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背景

（一）多重独特性并存的西南地区及其社会稳定问题

1.西南地区概貌

中国的西南陆地国境线始于新疆与西藏交界处，沿西藏、云南和广西三省区的西部边界蜿蜒延伸，止于广西西南部北部湾，总长近9000千米，占全国陆地边境线总长度的近40%。其中西藏段4000余千米（含未划定国界区域），云南段4060千米，广西段637千米，分别与印度、不丹、尼泊尔、缅甸、老挝、越南相邻接壤。主要分布在地势阶梯的第一、二两级，涵盖了中国四大高原中面积最大的两片区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部分区域。

西藏、云南、广西三省区位处中国西南，北靠西北，东临东南，总面积159.63万平方千米。其中西藏自治区总面积120.22万平方千米，分别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和克什米尔地区接壤，含中尼边界1425千米，中不边界470千米，中缅边界187.4千米，其余为中印边界和有争议地区；云南省西北与西藏自治区相连，总面积39.41万平方千米，从西到南分别与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其中中缅边界1997.6千米，中老边界710千米，中越边界1354千米；广西壮族自治区总面积23.67万平方千米，西南与越南接壤，有637千米边界线。三省区位处中国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重要通道，接壤国家数占中国邻国总数的近一半，国防安全战略意义突出。

西藏自治区下辖拉萨市、昌都市、日喀则市、林芝市、山南市、那曲地区和阿里地区7个地市，73个县市区，其中日喀则、林芝、山南和阿里为边境地市，边境地市数占全区地市总数一半以上；云南省下辖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昭通市、保山市、丽江市、普洱市、临沧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其中怒江、保山、德宏、普洱、临沧、红河、西双版纳、文山8个州市为边境州市，边境地市数占全省总数的一半；广西壮族自治区下辖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梧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贵港市、玉林市、百色市、贺州市、河池市、来宾市、崇左市14个地市，111个县市区，其中防城港市、百色、崇左三市为边境地市，占全区总数的1/5。

从地理特征与自然资源上看，西藏自治区全境均处于青藏高原，为中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地区，是一个相对特殊且独立的地理单元，被称为“世界屋脊”和“第三极”。青藏高原地质发育年轻，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高原南缘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7000米以上的山峰超过100座，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即位于中尼边界。青藏高原是典型的高寒气候区，空气稀薄，日照充沛，山脉纵横，河流众多，自然资源丰富。植被以天然草原为主，是中国最主要的牧区之一，冻土分布非常广泛。全区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高山峡谷、冰川戈壁、草原河谷均有分布，大致可分为喜马拉雅山区、藏南谷地、藏北高原和藏东高山峡谷区。西北严寒干燥，东南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和水能、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丰富。

云南省地理条件复杂，自然资源丰富，被誉为“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有色金属王国”。元江河谷和云岭山脉东侧的盆地将云南全省划分为两个差异明显的地理单元，东部是相对完整的高原，西部是由高山峡谷和破碎分布的小块平地组成的山川地貌。全省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高低落差达6663.6米，为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立体气候特点十分显著。各边境州市沿西北至东南边缘分布，可大致分为横断山高山峡谷区、滇西中低山宽谷区、滇南中低山丘陵河谷区和滇东南中低山谷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位处云贵高原的东南边缘，东临两广丘陵，南临北部湾。四周多山地和高原，中部和南部以平地为主，整个地貌呈现为盆地特征。全区为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冬短夏长，气候温暖。

从人口分布上看，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滇藏两省区地域总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6.62%，截至2015年，人口总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68%，绝大部分地区在“黑河—腾冲”一线以西，是典型的地广人稀之地，真实反映了中国人口分布巨大的地区差异特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边境地区人口超过200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其人口总数的80%以上。从人口城乡分布结构上看（见表1），三省区乡村人口所占比例均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乡村化特征。

从民族结构上看，西南边境的三省区均为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其中西藏自治区为高度单一化的少数民族自治区，藏族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例超过90%，此外还分布有少量的门巴族、珞巴族、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藏族为主要世居民族，广泛分布于全区各地，门巴族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门隅和墨脱一带，珞巴族主要分布在山南和林芝地区。

表1 西南三省区城乡人口分布（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云南省则为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有世居少数民族25个，独有少数民族15个，跨境少数民族16个，人口较少少数民族7个，为全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同时也是跨境民族最为集中的地区。少数民族在云南全省均有分布，在边境地区，其分布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集中特点：在滇西主要为傈僳族、普米族、傣族、景颇族、德昂族等民族；滇西南主要为傣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滇南则为傣族、壮族、瑶族等民族。云南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分布呈现出地域集中的特点：如怒江州是中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也是人口较少的怒族和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区；德宏州是全国景颇族最为集中的地区；西双版纳州是全国唯一的傣族自治州等。边境地区还分布有大量的跨境民族，如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景颇族、彝族、傣族、德昂族、佤族、拉祜族、哈尼族、布朗族、瑶族、苗族、壮族、阿昌族、布依族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以壮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其中壮族人口所占比例超过30%。边境地区主要分布着彝族、壮族、苗族和京族等少数民族。其中壮族、苗族和京族为跨境民族。

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在西南三省区中，滇藏两省区均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生产总值为16803.12亿元，在全国各省区、直辖市中位列第19位；云南省全省生产总值为13619.17亿元，列第25位；西藏自治区全区同期生产总值为1026.39亿元，居全国末位。同期位列前三的广东、江苏和山东等发达省份的生产总值均在6万亿元以上。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西部大开发”“富民兴边”“扶贫攻坚”等国家战略政策的实施，西南三省区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较快增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15年西藏、云南、广西三省区生产总值的同比增幅分别达到了11%、8.7%和8.1%，增速均位于全国前列。

贫困问题仍是西南地区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关研究表明，受到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的影响，西南地区的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和民族地区三者高度重叠。[1]近20年来，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得到了较大改善，但很多民生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导致贫困的主要因素除了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外，还包括“吸食毒品、物质资本匮乏、民族特征、耕地条件”[2]等原因。扶贫工作亟待进行深入反思，从根本上解决“久扶不脱”[3]的问题。在各省区内部，三省区边境县市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大多落后于所属省（区）平均值，各省区内部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不平衡问题。

2.西南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稳定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中国经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即是其中之一。[4]这一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公正社会”价值观的实践探索和深刻反思。当前，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四个“深刻变化”[5]，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以往研究表明，当一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3000美元时，表明该国已进入社会矛盾的多发、突发期以及激化、恶化的高风险期，即“社会矛盾的凸显期”[6]。一项针对1994—2006年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两类社会矛盾（合法形式和非法形式）的研究发现，“社会矛盾的存在数量庞大，同时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部分矛盾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同期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合法形式矛盾不升反降，非法形式矛盾增长幅度较大，冲突激烈程度也呈加剧趋势”[7]。此外，一项针对全国社会状况的综合调查结果显示，“收入分配问题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甚大，职业位置显著影响着人们的收入获得，教育水平显著影响着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维权意识等。上述因素都对当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8]。

西南地区地域辽阔，气候条件复杂，自然资源丰富，民族人口众多，民族文化多样性突出，但经济基础薄弱，发展历程曲折，地缘格局复杂，国际关系敏感，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通道。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和周边敌对势力在西南边境地区开展过数次破坏性较强的势力渗透和政治颠覆活动[9]，对当地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了深远影响。19世纪末期，英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在其确立对缅甸的控制权之后，即把目光投向了夹居在缅甸、印度和西藏之间的战略要地怒江和独龙江流域。1869年，英国地理学家柯柏年到怒江探险，随即提出“要修通从印度经怒江至重庆的铁路，以便从当地攫取农产品及许多富源”[10]。法国亦不甘落后，1885年，法国吞并安南（越南），乘机将其势力延伸到毗邻的云南边境，并计划将铁路网伸入云南、广西、广东，使铁路成为“印度支那的两个地区同中国的连结线”[11]。1886年，英军占领江心坡，1909年占领片马。英军的入侵遭到了片马各族人民的顽强抵抗。在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和国民的舆论压力之下，英军于1911年3月被迫撤出了片马、古浪一带。近年来，西南地区周边国家政治局势纷繁复杂，人员跨境往来密切，使得这一区域成为我国维护边疆社会稳定的工作重点，也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等领域亟待关注的重点区域。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西南三省区社会稳定的相关研究一直都有展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西南边疆和社会稳定研究的视角逐步从传统的历史学、民族学扩展到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等领域，如对经济发展[12]、生态保护、涉外关系、文化建设[13]、基层组织建设、统战工作、宗教渗透等因素对边疆社会稳定影响的研究。因此，边疆观念的拓新，研究视角的拓展，在更加宏大的国际环境中考察边疆问题成为一种关键的范式转型[14]。

在西南三省（区）中，西藏由于历史、民族与宗教等因素的影响，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问题较为集中[15]。广西的边境线长度为三省区中最短，边境县市数量相对较少，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相对较少且较为集中。与之相比，云南则集中了影响边境地区社会稳定的各方面特征，且民族文化多样性突出，对边境社会治理而言具有更为突出的典型性。近年来，云南省立足省情，探索出一条具有边疆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在沿边各省区中一直保持着经济快速发展、民生持续改善、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谐有序的良好局面，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其成功经验[16]值得反思和深入探究。因此，本研究在内容范围上覆盖该三省区的同时，将实证研究重点放在云南地区。

（二）妇女群体在西南地区社会稳定维护中的表征及其影响

马克思认为，社会稳定是人的稳定，“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受制约的”[17]。他还提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准地衡量”[18]。对于社会和平与稳定的维护，妇女也与男子一样，一直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遗憾的是一直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科伯恩曾指出，“妇女或许并未必要或直接地参与到正式的和平建构过程中，但却对这一过程起到了极大的支撑作用”[19]。

本研究所关注的西南地区，是一片多种族群、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区域，身处其中的妇女群体作为社会行动主体，一直在积极建构和实践着相应的社会性别角色，她们竭尽所能地贡献自己的智能，并在其中积极争取应得的地位与权利。妇女群体于当地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如下一些独特表征，并在社会稳定的维护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1.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恩格斯在“两种生产”理论中提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20]。在社会生活中，妇女不仅参与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并且在人种繁衍中发挥重要作用。妇女解放运动实践者倍倍尔也指出，“即使是最天才的人物也是由母亲所生，他所具备的最优秀的素质往往是归功于母亲”[21]。随着父系制度的广泛建立，家庭成为妇女生活的主要空间，也成为妇女对其身处的社会生活影响的主要空间，她们通过下列实践活动对社会生活产生直接和持续的影响：

妇女对家庭生活的首要影响是操持家务。一日三餐所需食材的选择与购买，厨具的使用与更新，餐桌礼仪的传承都与妇女密不可分，此外，清洁、打扫和喂养牲口也是她们每天必须完成的工作。以藏族妇女为例，从民国年间在藏区广泛开展的各种社会调查资料中，我们也可查阅到大量关于藏族女性执掌家庭权力的记录。如方范九对青海玉树地区的考察中即有“男子既多喇嘛。家事乏人照顾，必然赖女子支持。家庭、社会一切事业，多有女子任之。女子既形成社会中心，在经济上遂极自由，乃有支配权力”。[22]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对家务劳动的态度较为消极，甚至是抵触。如在迪庆藏区，除非是在因疾病或其他原因无法外出工作，或者家里实在没有女性成员的情况下才会有极少数的男性从事少量的家务劳动，因为男性干家务被当地人认为是“不像男人”的行为。类似的情况在傣族、景颇族、苗族等西南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社会中亦广泛存在。

日常的农业劳作也是妇女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女性几乎全年都要从事农业劳动，只有在耕地或者收获季节的时候男性才有可能前来帮忙，成为完成耕田工作的主力。据调查，妇女占到了藏区实际承担劳动者总量的60%以上[23]。人类学家萨克希纳曾经这样描述一个藏族家庭主妇辛劳的日常生活，“她必须从清晨忙碌到夜晚。早晨从远处的水池和泉眼处取回水，然后在下地干各种农活之前把饭做好。她打谷、翻土、种植稻谷并收割庄稼。她前往森林并翻山越岭采割牧草。当晚间返回的时候，需要再次为全家带回用水并做饭。她是早上第一个起床的人，通常在日出之前很久，并且是最后一个睡觉的人”[24]。傣族社会的 “女劳男佚” 现象非常典型，“耕织、贸易、徭役皆妇人任之。非疾病，虽老不得息”[25]，壮族妇女亦承担着家庭劳动的大部分工作，史载“凡耕耘、烹饪、纺织、贸易、养育、负担诸事，女子皆能任之，故其立家庭同为经济重要人物，有时并能赡养男子”[26]。可见，落后的生产力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妇女也不得不参加重体力劳动，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再加上历史上部分地区政教合一的特殊社会制度迫使大量男子脱离现实生活投身宗教活动，造成了人口减少和劳动力紧缺，因而形成了农业生产中的播种、管理、收割，牧业生产中的繁殖、喂养、加工等经营环节一般都由妇女承担和完成。

第三个方面是妇女参与的家庭经济和市场贸易。以藏族妇女为例，除了料理地里的农活之外，妇女们同时也会在家里养殖奶牛、猪、鸡、羊、毛驴等牲口并种植果树。养殖的时间大部分是与做家务的时间合并在一起的。牲口平时大部分食用新鲜的草料或是专门的饲料，喂养它们和打扫圈舍也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和庭院经济为增加妇女收入和提升她们的地位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藏区，清康熙年间的杜昌丁看到当地“贸易皆由女子负载……”[27]，清乾隆时期居于迪庆的余庆远则记述其地“交易皆与妇人议，妇人辨物高下不爽。持数珠，会计极捷。西吴、秦人为商于其地，皆租妇执贸易”[28]。经济作物的成功种植增加了家庭的农业收入，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也给妇女们的“庭院经济”打开了直接的销路。妇女在家庭中由此脱离了“不挣钱”的经济窘境，增强了她们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并直接推动了妇女家庭地位的上升。例如在迪庆藏区，课题组访问的一位以制作传统服装为业的妇女每年就能给其家庭带来几万元的收入，她也因此成为其家庭收入的主要贡献者；在德宏傣族地区，一位善于经营饭店的妇女每年给家庭贡献的收入甚至超过10万元。

由此可见，妇女是民族社会中以衣、食、住、行为代表的传统生活方式主要实践者与传承者。近年来，随着西南地区社会的变迁，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食材种类的增加，烹饪能源的更新换代，日用品科技含量的提升，现代农业科技与机械化的普及都给妇女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较大变化。她们从事此类劳动的时间大幅缩短，劳动强度明显减轻；同时，随着大量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形成了明显的农业女性化趋势，女性对传统农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国家经济发展结构的转型与消费市场需求的发展都给以女性为主的庭院经济和服务型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因此，妇女对本土社会生活的影响是细致、持续且深远的，这些影响不仅存在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同时也为潜在的社会稳定维护贡献着力量。

2.对社会心理的影响

社会心理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影响着文化传承与变迁的内部机制，“每一个社会或民族都有自己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式，文化传承既是某一个社会或民族的群体行为，也是该社会或民族的个体行为，某一社会或民族的文化就是通过这种群体或个体的行为而得到代际的传承”[29]。受传统性别分工方式和当前乡村社会男性大量外出务工的影响，大部分家庭内部对孩子进行照顾和教育的职责主要由女性承担。因此，自身的心理状态，及其与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和对子女的教育是妇女对社会心理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

乔多罗认为，由于男性未能很好地扮演照料者的角色，并且由于在很多社会中男性的活动使其远离家庭，因此使得男性与他的孩子（尤其是儿子）相对疏远[30]。假如借用大卫·诺克斯及卡洛琳·沙赫特所提供的育儿角色的分析框架[31]，则可以有效地对妇女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进行对比：女性更多扮演的是一种照料者的角色，她们充当着孩子的情感资源，并且是他们成年之路上的启蒙教师，并为促进全家人的健康辛勤劳作；而男性则更多地扮演着家庭的经济支持者及保护者的角色。

妇女的心理状态不仅影响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品质，同时对家庭关系的维系和子女的教育有重要影响。从个体角度看，妇女日常生活中的心理要素包括基本的心理安全边际，对待生活、健康、财富的态度，以及面对压力、挫折和意外的承受和抵抗能力，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表达意愿，对新事物的接受和学习能力，对健康生活的维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等。由于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所处的重要位置，这些心理状态不仅对妇女自身的身心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对其周边的家人，尤其是未成年人产生着重要影响。妇女的心理状况影响着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和代际关系，成为家庭成员发展的重要影响源。

此外，因通婚圈、贸易圈和祭祀圈产生的关系网将一定区域内的妇女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关系网络给妇女之间的心理沟通提供了便利，既是积极心理传播的渠道，也是消极心理扩散的管道。可见，妇女发展水平的提升对本土其他妇女的社会心理稳定有积极作用，同时对本土社会群体的心理稳定也有正向影响。

3.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婚姻可视为人类社会调整两性关系的一种工具，可以使每个人在社会中得到一个确定的地位，也因此决定他或她与其他人的关系。[32]基于前文的分析，不难看出，妇女通过家庭生活连接社会，由于传统社会对妇女的活动空间多有限制，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也主要通过家庭成员及其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网而产生。

传统社会中的妇女往往充当着多个角色，如妻子、女儿、儿媳、母亲或是祖母。她们作为家庭中的食物制作者、家务和农业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后代的养育者和家庭运转的主要执行者以及家内关系重要的联系与协调者，在家庭和当地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婚姻缔结、家庭劳动、子女养育、宗教信仰等社会实践活动，妇女与本土社会之间产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

首先是夫妻之间的婚姻家庭生活。由于性活动是人类社会繁衍生存的基本途径，对于性活动中占主导作用性别的态度，亦反映出地方文化对男女两性主次地位的认识。马林诺夫斯基将性看作是一种文化力量，他认为，性之类的问题不能离开它所处的社会制度背景。[33]福柯也曾指出“不应把性描述为出于本性与权力对立的一种固执的冲动，这种权力虽竭尽全力想征服性但却往往不能完全控制它，而性必然不会屈从于这种权力。相反，性实际是以权力关系来表现的。”[34]也就是说，性活动是一种产生权力的社会建构，并通过男女两性的行为与权威所塑造的社会性别关系得以彰显。

其次是生育和养育子女。在传统的父系社会中，女性通过生育后代（尤其是男性子嗣）获得和确立自己在家庭内部的重要地位，并以此给自身带来积极的家庭影响力。不管是父系还是母系的社会，妇女在对子女的教养活动中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通过婚姻缔结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不仅仅限于夫妻双方，同时产生于婚前两人的家庭和家族之间。在大部分的父权制社会中，从夫居是主要的婚后居住方式。因此，“夫家”与“娘家”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其他旁系亲属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妇女建构自我社会关系的基础。

宗教信仰是妇女拓展自我空间的重要社会活动，同时建立起延伸至家庭范围之外的人际关系网络。同时，本土社会的一些显著特征使得妇女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如藏族地区以多偶婚为代表的婚姻形态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傣族地区农业劳作与宗教信仰的女性化等社会特征，都使得妇女成为构建当地社会与维护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群体。

（三）妇女发展在边境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维护中的特殊意义

妇女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促进妇女发展既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与基础，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要求，更是维护家庭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工作。面对新时期妇女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困境，我们需要思考以何种方式去解决问题，走出困境，以实现妇女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同时，将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架起密切联系的桥梁，使妇女自身在获得很高发展水平的同时对社会发展贡献更多的心智能力。

回顾历史，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稳定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展，除理论研究不断推进外，还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稳定实践，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稳定论。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科学发展观稳定理论与和谐稳定论为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解决社会稳定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导。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社会稳定的理解在不断深入，社会革新与思想解放为在新时期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对于社会稳定来说，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新情况，解决社会改革中的新问题，以实现社会稳定。事实就是指从社会稳定现实出发，探求社会稳定各子系统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社会主义稳定的本质。”[35]

反观现实，妇女作为家庭生活和子女养育的主要参与者，以及本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综合发展水平应该得到各界的足够重视。保障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推动男女平等，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社会为促进妇女发展与进步达成了多项协议，将妇女问题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紧密相连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政府先后于1995年、2000年和2011年制定和发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纲要》的实施改善了我国妇女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维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加速了男女平等的进程，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健康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全面进步。然而，妇女在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与男性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既是妇女群体自身发展亟待改善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是很多与妇女有关的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

因此，不同于“以国家权力强制和直接运用为基本特征的硬治理模式”[36]类型的社会稳定问题研究，本研究所聚焦的是以往较少关注的“软治理模式”领域。本研究开展的出发点是对社会稳定问题产生原因的溯源。诸多研究成果显示，影响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是利益受损，由于利益受损而产生的非制度化表达导致社会不稳定。[37]对于妇女群体而言，长期被边缘与忽略的境遇，在客观上造成了这一群体利益受损的历史与现实，因而使其成为影响地区社会稳定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

进入全球化时代，社会稳定问题成为一个日渐复杂的动态系统，“建构起适应当前我国边疆民族需求的公民文化”[38]成为科学长效社会稳定观的核心要义。本研究对妇女群体发展水平及其与社会稳定问题之间密切关系的关注，正是对这一核心要义的印证与解读，同时也是对社会稳定问题研究视角的一种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