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模式与新发展哲学
陆象淦
一 非意识形态化与全球模式
近20年来，发展问题成为国际学术界和政治家们最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国际贸易和发展组织、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联合国国际工业发展组织和东京的联合国大学等国际机构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开发问题的专题会议、学术讨论和圆桌座谈，编写和印发过大量的有关文件和报告。在西方国家，相继出现了一些著名的研究团体和机构，如美国的赫德森研究所、罗马俱乐部、巴黎的未来研究世界联合会、日内瓦社会远景世界协会和瑞典的哈马舍尔德基金会等。第三世界国家在这方面也急起直追，建立自己的地区性的或国际性的研究系统，如阿根廷的巴里洛克基金会、墨西哥的第三世界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以及非洲地区的达喀尔非洲计划研究中心等。在苏联和东欧，苏联科学院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科学预测实验室，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的未来和开发研究方法论国际中心，波兰的2000年研究协会和华沙综合技术中心等研究机构，开展着相当活跃的活动。各种各样的全球模式、发展理论和新技术系统评估应运而生。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D.贝尔和已故的赫德森研究所所长H.卡恩相继提出了“后工业社会”和关于2000年的世界的构想，在西方学术界和舆论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从此，在西方出现了一股借助数量经济学、宏观社会规划、运筹学、系统论和电子计算机等手段制定全球模式的热潮。随着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报告的问世，对“全球问题”和“全球模式”的探索和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这些模式中，不乏认真的探索，或是提出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索，或是引进新的研究手段，在方法论上给人以启迪。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技术特别是微电子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一方面，诸如此类的全球模式和未来开发蓝图越来越多，从7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迎合西方社会需要和读者心理的“商业化”生产的势头。仅在1980年这一年，就A.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J-J.塞旺-施雷贝尔的《世界面临挑战》、R.加罗蒂的《仍是生存的时代》和K.哈夫曼的《早晨》等多种著述成为美国和西欧的畅销书。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研究者对多数全球模式，特别是对那种“一分钟”（“à la minut”）设计出来的未来蓝图或快速未来测定（quick-fix futurism）的价值表示怀疑，从方法论和思想、社会经济内涵的角度提出了责难和批评。
“非意识形态W化”和“非政治化”作为一种思潮，曾在西方的未来开发研究和模式中有着重要影响。新技术的发展将促使社会“非意识形态化”和“非政治化”，这是D.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重要论点之一。H.卡恩和赫德森研究所制定未来模式的基本方法是通过过去和今天的趋势曲线构想出未来，有人称之为探测性（explorative）方法。卡恩认为，未来是在过去和现在所获得的数据的基础上画出的趋势曲线的延长。我们无须有任何目标。趋势的力量大于人的干预，不可逆转地将我们引向某种未来结构，往往同我们的某些规范南辕北辙。例如，在他的名著《今后二百年：美国和全世界的蓝图》（1976年）一书中，在谈到向“后工业社会”“大过渡”的动力时写道：“‘大过渡’的历史动力是这种多方面的趋势。西方社会习惯称之为‘进步’。它的基本形式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从精神时代向世俗时代发展的单向的上升道路。”这一学派的观点至今仍有很深的影响。从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十字路口》到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都不难发现其踪迹。撇开社会政治体制的重要因素，强调技术本身的发展趋势能改变社会，是这种思潮的症结。在80年代初法国《新观察家》举办的一次题为“1980—2000年：将推翻一切的20年”的征文中[1]，G.博诺力排众议，得出结论说：今天的世界处于危机——真正的严重的文明危机——之中，但是科学成果，特别是本着系统论精神应用的微电子信息技术将在今后20年里“推翻一切”，导致一个“新的世界组织”的确立。他这番话颇能代表“非意识形态化”和技术决定论思潮的逻辑。但是，不少西方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和批判。就在上述同一次征文中，法国著名学者、法国政府报告《社会的信息化》（1978年）起草者之一A.曼克斩钉截铁地说：“任何一种技术，包括微电子信息技术在内，不能建设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工具本身不能决定社会的命运。”
托夫勒说：“未来研究是艺术，而不是科学。”[2]对于大部分全球模式的制定者来说，很难说有一个首尾一致的、确定的社会发展理论。因此，在他们谈到未来构想的性质时，往往闪烁其词。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尽管对未来的社会作了无限美好的描述，但对第三次浪潮文明或正在形成的“新的世界”的性质却语焉不详。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本书刚出版不久，法国学者M.博斯凯不无挖苦地说：托夫勒所描述的社会远远“超过了社会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3]联邦德国的P.哈斯在他的博士论文《世界模式批判：全球模式制定者们的哲学观点》（慕尼黑—柏林，1980年）中，列举了一系列比较著名的模式或蓝图所表述的要旨和观念：
（1）“预防世界危机”（D.H.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
（2）“和谐的”“有机增长”（M.梅萨罗维奇和E.彼斯特尔的《人类处在十字路口》）；
（3）“文化革命”（罗马俱乐部主席A.贝切伊的《人的质量》）；
（4）“另一种发展”（哈马舍尔德基金会报告《现在怎么办：另一种发展》）；
（5）“驾驭可能性和管理不可预见的东西”（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关于国际未来的报告《面向未来：驾驭可能性和管理不可预见的东西》）；
（6）“形而上学的革新”（E.F.舒马赫的《恢复人的面貌》）；
（7）“生态唯物主义”（C.艾默里的《作为政治的自然》）；
（8）能够表达和促进创造性的“推理和符号的新学说”（R.荣克的《一千年的人》）；
（9）一生接连从事不同职业并参加不同的共同体的“能动的人”（J.加尔通的《未来社会》）；
（10）根据不同道德价值调节生活的人的进步（贝·德·儒弗内尔的《阿卡狄亚：论生活环境》）；
（11）“可以共居的社会”（I.伊利什的《自我的界限》）；
（12）“生态发展”（I.萨克斯的《外部界限与人的需要》）；
（13）“推翻一切”（G.博诺的《1980—2000年：将推翻一切的20年》）；
（14）“微处理机革命”（J-J.塞旺-施雷贝尔的《世界面临挑战》）；
（15）由微处理机、信息技术和机器人等新技术引起的彻底的“文化革命”（A.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
显而易见，这些公开表达的观念与其说是科学理论，毋宁说是一种假想。它们的侧重面和说法各有不同，但可以看到，其出发点都是西方的所谓工业文明，有的是为了保持这种文明的现状，使之避免陷入各种各样的危机；有的则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推断工业文明发展的潜力，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的西方文明看成过去、今天、未来的唯一的文明，都没有超出贝尔所说的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框架。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任何全球模式和蓝图都是原型——复杂的社会、“人类”、“世界”——的简化图像，以便突出被假设为对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某些特殊的相互关系。一般说来，这样的“简化”是将原型分解为一定数量的变量，即模式的组成因素。在这些变量之间，假设有一定的相互作用，从而可以在模式内部重新组成“集合”（即一定的关系）。变量通常是用数字来表示。因果关系、刺激—反应、投入—产出、反馈等是使用得比较频繁的关系。
诚然，任何抽象都是一种简化，模式也不例外。特别是就社会过程而言，由于它们的复杂性，不可能直接研究对象（即原型），也不可能采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手段。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原理和准则来确定这些变量。一些全球模式的作者虽然强调趋势曲线，但并不承认社会发展有任何规律性。他们在选择作为模式支柱的变量时往往凭借“直觉”、“预感”或超出一般常识的“智慧”，带有一定的任意性，而且把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被他们认为具有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经济因素完全排除在外。
归纳起来，西方学者认为这些全球模式的主要缺陷是：
（1）任何同全球模式有关的模拟技术都不得不进行大刀阔斧的缩减（简化）；[4]
（2）“构造系统的运动”的过程并不创建新的社会观念。这种过程试图解释和探测正在发生的东西，以便设计出“机械论的、贫乏的技术治国论”的蓝图；[5]
（3）“建造模式今天和将来始终是一种艺术和游戏：把数学、直觉、健康的判断、自己和前人的经验结合在一起的艺术；以探索和失误的规则为基础的人类智慧与大自然之间的游戏。”[6]
换言之，“全球模式”虽然应用数量化的资料，有时还使用相当抽象的符号语言，但往往是建立在未经论证的假设的基础上的。
二 国际经济新秩序与第三世界开发模式
挪威学者J.加尔通教授曾指出，在迄今为止的许多未来研究模式中，未来似乎是只看见工业活动的恶果的发达国家的一个思辨课题，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作为一项急迫任务的克服落后状态是至关重要的优先研究对象。从60年代初开始，联合国提出了两个“开发的十年”计划。但是，在两个“开发的十年”之后，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加大。根据某些“全球模式”的最乐观的估计，最早到21世纪中期，这种差距才能相对地有所缩小。有些人则认为消灭这一现象是不可能的。例如，H.卡恩认为，只有保持国际经济差距才能最终消灭差距，因此在近期内要实现这个目标是不现实的。他在《今后二百年》一书中写道：“一般认为，似乎只有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才能克服这一差距，但在实际上，几乎可以肯定，对于人类的绝大部分来说，这种算术差距将加深。”因此，结论是“无论如何，缩小或者消灭绝对贫困显然比缩小相对贫困更可取。保持甚至加大差距也许是实现这一点的最佳途径”。毫无疑问，这样的观点很难得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赞同。
在发展战略问题上，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曾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在50年代初，当许多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时候，曾把重点放在依靠外援上。在这个最初阶段，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不发达是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作为一种恩赐姿态，将把一部分福利的剩余让与落后国家，以便这些国家的居民能够在人口“爆炸”的压力下生存。但是，这种观念很快就被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学者在内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否定。实践证明，不能把外援当作推动和保持经济发展过程的首要因素。这种援助往往非但不能帮助克服不发达国家的落后状态，反而加深了它们对发达国家的依附。
在此之后的一个阶段，许多不发达国家试图把对外贸易作为主要手段来获得迅速发展，也就是说试图以既有的结构为基础大量增加传统产品的出口。但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单一化的生产，加深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片面发展。
到60年代，主张以改变不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结构为基础的发展观念取得了越来重要的地位。这种观点认为，外援的主要形式应当是技术援助和帮助培养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在这个第三阶段初期，联邦德国的舒马赫等人曾提出过所谓“中间技术”理论，即主张发展中国家只应该引进“非暴力”（不破坏自然的）的、“小型的”、“廉价的”和“简单的”技术。这种理论虽然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但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强调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于开发第三世界国家和消除它们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的巨大潜力。
同时，许多学者在现存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方面寻找造成不发达状态和经济差距的根源。法国社会学家A.巴雷尔在总结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时指出，存在着一种产生分化发展的世界经济结构，其表现为：
——处在贫富两个极端的国家之间的差距幅度加大；
——各个国家集团之间的重要差距保持在按人口的平均产值消长趋势相等的水平上；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质上没有改变；
——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内部分化加剧；
——处在低水平的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和保持进步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处在高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则取得了非常迅速的进步。[7]
换句话说，各个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仍在加剧。“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处在产生和再生不发达状态的结构机制的王国统治下。”[8]不改变这种国际秩序，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问题难以取得成效。从70年代中期以来，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的要求变得日益强烈。1974年，联合国发表了有关的呼吁和声明。1976年，在罗马俱乐部的主持下，以诺贝尔奖获得者、荷兰经济学家让·廷伯根为首的21名专家撰写和出版了R.I.O.报告，即《重建国际秩序》。这个报告分析了世界财富的不平等状况，着重指出建立“一切人都能受益的”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报告认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本身将带来社会在政治、社会、文化和其他方面的根本变化”。但是，要建立这样的新秩序，必须确保每个国家具有自由发展的3个基本条件：（1）在规划和建设未来方面利用自己的力量；（2）根据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的要求来确定发展的方向；（3）确立与环境的健康关系。[9]R.I.O.报告的主要功绩在于以批判的态度评述了当前的国际关系，把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迫切性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报告没有超出一般模式中常见的增长—资源—环境的框架。
在R.I.O.报告问世的同一年，阿根廷的巴里洛克基金会发表了题为《是灾难还是一个新的社会？》的研究报告[10]，一般被称为巴里洛克模式或者拉美模式。这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制定的第一个世界未来发展的模式。它的特点在于：（1）打破了卡恩所提倡的只描述趋势的探测性方法，而主张规范性的方法，即认为模式必须说明为了达到明确规定的目标，人们应该做些什么；（2）一反当时流行的“生活质量”观点，把满足人类的合理的基本需要作为出发点；（3）公开表示赞成“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虽然其实际含义比较接近于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观念。
巴里洛克模式认为：当代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不是自然的问题，而是社会—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的基础是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因此，它提出“一条人类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的出发点有如下4个前提。
（1）一些流行的模式（不论是数学模式或者其他类型的模式）认为，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将爆发世界性的灾难。但是，它们所说的灾难对于大多数人类来说，已是严酷的现实：饥饿、文盲、夭亡、不合适的住房——贫困的生活条件构成了不发达国家大部分居民的共同命运。克服这种状况应该在任何关于世界及其未来的观念中占据最优先的地位。
（2）不发达国家不能重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各个阶段。这不仅因为在当前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上述过程是不可能实现的，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不可取。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意味着重复那些导致今天的不合理的和浪费性消费状况的错误，加剧环境的社会性退化。
（3）在每个人达到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之前，任何保护环境的政策（包括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费）都很难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得到实施。由于世界广大的贫困地区的居民的消费水平很低，要求他们关心遥远的未来，未免荒谬。
（4）人类的特权阶层，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特权阶层必须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以减缓对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并抵制过度消费所引起的异化后果。发达国家的部分经济剩余应该用于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克服当前的停滞。因为，这种停滞状态主要是它们所受的剥削的结果。
在这些前提下，实现最终目标：无论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或者在国际范围内都是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承认每个人只要生存在世界上，就有满足基本需要——食品、居住、保健、教育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巴里洛克模式的制定者从他们切身的经验出发，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在开发问题上亟待解决的某些课题。他们通过“基本需要”概念把人放到了中心的地位。但是，应该说，人的需要比模式中所包括的要广泛和复杂得多。同时，模式把基本需要作为轴心，相对地说，忽视了对于克服不发达状况至关重要的其他一些问题，如国民财富的增长及其再分配、基本需要与责任等。
三 新发展哲学
越来越多的专家承认，发展问题在未来研究中占有优先的地位。脱离了人类的绝大多数所关心的急迫问题，研究未来不啻是一句空话。近二十多年来，“另一种类型的发展”“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新的国际政治秩序”“信息领域里的新秩序”“新的发展”等一系列口号和概念的出现，不但反映了解决发展问题的迫切性，而且也是对既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否定。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对于发展问题的研究还远远落后于实践的需要。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一些著名的学者和国际机构正在展开探索和努力。1979年8月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行学术研讨会，讨论和分析“新的发展”理论及其具体方法。作为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成果，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法国数学科学和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弗朗索瓦·佩鲁撰写一本从哲学和理论高度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这就是两年之后出版的《新发展哲学》[11]一书。
佩鲁教授在书的前言中明确写道：“我个人的信念是，对于发展问题的关注预示着经济学及其所应用的分析工具领域里的彻底修正。”[12]因此，他不但对“纯”经济理论进行批判，认为以市场、供求关系、经济动因的活动为轴心的“纯”经济增长分析是“因循和任意的还原主义”，而且对增长的数学模式提出了异议。诚然，今天数学模式有了很大的发展，走过了从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简单模式到同时考虑到知识积累、科学、技术和外贸等具有后效的因素的比较复杂的模式的道路。但它们实际上并没能改变经济政策，而只是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更加完善的手段，以揭示现实关系的复杂性。人们曾经对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寄予很大的热情，希望它能促进经济科学的发展，使经济科学更加严密。然而，经过一个不长的阶段，怀疑主义开始露头。越来越多的批评矛头指向数学，虽然其中的许多批评并不正确。问题在于制定“数学模式”之前必须有明确的“逻辑模式”。
联系到罗马俱乐部所制定的一系列“全球模式”，佩鲁教授指出，这些模式局限于以增长—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它们的立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们把人—社会、人—文化、价值、体制结构等极其重要的关系和因素排除在研究之外。必须改变出发点，从经济—社会—政治—技术—社会学的前提来分析现象。
传统的观点往往错误地认为，经济增长即是发展。佩鲁教授指出：经济增长不一定等于发展，经济的进步也不一定等于社会—人的进步。在增长—发展—进步三者的关系中，“文化价值”起着关键的作用：“文化价值是决定减缓或加速增长以及检验增长目标是否合理的基础。”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是危险的，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状况的消极后果表现为“地域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一旦插足，它们就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把富人和权贵拉进自己的利益范围和势力范围，使他们脱离人民，为他们提供赚钱的交易和西方的生活方式。发展的不平衡性带来的结果是进步的不平衡性”。[13]因此，“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自发作用不可能确保正常的生活条件”。[14]资本主义的现实说明，经济增长和国民总收入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经济条件和社会政治条件的改善。但是，反过来说，没有经济增长也不可能设想社会—人的进步。
基于上述观点，F.佩鲁教授认为，“新的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发展。
——整体的，即应该有一个整体的观点，既要考虑到作为“整体”的人的各个方面，又要看到在他们相互依存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的多样性；
——综合的，即各个部门、地区和社会阶级的协调一致；
——内生的，即应该充分地和正确地依靠和利用本国的力量和资源。
发展中国家受到发达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设置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今天正在为了本民族的利益而投身到改造这种结构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去。它们所进行的结构改造不应该局限于经济空间，而应该扩大到整个社会。如果说经济只是一个手段，目的是社会—人，那么任何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应该是社会—人的需要。但是，与巴里洛克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所说的社会—人的需要不仅仅是指物质需要或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是指与每个民族的价值和传统相一致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精神需要。F.佩鲁教授认为：“经济的事实和体制只有经过文化价值的检验才能站得住脚”，“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经济概念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深入思考”。
这就是说，任何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不应该照搬外国的模式。
“新的发展”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所能输出的模式。因此，“新的发展”与“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两个互为制约的侧面。如果没有“新的发展”，就不可能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反过来说，如果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不能保障发展中国家获得持续的、长期的发展。
从经济中心类型的增长观念过渡到以社会—人为目的的社会中心类型的增长观念，这是“新发展哲学”的基本观点。应该说，这种转变不仅仅是语义的变化，而首先是内容的变化，或者说是一个新的范型：人及其需要和愿望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中心。但是，佩鲁教授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规范性的，不希望在批判一种增长模式的同时，推行另一种模式。
随着发展问题和未来研究的逐步深入，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把某种发展模式说成是世界通用的唯一模式的任何企图都是徒劳的。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充分的自由，选择符合自己需要和利益的发展模式，制定适合本国社会历史实际的发展策略、方式和手段。“自然的伟大事业”必然伴随有“人的伟大事业”，这是佩鲁教授在其著作的结束语中表达的信念。
（选自《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1] 见法国《新观察家》，第782、783、784期。
[2] 托夫勒，法国《读书》杂志，读书杂志社1983年，第99期。
[3] M.博斯凯，法国《新观察家》，1980年，第829期。
[4] [德]W.胡格尔：《放在试验台上的全球模式》，巴塞尔—斯图加特，1974年，第74页。
[5] [美]W.L.汤普森：《灾难与世界秩序》，见[英]H.A.林斯托内和[荷]W.N.C.西秉兹编《未来研究》，伦敦—阿姆斯特丹，1977年，第12页。
[6] [罗马尼亚]V.彼得卡：《技术变化的宏观运动》，卢森堡，1977年；转引自《当代政治思想冲突》，布加勒斯特，1982年，第405页。
[7] [法]A.巴雷尔：《分化的发展》，巴黎，1978年，第58页。
[8] [法]P.阿波斯托尔：《前工业社会观念对于工业化的影响》，巴黎，1978年，第7页。
[9] [美]《重建国际秩序》，纽约，1976年，第288页。
[10] [加拿大]阿米尔卡尔·O.海雷拉主编：《是灾难还是一个新的社会？——拉丁美洲的世界模式》，渥太华，1976年。
[11] [法]F.佩鲁：《新发展哲学》，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社1981年版，法文版。
[12] [法]F.佩鲁：《新发展哲学》，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社1981年版，法文版。
[13] [法]F.佩鲁：《新发展哲学》，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社1981年版，法文版。
[14] [法]F.佩鲁：《新发展哲学》，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社1981年版，法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