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关四体合璧御制平定西藏碑的几个问题
1.关于碑文中所见“wargi dzang（满文：西藏）”和汉文“西藏”的语源
清代早期关于西藏的汉文称谓有数种，除常见“西藏”“图伯特/土白特”“唐古特/忒”之外，尚有“乌斯藏”“西域”等数种。如天聪四年（1630）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是为了纪念在蒙古传法后于1621年率徒众奔赴盛京的囊素喇嘛而由太祖敕建舍利塔的纪念碑，其汉文“法师斡禄打儿罕囊素乌斯藏人也”中之乌斯藏（藏文dbus gtsang之音写）所对应的满文为“wocir/wucir-tu oron”[32]，意即用满文“具金刚之地”这一佛教用语来对应汉文的“乌斯藏”，而“乌斯藏”是元明以来汉语的常用称谓[33]。同时也说明，此时汉语“乌斯藏”并没有影响到满文，亦即是说满文中并没有形成相应的满文写法“乌斯藏”，并且在后来的满文文献中笔者亦未找见与汉文“乌斯藏”相对应的满文词汇。“西域”亦是汉文对西藏习有的称呼，如顺治二年（1645）修建的盛京四寺碑的满文部分，对应汉文“东木藏古习译西域文”的满文为“dumdzang gusi tubet bithe ubaliyambuha（直译：东木藏古习翻译tubet文）”。此处汉文之“西域”即满文的“tubet”。又如顺治十四年时“皇帝敕谕乌斯藏怕木竹巴灌顶大国师阐化王罗巴藏毗林雷望书格梭纳木那母巴哩札尔哇：尔世居西域，…… 尔乌斯藏，僻在西域”，[34]可知顺治十四年时对乌斯藏仍时有“西域”之称谓。此外，从“西域”对应的满文为借自蒙古文的“tubet”可知，其亦与“乌斯藏”一样，并没有形成对应的满文词汇。
“西藏”对应的满文为“wargi dzang”，关于汉语“西藏”一词的出现，前后有牙含章、陈庆英及胡进彬进行过简单讨论。牙含章认为“‘西藏’这一名称，是清初创造出来的，康熙时，正式用于‘御制平定西藏碑’……雍正五年（1727）设置‘驻藏大臣’‘西藏’才成了法定的正式名称。”[35]胡进彬与牙含章观点基本一致[36]。而陈庆英则认为可能的解释“是清朝的满族君臣把‘乌思藏’理解为‘西面的藏’，称之为‘wargi dzang’，翻译成汉文时译作‘西藏’，这样才出现了汉文的‘西藏’这个地理名词”。[37]
事实上，“西藏”一词在清代出现的最早官方记录是《清实录》康熙二年八月丙申条载“西藏班禅呼土克图故，遣官致祭”[38]。并且“西藏”并不是来自于“wargi dzang”的汉译，因为它比满文“wargi dzang”出现得更早。
明代末期郑洛（生卒不详，嘉靖三十五年进士）的奏疏中有“西藏”的记载，为行文方便，摘录于此，第一则奏疏写于奉命经略七镇的万历年间，第二则当为奉命经略陕西延宁甘肃的万历十八年至十九年：
盖大海以西至于大小盐池，又西北至于哈密赤斤，又西南乌思西藏，延袤数千里，广漠无际，野牛野马易于打猎，而西藏之宝刀奇货，氆氇皮革，服用所需种种，皆西海所有，而北塞所无也。[39]
七曰议番路，夫茶禁严矣，各番赴藏受戒如汉人之赴京求官，禁之不能也，而海上之途，则入藏捷径。番利虏途，虏利番货，故群虏之恋恋海上者，虏视番为可劫之人，番畏虏为劫路之盗，此而不议，则番必入藏，入藏必由青海，由青海则必借路海虏，若无法以防闲，则受戒之番，何以禁其通虏。近据西宁兵备道按察使石槚呈“为乞恩讨路以便赴藏受戒事，准西宁游击鲁光祖，碾伯守备祁德手本”，查得西宁境内，住熟番僧人未款之前，有去乌思藏受戒者，俱将番僧名数并随骑马匹行李等项赴本道告明，一面转呈甘肃抚院，一面本道查给执照，经由四川内地入藏，回从原路归巢，自虏欵以后，番虏交通，各僧就近取道海上，直赴西藏，今番僧班着儿坚昝，札思巴坚错等，欲由前路，缘近日经略部院招番杀虏，各怀仇衅，难以前往，告要照依先年旧例，经由四川入藏，似应准从，到道案照，转呈到臣，臣切（窃）以为群虏占据海上，非独便利水草，实是垂涎番货，盖番僧入藏，必由青海，由青海必经虏巢，经虏巢必供虏货，故西藏之氆氇，宝刀，诸番所有，虏即有之，今欲断绝番虏交通，而犹容其经由旧路，则势必连结，是两河之患无已时也，此安可以不议也。[40]
从上引文可以看出，早在明代万历年间，汉语书写中就已经出现了“西藏”一词，第一条引文是把“乌思”（藏文中卫“dbus”的音译）与“西藏”并列，或者单独用“西藏”这一称谓。第二条引文则时而以“藏”来指代乌思藏（西藏），时而以“西藏”来指代乌思藏（西藏）。
尽管并没有形成固定的用法，要之，在当时的汉语书写中，已使用“藏”或“西藏”来指代乌思和藏（卫藏），并且“藏”已经不仅仅是卫藏的一部分，而是已经可以作为卫藏的省称。同样的证据还有，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陕西通省边镇图》，其上贴有许多满文标签，郭美兰在其著作中曾举一例“在si hal（西海）标识迤西所贴签注写有ere ba，geren aiman i mongguso amasi julesi yabure，u sy i jergi dzang de hafunara zugun（此地系蒙古各部往来行走，通往乌斯等藏之路）”。[41]同时，作者还认为满文签注来自明代汉文签注是肯定的。由此可知，不仅汉文书写中以“藏”涵盖了过去乌思藏的指称，满文对此的认知与书写也可能受到影响。至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西藏”一词极有可能来自汉文，进而形成满文的“wargi dzang”，而非相反。
经过以上分析，笔者以为，大概在顺治、康熙前后，满文对西藏的称谓主要是来自于蒙古文的“tubet”和“tanggūt”，并未受到汉文“西域”“乌斯藏”的影响。入关以后，随着与汉文接触的日渐增多，汉语“西藏”的称谓逐渐进入满语，并最终形成了“wargi dzang”的称谓。这或可说明满文有关西藏的认知有一个来源上的转变，从早期的蒙古文知识，到后来的汉文知识，其中也包含了有关西藏的地理知识，上引郭美兰著作中《陕西通省地图》或可为证。
2.关于立碑之人
关于立碑之人，碑文的藏、满、蒙文部分都未有记载，仅在汉文部分有鄂贲/赉字样。《中国文物地图集》（西藏自治区分册）中记载，此碑“由内阁学士鄂贲等刻立”[42]，《拉萨文物志》亦言“雍正二年由内阁学士鄂贲等刻立于布达拉宫大门内”[43]。考之《清实录》，雍正二年的内阁学士记载有“鄂赖”，雍正元年三月条：“擢理藩院郎中鄂赖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前往西藏办事”；雍正二年三月条：“命内阁学士鄂赖，自藏至西宁办理蒙古事务”[44]；雍正二年十一月条：“升内阁学士鄂赖为理藩院额外侍郎”。据以上内容可知，“鄂贲”为“鄂赉”的误识，而“鄂赉”即是《清实录》中“鄂赖”的不同汉字译写，满文原名为“Orai”[45]。《西宁府新志》中亦作“鄂赉”。[46]据此可知御制平定西藏碑是由内阁学士鄂赉于雍正二年夏月吉日所立。
关于鄂赉此人的详细资料并不多见，今收录于《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有其十数封奏书，内容均为办理西藏、青海事务。[47]《八旗通志》载，其曾祖父为伊林臣，于国初率六十人来归；祖父为沙思塔理，蒙古正黄旗人，原系喀喇沁国昂邦之裔，以功加世职为二等阿达哈哈番，后遇恩诏加世职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父为扎世袭职；其本人“袭职，任理藩院郎中兼步军副尉。康熙五十七年，随定西将军噶尔弼征四川口外理塘、巴塘诸番。五十八年，噶尔弼奏遣至察木多等处，招降洛龙宗、朔般多、达尔宗、桑阿、觉宗、临忒奇。五十九年，随噶尔弼进讨准噶尔策楞敦多布等，招降索克散丹公、朱公、吉东、龚布等处之拉礼、墨朱、工忒。又调取汤古忒兵，断贼将策楞敦多布等运粮之路。因功加一拖沙喇哈番，授为一等阿达哈哈番。”[48]另据《钦定八旗通志》卷十九旗分志十九，八旗佐领十九，正黄旗蒙古佐领条载，喀喇沁参领第七佐领内大臣泽望诺尔布离任之后“以内阁学士兼头等阿达哈哈番鄂赉管理”，说明其曾作过正黄旗蒙古喀喇沁参领第七佐领。[49]另，满文本《八旗通志》载其祖父名满文为“Šastar”，蒙古文应为“Šastir（史籍、史册）”，来自梵文“śāstra（论）”。曾祖父满文名为“Irincen”，是藏文“rin chen（大宝）”之音写，其父满文名为“Jasi”，对应蒙古文“rasi”，是藏文“bkra shis（吉祥）”之音写[50]。由此可以认为，鄂赉家庭，甚至其本人可能对藏传佛教乃至西藏都有相当的认知，所以雍正二年派其到西藏、青海办理事务，即出此考虑，亦未可知。关于其去世时间，《清实录》世宗章皇帝实录有载，“予故理藩院额外侍郎鄂赖祭葬如例”[51]，可知其逝于雍正四年（1726），日期不详。
另外，《清实录》雍正二年闰四月丁亥条，雍正谕宗人府，及部院大臣等，细数宗室阿布兰之罪时，其中一条为：“宗人府建立碑亭、翰林院所撰之文，阿布兰以为不佳，另行改撰，并不颂扬皇考功德，惟称赞大将军允禵，拟文勒石。朕即位后，伊自知诬谬，复行磨去。”[52]从现存碑文内容中，可以看出提及大将军允禵之处，仅有“朕以其所为非法、爰命皇子为大将军王，又遣朕子孙等，调发满洲、蒙古、绿旗兵各数万”，并无突出褒扬大将军允禵之处。另据曾任驻藏大臣的松筠所著《百二老人语录》，其所收《圣祖皇帝敕建西藏碑文》，通篇亦未曾提及大将军允禵。[53]根据以上内容，似可确定拉萨四体合璧御制平定西藏碑碑文乃康熙年间所撰，而与阿布兰另行改撰之文似无关系。
3.四体碑文译写情况
汉文部分开篇记载有“太宗文皇帝”，相对应的藏、蒙、满文分别为tha′i zung su′u thu bhwang ti、taitsong sutu qowangti、taidzung šu hūwangdi。由这四种文字对“文皇帝”的不同写法可知，蒙文之“sutu”来源于满文的“šu（文）”加上蒙文后缀词“tu”，进而译为藏文之时，译者直接把蒙文“sutu”译写为藏文的“su′u thu”，如此藏文的“thu”才可解释。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御制平定西藏碑碑文，必定是先撰写了汉文或满文，进而译为蒙文，最终由蒙文译为藏文，蒙文实是满文和藏文的桥梁文字。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另有记录较早的满蒙藏汉四体合璧碑文《莲花净土实胜寺碑》，其中记载到“大清崇德三年戊寅八月吉旦立。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撰满文，学士罗绣锦译汉文，弘文院大学士希福译蒙古文，道木藏古式译图白忒文，笔帖式赫德书”，[54]以及留有实物的《盛京四寺碑》亦明确以四种文字所载“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撰，学士黑德译汉文，厄者库石岱译蒙古文，东木藏古习译西域文”，[55]均可看出由满文而藏文的过程中，蒙古文的沟通作用。除去碑文翻译过程如此之外，蒙古堂档中保存之康熙年间皇帝敕谕及西藏来文文书处理记录，亦从实际操作层面提供了证明。如康熙三十二年五月，敕谕第巴之文书的处理流程如下：
遵旨缮写颁与第巴之文书进呈御览。大学士伊桑阿、学士傅继祖、戴通、温保、常绶等缮写，本月初六进呈御览，遵旨呈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阅览。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会阅毕，初八日呈奏。谨遵旨意“好，照此例缮写交付”。主事拉穆彰（lamjang）、门德孙（mendesun）翻译，清文、蒙古文合璧缮写交付。即刻由原任唐古特语司业、兼郎中巴图赖（batulai）翻译，书清文、蒙古文于纸。本月二十四日，盖敕命之宝，主事拉穆彰、门德孙等阅后，当堂跪交理藩院侍郎满丕。[56]
可见敕谕西藏的下行文书，亦是先满文后蒙古文，再译为藏文。西藏上奏朝廷的上行文书，《内阁蒙古堂档》中记载第巴奏书处理过程如下：
康熙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将此文书送至理藩院员外郎齐挞德（kitat）及大臣处，令侍读学士易道（idao）、主事拉穆彰翻译，将其所呈即刻由唐古特字教习达喇嘛丹巴色尔济（damba serji）、唐古特字司业班底、巴图赖等翻译，本年二月初二，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学士西拉、傅继祖、温保、安布禄等具奏，是日，谨遵旨意：交部，尔等合议具奏，后将所依清字文书同原蒙古文书交理藩院员外郎齐挞德。[57]
可见奏报于皇帝及翻译清字所依之本，亦为蒙古文书。究其原因，乃蒙古与西藏长期的文化交流所致。因佛教等原因，蒙古人中掌握藏文的蒙古僧侣甚至俗人大有存在。反过来西藏佛教界自元代以来一直都有学习蒙古文的人，这一点可从长期以来大量的藏蒙辞典编攒中看出来[58]。
（石岩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
[1] 本文在碑文释读上分别得到过导师乌云毕力格教授、哈佛大学研究生孙鹏浩的帮助，此外，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王传播应我之托，前去拍摄了所有照片，在此一并致谢。关于其型制及图片分别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1985，第115～117页；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西藏自治区分册），文物出版社，2010，第198～199页。
[2] 《清圣祖实录》第六册，康熙六十年八月至九月丁巳条，中华书局影印本，第895页。
[3] （清）和琳：《卫藏通志》，见《西南边疆》（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初编），第一辑，第8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9～11页。
[4] 《西藏志》见《西南边疆》（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初编），第一辑，第10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397～400页。
[5] Bod ljongs yig tshags khang dang krung go'i bod kyi shes rig zhib ‘jug lte gnas kyis bsgrigs，bod kyi yig tshags phyogs bsgrigs，krung go'i bod kyi shes rig dpe skrun khang，1997，pp. 355-357，标题为：Gong mas bris pa'i bod yul bde ‘jags su bkod pa'i rdo ring yi ge ngo bshus. 此书的录文中亦有较多错讹之处，例如将藏文落款“khang zhi dgong lo drug cu pa”（康熙六十年）分别混抄进了不同行里，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6] 《清实录》（第16册，圣祖实录，蒙文九），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1，第802～804页。笔者认为，从蒙古文录文与蒙古文碑文之间的诸多不同来看，蒙古文《圣祖实录》中的蒙古文碑文可能直接译自汉文实录或满文实录。由于满文实录现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笔者未得见，故蒙古文实录中的碑文到底译自汉文还是满文，目前还不能确定。至于蒙古文康熙实录与汉文或满文康熙实录三者的版本先后，或曰成书年代之早晚，则需要对三本实录进行全面对比研究才可得出，仅就这一则碑文在三种实录中的异同而引出的三种碑文相互来源问题无法推广到对三种实录成书先后的讨论。
[7] 松筠：《百二老人语录》，见日本东洋文库满汉合璧本《百二老人语》，震部卷之四。
[8] 乌云毕力格、石岩刚：《萨斯迦派与清朝崇德顺治朝廷》，载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7辑，科学出版社，2014，第403～417页。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第461～462页。
[10] 本文藏文的拉丁文转写为威利（Wylie）规则；满文为穆麟德（Möllendorff）规则，唯将č和
以c和j代替；蒙古文转写采用鲍培（Poppe）亦将č和
以c和j代替；方括号中为笔者拟写，X表示无法确定。
[11] 根据文本内容，此处rengs当为ring之误。
[12] ++表示此处抬格，下同。
[13] che当为tshe（时候、时刻）之误。
[14] 应为doloduγar（第七），原文为donoduγar，误。
[15] 亦作güsi。
[16] 此处汉文“俱为施主”，所对应藏文yon mchod du ′brel意为“结为施主与福田”，满文üklige ofi意为“成为施主”，蒙古文öglige-yin ejen bolju意为“成为施主”。
[17] 当为uheri之误。
[18] üklige 来自蒙文öglige，施舍。《清文鉴》，布施作“fulehumbi”，见《五体清文鉴》（中册），民族出版社，1957，第2649页。
[19] “满洲、蒙古绿旗兵各数万”，藏、满、蒙均不作“各数万”，仅作“数万”。
[20] 此第六辈达赖喇嘛非仓央嘉措，而是康熙六十年册封的第六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bsKal bzang rgya mtsho），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一直不承认仓央嘉措的第六世达赖喇嘛身份，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第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时期，清高宗撰写的《须弥福寿之庙碑记》才记到“黄教之兴……八转世而为今达赖喇嘛”，意即承认了强白嘉措第八世的身份，也就是承认了仓央嘉措第六世达赖喇嘛的身份，见冯智《八世达赖喇嘛及其在清朝治藏中的政教业绩》，《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
[21] 《西藏志》“坎麻”作“坎康”，误。坎麻为藏文khams的音写，而康则是khams的另一种音写汉字，坎麻、康并列似不应该。见《西南边疆》（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初编），第一辑，第10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19页。
[22] 指拉萨，因大小昭寺之故，清代多以招地指代拉萨。
[23] 根据其雍正二年任四川松潘总兵，查阅《四川通志》，可知此人生于松潘，后中武举人，从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三年历任右营守备、漳腊营游击、副参将、松潘总兵与四川提督，短短十年左右从右营守备升至四川提督。见钦定四库全书本《四川通志》，卷32，“右营守备”“漳腊营游击”“副参将”“松潘总兵”与“四川提督”各条。
[24]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1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1页；关于囊素喇嘛的讨论见李勤璞《〈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研究》，《满语研究》1995年第2期。
[25] 关于驻藏大臣设置的年代，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参见张羽新《驻藏大臣政治地位和职权的历史考察》，《中国藏学》1998年第2期。
[26] 《清太宗实录》崇德八年五月初五日条，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太宗实录》汉文本，顺治初年抄本。
[27] 《清圣祖实录》卷174，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五年六月至七月癸丑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28] 乌云毕力格：《1705年西藏事变的真相》，《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
[29] 关于策妄阿拉布坦的史实，参见宫脇淳子著《最后的游牧帝国：准噶尔部的兴亡》，晓克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第136～141页；马大正、成崇德《卫拉特蒙古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第100～116页；赵天《策妄阿拉布坦侵扰西藏的原因》，《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
[30] 参见邓锐龄《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柳升褀《十八世纪初清政府平定西藏准噶尔之乱始末》，《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31] 邓锐龄：《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32] 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61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第1页；黄润华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第343页。该词来自蒙文，wocir/wucir是蒙古文wcir的满文音写，金刚之意，tu是蒙古文的语尾词，表示“具有者”之意，而oron为蒙古文“地方”之意，意即“具金刚之地”，此处指西藏。
[33] 牙含章：《关于“吐蕃”“朵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
[34] 王蘩：《四译馆考》卷二，西番馆西番条，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9册，书目文献出版社，第524页。
[35] 牙含章：《关于“吐蕃”“朵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
[36] 胡进彬：《故宫所藏康熙朝内府藏文泥金写本龙藏经初探》，载中国边政协会编辑《西藏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蒙藏委员会，2000，第435～452页。
[37] 陈庆英：《汉文“西藏”一词的来历简说》，《燕京学报》1999年第6期。
[38] 《清实录》第四册康熙二年八月丙申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第153页。当然，因康熙实录修订于乾隆年间，所以并不能说康熙二年出现的汉文“西藏”就一定早于平定西藏碑汉文碑文“西藏”的时间，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
[39] 郑洛：《敬陈备御海虏事宜以弭后患疏》，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405，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28册，第248～252页。当然，在此之前明代文献中亦有西藏字样，如“盖许之建寺，则西藏一路往来自繇听之，奉佛则南北诸番交通无禁，彼黠虏岂真有从善之念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神宗实录》，卷三十七，万历三年四月甲戌条，第859页），但因只是偶然用之，故不再讨论。
[40] 郑洛：《敬陈备御海虏事宜以弭后患疏》，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405，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28册，第258～268页。
[41] 郭美兰：《明清档案与史地探微》，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第80页。
[42]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西藏自治区分册），文物出版社，2010，第198页。
[43]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1985，第117页。
[44] 《清世宗实录》卷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第120、289、399页。
[45] 《宫中档朱批奏折》（雍正朝），其本人满文奏折中作“orai”；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满文本《八旗通志》，卷一百七十一，第43页，作“ulai”，对应的汉文本《八旗通志》为“鄂赖”，（清）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第4167页。根据其父亲之名为“拉世”，满文拼法“jasi”，此词极有可能是来自藏文的“bkra shis”，而藏文之“bkra shis”在蒙古文中都作“rasi”，故此推测，此满文本《八旗通志》的人名拼写不太规范，或径译自汉文，目前仍需证据来支持笔者的推论。
[46] 《西宁府新志》有语“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官员，自雍正元年以前，俱选派理藩院司员，自二年平定青海之后，皆简大臣，驻扎郡城，以总理之，间遣部朗协理。鄂赉，侍郎蒙古正蓝旗人”，见杨应琚撰《西宁府新志》卷二十四，（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文海出版社，1966，第855页。此处《西宁府新志》记载有误，鄂赉应为蒙古镶黄旗人。
[4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上册。
[48] （清）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第4167页。
[49] 《钦定八旗通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卷十九旗分志十九，八旗佐领十九，“正黄旗蒙古佐领”条。
[50] 天理大学图书馆藏《八旗通志》满文本，卷一百七十一，第42～43页。
[51] 《清世宗实录》卷四一，雍正四年二月癸酉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第606页。
[52] 《清世宗实录》卷十九，雍正二年闰四月丁亥日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第314页；此段记述也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第一册，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四日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93，第227～228页。
[53] 松筠：《百二老人语录》，见日本东洋文库满汉合璧本《百二老人语》，震部卷之四。
[54] 《清太宗实录》，崇德三年八月壬寅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第566页。
[55]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61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第6～13页。
[5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清内阁蒙古堂档》（第10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第139～141页，原文为满文，汉文为笔者所译。
[5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清内阁蒙古堂档》（第10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第52～53页，原文为满文，汉文为笔者所译。
[58] Larry V. Clark，John R. Krueger，Manfred Taube，Hartmut Walravens，Michael L. Walter，Compiled，Bibliographies of Mongolian，Manchu-Tungus，and Tibetan Dictionaries，edited by Hartmut Walravens，Harrassowitz Verlag，Wiesbaden，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