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伊斯兰革命前美国的伊朗政策

美伊官方历史的开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期间，缘起则是战争物资的供应。美国当时负责整个盟国也包括苏德战场的物资供应，在可选择的五条线路中，经过伊朗的最经济也最安全。据统计，盟国曾向苏联运送了1930万吨物资，其中通过伊朗运送的就达570万吨。正是战争物资的供应为美国势力打进伊朗创造了契机。1942年末，美国派遣5000名士兵在伊朗波斯湾港口登陆。这成为美国在伊朗驻军的开始。美国驻守伊朗的军队达到三万人之多。美国还派遣了军事顾问团和外交使团。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派驻伊朗的军事和外交使团有六种之多。除此之外，还有总统派遣的私人使节如著名的帕特里克·赫尔利以及哈里曼。两国还签订了援助协定，美国政府根据《战时租借法案》向伊朗提供粮食和其他物资，包括武器装备。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向伊朗提供的援助共约4150万美元，基本上为赠送性质。[2]美国卷入伊朗事务，战争的考虑是第一要素，长远的战略利益也很重要。正如当时的国务卿赫尔所说：“帮助伊朗保持领土完整和独立，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它将避免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即在波斯湾建立起一个大国进而威胁美国在沙特阿拉伯至关重要的石油利益。”[3]

二战以后，美国深深地介入伊朗，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形成了它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它包括遏制苏联在此地区势力的扩充；保护美国和西方在海湾的经济利益，尤其是石油利益；和地区盟国保持友好关系；确保本地区的政治发展不会危及以色列的安全。[4]简而言之，苏联、石油、以色列成为美国在中东考虑的主要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前，伊朗正是在以上三个层面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它是美国在海湾以及中东地区抗衡苏联的重要工具。其次，它是美国在海湾地区安全安排中的重要支柱。再次，通过和地区其他盟国的合作，它也是美国保证其地区利益的重要因素。

一 抗衡苏联的工具

伊朗成为美国抗衡苏联的工具始于阿塞拜疆危机。阿塞拜疆危机发生在1945年年末，因苏联拒不撤出阿塞拜疆而起。危机期间，美国和伊朗默契配合，1946年4月4日终于迫使苏联达成《戈旺姆-萨德奇科夫协定》并撤出阿塞拜疆。[5]阿塞拜疆危机是美伊关系的转折点，伊朗的独立和主权由此成为美国遏制战略的组成部分。但是伊朗真正成为美国与苏联在中东地区争夺的工具，是在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之后。

1951年4月29日，伊朗发生由摩萨台领导的石油国有化运动，矛头指向英伊石油公司。英伊石油公司是当时唯一在伊朗拥有石油租让权的石油公司，它垄断了伊朗石油开采和生产的所有方面，是典型的国中之国，势力大得惊人：它在伊朗拥有的石油租让权土地有25.9万平方公里，占伊朗领土总面积的16%；年产石油3000万吨，占中东石油总产量的36.4%；它拥有年生产能力250万吨的阿巴丹炼油厂和2700公里的石油输送管道，以及100多艘大小油船；它拥有自己的机场、铁路、港口和电讯设备。它对伊朗的榨取也令人震惊：从1914年到1950年，英伊石油公司从伊朗获取的利润达到50亿美元，而伊朗所得却微乎其微。以1948年为例，英伊石油公司账面上的纯利润是5200万美元，英国政府也从英国石油公司的红利和税收中获得了5600万美元，而伊朗政府则只从租让费和税金中得到1988万美元。[6]

摩萨台领导的石油国有化运动持续两年半之久，1953年8月1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部门共同策划推翻了摩萨台政府，轰轰烈烈的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失败。[7]

1953年的政变在美伊关系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影响如何估量都不过分。首先，它使伊朗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受挫。如前所述，波斯民族拥有漫长历史，人民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自认为是“宇宙的中心”。近代以来的民族悲剧又孕育了人民强烈的图强意识，石油国有化运动便是伊朗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次尝试，人民对民族独立、国家复兴的期望统统寄托其中，石油国有化运动因此能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坚持近三年。它的失败令伊朗民族独立复兴的梦想遭到挫折，极大地伤害了伊朗人的民族情感，对美伊双边关系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学者詹姆斯·比尔曾评论道：“政变留给伊朗人民一道深深的伤口，它不断滴血，无法停止，也因此感染到伊斯兰革命后的美伊关系。”[8]

其次，它彻底改变了伊朗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方向。20世纪50年代是政治社会化进程迅速加剧的时代，政治参与已经波及普通民众。摩萨台的民族主义力量完全有可能使伊朗朝自由主义的道路发展。可是为了支持保守的王权，美国推翻了在意识形态上与其相近的自由主义精英政权。由于这个政权代表着伊朗民族统一和尊严的所有追求，因此在毁灭它的同时，美国也毁掉了后来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正如学者考特曼所说：“伊朗其实是一个典型，反映的是美国的典型做法——它总是依靠保守主义镇压民族主义。可是民众有自己的选择。美国在剥夺民族主义者的合法性的同时，也剥夺了后来政权的合法性，导致其统治的脆弱。随着民族主义被镇压，觉醒的人民就转而他向，或者是左派，在伊斯兰世界，就是宗教领袖。”[9]如果说伊斯兰革命是一场疾风暴雨，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美国确实在霍梅尼政权的生成中起到了间接的作用。

最后，它彻底改变了美国在伊朗人民心目中的印象，种下了伊朗人民怨恨美国的种子。政变前的美国在伊朗人民心中是高尚、正义的代言人。当英俄在伊朗展开大角逐时，美国是大国中唯一一个洁身自好的国家。“对于波斯的知识分子们来说，美国和伊朗所保持的距离以及对伊朗事务的‘置身事外’极其迷人。”距离感，以及美国宣示的普世性观念，都令伊朗人认为：“美国的力量以及它对波斯湾的资源不感兴趣，这使它可以成为一个救世主，将波斯人从屈辱的境地中拯救出来，重归它过去的荣光。”[10]这使得“伊朗人对美国始终怀有理想主义的情怀，期望美国能帮助伊朗人掌握自己的命运”。[11]

然而政变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形象。美国究竟在事变中卷入多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此的阐释。“就伊朗而言，美国的政治清白突然地、也是永久性地结束了。……直接卷入政变，使得美国和那些为一己之利而操纵伊朗事务的外部势力无有二致，无论这样的阐释对于美国是否公平。不幸的是，自此之后，在美伊纠葛中，美国动机的仁慈以及利益文明性的假定都一去不复返了。”[12]幻灭感，再加上民族复兴梦想的夭折，使得伊朗对美国存下了深刻的抱怨及仇恨。国王时期威权主义的统治，使得这种仇恨无从释放，1979年革命期间的集体反美主义以及人质危机，就是这种仇恨的集中释放。

政变成为美伊关系的转折点。事变后，美国的石油公司迅速打进伊朗，获得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觊觎的石油权益。政变后成立了新的国际石油财团，五家美国石油公司占其股份的40%，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占14%，法兰西石油公司占6%，英伊石油公司占40%。新泽西美孚石油的霍华德·佩奇担任国际石油财团的主席。1954年8月5日，国际石油财团和伊朗签订协议，国际财团接管原英伊石油公司的开采和销售权；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将获得50%的利润。

与经济上的全面介入相一致，美国全力以赴对巴列维政权提供支持。“美国开始实施这样的措施，其目标就是加强伊朗的政治稳定，并将伊朗纳入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13]1953～1960年，美国的经济援助达5.67亿美元，军事援助是4.5亿美元。随后七年里，美国的援助总额超过10亿美元，[14]占伊朗政府1954年财政支出的60%、1954～1959年年财政支出的31%和1960～1963年政府年财政支出的17%！[15]1955年2月24日，伊朗成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成员国，也由此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角色。[16]

1959年，美伊合作进一步加深。3月5日，美伊签署双边条约，规定伊朗遭到侵略时，美国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包括使用武力以支援伊朗政府。此前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成员国身份已经使伊朗成为美国的盟国，但是这一双边条约使美国和伊朗的安全合作更加紧密，伊朗因此成为美国对抗苏联的中东防务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它是美伊特殊关系的基础。1979年11月5日伊朗单方面宣布废除此条约。

二 地区安排中的支柱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海湾地区实行“两根支柱”战略，伊朗成为美国维持海湾秩序、保证海湾安全、维护美国石油利益的重要工具。

“两根支柱”战略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一项地区政策，它通过扶植地区大国来维护海湾地区的秩序和安全，进而保护美国和西方在海湾地区的石油利益。它缘于英国在海湾地区的撤离。历史上，英国是海湾安全和秩序的保护者。然而由于力量衰退，1968年英国宣布从海湾撤离。海湾地区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使得美国决定取而代之。然而此时美国为越南战争所困，尼克松因此提出关岛主义，要求地区国家承担更多的防卫义务。“两根支柱”战略由此出台。伊朗以其军事力量和众多的人口，成为守卫波斯湾以及维护地区秩序和安全的“宪兵”。

“两根支柱”战略在伊朗的表现就是美国对伊朗在军事上的扶植。主要手段就是军售。伊朗在近代历史上积贫积弱，是列强股掌间的玩物，国家长期面临被瓜分的危险。民族的不幸使得伊朗上下有异乎寻常的图强意识。巴列维国王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到国外学习军事。虽然贵为国王，他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人、飞行员，热衷于新型的飞行技术，到美国访问也大多自己驾驶飞机。大国梦是巴列维一直的追求，美国的政策正中巴列维下怀。双方一拍即合。这导致美国对伊朗的军售直线上升。

据统计，1972～1977年，美国对伊朗的军售额增加了有十倍之多，达到160.2亿美元。[17]这是国际政治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伊朗成为美国军事装备的最大买主。1973～1978年，伊朗的军事订单平均每年达30.2亿美元，占美国在全世界军售的28%。[18]伊朗的军费开支因此由1972年的10.4亿美元增加到1977年的90.4亿美元。到1977年，伊朗军费开支已超过国家预算的40%。[19]伊朗成为和平时期国防建设最快的国家。伊朗的军队规模也从1970年的16.1万人增加到1978年的41.3万人，伊朗由此成为海湾地区首屈一指的军事大国。[20]伊朗的空军力量尤其突出，是海湾、中东乃至第三世界最先进的——它拥有几乎200架F-4幻影式战斗轰炸机，77架F-14雄猫式拦截机（Tomcat），超过150架的F-5拦截机，一个波音707空中加油机中队，由64架C-130E/H和6架波音747以及多种轻型飞机组成的运输机队。这时的伊朗空军是一支攻防能力兼备的高质量军队。[21]伊朗海军也在海湾地区最为强大，它可以在海湾的任何一个地方投放军队。

军售历来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美国对伊朗的军售还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以至于伊朗需要什么美国几乎就可以提供什么。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负责人埃利斯·威廉姆森将军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人们进进出出，总是有什么东西可卖。伊朗是一个大订单。它是商人们的自助餐。它很好、太好，商业利益太诱人了！”[22]1971～1973年他每个星期都要接待约35个美国商人。两年的任期在他感觉如同两百年，光他自己的办公室在此期间就谈判了约700个合同，金额达40亿美元。也因此，“伊朗军购单子上的F-4和F-5飞机很快被F-14和F-15取代，而F-16和F-18又很快取代了后者”。[23]

对于这样规模和级别的军售，美国国内存有很大的疑虑。1972年当尼克松和国王达成武器出售协定时，一些国会议员写信给总统，要求不要向伊朗出售F-14和F-15战斗机，也不要向伊朗出售激光制导武器。然而尼克松和基辛格却一意孤行，这令国务院以及国防部非常恼火。所以，詹姆斯·比尔说美国在伊朗军售上的决定是“短视的、几乎犯罪般地漫不经心”，但是也由此反映了美国为了海湾秩序和石油利益扶植伊朗心情之迫切。[24]

三 盟国合作中的伙伴

除了地区战略中的重要位置，伊朗还是盟国合作中的典范，并由此对美国的地区秩序发挥重要影响。它集中体现在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上。

冷战时期伊朗和以色列曾有过非常密切的战略合作。首先是经济合作，集中表现为双边石油贸易。伊朗和以色列早在1953年就签订了石油供货协定，但是由于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伊朗对以色列的石油运输直到1956年中东战争都没有进行，以色列石油供应一直依赖委内瑞拉、罗马尼亚以及苏联。战争后，由于更加倾向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苏联终止向以色列提供石油，以色列转而寻求以伊石油合作，很快便成为伊朗石油在中东的最大买主。伊朗还资助以色列建设了埃拉特-阿什凯伦输油管道（Eilat-Ashkelon），它成为西方替代苏伊士运河的另一条石油通道。1967年战争期间苏伊士运河关闭，这条输油管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970年，它的输油量达1000万吨。[25]

除了石油合作，以色列和伊朗还有多种多样的经济合作，农业合作尤其突出。以色列的沙漠农业技术举世闻名，而伊朗多为干旱和半干旱土地，这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前提。1962年以色列农业部门获得同意，帮助伊朗地震后的重建。此后双方的农业合作不断加大，1966～1971年，以色列帮助伊朗开发的土地灌溉面积从2600公顷增加到23000公顷，农作物面积由5500公顷增加到20600公顷。[26]

其次是军事合作。它主要体现在双方情报部门——以色列的摩萨德和伊朗的萨瓦克（SAVAK）之间的合作上。伊朗情报部门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手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巴列维有意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以色列情报部门开始取代中央情报局成为伊朗情报部门的主要合作对象，负责培训伊朗情报人员。也是在这个时候，伊朗和以色列开始了一系列秘密军事合作，包括进行针对伊拉克的情报收集，资助伊拉克的巴尔扎尼库尔德反政府力量。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色列还向伊朗提供俘获的苏联武器，然后由伊朗转交也门内战中的保守势力。双方还利用各自的渠道交换关于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的情报。以色列还向伊朗出售了数量可观的武器。

最后，由于军事和经济合作，双方的人员来往也非常频繁。大多数伊朗高级军官都在以色列接受过训练。每一任以色列的总理都曾对伊朗进行过访问，包括拉宾和佩雷斯，只是这些访问全都不事声张。双方虽然没有正式的外交使团派驻，但是都有另类面目的外交活动。在以色列一边，伊朗的外交使团是在瑞士使馆活动。而在伊朗一边，以色列外交使团则以贸易代表团的面目出现。

伊朗和以色列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国，虽然它们之间没有签署正式的合作条约，但是其关系的情状直接影响美国在中东地区同盟体系的运转，因此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合作便具有战略意义。考虑到伊朗和以色列在民族、宗教上的不同属性，其战略意义就更加令人注目。

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伊斯兰革命前美伊关系的特征。它以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以及伊朗在其中的作用始，以伊朗在美国地区安排中的重要位置终，美伊特殊关系由此形成。它集中体现在两国领导人的高度友谊上。1953年政变后不久尼克松就访问了伊朗，此后美国多位总统副总统都对德黑兰进行过不止一次的国事访问。而巴列维国王更是美国的常客。频繁的访问使得他在美国高层朋友如云，尼克松、基辛格以及助理国务卿西斯科等都是他的铁杆支持者。基辛格曾经将巴列维国王称作“最为罕见的领袖，一个坚定的同盟者，他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国际问题的认识”。[27]尼克松和国王更是惺惺相惜，在尼克松伟大领袖的名单上，巴列维始终是三到四个中间的一个。国王流亡墨西哥时，尼克松专程赶去安慰。在随后参加国王在埃及的葬礼时，他批评卡特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的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并称赞国王是“一个真正的人”。至于国王在国会里的支持者，则早已跨越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党-共和党传统的政治分野。[28]而民间的国王支持者们更是组成了一张庞大严密的网络，其中最显赫的就是洛克菲勒家族。基辛格在那里和国王结识，并且成为国王的崇拜者，随着自己政治生涯的升迁他将这种特殊关系带入美国政治权力的中心。学者詹姆斯·比尔的《鹰与狮：美国和伊朗关系的悲剧》一书只有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论述这种特殊的关系。

但是美伊如此亲密的关系却存在致命的问题，这便是国王统治的基础问题。伊朗是一个极化的社会，巴列维经济改革的失败以及积重难返的贫富不均、国王对政治反对派的高压统治以及始终无法解决的政教矛盾，都使得美伊关系蕴涵着极其严重的政治风险。美国和伊朗的亲密虽然不假，但那主要得益于以国王为首的亲美政治势力的政策倾向，而就广大的民众而言，对美国的疏远是显而易见的。美伊关系恰如奠基在沙滩之上的摩天大厦。美国的有识之士对此早有警觉。只是此时的伊朗已经成为极其敏感的话题，很少有人敢对此表示异议，它是一个足以让人丢掉饭碗的话题。[29]因此出现了全民沉默，直至平地惊雷般的伊斯兰革命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