始终是围绕着古代的文学思想，士人心态的研究则是为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找到深层的原因。他认为，经过对士人心态的深入研究之后，对于文学思想的认识更有“历史实感”了，“绕了这样一个大弯，再来搞文学思想史，我感到更具体，更真实，更充满了历史的活泼泼的生命”［16］（P3-8）。回顾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的文学史，无论谈什么时候的作家作品，无不是在简述“历史背景”之后谈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历史背景是割裂的、不痛不痒的那么几条，思想内容无非是人民性、现实性，艺术成就依不同的文学体裁也有那么几条……从庸俗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文学，方法则是简单的归纳法，看到的是文学的外部联系，而且往往是表象”［12］（P10-12）。宗强先生从结合创作与理论研究文学思想，再到深挖文学思想发展变化的深层原因，他对学术研究的推动及其产生的好的影响实在是非常大的。宗强先生指导的博士论文，无论是专人研究还是某一时代或流派的研究，也大都会论及士人心态。张峰屹在一篇文章中称作“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士人心态研究”［27］（P28-30），符合宗强先生对这一研究的定位。
四 中国文学其他专题研究
宗强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还有许多，兹略举其大者。
在古文论研究领域，他是最早回顾并总结新时期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成就与不足的学者，由他主编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1991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黄霖先生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文论卷》绪论中谈到“跨世纪”之前的这类论著，认为这本书和张海明的《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它“集学术性、工具性和资料性于一身，对20世纪前80年的古代文论研究概况作了全面的综述，并附有前80年详细的研究专著（含简介）书目和研究论文目录索引，作为古代文论学科中第一部既总结研究成果又指示研究门径的专著，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自明的”［28］（P1）。宗强先生主题相近的论文还有《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之研究》（《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古文论研究杂识》（《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导言）等。他的论文《中国古代诗歌风格论的一个问题》（《文学评论丛刊》第5辑）、《从思维形式看中国古代诗论的一个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都从他人习焉不察的思维方式角度分析古代文论的普遍规律；《诗的实用和初期的诗歌理论》（《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工具角色与回归自我——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认同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则从文学的最初作用谈起，思考中国文学思想传统的内涵、特色及其与当代文化如何衔接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思考深邃，发他人之未发。
在中国文学史领域，宗强先生不但著有颇受读者喜爱的《唐诗小史》，且与郝世峰先生和项楚先生共同主编了《隋唐五代文学史》上、中卷；与陈洪教授一起主编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四册；在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担纲隋唐五代卷主编且执笔撰写了李白、杜甫等章节。其中《隋唐五代文学史》上、中卷计70万字，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文学思想史的长处。董乃斌先生举“盛唐诗人的精神风貌”一章为例，赞其“把唐代社会体制、士人生活道路和复杂心态与盛唐文学精神联系起来，实际上就从人与文学的关系这个角度切入了文学与文学史发展的规律。这一论述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特征的认识都有所启发”。他认为该书还有另外三个特点：一是有意与文论史相融合；二是“行文有气，笔端常带感情，因而颇富个性色彩，一般集体合作的文学史不易臻此”；三是“注释详尽，附载了大量为进一步研究所必需的资料，凡有争议的问题则尽量将各家观点客观介绍，以为进一步深入探讨之基础”，因此“这部文学史专业性、学术性较强”［29］（P89-96）。
在《文心雕龙》研究领域，除《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里论刘勰文学思想的10万余言之外，宗强先生还在2007年出版了《读文心雕龙手记》一书。该书汇集了他20多年的研读心得，所收13篇文章主要是从字句训读入手，如《释“文之为德也大矣”》《释“惟人参之”》等；其又涉及《文心雕龙》和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理解，从微观入、由宏观出，就小问题作大文章，又都是对“龙学”研究中一些通行观点的修正或反拨，因此新见迭出，论者称之为“当代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另一座高峰”［30］（P212-215）。该书获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二等奖（2010年）。《文心雕龙》也是宗强先生治学的理论基础，他在研究生教学中开设“《文心雕龙》精读”课，希望把治学的“金针”传给学生。他指定的参考书是詹锳先生汇纂的《文心雕龙义证》和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讲疏》，在课堂上他征引和批评的其他译注本还有很多；他对学生的要求是逐字逐句阅读“论文之枢纽”的五篇和《神思》以后的篇章，通过对比不同注解推求原文之意，并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命题。
《庄子》同样是宗强先生的治学基础，他认为儒家对中国文化影响虽大，但道家尤其是庄子对中国的文学思想、文学理论影响更大。他曾戏称自己一生的学问在半部《庄子》，“《庄子》精读”是他为研究生开设的另一门常规课程。他要求学生对照晋人郭象《庄子注》、唐人成玄英《庄子疏》、宋人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和明人陆长庚《南华真经副墨》四种注本逐句阅读内七篇，对比不同时代人的注解、发现各自不同的诠释特点，学会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凡是修过这门课的学生，其作业修改后都已发表为专题论文。我在1994年读硕士时修了先生的这门课，感受到他有研究庄子阐释史的想法，但因精力所限，未能投入。他关于《庄子》研究的几篇论文收录在1994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的《道家道教古文论谈片》和南开大学2009年出版的《晚学集》中，这些论文涉及庄子哲学、庄子接受等重要问题，如《读〈庄〉疑思录——有关庄子文艺思想问题的片段思考》（《南开学报》1985年第2期）从思维方式探讨《庄子》内七篇的特点与真伪，视角很是独特。2003年涂光社先生的《庄子范畴心解》出版，请宗强先生为序，从长达15000多字的序文中，不难看出他对庄子的由衷的喜爱与多角度的深入思考。
《庄子》和《文心雕龙》都富有思辨色彩和独特的美学思想，宗强先生治学擅长思辨和重感情、重审美的特点，显然受了它们的影响。他还受到西方理论著作的影响——1964年他在南开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时，用半年多的时间精读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他后来回忆说：“这书很不好懂，我就一段一段地读、想，一行一行地拆开来读，看他的逻辑思路，看一遍不懂，就看第二遍、第三遍，直至大概弄明白了。读西方的哲学著作，对于理论思维的训练很有帮助。”［31］（P86-94）笔者曾在先生书架上见到这部由宗白华、韦卓民翻译的名著，书的扉页上有他购书时的题记：
1964.4.12日，病中，经济拮据，但仍下了决心，将全部存款的百分之七十买了这本书。我于是体会到书的力量的伟大。
1999年前后，宗强先生常与一位熟悉西方文论的师弟讨论“后现代主义”，还与陈洪教授一起组织研究生讨论。尽管宗强先生在论著中罕引西方论著，但他对西方理论的特点与发展却是关注和了解的[3]。
宗强先生还注重打通古今。早在1985年，他为《现当代作家文库》编选梁南诗选，发现其意象的高密度压缩近似李贺，于是想到，既然文学传统不会割断，文学研究也不应以时间横分彼此，若打通古代、现代和当代的界限，“完全有可能取得更深刻的认识”［12］（P10-12）。他研究和解读当代天才诗人海子的两篇论文，通过关于海子诗歌“潜流的民族血脉”的分析，从宏通的视野和文学史高度给予海子极高的评价——他对海子诗歌的意象解析，也已成为海子研究者经常引用的经典论文。
五 教书育人的模范教师
2012年7月，南开大学授予18位退休多年、平均年龄80岁的老人“荣誉教授”称号和“特别贡献奖”，并将其视为“学校最高规格的荣誉称号和奖项”，称获奖者无不“有着骄人的学术生涯”。宗强先生荣列其中，他无疑当得起这一荣誉。
作为导师，宗强先生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他在学生入学后最重学风的培养，要求学生从阅读原始文献中发现问题，选题之后穷尽所有研究资料，充分了解已有研究成果，坚决不允许征引二手资料。他曾被南开大学学生视为最严厉的“杀手”导师之一；他从不允许学生发表文章署他的名字，从不要求学生与他作一样的题目，更不愿学生作他科研课题的劳动力；他希望“学生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有自己的研究风格”，“有自己的区别于导师的研究天地”［32］（P1-2）。宗强先生作为导师的风格，常让我想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后飘口上他那张黑白的照片：面容清瘦，目光内敛，神情坚毅，“表现出类似于清峻的风格”［17］（P2）。他在2001年曾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他指导的博士毕业生已有多人成为高校学术骨干，有一人获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有两人成长为“长江学者”。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宗强先生恪守君子固穷的古训，以读书治学为乐。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后记中他说：“青灯摊书，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乐趣。”这句话不知令多少读书人心有戚戚、油然向往。许多人地位变了，人生追求也变了，而宗强先生对于读书的乐趣至今从未改变。2003年他的自选集《因缘集》后记中所录诗有云：“兄将举翮凌霄汉，我且蜗行伴落英。莫问人间奢侈甚，凝神寂寞对青灯。”［33］（P447）他为2007年第一期《寻根》杂志所题的“寻根寄语”写道：“家国眷恋，历艰辛而不渝；孤灯书卷，尽平生之所好。”2009年，在他与老伴王曾丽老师自印、用以赠送亲友的画册里，第一幅画（同时也用作封面）的题诗是：“何处三家村，尽日闭柴门。荒径少行客，无人问晨昏。孤灯与青卷，偃蹇神犹存。山外醉歌舞，利禄相逐奔。姚佚复启态，使人空心魂。机括相因依，成败如覆盆。会得此中意，万岁一成纯。”先生那种醉心学术的情怀，我总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非但无法追步，而且简直是难以理解。我想，促使先生孜孜追求、不知疲倦的不仅仅是兴趣，还有非常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对人生短暂、人生多艰的深刻体会，对时光的珍惜，以及多年培养出来的读书治学的习惯。读书治学确乎已成为他生命的内在需求。
作为高校教师，宗强先生多年来一直在思考文学是否有用、怎样发挥作用的问题。2000年前后，有人呼吁古代文学研究要贴近主流文化、关注现实人生，“要把古典文学研究与当代社会、当代文化、当代人的命运维系在一起”［34］（P101-105），反对研究中“边缘化”与“私人化”的倾向，否定过于“专门化”的小题目或过于“考据化”的方法。宗强先生则认为：
古代文学正像所有的古代文化遗产一样，在民族精神的承传、民族文化的延续、新的文化建设上当然有它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在相当程度上，它表现为对遗产的尽量深入的了解与认知，是无形的影响与接受。在这个范围之内，只要是求实严谨，我以为什么选题都是可以做的。……简单地说哪些课题对今天的文化建设有用，哪些就没有用，是一种短视的、草率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研究的“私人化”，私人化也就更有可能呈现多样性，更富于创造力，更富于学术的独立性。而从长远来说，也就对文化建设更为有利。［35］（P97-100）
他认为古代文学研究本来就应该是少数人的事。他谈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将其分为研究、教育和传播三个层次，“不通过研究，就分不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专门的研究是传播的基础，是少数人的事”［36］，如果在这一环节好大喜功、追求“轰动效应”，也是一种浮躁的作风。近年来，在“争创一流大学”的风气中，有关单位对科研十分重视，从教育部到各高校无不追求“组织大团队，构建大平台，争取大项目，产出大成果”，古代文学研究也出现了虚假的繁荣局面……宗强先生对此十分痛心，他在给《粤海风》杂志主编徐南铁先生的信中说：“弟对于目前学术之堕落，愤恨悲怆，实有难以言说者。贿赂公行，剽窃成风，浮躁喧哗，深陷泥潭而未见稍为收敛之意。外行之指挥棒，将导引学术走向万劫不复之境地……评这评那指挥棒在，学术即无清静之地……余欲无言，闭门读书以冷眼静观中国之学术走向何方。”［37］（P56-58）我有时想，宗强先生的学术人生，除了他一再唏嘘的被荒废的近20年大好光阴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缺憾？比如退休太早，不能像“同量级”的一些其他学者一样继续组织团队、申报更大项目、写出更大的成果？看看先生自己的说法，似乎不必遗憾，只是一个耄耋老人经常独自一人跑图书馆查找资料、核对引文，确乎令人心生艰难之感。
关于古代文学在当代生活中的作用，宗强先生认为是在情操陶冶与人格塑造方面。他在文章里、在日常谈话中，经常感慨于暴徒杀人的残酷，认为文学、音乐对净化情感有益。“我们的文化传统里保存的善良人性，在文学里有充分的反映，乡土的爱，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心等等，都有非常真诚、非常生动的表述，都能在健全的人格塑造、丰富的健康感情的培养中，起到很好的作用”［32］（P1-2）；“重视生命，重视亲情，重视故土故国，这就是流注于我国诗歌中的民族的血脉，是诗歌中代代相传、长流不断、上下衔接的更为根本的东西。这个人文传统，是我们今天正在失落的东西，是我们的诗歌教学中非常需要强调的东西”［38］（P7-16）。宗强先生的著作都是基于强烈的人文精神，字里行间总是带着感情，渗透着他对历史与文学的感动与思索。《中文自学指导》2003年第2期的“先生寄语”有宗强先生的一则短文，题目叫《感悟人生》，其中写道：
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都留有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生活方式、生活趣味的印迹，保存着他们的好恶爱憎、他们对于人生的感悟。流光逝水，生命消亡而对于人生的感悟却留了下来，就留在了文学作品里，留给了我们，让我们去感知。研究古代文学，我们有可能更好的了解我们民族的心灵的历史，深入到我们文化的深层，去认识人性的善恶，以昔视今，增加我们对于人生的理解。它和我们的生活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读此，则知宗强先生这样的学者绝非生活在象牙塔里。文学即人学，从此种角度对文学的深广的探求，其实正是对民族精神和人类文化的“终极关怀”。
看过蒋寅先生评论钱钟书先生的文章，认为“大师不光是学问渊博的人，还必须是陈寅恪先生所谓‘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即开一代学术风气，创立一种学术规范的人”［39］（P257）。就此一点而言，客观地说，宗强先生是做到了的。事实上，我们从未听过有谁称他为“大师”，他自己则总自称基础薄弱、资质愚钝，是“真正的草民”，“只能说研究时确实下了点功夫，对历史有自己的一番真切感受，能真诚地说出点跟别人不一样的看法，如此而已”［32］（P1-2）。1997年，宗强先生从新加坡讲学归来患上了罕见的“重症肌无力”，那时我博士在读，有时在病房里听到医生问他的病史，他即说出各种病症的长长的学名，有些病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先生可谓一生忧患，倍于他人。如果不是上天的眷顾，那次重病的痊愈一定要归因于他生命精神的极度顽强。先生今年85岁，尚每日读书治学不辍，我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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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孙学堂（1970— ），男，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诗学。
[2] 蒋寅《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认为：诗学史与思想史和诗史研究的结合“是陈寅恪文史哲相结合的学术方式的延伸”，其较早的成功实践有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文赋〉写作年代新探》等，“但作为一种成型的范式，我们不能不提到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思路”。见《中外文化与文论》第8辑，第111～117页。
[3] 左东岭说：“宗强先生虽然一向谦称自己不懂西学，并且很少染指历史哲学与阐释学理论，但我以为他所提出的‘还原、展开、充填’的学术宗旨是合乎当代学术的发展趋势的。”“在有意无意之间，宗强先生对传统诠释学与本体诠释学进行了理论的整合。”见《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罗宗强先生学术思想述论》，《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