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上，涌现过无数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她们出自女皇后妃、女官宫娥，或是名媛闺秀、娼尼婢妾等各个阶层。从挥笔立就、禀赋过人的谢道韫、徐惠、李冶、上官婉儿、朱淑真，到一门风雅、满室芝兰的沈宜修、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从身处乱世、命运跌宕，于颠沛流离中心系家国、忧患天下的蔡琰、李清照，到沦落风尘或步入空门，而在无奈的应酬交际和精神煎熬中修艺韬光，铸就女性精魂的薛涛、鱼玄机……她们以卓越的才华和精美的诗作，为繁花似锦的中国文坛增添了几多姹紫嫣红，也赋予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更多丰富内涵。
然而，正如谭正璧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一书中所说：“如果说以‘质’和‘量’来说中国的女性文学，那么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学史里占不到十分之一二的地位。”[1]在中国烟波浩瀚的文学长河中，男性文学巨擘的名字灿若星河，女作家、女诗人的名字却宛若河道上的灯盏，稀疏寥落，而被载入目前我国影响力较大的几本《中国文学史》中的女性作家就更是寥寥无几、屈指可数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文学的阳盛阴衰？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文学史的女性缺席呢？深究发现，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的宗法制文化背景和儒教的伦理纲常是最主要的原因。在古代中国，随着母系社会的解体，妇女几乎成为历史盲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向以男性为中心，妇女处于较低的地位，她们的文学创作从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偶尔有天才横滋的女诗人或文学家在文学艺术方面崭露头角，也难免受到种种的歧视和压制，使得妇女文学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始终不及男子般具有同等的影响力。”[2]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中，女作家一直“被缄默”着，“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禁锢在坚硬的历史地壳中”，直至“五四”的“一瞬间才被喷出、挤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历史那黄色而浑浊的地平线，浮出历史地表”。[3]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人类是由男女两性组成，人类整部的过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两性串演的剧本，女性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有时还起着重大的作用”[4]。中国的诗歌史正是如此，即使古代女诗人因长期“被缄默”“被禁锢”而在中国诗歌历史长河中寥若晨星，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及男诗人那般耀眼夺目，但仔细探究女诗人的作品时我们发现，她们个个诗赋优美，文辞婉丽，才华出类拔萃，绝不在男诗人之下。尽管在中国古代宗法制社会中妇女总是受到卑视，地位十分低下，但她们总是能够在地位的卑视中发挥最伟大的母性，同时也发挥着文学甚至文化的最高作用。古代女诗人们皆能采撷天地灵气，挥毫泼墨，绘就才华横溢的诗篇，为我们呈现广阔的历史生活画面，显示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审美情趣。正如谭正璧所说，“女性的文学是正宗文学的核心”[5]，历代女性诗歌从一种独特的角度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价值选择、情感意向和精神构架。
文学是人类把握和反映世界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文学创作与“性别”有着天然的紧密关系。对于不同性别的诗歌创作者而言，他们的人生经历、社会阅历和精神体验等必定会给他们的作品打上相应的性别烙印，使他们的创作文本承载丰富的性别信息。也就是说，性别对诗歌文本的创作、文本的内涵，以及文本的传播和接受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也有理由把古代女诗人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文化代言人从诗歌史中抽离出来，从性别视角切入，分析性别因素在艺术审美创造中的渗透和表现，考察性别因素对文学受众的影响，从而深入探讨人类文学活动与性别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很多国家的文学研究者们早已开始了对性别的关注，并将之与种族、阶级等范畴综合加以讨论，性别研究已成为当下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引入性别视角分析，无疑也是一个有效而又合理的选择。
二
据文献记载，自16世纪以来，欧美读者和学者对中国古诗的编译和研究从未间断，对中国古代女诗人的研究也逐步兴盛，特别是20世纪以后，英语世界掀起了欣赏中国古诗的热潮，各种对中国古代女诗人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且传播日益广泛，影响日渐增大。与此同时，随着西学东渐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妇女作家的热潮也逐渐形成。伴随着国内女学的兴起、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权运动的蓬勃，研究中国古代女诗人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但是，在国内和国外学界都同样热衷于研究中国古代女诗人，且成果斐然的情况下，双方却似乎相互隔离，互不关注。特别是国内学界对国外研究成果一派繁荣的景象少有问津。目前国内学界不仅无人就“中国古代女诗人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这一课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讨论，甚至没有学者对此作过专门的介绍。综观目前国内的研究现状，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关起门来”探讨古代女诗人的创作特点及创作成就，而探讨其在国外的传播、接受及影响的研究成果极为缺乏，仅限于几篇简短的期刊论文，在个别古典诗歌研究专著中也只是偶尔提及。
（一）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女诗人译介及研究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古诗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受关注的部分，也是东西方其他民族咀嚼体味中华民族悠远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关键所在。几百年来，国内外读者和学者对古诗的编译和研究从未间断，而中国古代女诗人作为中国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也随着汉诗外传而进入英语世界，且传播日益广泛，影响日渐增大。
据文献记载，中国古诗传到国外已有四百余年。在国外的中国古诗研究中，翻译是首要研究的内容，西方汉学界长期遵守“无翻译，则无文学研究可言”的铁则，因此，许多汉学家和国内学者都将翻译作为古诗研究的首要任务。中诗英译最早见于16世纪后期，英国学者乔治·普腾汉（Richard Puttenham）于1589年出版了《英文诗艺》（The Art of English Poesie），探讨了汉英双语诗词格律，并将一位名叫Kermefine的中国女性的诗作收录于书中，尽管后人对Kermefine的生平考证无果，但这也可以算是中国女性的诗作首次进入英语世界。近代第一位翻译中国古诗的人是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琼斯翻译了若干《诗经》片段。进入19世纪后，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出版了《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共22卷。理雅各把整部《诗经》全部翻译成散体和韵体英文，对后世学者的英译汉诗实践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自他的英译《诗经》之后，国内外古诗的英译作品不断涌现。19世纪末，英国外交官赫伯特·艾伦·翟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翻译出版《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1898），撰写《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0），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并向英语世界译介了众多中国诗人的诗作，其中包括杜秋娘、杨玉环、赵彩姬、赵丽华、方维仪五位女诗人的诗作，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次明确地把可以考证的中国古代女诗人传播进入英语世界。
到20世纪初，英美进入了翻译汉诗的兴盛期，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华夏集》（Cathay）带动了以自由体英译中国诗的体式，汉诗英译在美国风靡一时。而1921年美国女诗人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和美国汉学家弗洛伦斯·埃斯库弗（Florence Ayscough）合作出版的汉诗英译集《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Poems From the Chinese）更是在英语世界掀起了一股欣赏中国古诗的热潮，且因诗集名称与唐代女诗人薛涛有密切关联，故该诗集激起了英语世界对中国古代女诗人的浓厚兴趣。此后，中国学者也加入了英译中诗的队伍，最早翻译中国古诗的中国翻译家是蔡廷干（Ts'ai Ting-kan）。早在1905年时，蔡廷干就开始在上海发行的英文刊物《亚东杂志》（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上发表英译汉诗。1932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花费近三十年时间编译的诗歌集《唐诗英韵》（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该书将宋代女词人朱淑真介绍给了英语世界的读者。1926年，在美国韦斯利学院留学的冰心（Bing Xin）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与编辑》，系统介绍有关词的基本知识，并译介了25首李清照的经典词作。冰心的英译李词在1930年被刊登于波士顿期刊《诗人学识》（Poet Lore），使李清照为英语世界读者所识。1929年，翻译家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与中国学者江亢虎（Kiang Kang-hu）合作出版汉诗英译集《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The Jade Mountain：A Chinese anthology，Being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618-906），两位译者采用散体意译法来翻译中国古诗的方式，受到学术界好评，该书对杜秋娘进行了译介；1937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的中国学生初大告（Ch'u Ta-kao）英译了50首宋词，结集成《中华隽词》（Chinese Lyrics）一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初大告在书中译介了李清照和管道升的作品。
20世纪50年代起至今，是英语世界中诗英译的第二个高潮期。其中，英美汉学家英译的中国古诗影响较大的有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翻译的《九歌》（The Nine Songs，1955），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翻译的《楚辞》（Ch'u Tz'u：the Songs of the South，and Ancient Chinese Anthology，1959），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的英译诗集《晚唐诗》（Poems of the Late T'ang，1965），以及美国翻译家麦克诺顿（William McNaughton）翻译的《诗经》（The Book of Songs，1971）等。同期，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也英译《诗经》（The Book of Odes，1950），而由特维尔（Robert Kotewall）和诺曼·史密斯（Norman L.Smith）合译的《企鹅丛书·中国诗歌卷》（The Penguin Book of Chinese Verse，1962），更是开了中诗英译经典化的先河。其中，《企鹅丛书·中国诗歌卷》译介了女诗人班婕妤、杜秋娘、李清照的诗词作品。
从英译中国古诗选集来看，突出的有当代著名汉学家伯顿·华生（Burton Watson）编译的《中国韵文》（Chinese Rhymed-Prose，1971）和《哥伦比亚中国诗选：从早期到13世纪》（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1984）。《哥伦比亚中国诗选：从早期到13世纪》一书涵盖了中国诗歌史上典型诗人的诗作，对西方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书中对李清照等女诗人进行了译介。华裔学者叶维廉（Wai-lim Yip）翻译了《汉诗英华》（Chinese Poetry：Major Modes and Genres，1970），被英美多所大学作为教材多次重印，书中也有对李清照的译介。佛拉桑（J.D.Frodsham）等人编译了《中国诗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Verse，1967），约翰·特纳（John A.Turner）翻译了《英译汉诗金库》（A Golden Treasury of Chinese Poetry，1976），包含自周至清代120多首古诗译文，特纳将李清照、刘细君、陈玉兰等女诗人的作品收录其书中。美国汉学家肯尼斯·雷克斯洛斯（Kenneth Rexroth）的汉诗英译集《中国诗歌一百首》（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1956）、《爱与流年：续汉诗百首》（One Hundred More Poems from the Chinese：Love and the Turning Year，1976），和柳无忌（Wu-chi Liu）、罗郁正（Irving Yucheng Lo）编写的《葵晔集：中国诗歌三千年》（Sunflowers Splendor：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1975）选译了中国文学史上较有影响的诗，同时还给出了几种不同的译文以供读者欣赏和参考，在西方文化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几本著作选译了李清照、鱼玄机、薛涛、朱淑真、班婕妤、蔡琰等女诗人的多首诗词作品。
在大量译作的基础上，西方继而涌现出了不少汉诗英译的研究成果和关于汉诗格律、主题、题材、创作手法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雷·泰勒（Roy Earl Teele）编著的《透过模糊的镜面：汉诗英译研究》（Through a Glass Darkly：A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1949），标志着汉诗英译在英语世界的深入发展；哈佛大学白思达（Glen William Baxter）教授的《词律的起源》（Index to the Imperial Register of Tz'u Prosody，1956），标志着英语世界中唐宋词学研究的起步；哈佛大学首位华裔女教授卞赵如兰（Rulan Chao Pian）的《宋代音乐题材及其解说》（Song Dynasty Musical Sourc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1967），对汉诗的格律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古诗研究愈见丰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纷繁景象，学者们将西方理论界流行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如新批评、文类学、读者批评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等纷纷运用到了古诗的研究之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汉学界更是开始尝试从性别视角切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由于女权运动的推动作用，西方学者运用性别理论切入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研究很快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在探讨文学中的男性和女性“声音”的主题方面建树最大。美国汉学家莫琳·罗伯森（Maureen Robertson）研究了明清时期闺秀诗人的作品如何通过自我表述疏通“德”与“才”的矛盾，确立女性写作的合法化；美国卫斯理公会大学的教授魏爱莲（Ellen Widmer）从男女两性共通的文人文化出发，探讨了女性如何组成她们自己的诗社和文化圈等；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蔡九迪（Judith T.Zeitlin）通过对明清诗文作品的细读来讨论女性与鬼故事之间的密切联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高彦颐（Dorothy Ko）对儒家的“三从”思想进行了全新解读，认为中国古代妇女非常善于在通行的性别体系内部给自己制造空间，为自己赋予意义，并借此带来安慰和尊严……这些学者独特的研究视角、观点和结论令人眼前一亮，他们对中国古代妇女作家各类创作的重新发掘与解读均令人感到耳目一新。
进入21世纪以后，英语世界对中国诗歌的译介和研究依旧热情不减，其中女诗人越来越成为热点，托马斯·克利里（Thomas Cleary）与周班尼（Bannie Chow）的《秋柳：中国黄金时代女诗人诗选》（Autumn Willows：Poetry by Women of China's Golden Ages，2003）、管佩达（Beata Grant）的《虚空的女儿：中国佛教女尼诗选》（Daughters of Emptiness：Poems of Chinese Buddhist Nuns，2003）、珍妮·拉森（Jeanne Larsen）的《柳酒镜月：唐代女性诗集》（Willow，Wine，Mirror，Moon：Women's Poems from Tang China，2005）等对某一朝代、某一类型女诗人作品进行译介的诗集不断推出；对女诗人及诗作的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罗溥洛（Paul S.Ropp）的《谪仙人：寻找中国农民女诗人——双卿》（Banished Immortal：Searching for Shuangqing，China's Peasant Woman Poet，2001）、曼素恩（Susan Mann）的《张门才女》（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2007）、方秀洁（Grace S.Fong）和魏爱莲的《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The Inner Quarters and Beyond：Women Writers from Ming through Qing，2010）等专著分别从历史学、社会学、性别理论等角度对中国古代女诗人的生活和创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欧美各高校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也出现了以中国古代女诗人为选题来进行研究的情况，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谭大立（Dali Tan）博士的《性别与文化的交汇：从比较观重读李清照和艾米丽·狄更生》（“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Gender And Culture-reading Li Qingzhao and Emily Dickinson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98）、美国研究生院碧翠丝·霍尔兹·伊鲁明（Beatrice Holtz Ilumin）的《汝见我心：李冶、鱼玄机、薛涛选篇中的神圣与荒淫》（“The Sacred and the Erotic in the Selected Works of T'ang Dynasty Poetesses：Li Ye，Yu Xuanji，and Xue Tao”，2008）等运用心理学、比较文学的方法对中国古代女诗人的诗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讨论。而伊维德（Wilt Idema）和管佩达的《彤管——帝国时期的女作家》（The Red Brush：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2003）则更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女性文学史进行了综合性的概述和分析，从内容的广度和理论的深度上将英语世界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时至今日，用各种西方理论对中国古诗进行讨论越来越受到更多西方学者的关注和喜爱，研究成果正在不断推出。
（二）国内学界对古代女诗人的研究
在英语世界对中国古代女诗人进行大量译介和研究的同时，我国国内的古诗研究也呈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观照性别、关注女性的走向。目前，性别视角已经成为内地及港台地区诸多研究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的方法视角之一，女性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古代女诗人的创作正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纵观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和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诗歌创作历史悠久，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了若干女性作品。据现有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女性诗人可以追溯到上古的涂山氏之女和有娀氏之女。但中国的女诗人长期处于男性社会的边缘，因为这一社会的“文化不许女人承认和满足她们对成长和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潜能的基本需要，即她们的性别角色所不能单独规定的需要”[6]，因而“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观念扭曲了无数女性的灵魂，扼杀了女性的文学才华，将女性创作冷酷地隔阻在了文学殿堂之外。古代女诗人作为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盲视区，要浮出历史地表必然要历经坎坷，男权文化对女诗人及其创作或诋毁揶揄，如董榖《碧里杂存》曰：“蔡文姬、李易安，失节可议；薛涛倚门之流，又无足言；朱淑真者，伤于悲怨，亦非良妇”；或不屑一顾，如《宋诗钞》只录男诗人作品，女诗人作品一篇也不录，而在其他各种选集或总集中即使对女诗人的作品有所选录，也不过置于僧道之后，灵怪之前。在男性社会文化阈值中，古代女诗人的创作身份与写作价值极其模糊与低下。
直到明清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意识在个性解放启蒙思潮的推动下逐渐觉醒，众多女性作家群体不断出现，加之传统礼教对人性束缚的逐渐剥离，妇女创作开始受到关注和提拔，辑录妇女作家作品在明清成为一种社会文化风尚，钟惺的《名媛诗归》、金圣叹的《（评点）女才子诗合集》、赵世杰和朱锡纶的《历代女子诗集》、完颜恽珠的《国朝闺秀正始集》等纷纷出现。除了作品集之外，还出现了专以女诗人为研究对象的评介性著作，如江盈科的《闺秀诗评》、沈善宝的《名媛诗话》、方维仪的《宫闱诗评》、梁章钜的《闽川闺秀诗话》等。其间整理妇女著作文献功绩最著者当推清王士禄的《然脂集》和徐乃昌的《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
到了20世纪，西学东渐之势渐盛，女性主义思潮对大陆文坛的影响也日趋显著，妇女问题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女性视角开始为学者们所认识和熟悉。在欧风美雨的浸淫下，伴随着女学的兴起、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权运动的蓬勃，中国古代妇女作家研究因其独特的人文气息而成为反封建、反礼教的见证，并渐渐拉开了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帷幕。一批中国学者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将女性视角引入具体的文学研究，结合中国文学的实际，开始了对古代女性创作卓有成效的批评实践。如谭正璧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和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等，以别具一格的“性别诗学”为理论基础，对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历史进行梳理，成为国内颇有影响力的“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史”专著。此外，还出现了对古代妇女作家作品选集的大量编选，以及对个别著名女诗人的专题研究，如吴仪的《李清照与柳如是：离乱时代成长起来的女诗人》、昌炳兰的《晚唐文苑中的一朵奇葩——鱼玄机诗初探》、朱德慈的《薛涛诗艺术风格摭谈》、刘知渐的《关于元稹、薛涛的关系问题》、艾芹的《鱼玄机的女性意识及其爱情诗》、张乘健的《感怀鱼玄机》、苏者聪的《论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等论著，对多位女诗人的才华、情操、命运等做了详细介绍，对她们诗歌创作的审美心理特征等做了深入分析，还评介了她们生活的时代背景，挖掘了部分女诗人悲剧命运的成因。总之，对女诗人的创作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分析和概括。
港台地区对古代女性创作的研究也卓有成效，先后出版了张寿林的《李清照评传》、洪淑苓和梅家玲等人的《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钟慧玲的《清代女诗人研究》等专著。台湾颇具影响力的文学研究刊物《中外文学》还先后出版了《女性主义文学专号》（1986年3月）、《女性主义/女性意识专号》（1989 年3月）等，对西方女性文学做出自己的解读和改造，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和性别诗学进行大力提倡，大大促进了我国古代女诗人研究的发展。
由上可见，内地和港台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都从不同程度不同范围注意到了运用性别视角来观照古代文学中的作者、文本、读者接受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在对女诗人的创作研究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三）国内对英语世界中国古代女诗人研究的述介与研究
尽管国内和国外学界都同样热衷于探讨中国古代女诗人的创作问题，但却似乎相互隔离，互不关注。从目前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的情况来看，涉及中国古代女诗人在英语世界译介和研究的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
一是部分研究者在对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情况进行总体考察和宏观梳理时，零星提及女诗人研究情况。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赵毅衡的《远游的诗神——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1994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宋柏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莫砺锋主编的《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199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乐黛云、陈珏主编的《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1997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黄鸣奋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2000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尚学峰等人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2002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何寅和许光华的《国外汉学史》，200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赵毅衡的《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2003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祖毅和任荣珍的《汉籍外译史》，2009年里仁书局出版的王万象的《中西诗学的对话——北美华裔学者中国古典诗研究》，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顾伟列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国外传播与研究》，2013年学苑出版社出版的江岚的《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峰的《唐诗经典英译研究》等著作，以及黄鸣奋的《美国华人中国古典文学博士论文通考》（1994）和《哈佛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995）等论文，站在跨文化的立场，以宏阔的视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学术见解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研究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探讨，但性别视角不是此类论著的主要视角，因此涉及女诗人的内容非常少，部分论著甚或根本没有提及。
二是部分学者关注到了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古代女诗人的个别汉学家及个别论著，但未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整理。如郁敏、纪敏发表于《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1年第6期的《肯尼斯·雷克斯洛斯与中国古代女诗人》一文，论及美国汉学家雷克斯洛斯对中国古代女诗人李清照和朱淑真的研究，以及李清照和朱淑真等中国女诗人对雷克斯洛斯的影响；华东师大2009级赵文君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美国学者孙康宜之明清女性文学研究》，对孙康宜的明清女性文学研究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和分析，并对孙康宜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及缺憾提出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华东师范大学2009级刘文婷的硕士学位论文《加拿大汉学家方秀洁对明清知识女性的研究》，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方秀洁在明清女性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并通过与国内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比较，总结方秀洁的研究重点和研究特色，指出值得借鉴之处；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王郦玉的硕士学位论文《美国汉学家对明晚期至清中叶妇女诗词创作的研究初探》，就孙康宜、曼素恩、高彦颐等海外汉学家对明清时期中国女诗人研究的成果进行了介绍和评述。
还有对英语世界中国古代女诗人研究论著进行介绍和评述的，例如陆汀、王蔚、梁霞发表于《励耘学刊》（文学卷）2009年第1期的《中国女性文学史的新篇——评〈彤管：中华帝国时代的女性书写〉》，对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伊维德和美国华盛顿大学亚洲与近东语言文学系教授管佩达合作编写的中国古代女诗人研究专著《彤管——帝国时期的女作家》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刘舒曼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的论文《一幅前清妇女生活的长卷——评曼素恩（Susan Mann）〈珍贵的记录漫长的18世纪中的中国妇女〉》，对曼素恩的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一书进行了评论性的介绍。
但是这些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对个别汉学家的个别成果的介绍和评价，并未由此进行扩展性研究，从而关注到更多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
三是大量研究成果集中在对汉诗英译问题的探讨上。国内研究成果中涉及英语世界古代女诗人研究内容的主要集中于汉诗英译问题。这些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对汉诗英译总体情况进行介绍，对国内外出现的英译汉诗进行整理、比录和集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吕叔湘编著的《中诗英译比录》（1948）、刘文彬编著的《中国古诗汉英比译五十三首》（2005）、王峰和马琰编著的《唐诗英译集注、比录、鉴评与索引》（2011）。《中诗英译比录》一书共收集了59首中国古诗的各家不同的英译文本共207种，将每首汉诗的不同英译文本进行对照排列；《中国古诗汉英比译五十三首》一书共收集了53首中国古诗的各家不同的英译文本317种；《唐诗英译集注、比录、鉴评与索引》一书共收录了108首中国古诗的各家不同的英译五百余种。这类文献首先对几百年来汉诗英译史上在海内外公开出版发行的各种中外诗词英译著作和英译汉诗选集中的汉诗英译作品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博采不同时期、不同国籍、不同风格中西方汉诗英译者的译作进行比录，有的还提供文字或背景注释，以简练的文字对不同译诗进行品评鉴赏。这类研究成果对学界来说是十分有益的参考资料，为学者提供了同一首诗在不同译本中的收录情况，不仅方便后人按图索骥，还有助于深入比较和研究翻译之用。但是在这3本文献中，涉及女诗人的作品并不多，吕叔湘书中仅收录了杜秋娘《金缕衣》的4种英译作品，王峰和马琰的《唐诗英译集注、比录、鉴评与索引》中涉及的女诗人也只有杜秋娘《金缕衣》的3种英译作品。
其次是从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角度对中国古诗的英译策略和方法等进行总体性研究。如林建民的《中国古诗英译》（1995）、穆诗雄的《跨文化传播：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论》（2004）、毛华奋的《汉语古诗英译比读与研究》（2007）、顾正阳的《古诗词英译文化理论研究》（2013）等专著。以及中国知网所收录的5253篇以“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和6652篇研究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期刊论文，这类成果看起来数量相当可观，但其中涉及女诗人译介的极少。
此外，还有专注于个别女诗人诗作英译情况研究的。这类成果主要以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为主，专著较少。其中研究李清照和薛涛诗歌英译情况的论文数量较多，论述角度也较为多元。如对薛涛诗歌英译研究的成果主要有8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1篇，期刊论文7篇。于洪波的硕士学位论文《从奈达功能对等理论评薛涛诗词的英译》（2009）和期刊论文《从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评价薛涛诗词的三个英译本》（2008），主要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依据，从语义和风格两方面对薛涛诗词的英译文本进行研究和分析；周彦的《红笺小字走天涯——薛涛诗英译的文化意义》（2004）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薛涛诗英译研究，重点探讨了薛涛诗中的“合欢扇”“同心结”等富有文化内涵的词汇和薛涛井、薛涛笺等所富含的文化魅力的物象；卢丙华的《薛涛诗英译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2009）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为研究手段，探讨了薛涛诗词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女性意识的历史社会成因，论述了薛涛诗词英译对西方女性文学的影响；于洪波的《从翻译目的论角度评价薛涛诗词两个英译本》（2013）从翻译目的论角度对薛涛诗词的两个英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和研究；于洪波的《小议薛涛诗词英译中联想意义的传递》（2014）以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对语义的分类为指导，对薛涛诗词汇的内涵意义、反映意义、情感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和分析。对李清照诗词英译研究的成果也较为丰硕，如华东师范大学2005级郦青的博士学位论文《李清照词英译对比研究》（2009年以专著形式出版）、上海海事大学2006级谢玉珍的硕士学位论文《从阐释学角度分析宋女词人李清照词的翻译》、首都师范大学2007级刘丹芹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王红公、钟玲〈李清照诗词〉之英译策略》、四川师范大学2008级夏毅的硕士学位论文《从阐释翻译理论看李清照词的英译》、山东大学2011级张春雨的硕士学位论文《互文视角下李清照词英译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11级于明达的硕士学位论文《从斯坦纳的阐释翻译学角度分析李清照词的英译》、中国海洋大学2011级赵亮亮的硕士学位论文《李清照词英译对比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2级刘娟华的硕士学位论文《图式理论视角下李清照词英译的对比研究》等等。此外，还有少量对鱼玄机、朱淑真、李冶等女诗人诗词英译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
总而言之，国内对英语世界中国古代女诗人研究情况还缺乏较为全面系统的关注和研究，现有极少的相关论文和著作，内容也仅为泛泛而谈的概貌综述或是对个别女诗人的微观分析，尚未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入探讨。至今没有学术专著或学位论文对英语世界的古代女诗人研究进行过系统、全面、深入的梳理和研究。
三
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英语世界的中国古诗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研究，将使我们大获裨益。
首先，通过研究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女诗人的接受，了解他者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女诗人形象，不仅有助于我们弄清英语世界研究者在接受中国古代女诗人过程中因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同理解，而且还可让我们透过英语世界研究者眼中的中国古代女诗人形象，从一定角度窥见他们心目中所构想和重塑的中国形象。
其次，梳理英语世界对中国古代女诗人的理解与阐释，有利于拓展跨文化的辩证视域，有助于达成互识和互补，丰富我们对我国古代女诗人及其诗歌价值的再认识、再发现，更有助于我们通过国外读者的接受状况来反躬自身，检查中国古代女诗人的国内接受情况，促进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带动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
故本书以借鉴国外对中国古代女诗人的研究成果为动机，以促进国内外研究成果的相互交流为目的，具体展开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活动。
一是梳理资料，分析总结。力求站在跨文明的高度，在比较文学视域下，在占有丰富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提炼出展示中国古代女诗人作品对外传播的实质与规律性的重要问题，通过对大量翻译及研究资料的广泛阅读与深入整理，勾勒出中国古代女诗人在英语世界接受的脉络图，构建起中国古代女诗人及其作品对外传播的立体阐释框架，为国内读者提供系统、全面的资料参考。
二是中外对比，提供借鉴。本书内容包含两方面的对比研究：一方面是中国古代女诗人诗词作品的中文原文与英语译文之间的对比。通过对中国古代女诗人的诗词原文与不同版本的英语译文相比较，了解英语世界不同译者在翻译中国古代女诗人作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于原文的忠实性与创造性，以及因文化差异而在翻译文本中呈现的变异性。另一方面是将英语世界关于中国古代女诗人的研究成果与国内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并据此探讨英语世界关于中国古代女诗人研究的创新与失误，同时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启示与借鉴。
三是实现中英世界文学及研究成果的平等对话。在本书的论述过程中，不唯西方马首是瞻，在指出其创新性的同时，也力求指出其局限性。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将关注点引向以往中国古代女诗人研究中被忽略的中国本土因素。从而使中英世界在中国古代女诗人研究中能够做到互识、互补和互证，并最终实现平等对话。
四
在本书进入正文之前，先对论文牵涉到的“英语世界”“中国古代女诗人”两个概念进行说明。
学界对于“英语世界”概念界定的说法很多，笔者比较赞同厦门大学黄鸣奋教授的观点。黄鸣奋说：“所谓‘英语世界’现今包括三个层面，它们分别以英语为母语、通用语和外国语。以英语为母语的文化圈在发生学意义上仅限于英国；以英语为通行语的文化圈导源于英国的殖民活动，其他地理范围为英国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以英语为外国语的文化圈是由于各英语国家的对外影响而形成的，目前几乎可以说覆盖了全球（当然不一定是每个角落）。这样的划分并不排斥各个层面的相互转化的可能性。例如，英语在美国已从通行语转变为国语，对它的大多数居民来说成为母语；英语在英国虽是母语，但对旅居英伦的外国人来说则非如此。”[7]通过对黄鸣奋先生观点的解读可看出，“英语世界”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指发生学意义上的地域（英国、美国）；二是指语言使用的区域；三是指传播媒介。同样，本书中的“英语世界”也涵盖了上述三个层次的内容。具体来说，本书所提及的“英语世界中国古代女诗人研究”指的是人们用英语书写的、以英语为载体发表于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的各类关于“中国古代女诗人研究”的论著（包括译本、专著、书评、期刊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各类单行本论文等各类成果）。经查证统计，到目前为止，使用英语来研究“中国古代女诗人”的国外研究者主要集中在美、英两国，所以笔者在本书的论述过程中也将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主体，以其他国家使用英语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为补充。当然，要研究这些理论成果，也就必然要研究英语世界对中国古代女诗人及其作品的接受历程。
“中国古代女诗人”这一对象包含有“古代”“女诗人”两个关键性概念。根据《辞海》中的解释，所谓“古代”是指过去距离现代较远的时代，该词目用以区别于“近代、现代”。在我国历史上，古代泛指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时代。在本书中，古代被用作一个较为宽泛的时间概念，包含中国历史上的上古、中古和近古时期，上不设限，下到清代结束为止，也即到公元1911年中国封建社会结束为止。由于诗和词的文体特征十分接近，人们通常用“诗词”一词来统指古体诗、近体诗和格律词为代表的中国汉族传统诗歌，且中国古代的很多诗人既创作诗也创作词，故本书中的“诗人”概念泛指写诗、词（甚至还包括少数写赋）的人，“女诗人”则是指写诗、词（还包括少数写赋）的女性。总结来讲，“中国古代女诗人”便是指生活和创作于清代以前，包括清代的中国女性诗人。
综合上述两个概念，本书的研究对象也就十分明了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英语世界关于中国古代女诗人的译介及研究成果；二是英语世界对中国古代女诗人的接受历程；三是英语世界的研究人员；四是英语世界的研究方法、研究焦点以及研究带来的影响。
[1] 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2] 黄嫣梨：《汉代妇女文学五家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3]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4] 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5] 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6] 赵雪沛：《明末清初女词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7] 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