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探讨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综合性起源的两种方案及其评议

著名学者郭官义先生在翻译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时，在“译者前言”里谈到了黑格尔对于康德知识论哲学的批判，“任何形式的认识都只能形成于一个综合的过程”[21]。前一节已经阐明了认识论语境中“综合”问题的由来，可以说，“综合”是知识产生的必备条件，但“综合”本身的涵义却也是非常复杂的，具体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比较主流的观点是“社会综合”，这直接针对的（或者所要回答的）就是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或纯粹知性范畴的“综合”，这种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社会综合”也有两种方案，一是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社会劳动综合，二是以索恩-雷特尔为代表的商品交换规律的社会综合。

一 社会劳动综合

《认识与兴趣》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认识批判的危机”，较之于法兰克福学派庞大的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以认识论为切入点来研究社会批判理论这倒是比较奇特的，在哈贝马斯的语境中，主要有三种类型的认识论批判，一是黑格尔以同一性哲学来批判康德和费希特的认识论哲学，二是实证主义观点对于黑格尔同一性哲学的批判，三是实用主义和历史主义对于实证主义哲学的批判。哈贝马斯把马克思对于认识论的批判归于第二种类型，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实证主义（一般的唯物主义），总体上而言，哈贝马斯认为这三种认识论批判都发生了“危机”，而他本人则主张恢复认识论中的“自我反思”，并且提出了“兴趣”这一概念，把它置于优先于认识的地位，以此来展开他自己的认识论批判。由于他的对于第三种“认识批判”的再批判涉及了当代分析哲学的转向，所以将会在另文中阐述，本书主要阐述的是他对于前两种“认识批判”的再批判，并且批判的基点就在于对于“综合”问题的不同理解。

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对于康德认识论哲学的批判是一种元批判，而这种元批判的结果就是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康德主张人在认识之前必须先具有认识能力，而且必须对认识工具进行审查，而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这种“在学会游泳之前切勿下水”的观点实际上是“害怕犯错误”的表现，所以康德哲学总是在寻找着一种可靠的、不可错的“本源”，这种“本源”就是先验自我意识的“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这种“综合”完全是一种自我意识、逻辑的行动，而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是反对康德“本源哲学”的：“认识批判……始终依赖于先前的东西。”[22]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先验自我意识的统觉（综合）作用并不是“本源”的，在它之前还有着“先前的东西”，结合黑格尔的哲学可以知道，这种“先前的东西”就是作为黑格尔《逻辑学》开端的“存在论”。“纯存在或纯有之所以当成逻辑学的开端，是因为纯有既是纯思，又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23]这种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存在”虽然是“纯思”，但它还不是自我意识，显然也是在自我意识“之前的东西”，这其实也是《精神现象学》中的“感性确定性”，我们通过感性来确定外在对象的存在，这构成了认识的起点，但认识（意识）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犯错误的过程，因此“起点”又只具有相对性，并不是真正的“本源”。黑格尔的另一个改铸在于，它认为“实体即主体”，最著名的就是“种子说”。实体本身具有一种精神，然后不断成长，这种“实体即主体”的思想的好处就在于扬弃了康德认识论哲学的二元论，康德始终保留了先验自我意识（或纯粹知性范畴）与物自体的两极，后来的费希特也只是发扬了先验自我意识的一极，而黑格尔则主张在根基上把两者看成是“同一”的，这就是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绝对精神是精神与自然的同一性，正像主体在自我意识中知道自身同自身是同一的一样”[24]。“同一性”（Identität）是理解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关键词（不仅仅是哈贝马斯这样做的），康德哲学主要使用的是另一个词，即“统一性”（Einheit），“同一性”与“统一性”两者之间具有非常重要的差别，康德也使用“同一性”的概念，如形式逻辑的“A=A”（A与A同一），但大多数时候康德还是在使用“统一性”概念（即使是“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统一性”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如想象力对于感觉材料的综合统一，这种“统一”不仅是一种“综合判断”，而且是一种“综合”活动。但黑格尔为了克服康德哲学的二元论倾向，主张“同一”代替“统一”，但“同一”的方式往往是站在旁观者（黑格尔的“我们”）的角度来“经验”精神与自然的“同一”，因为无论是作为旁观者的“我们”，还是意识对于自身的“经验”，都不再是一种康德意义的“综合”活动，因此哈贝马斯也认为，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实际上是取消了传统认识论哲学，因为一般而言，认识必须有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然后才有“综合”活动，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发展到后面完全是自我意识对于自身的认识（自我意识的自返性），而不是一种外在的综合。哈贝马斯进一步认为，“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但却没有接受同一性哲学的基本假设”[25]，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批判”的再批判正是依赖于社会劳动的综合。

根据前文的阐述可知，黑格尔用“同一性”哲学来批判康德认识论哲学的二元论，其实也是用一种客观唯心主义来批判主观唯心主义，而马克思对于这种批判的再批判则是依赖于一种唯物主义。但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马克思并不是用肤浅的唯物主义与之对立”[26]。这种判断的根据正是依赖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即“感性的人的活动”（对象性活动）[27]，哈贝马斯称之为“客观的活动”[28]，这种“客观活动”就是社会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它较之于康德的“先验意识”，具有了更加“本源”的地位。而且在哈贝马斯看来，“在唯物主义中，劳动具有了综合的意义”[29]。“唯物主义所说的综合不是先验意识的成果……而是历史地自我产生的类主体的既是经验的、又是先验的成果。”[30]显然在哈贝马斯的角度，这种社会劳动的综合不是以思维为媒介，而是以劳动本身为媒介，是一个劳动综合的系统，而不是符号（知性范畴）的联结系统，“所以，重新获得综合成果的出发点不是逻辑学，而是经济学……综合不再是思维的活动，而是物质的生产”[31]。这就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哈贝马斯的社会劳动综合的方案，在康德的语境中，“想象力对直观材料所做的综合，在知性范畴下保持着它的必然统一性”。而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劳动力对劳动材料所做的综合，在劳动者的范畴下保持着它的实际统一性”[32]。社会劳动的综合过程也与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或纯粹知性范畴的综合过程类似，都有着综合主体、综合对象、综合过程及其统一性，但每个环节又有着明显的区分。况且马克思的“实际统一性”绝对不等于康德的“必然统一性”，涉及到马克思的社会劳动综合与康德的纯粹知性范畴综合的极大不同，一方面，康德所追求的先验自我意识的“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是一种“必然统一性”，追求的是不可错、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先天综合判断”，而马克思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实际统一性”，这种“实际统一性”也是一种物质统一性，它是有限性的，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天然自然的制约，这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根本前提，二是外在对象的制约，不仅外在自然是不断变化的，“劳动主体自身的需求本性也发生变化”[33]。因此人的劳动（物质生产活动）虽然表面上具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但马克思通过对于客体与主体的双重制约，使人的活动及其成果具有了有限性，因此社会劳动的“综合”作用只会形成人与自然的“实际统一性”，而不会形成康德意义上的“必然统一性”；另一方面，马克思所肯定的社会劳动的综合作用坚持了“可知论”的基本立场，在康德的认识论哲学中，纯粹知性范畴所要综合的对象是表象（现象、感觉材料），而不是外在对象（这在前一节已经细致区分），这种“外在对象”其实就是康德的物自体，也是休谟对于康德的“独断论迷梦”的惊醒。虽然康德肯定了我们能够“思考”物自体，但不能“认识”物自体，这就带有了很强的“不可知论”的色彩，而马克思的社会劳动综合作用显然肯定了外在对象是可以认识的。

哈贝马斯所肯定的马克思的社会劳动综合作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必须指出来的质点，即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而非同一性，这一点其实也是对黑格尔的批判，“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已经在前文指出来了，但哈贝马斯也指出，“通过社会劳动而形成的综合并不是绝对的综合。绝对的综合只有在同一性哲学的前提下才是可以想象的”[34]。这种“同一性”哲学就是黑格尔的精神与自然的同一性（前文所界定的客观唯心主义），但哈贝马斯同时指出，“自然界永远保存着一个不向我们打开的实体内核”[35]。人与自然的这种“统一性”一方面受到天然自然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决定了每一代人必须赖以重新建立主客体统一性的阶段”[36]。简言之，人与自然是统一的而非同一的，这在肯定了统一性的基础上又确认了他们之间的异质性，明确这一点至关重要。

二 商品交换规律的社会综合

如果说哈贝马斯的社会劳动综合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么索恩-雷特尔的商品交换规律的社会综合则颇让人“费解”，他所关注的问题很狭窄而且从一而终，他耗费了68年写就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一书，他一生都在力图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破解先验认识论难题，关于索恩-雷特尔的介绍、核心旨趣等可以参照笔者的另外几篇文章[37]。在索恩-雷特尔看来，无论是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和先验自我意识的“统觉”作用，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成长史，它们都无法阐释清楚自身统觉和综合能力的真实来源，索恩-雷特尔依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前几章中关于商品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综合方案，即商品交换的社会综合对于思维抽象的奠基性作用，索恩-雷特尔所提出的社会综合作用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意蕴：其一，“社会综合”是一种功能；其二，“综合的社会”是对于商品交换社会的细致分析；其三，社会综合是一个历史过程。索恩-雷特尔认为这三重意蕴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从交换抽象中推导出纯粹知性”[38]。为了回应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总问题，索恩-雷特尔也概括出了自己的总问题：商品交换形式的社会综合如何可能？即社会化是如何通过商品交换而可能的？

其一，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funktionale Ordnung）被索恩-雷特尔称为他自己的“哥白尼革命”，可见其重要性。“也只有商品交换的功能性规律才决定着使用价值的客观实在性和商品价值的社会有效性。（？）”[39]其中的问号是本雅明所作的批注，问号的标注也表明了本雅明的疑惑，本雅明不能理解为什么商品交换决定了使用价值的客观性和商品价值的社会有效性，一般而言，使用价值的客观性由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交换规律决定，但正如索恩-雷特尔所指出的，“一个物不是被生产出来的东西，只有它被交换，它才是物。它的物的构成是功能性的”[40]。“商品交换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了生产的先天之物。”[41]索恩-雷特尔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一书中还有大量相关的论述，本书无法一一列举出来，但用一句话来概念就是，交换是商品的根本使命，这也就是索恩-雷特尔自己所指认的“哥白尼革命”。在我们一般的理解中，都是商品生产规制商品消费，一个商品的客观实在性就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和生产这个商品所付出的具体劳动，而在索恩-雷特尔的语境中，恰恰颠倒过来了，商品一旦不交换（如使用）就只是物品或产品了，一个商品之所以称为商品就在于它是要用来交换的，否则就不符合商品的概念，这就是索恩-雷特尔的“商品交换规律”。换言之，一个商品之所以具有使用价值和客观实在性（注意这里是商品而不是物品），是因为它的功能是用来交换的，交换和使用不能同时在场，而商品概念所昭示出来的根本属性就是交换（物品的根本属性是消费），正是商品的这种交换功能才使得商品的生产具有了意义，简言之，“商品的交换功能”恰恰座架了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和商品的客观实在性，所以“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就是依靠这种商品的交换功能（本性）来为市场建构秩序，这种商品交换规律加上商品价值规律就使得商品在市场上顺利流通，商品进一步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而货币就具有了类似于康德意义上自我意识的综合作用。但货币的综合作用是一种社会综合，是现实抽象意义上的社会综合，为康德意义上的“综合”奠定了真实的基础（下文的“其三”将会详细展开），这就是索恩-雷特尔的真实逻辑。

其二，商品交换所带来的“综合的社会”。前一点的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解决了商品为什么要交换的问题，即交换是商品的根本使命，但还没有解决商品为何是可交换的问题，即“交换本身是如何可能的”？“立足在其私人的、相互对立的私人所有的孤岛上的鲁滨逊们是在哪里相遇的？”[42]索恩-雷特尔的答案是商品的可交换性形式，由此便展开了对于商品交换所带来的“综合的社会”的分析。索恩-雷特尔自己也坦言，这一部分的分析“是最困难的”。

索恩-雷特尔首先假定了一个历史前提，即私人所有的原则统治着关系的逻辑，索恩-雷特尔这里有一个独特性的观点，即剥削关系规定了商品交换，从时间上而言，剥削关系的产生在商品交换之前。市场上出现的个人都是原子式个人（鲁滨逊），它们的行为举止，“都是一种实践的唯我论（praktischer Solipsismus）”[43]，“实践的唯我论”是相对于抽象意义上的唯我论而言的，代表着一种实践中的唯我关系，而他们之所以会去交换商品就是因为商品的可交换性形式。商品的可交换形式首先是一种抽象的量的规定性，在人们的现实交换行为中，产生出了一种交换抽象，这种交换抽象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所有商品都是可以交换的，都体现为纯粹的量的形式，商品的量的形式夷平了所有使用价值的不可通约性，这一点也是《资本论》中商品分析的重点，后来也为卢卡奇所重点阐发。索恩-雷特尔便由此进入了对于商品交换的细致分析，包括价值概念、商品的实体与属性、原子性、因果性等的分析，但这些都只是对于“综合的社会”的静态分析，索恩-雷特尔的真正出彩之处在于他对于商品交换抽象运动的考察和描述。

索恩-雷特尔所考察的社会是一个交换的社会，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商品交换首先意味着存在这样一种运动，为了获得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必须让渡其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相对于生产和消费而言的，在交换活动中，商品的交换与商品的使用不能同时在场，“商品在交换中的在场就是生产与消费的不在场（Absenz）”[44]。这种交换活动的展开仅仅意味着所有权的改变，但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第二自然（zweite Natur）”，“第二自然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社会的、抽象的和功能的实在性”[45]。“第二自然”是索恩-雷特尔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既区别于第一自然（也即原始自然），也区别于马克思意义上的人化自然。“第二自然”后来也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所重点使用的概念，如本雅明的“第二自然”和齐泽克的“崇高客体”概念。“第二自然”还类似于“看不见的手”，它是由人的活动建立起来的，但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就具有了充分的自主性和客观性。在索恩-雷特尔的语境中，第二自然摒弃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只是人与人的交换关系，在这种交换关系中，“连一个自然原子也没有”[46]，只有居有权或所有权的改变。但另一方面，这种交换关系又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对于第二自然的分析，索恩-雷特尔有两个关键性的指认，一是第二自然是人们交换行为无意识的结果，但这种无意识的交换行为恰恰为知性思维奠基（下一点将会展开）：“合乎知性的思想的一般哲学概念的形成，在通过商品交换的社会综合的现实抽象中，也就是在第二自然中，有其形式的和历史的根源。”[47]二是第二自然具有实在性和客观性，这也是它之所以能保证知识客观性的根源，正如前文所述，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所具有的“统觉作用”就是康德知识论哲学的至上原理，但这种“统觉作用”到底从何而来也是一个不明晰的问题。索恩-雷特尔大致也在走着马克思的路线，即生产力或经济基础的发展恰恰为自我意识的“统觉”作用真正奠基，这种奠基的具体过程就是通过下一点要实现的。

其三，货币形式的现实抽象向思维抽象的转化过程。货币的社会综合作用在索恩-雷特尔的语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过渡到思维抽象的关键环节。“理论主体是从借助货币而进行的同一化中产生出来的。理论主体是货币的占有者。”“为了能够重建康德的整个知识哲学及其必然的内在矛盾，人们只需要为了货币的一致的统一，为这个描述添加上‘自我意识的统一’，为服务于交换社会的货币综合功能添加上‘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48]在索恩-雷特尔看来，货币的社会综合作用具有了康德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的统觉作用，货币从商品中分化出来，具有了购买一切商品的能力，是社会的最大公约数。索恩-雷特尔对于货币的分析主要从两方面进行。

第一，对于货币的现实层面的静态分析。货币具有两种本性，一是实在性，是指货币质料的实在性，经过了骨、贝、金属、电子货币等形态，货币成为了商品价值的物性结晶，但在交换行为中，货币的实在性又只是抽象的实在性：“货币应当是由一种不会损耗的而且量上永远不变的质料构成。但是，在整个自然界中没有这样一种质料。与自然材料相比，其标志是纯粹抽象的非物质性。”[49]二是功能性，货币的非物质性就是指货币的功能性，它是购买力的象征，具有强大的社会综合功能，它无限接近于概念上的货币和抽象。

第二，对于货币的历史层面的动态分析。这是交换抽象过渡到思维抽象的关键，索恩-雷特尔在此改变了静态分析的一贯做法，而诉诸发生学的历史溯源。“为概念奠定基础的抽象，完全是其他类型的，而且它们是无须任何推导就现成在此的。这些抽象产生于别处，而且是以不同于思维的方式产生的。”[50]不同于思维抽象的“这些抽象”就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抽象，在索恩-雷特尔看来，公元前六七世纪，爱奥尼亚等一些地方就开始出现了货币，而货币的“非物质性的自身几乎不是观念性的，但是对它的注意却只有思想上才可能，并且准确来说，只有在概念性的思维形式之中才可能”[51]。由此才产生了古希腊哲学，换言之，巴门尼德等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只是对于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抽象的哲学反映，索恩-雷特尔此处所指认的就是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抽象在时间上对于思维抽象的优先性，交换行为是纯粹物理性的行为，“商品交换的本质是，它不是由思想家创造出来的，它的起源不在人的思维之中，而在人的行动（Tun）”[52]，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达，“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53]。“纯粹知性的概念形式越过货币的途径，直接从交换行为的抽象的物理性中产生出来”[54]。索恩-雷特尔的这种论述方式是非常“奇怪”的，这也与他的思考主题密切相关，他的这种由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所建立起来的综合的社会（第二自然），仅仅为我们的知性的抽象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前提，但索恩-雷特尔的真正贡献在于肯定了商品交换的现实抽象本身，而且这种现实抽象是过渡到思维抽象的关键。

三 两种综合方案的评议

哈贝马斯与索恩-雷特尔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相似的，都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来回答康德到黑格尔的认识论难题，都肯定了马克思的“社会综合”对于“先验自我意识综合”的奠基性作用，但我们也明显地看到，哈贝马斯的社会综合侧重于社会劳动（生产）的角度。索恩-雷特尔则侧重于商品交换的角度，而有意思的是，两者都可以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找到文本根据，这也代表了探讨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综合性起源的两种不同方案，但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可以看出两种方案都有其利弊。

其一，哈贝马斯的社会劳动综合。哈贝马斯的社会劳动综合方案的优势在于他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即劳动（后来的实践、物质生产），认为劳动在人与自然之间发挥着综合的作用（唯物主义的综合）。而且关键的是，他虽然认识到了劳动具有一种“本源”的意义，但同时也认为马克思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本源哲学”和同一性哲学，因为劳动受到主体与客体的双重制约，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劳动综合是要建立起一种统一性而非同一性。但我们仍必须同时注意到，哈贝马斯的“劳动”概念是“无意识的生产”[55]，他认为马克思“从未把劳动过程理解成为建设可能的社会生活世界的各种思想结构的基础”[56]，这显然不同于大多数哲学家对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理解，主流的观点还是肯定了劳动过程就是思想结构的基础。哈贝马斯认为，虽然“马克思给反思恢复了康德批判的名誉”，但马克思的劳动与意识形态的“不协调关系”，妨碍了马克思本人处理劳动与意识（反思）关系问题的方式。简言之，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虽然有着唯物主义的综合作用，但它是“无意识的生产”，是缺乏反思维度的，这显然还不能解释认识的起源问题。作为旁观者的我们看到，哈贝马斯后来所提出的“兴趣”概念，实际上还是沿着康德的道路在走，即找到比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还要“本源”的开端，即“兴趣”，但这种“兴趣”归根结底是一种主体性向度的，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社会劳动综合的方案。

其二，索恩-雷特尔的商品交换规律的社会综合。不同于哈贝马斯对于劳动（生产）范畴的强调，索恩-雷特尔另辟蹊径的走了一条“交换先验”的道路，这在整个思想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它的优势在于，肯定了商品交换行为的现实抽象向思维抽象过渡的微观机制，肯定了货币在其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用索恩-雷特尔自己的话说，“我主张纯粹知性的社会起源的命题。从社会存在中，更确切地说，从交换行为的抽象物质性中演绎出纯粹的知性概念，能提高这一命题的可信度。这一演绎与康德那精细的‘纯粹知性概念的先天演绎’——黑格尔将之称为‘真正的唯心主义’——相对”[57]。这条道路是独特的，也是索恩-雷特尔关键性的学术原创。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索恩-雷特尔用商品交换规律来座架商品生产的做法实际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原理，而且以历史发生学的视野来看待商品交换行为的现实抽象向思维抽象的过渡也难免有些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