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世界主要经济体研究
2014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动研究
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当今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第一大利用外资发展中国家，年度投资流量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年度投资存量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全球第11位，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全球第七大支付结算货币、第九大外汇交易货币、第七大储备货币。世界经济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走势，中国经济也在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的版图和格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联互动与交融合作不断加深，其深度、广度前所未有，其复杂性、多样性也前所未有。
一 中国经济在国内外复杂环境下实现稳中趋缓、稳中有进、稳中有为
（一）经济整体下行压力较大
2014年我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下行压力增大。经初步核算，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首破60万亿，达到636463亿元，同比增长7.4%，比2013年回落0.3个百分点，创出自1991年以来的新低。我国经济增速虽然回落，但是从新常态的视角看，我国经济实际上正在发生着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是产业结构在孕育着新的突破。一方面，201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8.2%，比2013年提高1.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继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以来，继续延续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也在加快，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且整个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态势非常明显。二是收入分配结构继续改善。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是8.0%，增长速度比GDP增速高0.6个百分点，比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低0.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分配中占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继续缩小，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比上年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比上年增长1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三是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和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处于向好区间。2014年12月，PMI为50.1%，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微高于临界点，连续16个月站在50%的临界点之上，表明我国制造业保持稳定运行的基本态势，但增长动力仍显不足。2013年12月，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1%，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之上4.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小幅回升，表明非制造业总体保持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四是资源环境成本的消耗有所减少。经济发展方式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的态势比较明显。2014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8%。这些变化都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亮点，也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在持续改善，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经济增长内生的新动力有所集聚。
图1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资料来源：Wind资讯。
（二）消费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强
201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其中，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增长49.7%。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2.9%。同时，需求结构呈现出积极的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强，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51.2%，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7个百分点左右，整个经济再平衡的态势比较明显。
图2 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资讯。
（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
2014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名义增长15.7%，增速比1～11月回落0.1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3.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3.2%，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6.8%。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14.6%，中部地区投资增长17.2%，西部地区投资增长17.2%。全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0.5%，增速比1～11月份回落1.4个百分点。
（四）对外贸易尚未完全企稳
图3 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资讯。
2014年，进出口总额以人民币计价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增长4.9%；进口下降0.6%，顺差23489亿人民币。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低速增长态势还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近期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动荡加剧，我国进出口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仍然不小。但是，随着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势头的增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和我国出口促进政策的逐步见效，2015年一季度全国出口有望企稳回升。
图4 进出口金额、出口金额、进口金额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资讯。
（五）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2014年我国经济增速回落，但并未影响就业市场的相对稳定。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76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931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70万人。三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7%，与2013年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4.05%基本持平。2014年我国就业市场呈现如下两大特点。
一是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断增强。第三产业投资增长较快，吸纳就业人数较多，发挥了就业“吸纳器”和“稳定器”作用。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增加就业的作用非常明显。2014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同比增长速度高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增速，有力地带动了就业。2014年的情况显示，现代服务业发展最快的是物流、快递等劳动力需求较大的行业，未来信息、金融等行业的劳动力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二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近两年，我国15～59岁劳动力资源的数量，不只是比重在下降，而且绝对量也在减少。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5～59岁劳动力资源的数量，2012年首次净减少345万人。2013年，国家统计局继续公布了劳动力资源的数量，但把口径改成16～59岁的劳动力资源数量，全年减少了244万人。2014年以来，劳动力资源数量受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继续有所减少，全年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这意味着从供给的角度来讲，劳动力资源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就业的压力不断缓解。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并转向趋好，是我国经济到了新的发展阶段表现出来的一种新常态，因为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会直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型。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经济持续下滑对就业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考虑到供求结构、产业结构这些深刻的变化，整个经济对就业的承载能力是在加强的，对承受失业压力的弹性是在增加的，就业形势将不断改善。
（六）物价总水平呈回落趋势
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涨幅比2013年回落0.6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1%，农村上涨1.8%。值得关注的是，2014年9月CPI同比上涨1.6%，重返“1时代”，创2010年1月以来的56个月低点，之后连续四个月在2%以下运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1.9%，12月份同比下降3.3%，环比下降0.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PPIRM同比下降2.2%，9月份同比下降4.0%，环比下降0.8%。工业品全面通缩局面愈演愈烈。
图5 居民消费者价格、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Wind资讯。
（七）货币信贷增势平稳
2014年央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适度增长。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22.84万亿元，同比增长12.2%，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2013年同期低0.4个和2.0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34.81万亿元，同比增长3.2%，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2013年同期低6.2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6.03万亿元，同比增长2.9%。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9.78万亿元，人民币存款增加9.48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为16.46万亿元，比2013年同期少8598亿元。
二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联互动不断深化
针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变革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1月底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我国已经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
观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联互动，可从战略、商品与资本、价格以及政策等四个方面加以深入分析。
（一）战略的互联互动：以“一带一路”战略和自由贸易区战略为代表的国家战略与世界经济的互动蓬勃应起、方兴未艾
1.“一带一路”战略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作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二者共同构成中国面向西部亚欧大陆以及国土以东和以南广阔海洋寻求发展空间的两大战略支撑，一个着眼于加快向西开放，一个着眼于建设海上强国，这是一个中华民族自古至今从未有过的雄心勃勃的宏大战略，而且是一个外向的、开放的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的重大战略，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它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有利于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实现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一战略构想体现了在坚持全球经济开放、自由、合作主旨下，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新理念，也揭示了中国和亚洲经济合作进程中惠及其他区域、带动相关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新思路，更是中国站在全球经济繁荣的战略高度，推进中国与亚洲乃至欧洲和非洲合作跨区域效应的新举措。
“一带一路”既秉承厚重的历史文化，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延续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友谊，又着眼于续写现代文明，兼顾国际与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高举和平发展大旗，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核心价值理念，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沿线国家和地区相互开放、互利共赢为根本宗旨，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流通和民心相通”为核心内容，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关键和抓手，以重点国别、重点园区、重点项目开发开放为先导和重点，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循序渐进，重点突破，最终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普惠经济带与和平合作之路，再现“丝绸之路”曾经的繁荣与辉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
一方面，在继续推进沿海更高层次开放的同时，推进内陆和沿边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拓展开放深度与广度，形成沿海开放和内陆、沿边开放相互协调、相互带动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以开发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求发展，为中华民族争取更为长远和更为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在“五通”的基础上，努力做好经略周边各项工作，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打造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命运共同体，拓展中国发展的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要充分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胸怀与担当、与世界经济互荣共进发展的坚定决心，表明我国将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展开外部协同，承担大国责任，打造新的国际版图。
也就是说，中国的战略意图并不局限于用世界、地区的资源服务于当前中国的发展，而是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在更高层次上与沿线国家打造命运共同体，在坚持市场经济驱动、秉持自由贸易原则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全球市场的开放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增长。特别是，为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还发起并同一些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便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而设立丝路基金则是要利用中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2.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是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是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利的重要平台
如果说“一带一路”战略更侧重于“硬件”方面的互联互通，侧重于以基础设施为先导和核心促进沿线国家实现“五通”；那么，自贸区战略则偏重于“软件”方面的互联互通，侧重于以降低贸易门槛、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程度来加快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是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是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利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要做参与者、引领者。
之所以说是重要内容，是因为自由贸易区战略不仅仅是传统上零关税和零配额的概念，它更包含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金融服务业更加开放以及政府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等丰富内涵，是一个国家经济体系全方位开放和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有助于我们在新时期更好地“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
之所以说是重要手段，是因为自由贸易区战略因其内涵丰富并且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它已日益成为当前国际经贸领域的一项成熟制度安排。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有助于我们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
之所以说是重要平台，是因为自由贸易区战略作为一项区域贸易安排，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之一。在当前多边贸易体制突破陷入僵局、停滞不前的背景下，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有助于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有助于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利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体现更多中国利益。
当前是中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有利时机，“机者如神，难遇易失”。就国际环境而言，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第三次工业革命处于孕育期和服务经济时代来临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有利于培育我国经济发展的新优势；就国内形势来看，经过多年经济发展和不断深化改革，我国经济正逐步迈入新常态，而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就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两类规则，实现要素资源更加优化配置。
近年来，欧美等西方国家积极倡导和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ISA（服务贸易协定）等新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加大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差距，使我国深化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面临严峻挑战。未来我们只有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把握全球的资源，把握全球的需求，把握全球的人才，才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合作共赢，才能有效地“反制”与“平衡”TPP、TTIP和TISA。
（二）商品和资本的互联互动：包含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跨境资本流动等在内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已经初步确立
2014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三个平衡”重新定位了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会议提出，面对当前对外开放出现的新特点，必须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众所周知，2014年的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2015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会略有回升，但总体复苏疲弱态势难有明显改观，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基于此，中国与世界经济在商品和资本方面的互联互动将呈现诸多新的特点。
1.对外贸易低速增长将是常态
回顾过去的几年，2012年我国外贸增速仅为6.2%，远低于当年初确定的10%的目标；2013年我国对外货物贸易突破4万亿美元大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7.6%的增速仍然低于8%的增长目标；2014年，进出口增速同比增长仅为2.3%，远远低于7.5%的预期目标，连续三年未完成外贸目标。尽管2.3%这一数字仍是全球贸易增长的一个亮点，比很多主要国家贸易增长速度快，但也显示出，国际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外贸形势并不乐观。
对于2015年，鉴于全球经济增速低迷是大概率事件，中国外贸低速增长、出口个位数增长将是常态。一方面，美国消费回暖带动经济强劲复苏，欧元区继续加码宽松政策、助力内需稳定，发达经济体终端需求有所恢复，有助于提振全球贸易。根据IMF的预测，2014、2015年全球贸易分别增长3.8%和4.9%，尽管显著低于危机前平均的7.3%，但较2012和2013年3%左右的增速有显著的回升。另一方面，2015年主要经济体货币方向性背离将继续加大，人民币对美元将保持相对稳定，而对日元、欧元等主要货币则会“被动”升值，加权平均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将进一步上升，从而削弱我国外贸部门的竞争力，将对中国出口构成下行风险。在上述两方面相反力量的影响下，2015年中国总体出口增速和进出口增速都将较2014年有所回落。
2.利用外资的环境将有所恶化
从绝对额来看，我国利用外资规模连续23年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即将迎来双向投资的首次平衡。但2014年利用外资的环境严峻，曾经连续4个月利用外资呈负增长。据商务部数据，2014年中国利用外资1195.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7%。当然，这是在全球外资普遍收缩、撤离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横向比较，中国的成绩并不算差：欧盟2014年上半年利用外资下降32%，俄罗斯下降50%，巴西下降2%，美国也是负数。展望2015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温和回落，外资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信心仍将呈现微妙的变化，利用外资环境难有根本改善。
3.年度对外投资总量将历史性超过利用外资
2014年，中国境内投资者累计实现对外投资1160亿美元，同比增长15.5%。对比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对外投资下降了27%，日本对外投资下降22.9%，中国无疑是2014年国际跨国投资中的一个亮点。中国对外投资金额占外汇储备比例较低，2014年年底外汇储备余额3.84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一外储大国，但对外投资累计净额（2013年数据为6604.8亿美元，全球第11位）占外汇储备余额比例仅为16.98%。外汇储备余额大及对外投资存量小，显示中国未来对外投资空间巨大。定调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目前中国“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要更加积极地促进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
4.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因素日趋多样化、复杂化
就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而言，2014年呈现两个较为明显的背离[1]：一是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增长相背离。2014年二、三季度，海关统计的外贸进出口顺差合计达2144亿美元，同比增长69%，同期国际收支口径的外汇储备资产（剔除了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的估值效应影响）仅增加了224亿美元，同比少增85%。二是本外币利差与跨境资金流向相背离。上述两个“明显背离”表明，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因素正日趋多样化、复杂化。除传统的贸易、利差因素外，其他国内外经济基本面因素也为市场日益关注，进而影响市场主体的风险偏好和财务运作。与此同时，境内外汇市场的多重均衡特征更加凸显，在进出口顺差和本外币正利差的给定条件下，外汇市场既可能供大于求，也可能供不应求，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加大。
在影响2015年我国国际收支运行的因素中，一方面，我国将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的外贸进出口顺差，人民币将继续维持对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正利差，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维持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国内经济运行、人民币汇率走势、财政金融风险释放、货币政策调整以及世界经济与货币政策分化程度等因素较不确定。可以预见，在经常项目继续顺差的格局下，2015年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双向波动将更为频繁：当境内外因素偏多时，跨境资本大量流入，境内市场外汇供大于求，且供求缺口可能超过贸易顺差；当境内或境外因素偏空，尤其是境内外偏空因素叠加时，跨境资本流出压力加大，境内市场外汇供求趋向基本平衡，供求缺口小于贸易顺差，甚至有可能出现外汇供不应求。
（三）价格的互联互动：货币的对内价格（物价）和对外价格（汇率）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愈加复杂多样，且与国际市场的互联互动愈加深入多变
1.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将引致国内输入性通缩
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以原油为代表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开始快速下跌，一片萧条。无论是谷物、黄金、煤炭，还是棉花都难以独善其身，尤其是原油、铁矿石这两种全球最大宗的产品，更是在半年时间内普遍走弱，上演了“断崖式”下跌且呈现“跌跌不休”之势，此番景象与本世纪初由新兴经济体飞速发展带来的长期繁荣形成了鲜明对比。
以国际原油为例，三大因素的叠加不断给油价施压，使纽约WTI和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度跌至六年来低位：一是尽管美国经济持续复苏，但欧洲、日本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全球经济整体复苏放缓导致需求端乏力，供需面失衡引发价格回落；二是随着美国页岩技术、生物技术和深海技术日趋成熟，能源供应的革命性突破加上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并未采取任何减产保价的措施，让全球原油供大于需的局势持续；三是美联储如期结束QE并释放出2015年年中将首次加息的信号，使得美元长期走势更加稳固，美元的坚挺以及美债利率的上升，给以美元计价的原油造成直接影响。其他大宗商品的走势及其影响因素与原油类似。
从影响2014年大宗商品下跌的诸多因素来看，美联储退出QE并将进入加息周期将使美元持续走强，俄罗斯、乌克兰、伊朗、巴基斯坦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依旧，全球需求放缓使中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将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国页岩油发展等，短期内都很难出现重大改变，2015年仍将影响大宗商品市场的走势，这也就决定了大宗商品将继续处于低价状态，在低位徘徊，反弹空间不大。
图6 国际原油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图7 路透-杰弗逊CRB商品价格指数、WTI原油价格、普氏铁矿石价格指数、实际美元指数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下跌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是，将全球通缩风险输入至国内，它将直接影响到国内包括成品油、铁矿石、金属在内的上游原材料价格，进而影响PPI采掘、化工类工业价格以及CPI交通类的燃料价格、居住类的水电燃气价格的调整。经济运行成本下降会降低CPI上升压力，特别是油价快速下跌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通缩的风险。从中长期来看，原油暴跌对国内能源结构调整也是弊大于利，低油价使其他替代能源如页岩气、煤层气、太阳能、风能的开发利用缺乏动力。
当然，作为工业血液，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对国内宏观经济也有利好的一面，航运、物流、汽车工业直接受益，与石油相关的化工、塑料、服装、化肥等产业成本降低。从国际趋势看，国际地缘局势也将改变，原油生产国和进口国之间的利益将重新分配，各国围绕能源、资源价格波动所展开的各种政治、军事及经济博弈也将愈演愈烈。
2.人民币双向浮动的空间和弹性将进一步加大
与货币对内价格的剧烈波动相比，货币对外价格的起伏升降一样是触目惊心。
2014年下半年开始，受全球原油价格持续下跌和美元走强的直接影响，俄罗斯卢布出现大幅贬值，在年底俄罗斯甚至发起了“卢布保卫战”。卢布危机带动新兴市场货币出现震荡，巴西、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货币兑美元汇率剧烈贬值。12月上旬，摩根大通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刷新了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纪录。从新兴市场经济体来看，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家的经济形势令人担忧，加之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持续处于熊市，这些经济体货币持续贬值。此外，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以及对美联储将于2015年加息的预期，是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大跌的另一大原因。在货币动荡的同时，资本流出的趋势加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4年年底至2015年年初，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美元指数“一枝独秀”，创下近八年半以来的新高。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下半年以来，美元指数已经累计上涨超过10%，这在过去17年间是绝无仅有的，而推动美元汇率持续上涨的动力则来自其表现良好的经济基本面。与此同时，一场大规模的资本迁徙由此展开，资本持续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鉴于目前美国经济复苏整体良好，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市场对2015年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这将支撑美元继续走强，预计明年美元指数将稳步提升。同时，欧元、日元兑美元将进一步贬值。
在新兴市场货币动荡的同时，人民币汇率也一改此前数月的稳步升值趋势，在2014年年底出现了明显贬值。其原因主要有：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前景依旧不太乐观；中国经济对外投资的规模呈上升趋势，资本账户有可能出现多年来的第一次逆差；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紧、美元走强也导致人民币汇率存在贬值压力。
当前汇率的贬值有一定的阶段性，但不具备长期性。人民币已经接近均衡汇率，不会大幅度贬值，而且央行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展望2015年，美元强势、中国经济继续减速换挡、中美利差收窄等因素将给予人民币贬值空间；而人民币市场化及国际化的内在要求以及外部政治压力，使得人民币双向浮动的空间和弹性可能会加大，而且有可能出现人民币兑美元先抑后扬的走势，未来人民币对美元在6～6.5区间内波动的可能性较大。
（四）政策的互联互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复苏节奏、复苏力度的不一致，导致我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影响、国际协调难度加大
1.发达经济体复苏分化，新兴经济体调整仍未结束
2014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继续分化，多层次复苏趋势更加明显。在发达经济体中，美英经济复苏形势向好，特别是美国经济增长在三季度表现尤为抢眼，而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形势则面临巨大挑战，依旧摆脱不了陷入衰退的窘境。新兴经济体总体增长率均有下滑，除中国仍保持中高速增长之外，俄罗斯和巴西等国经济放缓形势明显。在这一大背景下，各主要经济体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向亦出现明显分化。美联储正式结束量化宽松政策，率先开启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大幕，但是在启动加息的具体时点上仍然十分谨慎；同时，由于经济增长陷入困境，欧洲央行正在酝酿推出欧版量化宽松措施，日本央行也在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表现为质化兼量化宽松（QQE）。
就发达国家而言，货币政策仍将维持宽松。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普遍推行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措施，基准利率几乎都维持在历史低点，美联储、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均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提振经济。随着经济复苏的分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差异也更加明显，美英等发达国家开始货币政策的正常化，美国2014年已经正式结束量化宽松政策，英国央行也在考虑何时进行首次加息，但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困境令其仍在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尚未获得持续动能，目前看来2015年全球各主要央行在收紧货币政策方面都将十分谨慎，以呵护经济增势。
对于新兴经济体，调整仍未结束。2014年新兴经济体经济总体增长率均有下滑，不少央行的货币政策均呈宽松趋势。在大多数新兴市场，国际油价的下滑减缓了通胀压力，为各国央行在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提供了更多空间。但由于新兴经济体面临金融市场动荡和通胀率居高不下等更多不确定因素，其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向往往具备更多不确定性。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立场一直在持续影响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大量资金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经济体，推高了其资产价格和债务规模。随着美联储表态收紧货币政策，2014年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两度遭到抛售，遭遇大幅动荡。如果美联储2015年转向实质性加息，将可能给新兴市场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新兴市场将再次面临挑战。
展望2015年，世界经济将继续延续复苏态势，但难以有大的改善。考虑到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各机构普遍预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增速较2014年有所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3.5%，较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但同时也要充分估计一些不利因素和风险隐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分化和转换带来的冲击，地缘政治形势更加动荡，等等。因此，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总体仍较为疲软，短期内难以真正走出低谷；供给方面的制约因素和金融条件的收紧对一些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可能持续更长时间，2015年世界经济仍只是边际上的改善。
2.全球货币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和宏观政策的影响
综合来看，2015年全球政策宽松仍是主流，流动性盛宴仍将难以结束。全球货币政策的调整与变化，仍将对我国新常态下经济运行和宏观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一方面，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取向已发生根本转变，这一转变将带来美元升值以及后续一系列重大影响：美元升值已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能源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美国经济强劲上升，将对全球经济带来新的驱动力，带动全球经济好转；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通胀压力大大减轻，而通缩阴影则日益加大，并将向全球输出，中国作为能源资源进口大国，自然首当其冲；美元升值使美国的进口能力大幅增强，从而使全球很多国家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好转，外部需求得以改善；美元升值也使全球资本加速向美国回流，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影响深远，资本持续流出将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性。
另一方面，因日本经济近年一直有反复，欧洲经济虽然已经走出谷底，但复苏的劲头不够强劲，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央行、欧洲央行仍然执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图继续刺激经济复苏。这类政策会产生更大的流动性效应，其外溢效应对中国来讲更多的是正面影响。
因此，在全球货币仍处普遍宽松的背景下，为完成国内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等艰巨任务，国内货币政策逐步转向适度宽松将不可避免。与此同时，货币政策还要时刻盯住通货膨胀，防止资产价格泡沫再起和过剩产能、僵尸企业死灰复燃。为在多重目标之间寻求平衡，要求2015年中国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前瞻、更加松紧适度、更加富有效率。总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复苏节奏、复苏力度的不一致，必然导致各个经济体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影响，国际协调难度加大。
三 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综合运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两类规则，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
（一）激发有效需求和供给，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
1.加快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尽快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实施细则
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根本上理顺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收入分配关系。做强做大做活资本市场，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释放财富效应。着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结合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合理的公务员工资增长机制，加快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科研经费管理办法，适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2.改善消费条件和消费环境，挖掘消费增长潜力，促进消费平稳增长
大力推进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大力培育电子信息消费、环保消费、农村服务消费、绿色循环消费和社区消费等新的消费增长点，推进技术进步，开发各种新产品和新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丰富多彩的可选择的消费品。降低部分传统意义上的“奢侈品”关税，如高档饰品、化妆品、品牌服装、电子消费产品、进口奶粉等，缩小高档消费品境内外价差，将部分海外“奢侈品”消费者吸引回国内消费。适应当前网购和其他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需要，加快推进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工作，把加强口岸监管和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新的消费领域。加大对首次购房者的信贷与税收优惠，适当放宽二套房贷款政策，促进合理的住房消费。
3.加大公共服务投资，不断扩大有效供给，积极培育有效需求，防止投资大幅滑坡
加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着重改善城市地下管网、给排水、城市道路、停车场以及城市轨道交通、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等基础设施，提高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养老康复方面的投资。加大节能环保领域的投资，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推进河道及大气污染、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加快建设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允许一定规模以上的城市建设集中供暖设施；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发展，加大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包括核电、生物能源及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发展的支持；抓紧完善节能环保产品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制度，加大政府采购力度，扩大节能环保产品消费。
（二）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1.更加重视稳定外需市场
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促进从组装加工为主向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延伸。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提高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有序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推动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鼓励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尤其是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
2.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进一步实施对外开放
上海自贸区实施一年的成功经验应尽快在全国推广落地。同时，在扩大开放方面，加快推进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引入负面清单制度，以便让更多的外资进入。
3.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分类施策，重点突破
从优先合作领域来看，应聚焦于以下七个方面：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与投资，能源资源，金融，生态环境保护，海上合作领域，以及软性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和旅游等人文领域。初始阶段要注重加强低敏感领域的合作，强调早期收获特别是近一两年的收获。从重点合作地区来看，应由近到远，突出重点，从与我经济往来密切、经济利益关联度大的相关国家开始，以加强双边合作为切入点，逐步建立若干巩固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于陆上“一带”，中亚地区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以及土库曼斯坦是重点和优先。对于海上“一路”，在布局和起步阶段，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和马来西亚应作为东南亚地区的重点国家，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和印度应作为南亚地区的重点国家。
4.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
短期来看，我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突破口主要有两个：一是结合正在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二是加快落实APEC北京会议达成的共识，积极推动建立亚太自贸区（FTAAP），努力获得印度和俄罗斯的支持，并积极与美国沟通，共同推动FTAAP谈判，形成世界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逐步提高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订的能力和水平。此外，还要支持在有条件的国家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多种形式的经济园区，鼓励国内企业到周边国家开展投资合作。
（三）以“新常态”下新的政策框架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
1.积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更加积极、更有力度的财政政策，执行稳中偏松、更有效率、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
为适应中国经济正在向新常态的演进和过渡，当前的宏观政策也需要有新的政策框架和政策调整，宏观调控理念和思路的创新也要成为新常态。必须着眼于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的严峻现实，重视稳定经济增长的短期和中长期预期，主动作为，统筹施策，精准发力，及时采取一些新的调控思路和异于往常的举措，供给端改革和需求端调节并重，既注重短期稳增长，更着眼于为长远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提供根本的支撑。
宏观调控应坚持“中线思维，区间管理”，对经济增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等分别设置过热和过冷的区间预警指标，每年所确定的经济运行预期目标应该被看做是调控的中线，而非“底线”或“下限”，并在每一个年度进行适当微调。建议2015年GDP增长目标为7%，CPI为2.0%，PPI为-2.0%。只要经济在预期目标上下一定幅度的目标区间内运行，没有触及“上限”和“下限”，就应保持政策稳定，保持战略定力，不应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应提高对增速放缓的容忍度。这样围绕中线进行调控，会给市场主体更加明确的预期，会使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更富弹性，使调控更加主动、灵活，上下都有回旋余地。这是真正“稳增长”的思路和做法，而非疲于奔命“保增长”的被动应付。
2015年应及时根据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加强流动性管理，通过逆回购、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和常设借贷便利等政策工具，灵活提供流动性，保持全社会流动性总体宽松，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平稳增长，货币供应M2增速宜保持在13%左右，以使银行间利率维持在合理区间；尽快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尤其是要降低服务薄弱领域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减少汇率变动对物价的冲击；信贷政策应加大向民生领域、三农、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西部地区倾斜，并不断加强对实体经济、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
从两大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来讲，宏观调控不能光靠货币政策单打独斗，货币政策毕竟还是总量政策，对资金定向流动很难监控，在调结构上效果有限，不宜过于细化定向到具体行业或投资项目。有鉴于此，未来应一改过去名义积极、实际保守的政策基调，结合新一轮税制改革，采取更大力度、更加全面的减税，真正体现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并且更有力度的取向。鉴于国家层面债务率仍旧安全可控，中央政府可考虑适当增加赤字规模至17000亿～19000亿元、提高赤字率至2.6%～2.9%的水平，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逐步有序地转移到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进行全面债务重组。财政政策中还有很多效果很好的结构性工具，应当适时出手，比如：给服务业减税，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小微企业的资本支出以贷款贴息或坏账准备金补贴的方式给予支持，以定向减税、减负、贴息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政策，给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小微企业真正的实惠，等等。
2.加强国际政策协调与合作，寻找新的增长动力，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面对全球的低增长、高失业、高负债，各方都希望能找到一条道路走出困境。而靠个别国家经济增长无法将全球经济带出困境。目前的问题是，各国均忙于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则处于割裂状态，政策也缺乏必要的、有效的协调，造成如美英经济增长较好，而日欧经济增长较差。为此，全球各国唯有协力解决地缘政治危机对经济的冲击，防范新的全球金融危机，遏制贫富差距加大，深化全球治理改革，加强国际合作，重新寻找恢复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手段，才能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对这一议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JCCT）上的一番言论[2]也表明了中国的基本态度，即中国有足够的意愿和诚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国际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他指出，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美国已经主导了体系和规则，中国愿意加入这个体系，也尊重这个规则，希望发挥建设性作用。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但只有美国的55%，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中国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地位”，中国希望在合作中使美国更加了解中国的想法。中国对美国统治全球经济发展和建立世界规则秩序的手段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基本上接受这些规则，并愿意在全球经济结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些规则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前就已由美国建立。”历史已经证明，冲突与合作都有一定的成本，但合作有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收益。只要我们在战略上有加强合作、互利共赢的共识，我们就能更好地管控具体的分歧，解决具体的矛盾，我们就可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伙伴。
（四）以新一轮财税改革和价格改革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更好地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
1.下决心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发挥税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2015年应做好税收制度改革的“加法、减法和混合运算”，加快推出一批改革的新举措，逐步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逐渐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建立和完善以居民财产、经营行为为课税对象的直接税税制，发挥税收在优化经济结构、理顺经济关系特别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提升经济发展素质、抑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化解社会矛盾、完善收入分配关系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释放生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加法”方面，建立和完善财产税收体系，尽快启动立法程序，逐步创造条件，同步推进征管能力建设和税制完善，在全国范围内着力推进以免征一定自住面积为前提的房地产税开征，逐步将房地产税培育成地方的主体税种之一；尽快将煤炭及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铁矿及其他金属矿等具备条件的税目改为从价计征，提高资源税税率并增加覆盖范围，将水、森林、草原、湿地、滩涂等资源一一纳入；对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和噪音等防治任务繁重的污染物开征环境保护税，并逐步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其他排放量大的污染物；开征垄断企业利润税和社会保障税，将所得税收充实到社会保障账户中。
在“减法”方面，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适度降低总体税负水平，减轻企业和居民，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的税负；逐步健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2015年可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进一步提高到5000元，同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以促进统一税制、公平税负、公平竞争为着眼点，清理整顿各类以区域和产业政策名义出台的税收优惠，降低非税收入与政府性基金收入占政府总收入比例，清理不够合理、不够规范的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在“混合运算”方面，继续深化增值税转型改革，真正落实消费型增值税，取消增值税地方分成，变共享为中央独享，抑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稳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进一步消除重复征税，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适应消费品升级换代加速及节约能源资源的要求，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环节和税率，将部分容易污染环境、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的产品等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完善鼓励创新的企业所得税制度。
2.抓住当前物价总水平仍处较低水平的有利时机，加快推动各项价格改革
很多人担忧改革会推动物价上涨，但实际上二者并不矛盾，改革不一定必然导致物价上涨。深化改革有助于理顺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合理价格体系的形成，有助于促进有效竞争的开展，长期来看反而有助于实现物价的平稳运行。今后我国深化价格改革，应摒弃以调代改的认识，坚持价格杠杆的市场形成机制改革方向，让市场供求关系成为价格决定的基础性和主导性力量，尽可能缩小政府制定和干预价格的范围和程度，真正形成有效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企业真实效率、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机制。2015年价格改革重点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一是下决心彻底改革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实现由政府定价、以调为主的旧机制，向市场定价、以放为主的新机制转变。大力推进石油流通体制改革，取消对进口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的限制。二是分步推进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逐步放开非居民用气价格，对居民生活用气建立阶梯价格制度，同时要理顺天然气和可替代能源之间的比价关系，改变进口天然气价格与国内价格倒挂的局面。三是按照“放开两头、监管中间”的思路加快推进电价形成机制，积极推进发电侧和销售侧电价市场化，推动建立独立的输配电价体系，电网企业按政府核定的输配电价收取过网费。四是推动铁路运价改革提速，放开社会资本投资控股的新建铁路客票及运输价格，推动部分铁路货运价格市场化。五是全面放开药品价格，放开大部分医疗服务价格。六是加快改进市政基础设施价格形成、调整和补充机制，完善价格机制，吸引社会投资进入市政基础设施，使经营者能够获得合理收益。实行上下游价格调整联动机制。国家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城镇供水、供热、燃气、污水垃圾处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推进水价改革。在实施成本公开、严格成本监审和完善听证制度的基础上，适度调整城市公共供水价格，实施阶梯水价。全面推行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扩大污水处理收费的征收范围。
（五）激发中国经济中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全新动力
1.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人力资本素质，进一步调整和放开生育政策，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人力资本红利
要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提升教育质量与回报以及培养创新型人才等措施，积极营造人力资本积累的用武之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所在。此外，为补偿人口数量红利的减少，获得新的人口质量红利，应未雨绸缪，采取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尽快调整和完善现有生育政策，尽快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2.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大力度鼓励民企进入垄断领域，提升资本回报率，通过制度变革促进自由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未来中国的投资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仍有较大空间，这就需要以提高资本形成效率为中心，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资本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3.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大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应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让创新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强音、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的强大动力
应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有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进一步确立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政府要创造促使企业不断创新的环境和体制，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形成有利于创新性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形成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的新格局。
4.经济发展全新动力的切换，归根结底要靠以政府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和对内对外更大程度的开放
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改革过程中的风险、阻力和不确定性因素，警惕和关注改革停滞甚至回潮的迹象，适当调整各界对于改革的过高预期。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要真正推动各项改革方案的落实和执行，克服巨大的旧体制惯性与利益集团的阻挠，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强化法治理念，尊重市场机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和不当干预。
参考文献
1. 冯飞等：《深化我国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与措施》，《中国发展评论》2013年第4期。
2. 管涛：《迎接跨境资本双向冲击的挑战》，《上海证券报》2014年12月25日。
3. 张环：《大宗商品“跌跌不休”》，《金融时报》2014年12月12日。
4. 王军：《充实政策储备 应对通缩风险》，《中国证券报》2015年1月14日。
6. 王军：《通缩风险已成今年中国经济最大威胁》，《上海证券报》2015年1月14日。
7. 王军：《税制改革的“加法、减法和混合运算”》，《上海证券报》2015年1月20日。
8. 王军：《以新政策框架稳增长》，《财经》2014年第21期。
9. 王军：《适应新常态 寻求新动力》，《中国经贸导刊》2014年第7期上。
10. 王军：《当下能牵住稳增长牛鼻子的两大着力点》，《上海证券报》2014年7月21日。
11. 王军：《惠民生是促发展的重要抓手》，《瞭望》2014年第28期。
12. 王军：《凝聚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正能量》，《瞭望》2014年第22期。
13. 王军：《全方位寻找区域发展新动力》，《人民论坛》2014年5月下。
（撰稿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王军）
[1] 管涛：《迎接跨境资本双向冲击的挑战》，《上海证券报》2014年12月25日。
[2] 《中美经济伙伴之路越走越宽广——汪洋副总理在中美商业关系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商务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