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澳门在东亚的战略地位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澳门在东亚政治舞台及美国东亚商业扩张中有着特殊地位。

（一）澳门与东亚政治舞台

从18世纪中叶起，澳门成为在华外国人的居留地与东亚国际政治活动的舞台。1757年，清政府规定洋船“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广州成为中国唯一的外贸港口。[14]欧美各国欲进入广州等地与中国进行贸易，便不得不经过澳门，澳门逐渐成为外国对华贸易的桥头堡和中转站。清政府同时限制外国人在广州长期居留，所以澳门逐渐成为欧美来华使节、商人、传教士、船员及其家属的暂栖之地，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外国人社区。美国驻华使、领人员早在山茂召出任驻广州领事之时，就依照清政府的规定定期来澳门驻冬。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尽管随着香港的发展，澳门在走向衰落，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它仍然是许多外国使节、领事的聚集之地，有美国、法国、西班牙、巴西和秘鲁的代表。澳门史学家白乐嘉（José Maria Braga）说：“这些使节及其随员的到来，在某些程度上增加了澳门社会生活的色彩，因为几个国家的军舰经常访问葡萄牙人的这个小小的地方，军官们一成不变地被邀请出席，有时是以他们的名义举办派对，低级军官们则乐于上岸放松一下他们的筋骨。所有这些‘对提高社交的迷人程度’，一位美国访问者评论道，‘贡献良多’。”[15]一些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事件也与澳门有着关联，如中美《望厦条约》的谈判与签订、中法《黄埔条约》的谈判均在澳门进行。

澳门当时也是世界闻名的国际政治舞台。美国驻澳门代理领事吉迪恩称澳门是东亚地区重要的政治角斗场。1858年9月3日，他写信给国务院说：“……［澳门］是世界这个部分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据点，法国使节与西班牙总领事的长驻，美国驻华专员偶尔来驻，几个美国家庭的定居，广州美国商人首领的入居，常有的英国和其他政府官员及我国和他国的军舰来访……”[16]在这个舞台上，英国人自然成为国际政治剧的主角。英国人于1637年来到澳门，此后英国对华贸易的垄断机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在澳门运作，直到1834年特许权被取消。

（二）美国东亚商业扩张中的澳门

在中国单口通商的贸易体制下，澳门是欧美各国对华贸易的必经之地，有着重要的商业地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广州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垄断地位的丧失，长期依附广州的澳门陷入严重的生存困境之中，传统的转口贸易日趋衰退。面对生存危机，澳葡当局不得不进行经济政策调整，对澳门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在澳门实行“自由港”政策，利用粤西海岸及西江地区迅速发展的进出口贸易，推动澳门从“广州外港”向“粤西南区域商埠中心”的转变。[17]而与此同时，在澳葡当局的支持下，澳门的经济开始从“国际贸易”转向鸦片走私、苦力贸易等“罪恶交易”。

美国商人对澳门兴趣正是因为澳门独特的商业价值。1805年，美国商人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19世纪30年代以后，因新兴工业发展的需要，美国商人的鸦片走私活动更加频繁。美国商人也是澳门苦力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其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苦力运输方面。随着苦力贸易在澳门的悄然兴起，人贩子很快发现苦力在港口等待登船时喜欢赌博，而赌博可以使更多人迅速贫穷而沦为苦力，赌博业就这样伴随着苦力贸易而逐渐兴盛起来。1849年4月，澳门所有的番摊赌馆都获得了澳葡当局颁发的营业牌照，番摊税收正式纳入公共财政范畴，赌博业合法化。[18]这使得苦力贸易、赌博业伴随着更加猖獗的鸦片贸易发展起来，并很快成为澳门的支柱产业。“美国驻澳门领事馆档案”保留了1849～1862年澳门的鸦片贸易、苦力贸易以及美国商人在澳门进行鸦片交易和苦力运输的丰富资料。另外，从1858年的“艾玛”（Emma）号事件来看，美国人可能也参与了澳门的赌博业。[19]这些“罪恶贸易”在澳门的发展繁荣与澳门“暧昧”的法律地位和澳葡当局的态度都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充分显现了美国商业利益至上的时代特征。[20]

鉴于上述原因，1849年，美国政府在澳门政局极为敏感与紧张的时刻，开设了美国驻澳门领事馆。美国注意到未来在东亚活动中澳门的重要性，想利用澳门巩固并拓展其在东亚的存在，确保其东亚的利益。澳门是连接东南亚以及印度洋的西部支点，美国驻澳门领事馆的开设与领事的派驻像英国、法国等国一样，亦是要将澳门作为其在东亚地区的一个战略枢纽与前进基地，来展开其在中国及东亚地区的活动。美国政府的设想得到了第一任驻澳门领事斯尔弗（Robert P.de Silver）的肯定。斯尔弗上任后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认为澳门作为港口有相当优越的条件：“如果打算建立一条从旧金山至中国的蒸汽船邮路航线，我推荐澳门港作为处理本港及中国五个通商口岸邮件的港口。”[21]

通过对“美国驻澳门领事馆档案”等历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可以看到，美国不仅利用澳门的有利地位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而且在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之后已开始思考并制定其东亚总体政策。美国的东亚扩张政策决定了其后一百余年美国在东亚的总体政策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