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它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自身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而且随着后面章节的逐步展开，这种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将会更加透明。

一 研究背景

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背景，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研究背景，二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背景，但两方面的背景“殊途同归”，共同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其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研究的宏观背景。从宏观上来把握整个哲学的发展历程，大致经过了几个阶段，即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以及现代哲学的发展，与之相伴生的便是哲学史上的两次转向，即“古代本体论哲学向近代认识论哲学的转向”和“近代认识论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的转向又按照其侧重点的差异，分为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等。古代本体论哲学的总体特征就是“素朴的”[黑格尔（G.W.F.Hegel）语]，它以整个世界为对象，人只是作为世界中的一个“存在者”，人与世界的关系通常表现为“物我不相分”。近代哲学兴起之后，人的主体性地位和认识能力得到了突出的强调，哲学家们开始有系统地反省古代本体论哲学，并力图澄清其认识论的前提和打破独断论的迷梦，对于认识能力、自我意识、绝对理性的突出强调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突出特质，但这又使得近代认识论哲学走向了极端的思辨形而上学。现代哲学的兴起正是沿着反抗形而上学的道路前进的，语言哲学的现代转向把目光聚焦到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媒介上了，即语言、符号和命题等，拒斥掉了许多形而上学的“无意义命题”（“意义”问题既是现代语言哲学的一个核心议题，也是现象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则尤其注重人们在认识世界之前的生存论前提，它探求的是“对象化”之前的那个“初始”世界，并在逻辑上肯定了这种“初始世界”的“先在性”，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代表的现代实践哲学的兴起，则摒弃了意识内在性的形而上学理路，用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实现了对于世界的能动性改造。

从时间上来看，历史哲学的兴起明显晚于哲学的发展，但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模糊的，无论是作为哲学与历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还是作为哲学内部的一个子学科，都涉及哲学与历史二者到底谁是本位的问题，是历史本位还是哲学本位？对于该问题的回答也构成了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模糊界分，从历史哲学的产生、发展以及研究的主要范式来看，历史哲学总体上还是哲学本位，以哲学的视角来关照、审视整个历史的发展历程。

历史哲学的萌芽是比较早的，早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历史就被确证为“记录个别事实”[1]，修昔底德（Thucydides）、希罗多德（ΗΡΟΔΟΤΟΣ）也比较早地开始了历史学的记录，但总体而言，早期的历史学是“不入学术之林”的，历史代表了一种变动不居，没有什么普遍性和整体性可言。到了中世纪，历史意识得到了突出的显现，如奥古斯丁（Jean-Kèvin Augustin）从整体上来理解人类历史，赋予了人类历史以进步的意识，他的历史目的论为整个历史哲学提供了“神学前提”[2]，但也正是他的这种“神目观”遭到了后来许多历史哲学家的摒弃。

在近代，伏尔泰（Voltaire）第一次使用了“历史哲学”一词，但真正为历史哲学奠定学科意识的还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维柯（iam Battista Vico），他的著作《新科学》（1725年）确立了历史哲学的方法论意识，并肯认了历史是人创造的（这一点也明显为马克思所吸收），所以人们能够较好地理解历史整体，并把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三个时期[3]，也正是自维柯伊始，历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进入了思辨历史哲学的阶段[4]，思辨历史哲学的总体特征就是站在历史之外以整体性的眼光来审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思辨的历史哲学总是试图在历史中发现超出历史学家视野的模式或意义，后来的狄尔泰（Wilhelm Diolthey）、黑格尔、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等都是思辨历史哲学的典型代表。思辨历史哲学由于其自身的独断论性质，加之缺乏历史实证的根基，也遭受到了诸如“兰克史学”的攻讦，因此日渐式微，在思辨历史哲学内部逐渐形成了分析（批判）历史哲学的新趋向，分析（批判）历史哲学尤其注重两个问题，一是历史认识的性质，二是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思辨历史哲学带有很强的历史本体论色彩，而分析（批判）历史哲学则带有很强的历史认识论色彩，结合哲学史上由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转变所发生的认识论转向，历史哲学内部的这种转向也可称之为“历史认识论”的转向，分析的历史哲学主要致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应占有的“地盘”（借用康德的用语）。分析（批判）历史哲学的研究者非常多，如亨普尔（Carl Gustay Hempel）、沃尔什（Walsh，Joseph，Leonard）、丹图（Arthur C.Danto）、明克、阿特金森（J.W.Athinson）等人。到了20世纪之后，随着英美分析哲学的快速发展，分析历史哲学内部的研究重心又发生了转移，转移到新的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上，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尤其注重历史文本的叙述性和叙述结构的内在逻辑，叙述主义成了历史哲学新的研究范式，许多当代历史哲学家都在这个范式下从事历史哲学研究，如怀特（Hayden）、安克斯密特（Frank R.Ankersmit）等人；也有历史哲学家把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推向了更为前沿的研究，如叙述与文学想象的关系、叙述的语言指称等。总体而言，尽管起步时间不一样历史哲学经过了萌芽、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等几个阶段，与之相伴生的便是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和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这与整个哲学史的宏观发展线索是一致的。

在勾勒了整个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发展线索以后，我们就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研究的大背景与发展趋势。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拥有自己的历史哲学？抑或在哪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历史哲学？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拥有自己的历史哲学这一问题在国内学术界争论较大，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非法称谓”[5]，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实质就是历史哲学，只是称谓不同而已。[6]与国内学术界的争论相比，国外的历史哲学研究基本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哲学性质，包括早期的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就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哲学，当代西方的历史哲学著作也大都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哲学性质，并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划归到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去了，如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的《历史的观念》（1946年）、沃尔什（Walsh，Joseph，Leonard）的《历史哲学导论》（1951年）、莱蒙（M.C.Lemon）的《历史哲学：思辨、分析及其当代走向》（2003年）等。正如前文所阐明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带有很强的历史本体论色彩，多是站在历史之外去审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是坚决反对思辨哲学的，而且也主张在“历史之内”来审视历史的发展进程，“历史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多是贬义的，因此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哲学性质的同时，也必须阐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与传统历史哲学的差异，与之相伴的几个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的边界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与社会实证科学的边界问题，本书在肯定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同时，也将对上述问题做出详细解释。

结合历史哲学的宏观发展线索可以知道，由思辨历史哲学向分析（批判）历史哲学再到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转变，所考察的重心也发生了相应的转移，即由对历史本身的考察转移到了对历史认识本身和认识中介的考察，这种转向与哲学的宏观发展趋向是一致的，具体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上来，其研究则异常复杂，就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看，他们更多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定在”形态，其研究材料之丰富、研究问题之实际，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仿佛具有了实证历史研究的色彩，但从整体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又不满足于实证的历史学研究，而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做批判性的研究，尤其是在其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中，力图对人类历史总体做更加细致的研究，这都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哲学性质，历史哲学的根本特质就是从总体上来考察人类历史总体，但我国长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一方面走向了实证主义历史学的道路；另一方面又侧重于对历史本体的考察，如历史决定论、历史分期论、社会形态论等，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研究具有了深厚的历史本体论和思辨历史哲学的色彩，而比较缺乏历史认识论的反省，任何缺少了历史认识论反省的历史本体论，都有陷入“独断论”的危险，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研究传统中，较之于浓厚的历史本体论色彩，历史认识论只是以胚胎、萌芽的形式包含于其中，所以也给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这个问题的研究又是如此重要和紧迫，因此也决定了本书的核心工作。

其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宏观背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发生以后，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突出的肯认，人不再是作为大千世界中的一个“存在者”，而是获得了压倒其他一切“存在者”的主体地位，人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当主体与客体是认知关系时，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就真正建立起来了。应当说，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根本特征就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但吊诡的是，随着怀疑论的发展，无论是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还是理性主义的认识论都没有沿着主客截然二分的思维模式前进，而是力图突破主客二分的思维惯性，在一种开放性的情境中理解对象。怀疑论对于认识论哲学的一个根本性怀疑就是我们的认识能否真正通达对象？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下，认识是作为主体的认识，与认识对象肯定不同质，我们对于对象的认识是否为“真”也只能在我们的认识内部进行检查，而无法用对象的标准来衡量，这也是由怀疑论所导致的典型的不可知论，怀疑论一直与认识论哲学相伴生，[7]认识论哲学也正是在与怀疑论的不断斗争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对于怀疑论的拒斥也产生了两条不同的认识论进路，一是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二是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它们都认为人的认识能够真正通达对象。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知识都开始于经验，主体在感性经验的过程中获得了关于对象的认识，人们的认识与对象本身就是通过“感觉”来达到“同一”的，这也为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奠定了根基，在自然科学的认知框架中，人们关于对象的认识与对象本身是同质的，典型的例子就是经典力学，人们从物体的运动中总结出了力学公式，力学公式代表了人们对于物体的认识，但同时物体自身也确实是这样运动的，用哲学的术语来表达，力学公式实现了认识论与存在论的统一，这种认识论在当代知识论的典型形态就是直接实在论，即人们的认识直接就能通达对象，通达的方式可以是感官的、回忆等，这些都能够为我们的信念提供强有力的辩护，进而转化为知识。认识论的发展还有另一条进路，即理性主义的认识论，理性主义认识论直接针对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认为经验主义认识论只能通过归纳法得到知识，这种知识只具有“或然性”，并不具有必然性。故此，早期的理性主义者如笛卡尔（Rene Descartes）都力图找到普遍知识的自明性前提，但唯理主义的认识论容易脱离经验，走向独断论的境地，康德（Immanuel Kant）也正是看到了经验主义认识论与唯理主义认识论的缺陷，所以主张这两者实现调和，故此就有了康德在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也是从感性确定性、意谓出发，经过知性阶段，再到自我意识的转变，最终达到理性和绝对精神，从黑格尔的直观意图可以看出，他力图实现理性与现实（经验）的真正和解，但最终结果却走向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境况。无论是从理性主义认识论的产生，还是到德国古典哲学力图融合理性主义认识论与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努力，他们都强调了我们的认识能够认识对象，即我们的认识是能够真正通达对象本身的（尽管康德的认识只能通达现象，而不是物自体）。认识能够真正通达对象也是对于认识客观性的保证，但随着当代知识论的兴起以及兴趣的转移，人们也愈加地把认识的“主客关系”维度给悬置起来了，转而更加侧重于认识的公共性维度了，即主体间性维度，公共性也即一种主体间的可理解性，这也依赖于主体之间的交往方式和交往工具，如语言、肢体交流等。人们的认识是否为真不再取决于与对象是否符合，而是取决于主体之间能否相互理解或表达方式是否清晰，认识的“主客关系”维度只是作为一个背景罢了，当代认识论的这种发展也催生了诸如融贯论等认识论类型，人们在考察认识是否为真时，不再过分依赖于对象，而在于细致考察使我们信念为真的系列必要条件。[8]

在认识论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也经历了若干次重心转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机械反映论，认识就是对于对象的“摹写”（这也类似于前文的“经验论”），这种“镜子式”的反映论与当时盛行的苏联教科书体系紧密相连，这与自然科学认识论在根底上是一致的，都坚持了认识与对象的本质同一，这是当时的“主流观点”。但这种认识论是缺乏能动性的，人之所以能够形成认识都是由于客观对象刺激的，这也是当代认识论研究所批判的“所与神话”（塞拉斯语），感觉材料的刺激仿佛具有了主动性，人的认识只是被动的。随着80年代后我国主体性哲学的兴起，认识论的兴趣也发生了相应的转移，人的认识不再是受动式的反映，而是具有了能动性的建构与选择功能，但这种认识论仍然具有自身的弊病，即认识的直接性，这种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能够直接通达对象本身（只是改变了认识主动性的方向），这对于怀疑论的反驳是有意义的，但也容易陷入康德所批判的“独断论”和黑格尔所批判的知性形而上学的境地，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认识对象不能“一劳永逸”，认识本身就是一个发生和生成的过程。因此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皮亚杰（Jean Piaget）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儿童心理学》等著作传入中国，我国对于发生认识论的研究达到了一个顶峰，但皮亚杰对于发生认识论的研究侧重于个体认识的发生，而不是社会认识的发生，加之90年代以后，我国对于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反省有了质的飞跃，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立意义，因此认识论兴趣也发生了相应的转移，认识论的对象逐渐由“自然”转移到“社会历史”，因此，认识论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不再是“两条腿走路”（互不相干），而是日益紧密地结合，社会认识论也随之兴起。进入21世纪以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逐渐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不仅确定了认识本身是历史生成性的，还探讨了历史认识产生的综合性根源，作为认识对象的社会历史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境中，历史认识的个体发生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探讨了历史认识的社会发生，故此，面对这一系列的理论难题，也有学者开始着手去讨论和回应这些理论难题，因此，历史认识论也作为一种新的认识论形态发展起来了，逐渐成了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

二 研究意义

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研究的理论意义，二是研究的实践意义。

其一，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理论意义。这种理论意义主要是从理论层面而言的，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理论生长点。其实前一点所阐述的研究背景已经从两个方面共同指认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历史哲学的发展线索来看，历史哲学已经经历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再到叙述的历史哲学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显然也“共享”了整个哲学转变的“问题式”（阿尔都塞语，也翻译为“总问题”），即由对于“本体”的关注转移到了对于“认识”或“认识的中介”上，换言之，在本体论哲学或思辨的历史哲学阶段，我们关注的重心是“我们在认识什么”，而在认识论哲学或分析的历史哲学阶段，我们的关注重心则是“我们究竟是如何认识的”，这种转变就被称为“认识论的转向”（康德把它视为“哥白尼式的革命”），而这种转向又直接连接到了前文所阐述的第二个研究背景，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宏观背景。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大致经过了客体刺激论、能动反映论、主观建构论、生成过程论等阶段，研究对象也由自然转移到了社会或历史上，这两个方面的宏观背景其实都共同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理论意义，它们都阐明了一个问题，即我们的本体论研究总需要认识论的反省，这也是一个康德的“问题式”，“没有认识论反省的本体论无效”，假若我们永远都只做“本体论的承诺”，那么是无法避免“独断论”的窠臼的。康德就主张在我们认识之前要先对我们的认识能力进行反省。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亦是如此，当我们把研究对象由“自然”和“社会”转移到“历史”上来时，那么除了要对这种“历史”进行本体论的研究，我们还必须对其进行认识论的反省（即历史认识论）。而结合国内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近年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成为了一个绝对热点，一方面，它被恩格斯称为马克思的“天才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着绝对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近年来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重释”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9]，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大多还是停留在历史本体论层面，诸如对于交往理性、社会形态理论、社会规律论等的强调，实际上这些研究仍然只是在本体论的层面来探讨历史唯物主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历史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10]。我们也看到，历史认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其次，有利于建构规范性的历史认识论。若说前一点已经从宏观上指认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理论意义，那么这一点其实就已经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实质性内容了，第八章的第一节将会详细阐述如何建构规范性的历史认识论及其边界意识，我们这里着重探讨的是“有利于”，即其理论意义。从理论上来看，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系统性分析（会分别从综合性起源、主体、对象、过程、性质、真理性六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它构成了本书的核心框架），其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去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如何进行历史认识的，它有那些核心要件、关键步骤等等，但正如马克思在作《资本论》时所发出的感概，“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11]。马克思在这里所遭遇到的困难就是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张力问题（后文尤其是第五章，还会反复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康德和黑格尔所共同面对的问题，简言之，就是当我们把一个“东西”研究出来是一回事，而用理论的方式表达出来又是一回事，而且只要用理论的方式把自身的研究成果给表述出来，那么这种叙述方法本身就具有了一种稳定性和规范性，康德认识论哲学就是如此。他的总问题其实是“我们能够知道什么”，他所展现出的理论魅力其实就是对于人的认识图式的先验分析，这种先验分析也是一种知性分析或结构性分析，而这种分析一旦以理论化的方式固定下来后，它实际上就具有了一种规范性，在这种语境中来看，康德认识论哲学的总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知道”，“应当”就是一种“规范性”（这与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义务论”的伦理学是相契合的）。与之类比，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亦是如此，我们以一套类似于康德的知性分析，从六个大的方面详细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形式要件及其生成过程，表面上来看，这种分析只是一种知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种现象学的“形式指示”，但这种研究成果一旦通过理论的方式给表现出来后，它就“好像”具有了某种“先验的结构”，就具有了强制性的规范性力量。由此仿照康德的提问方式，本书的问题式就是：我们应当如何进行历史认识，因此其目的就是要建构一套比较规范的历史认识论。

其二，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始终有一个现实的指向，即历史虚无主义批判，而且不仅要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表层批判，更为重要的是对其进行本质批判。

首先，有利于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表层批判。国内学界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多个方面：如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方面，形成了大致相同的认识，即认为这种思潮开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论，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完全否认中国传统的历史；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方面，学界普遍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着诸多表现，如完全否认传统文明、否认中国革命、否认党的历史、否认领袖人物等。[12]通过否认行为来达致消解历史、消解主流意识形态、高扬西方主流价值观的目的等[13]；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方面，学界已充分认识到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譬如动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否认四项基本原则等；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出场方式方面，有学者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始终是个政治问题，从诞生起就有明确的政治主张[14]，但也有学者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首先是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的[15]，除此之外，学界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前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大学生中的影响，以及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引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学术热点问题上都展开了积极的探讨。结合国内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发现，这些批判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是在表层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他们的最大共识公约数就是把历史虚无主义等同为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这也是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而且就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背景来看，它首先是作为一种历史观而存在的，其核心反对对象就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本书的后面章节会陆续阐述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第一层内容，即直接历史认识，它的认识对象就是“历史事实”，这一点也是直接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

其次，有利于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本质批判。前面一点已经肯定了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般表现（表层表现）归结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但把历史虚无主义的一般表现仅仅归结为唯心主义历史观，那么它也会存在着自身的问题，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历史观与世界观的关系问题。世界观就是关于整个自然、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与根本看法，因此世界观也就是“观”世界，如果来“观”世界就涉及“观”世界的方式方法以及哲学的党性原则等问题，如果从主观意识出发，重点突出“我思”的重要性，并在“我思”的范围内来解释一切，那么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窠臼，但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解释世界，就带有了唯物主义的色彩。历史虚无主义首先是以历史为虚无对象，肯定是一种历史观，但这种历史观不仅虚无了社会与人类的历史，它还力图虚无自然的客观性，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是变化不居的，没有什么普遍性，这也是古希腊怀疑论者所持的观点。这种观点也反映在当前我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中了，如当前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力图虚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否认一切既定的物质基础，这一点是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它不仅是要否认一般人类历史的意识形态，而且连历史的根基都要否定，这就在根本上具有了唯心主义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言，“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6]。很显然，历史虚无主义者已经把对于人类历史的虚无扩展到自然史上了，这就在无形之中扩大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虚无对象，假若我们继续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指认为一种历史观，认为它的虚无对象只是人类史，那么就窄化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界域，从而也进一步窄化了我们批判性研究的理论界域。因此，总体上来看，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内含与外延都在不断扩大，其目标诉求更是日益多元，“虚无历史”越来越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那么仅仅把历史虚无主义限定在历史观领域，无论是就现实层面还是就理论层面来看都是不够的，所以必须真正明确历史虚无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观，其深层本质是一种世界观，这样才能更加根本、更加清晰地把握到我们所批判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