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黄虹坚，女，香港作家，香港作家联会会员。出生于香港，成长于内地，1990年回到香港定居。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毕业。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到湖南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后任中学教师、县教育局干部、电影制片厂编剧。到香港后曾任出版社、报社编辑，后任香港各所大学中文、语言导师至今。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橘红色的校徽》《竹篱笆》；电影文学剧本《自梳女》《湖草萋萋》；少年成长小说《十三岁的深秋》《再见！喜多郎》《妈妈不是慈母》《明天你就十五岁了》；以香港女性为主角的中短篇小说集《我妈的老套爱情》以及书写三代香港女性命运的22万字长篇小说《和谁在阳台看日落》。
梁景和（主持人）：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黄虹坚老师能来给我们做报告。黄老师从事文学创作多年，作品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专栏及少年儿童文学作品。作品曾获内地、香港及台湾各项文学奖，计有：花城文学奖、广东新人新作奖、新时期电视剧奖、香港中文创作比赛奖（包括散文、小说、儿童文学）、亚洲小说创作奖、冰心图书奖、台湾优良剧本奖、台湾当代儿童故事奖、小童群益会儿童故事金笔奖、香港文学双年奖以及奖励热心推广文学活动的杰出人士奖。黄老师今天的报告题目是《香港文学创作》，下面让我们欢迎黄老师！
黄虹坚（主讲人）：
这个题目对我来说有点大了。作为一名香港作家，闷头自己创作的时间较多，关心外面的动态较少。我只能就我所知的皮毛，向大家作简单的介绍。其中也会牵涉一些其他话题，如社会、政治层面的东西，这就更不是我擅长的了。好在咱们是个小范围的讲座，可以谈得比较轻松随意，当然也可能会东拉西扯，条理混乱。说得不对，大家可以随时打断，随时提问或讨论。
我是出生在香港的，可是直到1990年才回香港定居，并参与了一些文学活动。所以我所谈的，只是这20多年来浮光掠影的印象。
大家可能听过香港有“文化沙漠”的说法，那意思是你们香港有什么文化？一片荒漠。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对此一说是反感的，他们认为香港的文化是多元发展，中西荟萃，电影、话剧、戏曲、文学、绘画、音乐甚至是交响乐、舞蹈、芭蕾舞……该有的哪样都不缺，有的电影和流行音乐作品传到内地后，大大影响过内地同类作品的创作，有的电影甚至被美国好莱坞所借鉴（如《无间道》）。好多艺人在内地还有大量的粉丝呢。说这些话的朋友固然有很深的香港情怀，说的也是部分实情，但也的确少了一点自知之明的胸怀。香港式的思维，本就缺一点儿自嘲的幽默，更何况是认认真真的自我检省呢。
文学的表现也可以论一论。
香港的文学创作活动一直未停止过，也有相应的组织、园地、政府的相关政策和制度性的活动，一切都好像很到位。比如，香港有“作家协会”和“作家联会”组织，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和意愿参加不同的“会”。这种加入，纯是一种写作兴趣的表示，不代表其他意义。香港除了极个别的作家可以“以文养家”（如金庸先生），绝大部分人其实都只是业余作家或写作人，只靠写稿是不能维持生计的，必须要在社会上供一份正职。这是因为香港刊登作品的园地少，“文学”书籍出版难，三是稿费不高，比如一本文学书，好的情况下在香港也就卖个一两千册，能收到的稿酬也就万把港元。一本书到第二年就基本销不动了。很多人写，纯是因为爱写，却不能靠它来养家糊口。
“作家联会”（后简称“作联”）的活动比较正常，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机构，有专职秘书，固定出双月刊杂志，隔三岔五的还有茶聚饭局，与内地的作家和作家机构有不少活动来往。内地不少著名作家路过香港或受邀前来，都会在“作联”主持的讲座上发表演讲、交流信息和开展讨论。参加活动都是自愿的，茶饭聚会也多是自备银子。据我知道香港作家联会有会员300人左右，那就是说这几百人是在乎写作的。较活跃的二三十人常在香港或内地发表作品。
这种机构也免不了官僚弊端，比如它的功能也就限于维系作家们吃饭茶聚，至于会员文学创作的能力及创作的成果，我认为它是心中无数的，因为未见开展有关的学术研讨及活动。“作家联会”也会向内地的“中国作家协会”推荐发展会员。对此作家们各有盘算，有人视之为沽名钓誉的机会。那份出炉名单在我看来是与人诟病的。有作品才是作家，有好作品才是好作家，能出有分量作品的作家才是重要作家。名单可谓颠覆了这些常理。所以也尽可把它视如有共同游戏兴趣的一个同盟。
也有些香港作家甚至是写得很好的作家不好热闹，只顾埋头写作，也不好参加各类活动。我觉得这是作家一种很好的状态。他们这几年也写了一些作品，有的在内地系列出版（如张小娴），有的在内地文学奖中得奖（如董启章），有的引起讨论或争论（如陈冠中）……这些作品体现出香港文学真实、活跃的一面。据我所知，这些作家都是自由写作人，和任何机构组织都没关系。
这些说法都只是我个人的见解。
有好作品还要有发表园地的配合，才能让作品见到天日，让作家有用武之地。香港的文学刊物除了香港“作联”出版的双月刊《香港作家》，还有双月刊的《香港文学》《城市文艺》，专门刊载文学评论与文史资料的《文学评论》。这些刊物均由先后从内地来港的作家或写作人操办，走的路线较为传统。这几年还出现过一本由土生土长、较年轻的作家和写作人主办的《字花》，风格上想努力摆脱传统，锐意玩出新意思。文学刊物也就容发表个三五千字的小说，三五万字的中篇小说简直就找不到可发表的地方。
文学作品在香港的出版可说是很不景气。一部长篇小说十几二十万字，写成后不可能找到发表的园地，只能寄希望于出版社出版。香港有的报刊过去还辟有专栏连载长篇小说，金庸先生的一些武侠小说就是首先在《大公报》上连载的，这为他后来成为武侠大家提供了园地。现在这种园地已极少见到。出版公司出版小说、散文、诗歌这一类文学书籍，不愿承担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往往要由作者自费出版，一般得要个两三万港元吧。出版后出版社给你300本书，书卖得再好也与作者无关。因为作者出资保了底，书不管卖几本出版社都算是赚了。作家揽着那几百册书还得找搁置的地方，有的家里搁不下，还要租一角仓库存放。写书人到了这一步，也甚为尴尬心寒。专出文学作品的出版公司在香港只有一两家，这种出版现状令很多作家心灰意冷，却步封笔。
作品出来，成败得失，作者都希望有人给说一说，但是很少见到相关评论。有时作者把书寄给了一些评论人，但多是石沉大海。
文学评论在香港的沉寂，成因很复杂。依我所见，文学评论在香港远远不成气候。相比文学创作，评论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就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及园地了。即使有报刊愿意刊登文学评论，也就容你写两三千字，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刚介绍了内容就又忙着要收尾了，最多只是个书介，能说出多少真知灼见？加上评论者对新的文学理论不熟悉也缺少学习，所以观点及角度都较缺乏新意，评说也缺乏深度。对推动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作家的成熟，作用都有限。
阅读市场也是催生、培养作家的温床。在香港，书店的数量越来越少。幸存的书店不能以文学书籍做主打。约10年前，香港与内地签定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热心商人在铜锣湾开了个几层的书店，引进了许多内地的文艺书籍。当时非常高兴，还带学生去看过。没多久再去，才短短半年时间，书店就已盛况不再，有的楼层已转租给一些时装店，现在那书店已经无声无息消失了。我家附近地铁站也曾开过一家书店，由著名的出版社经营，撑了两三年，也让位给一家化妆品店了。因为那条通道的内地“自由行”客人很多，化妆品生意很红火。此情此景只让人感到有点无奈，也有点悲凉。
书店萎缩、文学书籍风光不再的现象或许不仅是香港才有，内地也有。特别是在电子阅读的冲击下，出版业和图书业的收缩大概是在劫难逃。传统的文艺书籍在香港的销售，新版也就是卖2000册左右。大家知道香港的地皮是寸土尺金，一般人家不太可能有书房，所以也没有藏书的雅兴。要看书就到政府图书馆去借。在这一点上香港做得很好，各区域都有图书馆，人人都能去办借书证。刚才提到一版文学书卖2000册，已包括了各图书馆采买的数字。一名香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书一版出3000册，卖了三年还卖不完。这是帮他出书的一位编辑朋友告诉我的。
其实，有些自由行客人也爱逛书店，因为书店会卖些他们在内地不常见的书。这些书很多香港人爱读，也是书店的主要收入之一。书店的书，有教科书、工具书、消闲娱乐书、文艺书……近年发展出一类针对内地政经、历史、民情，以“揭秘”为宗旨的书。一进书店，这类书都放在当众的显眼位置，每个书店少说都有四五十种，因为题材尖锐，又附有史实、相片，尽管制作粗糙，还是很吸引眼球。
这些书针对内地政治斗争，以揭“内幕”为主，数据是海外报刊、书籍、网上文章的集大成，许多只是些传闻，未经求证。这些书的内容紧贴内地的政情变化，如习李班子上台，书店很快就会有一批新班子人选故事的新书问世。香港成立公司花费少（一年有效服务牌照费约4000港元），手续也方便，注册一家公司是举手之劳。这些出版社注册后常只是一二人经营。只要凑齐文字资料，排版印刷都可以很快完成，推出市场，满足了猎奇心理，这种生意就是香港人所说的喝了“头啖汤”（尝了第一口汤），出版者就赚一笔了。这不但对好奇的港人，也对内地朋友甚有吸引力。
香港的政情民情，相信大家也知道一些。香港市民，有部分是躲避内地历次政治运动南下到港定居的，对内地政权的态度复杂。如今虽说香港已回归十多年，但“民心”回归仍是任重道远。香港目前的政党，是英国政府撤离香港前，由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推动下成立的。这些由他催生的政党，回归以来形成了支持和反对政府（也包括中央）的两大派，俗称建制派和泛民主派。这两大政治势力除了监管政府的运作，也造成政府施政的阻力。现在香港的现实是，每个政策推出，都必有人反对，争拗无日无休。议会内两派议员对立、激辩，有的激进派议员常以掷物、喊口号、骂战、“拉布”来争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市民也分成了两派。游行示威已是常态，一些由政党把持的群众行为日趋激烈，现已发展到集会包围、冲击政府和议会，与维持秩序的警方发生剧烈的肢体冲突的地步。香港随着“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逼近，两方意见明显对立，一方强调要在“基本法”框架内由有代表性的选委会提名候选人；另一方则主要是强调“公民提名，一人一票”。持后一种观点的一些大学法律系教师前不久发起“和平占领中环行动”，意图瘫痪香港的金融经济中心，以此威胁中央接受他们的普选方案。
政治化的社会生态，令市民中一部分人，对政治充满了疑惑和好奇。那些揭露“内幕”的书，如内地历次政治运动和一些政治风波、薄熙来事件等的书，同一主题出了多本。在市民中有些市场。
若干年前香港有一本书非常轰动，以某人私生女的身份写了一本曝光秘闻，里面有许多资料都是捏造虚构的，多年后回头来看就更是如此了。上面提到的这一类书的作者，很多都不用真名实姓，书的内容真真假假，你不能说全部都是假的，不能否认这些事实，但更多只是道听途说，无中生有。有些是小说式的构建，有些是扩充式的臆想。出版者利用读者心理赚了钱，其他事他是不负责的，更不会去辟谣。这类书的存在也是香港的特色之一，反映出香港某种阅读趣味。
文学书的出版遇到这样的困难，政府有什么能支持的政策呢？政府下设“香港艺术发展局”，每年拨出款项供文艺界人士申请开展项目。如某团要排一个新剧目，经费有问题，就可以向这个局申请资助。顺便提一下，香港有的企业也设有艺术基金。有一次我去看香港芭蕾舞团的演出，说明书介绍演员时，其头衔是：××××地产公司赞助艺术家。那些飘逸如梦的芭蕾舞仙子，原来是由一堆砖头水泥包养的。当时很感慨。要芭蕾舞只靠演出收入养活那一班舞蹈员，恐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字眼看上去尽管有点屈辱，但到底比舞蹈团陷入停顿甚至是解散强上百千倍。高雅的艺术也不得不向铜臭低头了。不过事情也不必作这种极端的联想，有人愿意出钱显示风雅，有人缺钱去维持风雅，这也是双方一拍即合的好事，还巴不得有“××××地产公司赞助作家”一说呢。
香港艺术发展局虽掌握着一笔经费，但要照顾不同领域，僧多粥少，申请成功，到手的钱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有位年轻朋友申请拍一个30多分钟的电视短片，最后得款6万港元。要购置器材、租用场地，雇请演员及其他创作人员，这6万港元是九牛一毛。拍片人还得自己去想法子筹措缺额的资金。
在“文学”组别，设有“写作计划”和“出版计划”资助。“写作计划”最高资助额是10万港元，但这笔钱不会全数给你，我自己的这本22万字的长篇小说《和谁在阳台看日落》就申请到8万多港元。朋友们都说你已经很幸运，申请到的款项也算是多的了。此外“出版计划”的申请，是资助出版文学书籍的。一本书若能申请成功，款项从几千到几万港元不等。钱虽不多，但体现出政府对文学创作活动的支持，对作家来说，也可聊补无米之炊。
上面提到的几个文学刊物，也是通过申请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资助维持运作的。每一年每个刊物申请到的资金在几十万到上百万港元不等。因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对资金的运用，对刊物公司的营运，香港艺术发展局都有比较完善的监管。有位朋友申请了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资助出版刊物，在结束后两年，还收到法院的传票，香港艺术发展局告他违反公司结束的某些规定，要求他就申请的资助费用及公司开支提供证据。
政府对申请资助的过程要求严格，填写的各种表格不胜其烦。譬如书还没出呢，就得申报所委托的出版社、书出版的页数及推广计划等事宜。这些都是在申请阶段未可落实的事，但都被要求填写明确的计划。钱就是批下来了，也不能一下子全提走，要分阶段向香港艺术发展局汇报进展，资助基金按书写进度分阶段发放给作者。书出版后也还有许多后续跟进工作。所以也有人嫌手续纷繁，不去趟那一道浑水，宁可自己掏钱出版。
香港艺术发展局会在其网页上，公布每年申请资助人的资料及批准的金额，供市民监督，透明度颇高。
出版文学书籍的出版社就那么三两家，而且有许多商业收益的考虑。长篇小说出版尚且困难，就更不要说什么散文、诗歌了。但在如此的出版状况下，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反是一枝独秀。热心人大力推动学校的阅读活动，推介相关的儿童、少年读物。所以儿童读物，包括故事、小说、文配图的读物出版相对稳定，比成人读物的出版兴旺很多。香港出版儿童、少年读物的出版社也有两三家，有的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所以香港有一批稳定的儿童、少年文学作家，出版社每年都替他们出一两本新书，销路不错。我自己写过一本少年成长小说《十三岁的深秋》，竟重印十三四版。有三四万册在坊间流通。
香港康乐文化事务署下属的图书馆负有推广文学活动的责任，从1979年开始，每年都举办中文文学创作征文奖，比赛分为散文、小说、新诗、文学评论、儿童故事及儿童图画故事等六个组别。此外它还会组织主持中文文学双年奖（香港文学较有地位的奖项）、学生中文故事创作比赛、全港诗词创作比赛等活动。在比赛期间，图书馆会举行不同的讲座，欢迎学生和市民自由参加。比赛目的是推动文学创作，发掘新人。担任讲者和评委的是知名作家、文人及学者（也包括了内地的）。比赛讨论结果及评语存放在图书馆，公开供市民查阅。这些比赛都设有奖金制度。如较重要的奖项双年奖小说组冠军奖金3万港元，中文文学创作比赛小说冠军由多年前的3000港元升至1万港元。这些奖金与内地某些文学奖金相比，其实也太可怜了。最后主办单位会把得奖作品结集出书，作为成果留下。
除了官方主办的文学比赛，坊间也有由不同机构组织的文学征文，较重要的有“青年文学奖”。这项比赛曾发掘培养过陶杰、张小娴等香港作家，曾一度显出其重要性。近年这项比赛由大学某些学生团体主持，由于资金缺乏，连评委都没有车马费，比赛只流于一个匆匆走过的形式，远无当年的效果。
这些年我也被邀作一些文学比赛的评委，看到了文学创作的现状及变化，但看不出有长足的进步，总体上缺少令人惊喜的作品。文学创作要成气候，有时还要期待一些有天分的年轻人出现。这就像踢足球，有的人不管付出多少努力，他就是成不了如今最红的葡萄牙的C罗或阿根廷的梅西。那种对足球的感觉是与生俱来的。同样道理，作为作家，也需要一些天赋，其中包括对文字的感悟。而这一点，我认为香港作家受到语言文字的一些限制，至今他们文学语言的意象、色彩都大有深入开拓的空间。
语言的感悟受到阅读的影响。刚才介绍过香港市民的阅读情况，其实也可窥香港作家阅读状况之一斑。香港人除了阅读“揭秘”一类书，还爱读一些消闲性特别是“八卦”的书。香港媒体很发达，光是八卦杂志、揭秘的杂志、写名人风流逸事的杂志，小报摊上一摆就是一二十种。至于读正儿八经的文学书，特别是经典文学书，是不成气候的。某年我在一所大学给中小学语文教师上“儿童文学课程”，想了解一下学生的文学素养。我认为一名中文教师，他的文学素养是该有一定程度的。我问大家读过哪些文学名著？我以为无论如何该有个把人提到中国四大名著吧。岂料一阵沉默后，才有人举手惴惴道：读过朱自清的《背影》。这样的回答让内地相对来说文学素质高、知识含量较丰富的同学看来，实在很难满意，但这就是香港的现状。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悲哀，我们面对的学生、我们面对的老师，他们的阅读认识真是非常有限，读书量也非常有限。去年内地人的阅读量是四本多，港人的平均量估计比这还低。
我觉得香港作家作品进入内地，和内地作家平起平坐地竞争是好事。如果心态好，就能发现自己写作上的努力方向，对作家本身的成熟大有好处。有的香港演员，回内地演戏一段时间之后，回香港再演，观众会发现他会有些变化，看到一个更为丰富的演绎。
香港作家大抵分南下（即从内地移民）和本地土生土长两种。这两种作家的思维、构思、文字都有较明显的不同。有时读一篇作品，只从文字便大抵能判断作者的背景。
香港是粤方言地区，作者的文字运用常常有粤方言的特点。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巧用了能体现出构思之妙。但运用不妥，就会造成内地读者的阅读障碍，影响作品在内地的接受程度。现在有的香港作家文字中的粤语色彩，不是因为构思的需要，而是因为文字未修炼到家而带出了语病。
近年香港的政治形势复杂，加上长期英式的教育影响，香港出现了一些想用文学去表现政治的作家和作品。有位陈冠中先生，本是香港一份时尚杂志《号外》的创办人，近年回到内地定居，生活了一段长时间，想用小说反映中国的政治现实，出版了几本政治小说，如深受英国《1984年》影响、表现中国现状的《盛世》，反映西藏民族问题的《裸命》以及《香港三部曲》。对这些小说的得失，大家可以上网去看看读者反应。
我读这些作家的作品，考虑的反是另一个问题，即作家的文学抱负与其文学才能的关系，亦即文学界常讨论的“思想大于形象”的问题。当小说未能树立起文学的形象，那些所谓深刻的政治批判、文学的抱负都只能是一种不到位的高而空的口号。也是说，作家的才华不足以支撑起其文学的野心时，作者用自己的语言叙述的人与事都会显得苍白，作品的文学属性也会打了折扣。
这就涉及作家的成长。香港这片土地形成的强烈市民文化色彩，不能不对香港作家有所影响。香港作家在生活、阅读、思想和文字技巧上都还没有一定的积累和准备，匆忙进入写作时，就会出现一些上面提到的现象。这个问题不分一国两制，香港内地都有其共性，只是香港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
今天所谈，只就文学谈文学，乃一家之言，有的地方可能说得不客气，但不是针对任何个人的。有哪些内容是同学们想知道而我又没讲到的，欢迎大家再提出来，特别是希望能与大家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