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

所谓中国的问题本来不是简单的，但是人向来都把他看作简单的，却将他的复杂的、纠纷的情形忽略了。中国的问题本来不是孤立的——世上没有问题，尤其是没有国民的或社会的问题，可以说是孤立的——但是人向来只注意那问题的一方面或一部分，却将那问题的各方面及其相连带相关系的事情忽略了。将一个国民的或社会的问题认为简单的，认为孤立的，是一般人通有的毛病，我们不能因此太责备一般人，因为人的思想与言语的性质是如此的。人的思想——假定是极有系统的思想——在分析一个问题的时候，不过只能专注意那问题的一部分或一方面，因为总有些部分是他完全不知道的，所以不能顾虑到的。我们就是假定那问题所有的各成分各方面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不容易将所有的成分都加入我们的注意范围以内，何况我们不知道的成分还常是很多的呢。可惜人没有在同时可以“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的能力，所以他的眼光总是有限域的，所以他对于一个问题的观察总是只限于一方面的。

人的言语是一元（Dimension）的；我们用言语去思想或用言语去叙述的时候，我们没有方法将一件事的复杂的、多方面的全体在同时完全的想出或叙出。因为言语是一元的，我们要叙述一件复杂的事情的时候，只可以分开先后去描写他，用时间的表示代空间的、多元的表示。因此用言语表示就变成了文学的艺术。人的思想与言语的性质既然如此，所以要叫一般人对于一个大问题（如同中国问题），各方面复杂的情形能够透澈的、无所遗漏的都了解，真是不容易的事。

有人说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实在是许多的问题。如果将那个问题分开，就可以看出他有一部分是政治的，有一部分是经济的，有一部分是教育的……。为研究的方便起见，为工作的进行起见，这样的分别诚然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记着中国问题虽然可以分析，却还是一个整的。世上那有纯粹的政治问题，那有纯粹的经济问题。每个政治问题都要牵连到人民的知识、能力、道德、经济、产业、家庭、过去的历史、国际的状况，还有其他无数的问题的。每个经济问题也是一样的要牵连着无数的问题。现在无论研究中国任何问题，都要与其他无数的问题打通，要想明白任何问题，都不可不先设法明白其他无数的问题。所以我说中国问题是一个整的，为种种的方便虽然可以分析，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分不开的。

了解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了解中国问题既然如此困难，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更加困难了。但是我们常听见人提出种种的解决方法：例如立宪、革命、开明专制、物质救国、联邦制、联省制、贤人政治、省宪、职业救国、共产救国，都是这一类，——此外还有许多好听的、引人入胜的目标我们不能悉数了。解决问题就是支配现在的情形，按着我们的意思改变固有的情形。那末以上所说的解决方法可以认为属于这一类么？换一句话说，可以实行么？解决有这样的容易么？

总司令指挥他的军队战争的时候，他一方面须有极精细的地图，将地理的形势如山陵、溪谷、水流、森林、房屋，都要画的清清楚楚，同时并且须将他的军队的布置、阵式、冲锋的形势、后队的准备、军需的递送，乃至关于敌人一切的情形（按着他所知道的与由侦察所得的知识）都须标记的详详细细，使他对于彼此对垒的形势，望了地图便可一目瞭然。另一方面他还须备有军用电话，时时从前敌各方面得到报告，战线上虽然发现极微小的变动也不能疏漏不报告他的。同时他更须继续的接到关于敌国内部乃至关于世界的电报，使他知道世界全体的局面。假定这个总司令曾受过相当的训练，具有相当的知识，他也必须有以上所说的设备，才可以去指挥战争，才可以对于战争有获胜的希望。战争比起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大问题要算简单的了，因为战争的目的是清楚的，战争的指挥是统一的、机械的，但是要想解决战争，还须包括这样多的要素，安置这样多的设备，应用这样多的知识与消息，那末，要解决国民的问题，——目的未必清楚，指挥不能统一，包含几万万自由意志的生灵，影响多少相冲突的利益，更加以缺乏设备，缺乏知识，缺乏眼光——岂不是千万倍更困难么？

我们再取一个更浅近的例。包工的包揽工程的时候，他最先要计算所需的工料，然后按着工料的价格估定工程的价目。他估价的时候，有些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如各种原料的来源和现在的市价，劳动的供给与劳动的市价，气候的情形，构造的位置（如在市内或郊外，交通便利或不便利的地方），他都要知道的，都要顾虑的。包办工程比较改造社会当然是最容易最简单的了，但是他还须有许多必要的知识，还须有相当的精密的计算，那末，解决中国问题会有这样的容易么？

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多如雨后之春笋。差不多每个人都自居为社会学者、政治学者，虽然很少的人敢对于自然科学这样自负的。每个政客都是政治家，每个新闻记者都是社会改良家，每个能做文章的都要标榜一种政策，每个有权力的都要提倡一种主张，——至少他们响应那最时髦的、最有力的，去帮着呐喊鼓吹。假定他们都是极诚恳的极真挚的，他们的解决方案已经是危险的了，已经“践到神所不敢践的”地方了，何况有许多人不过是用些方案做旗帜，而完全为私利呢！总司令与包工的藉着他们精确的知识、新颖的报告，用缜密的思想，筹画周详，尚且时时有千虑一失的危险，何况近来所常见的方案又是肤浅的，神经质的，空阔的，无意识的，一倡百和的呢！好在这些方案是不能见丝毫的效果的，不过徒占新闻纸的篇幅与国民的精神（如上次所举行的裁兵运动）罢了。

那末，中国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我的见解就是先求了解——就着我们心理与言语的可能的范围之内求透澈的深远的了解。人一定要笑话这个见解过于迂远，以为局势危迫，时不我待，那里还有工夫去求了解。不知世上的事业没有捷路可走的，因为捷路就是远路，并且是危险的路。有了真的了解就得到真的解决。人类了解了物质所以才能支配物质，了解了自然界所以才能支配自然界。我们也必先求了解中国问题各种的情形，然后才有配提议解决方案的资格，然后才有支配那问题的能力。

（民国）十二，八，十二

（原载《努力周报》第65期，1923年8月12日，选自《孟和文存》，亚东图书馆192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