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咏海上丝路舶来品[1]
北京外国语大学 石云涛
引言
在唐代海上贸易兴盛的时代，大海给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唐朝对海外贸易采取开放和鼓励政策，经过海路入华的外国商人可以在中国自由贸易，政府允许他们把商品自由运进口岸，可以往来各地市易或开铺经营。广州和交州是中外通商的要地，当时南海诸国与唐朝通好的约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关系最为密切的有林邑、真腊、丹丹、盘盘、堕和罗、赤土、骠国、室利佛逝、堕婆登、诃陵、波斯、大食、婆利、印度、师子国等。唐代海上交通和贸易的情况，史书上有所记载，同时也反映在唐诗的描写中。
唐代广州和交州的政治中心分别是南海（今广州）和龙编（在今越南），唐诗中常常写到南海和龙编的商舶与贸易。吕温《风咏》：“悠然返空寂，晏海通舟航。”[2]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3]韩愈《送郑尚书赴南海》：“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4]刘禹锡《南海马大夫远示著述兼酬拙诗辄著微诚再有长句》：“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5]陆龟蒙《和吴中言怀寄南海二同年》：“城连虎踞山图丽，路入龙编海舶遥。”[6]皮日休《送李明府之任海南》：“蟹奴晴上临潮槛，燕婢秋随过海船。”[7]这些诗句都反映了唐代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繁盛。
唐诗中的“海舶”“海船”都是指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外商舶，这些商舶从海外带来了异域物产，丰富了唐人的生活。这些来自域外的物产也引起诗人们吟咏的兴趣，因此唐诗中有不少写到这些舶来品的作品。唐诗描写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可补史籍之不足。而且，在反映唐人心态和情感方面，唐诗又是其他史料不能替代的。因此，本文略加探讨，供研究唐诗和中外文化交流史者参考。
一 珠宝
珠宝是海上丝路贸易的重要内容，汉代中国商使携“黄金杂缯”出海，赴印度洋诸国进行贸易，所获即“明珠、碧琉璃、奇石异物”等。[8]作为奢侈品，唐代海外珠宝仍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和豪富之家孜孜追求的商货。韩愈《送郑尚书序》讲到广州海上贸易之利云：“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9]唐代诗歌中写到海舶载来犀角、象牙、翡翠、明珠、水晶、琉璃、珊瑚、翠羽等舶来品。
中国东南和东南亚沿海地区出产珍珠，唐诗反映了这些地区的采珠活动和珍珠贸易。施肩吾《岛夷行》诗：“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10]翁宏《南越行》：“因寻买珠客，误入射猿家。”[11]项斯《蛮家》：“领得卖珠钱，还归铜柱边。看儿调小象，打鼓试新船。”[12]张籍《送海客归旧岛》：“海上去应远，蛮家云岛孤。竹船来桂府，山市卖鱼须。入国自献宝，逢人多赠珠。”[13]奇珍异宝有的通过贸易而来，所以在南方沿海地区的贸易中珠宝交易是重要内容，故刘禹锡诗称外国商船为“宝舶”。王建《送郑权尚书赴南海》写广州市面：“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14]从唐诗可知，有中国商贾赴海外从事珠宝生意。王建《南中》诗：“独有求珠客，年年入海行。”[15]历史文献中常见到关于域外商人入华活动，被称为“商胡”或“胡商”，中国人出海经商的活动少见，王建的诗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最受皇室欢迎的是域外珍品，这些奇珍异物有的通过入贡而得，而贡使是通过海上丝路先至南方沿海地区，再通过地方官员奉送朝廷。林邑是海上丝路沿线重要国家，频入唐朝贡，曾向唐朝进贡珊瑚树。张谓《杜侍御送贡物戏赠》诗：“铜柱朱崖道路难，伏波横海旧登坛。越人自贡珊瑚树，汉使何劳獬豸冠。疲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春寒。由来此货称难得，多恐君王不忍看。”[16]南方沿海地方官员有转送海外贡物之职责。韦应物《送冯著受李广州署为录事》诗：“大海吞东南，横岭隔地维。建邦临日域，温燠御四时。百国共臻奏，珍奇献京师。”[17]殷尧藩《偶题》：“越女收龙眼，蛮儿拾象牙。长安千万里，走马送谁家。”[18]这些描写说明从海外贸易和南海入贡中获得的“珍奇”输入京都，成为皇室和上层贵族的奢侈品。安南向朝廷进贡珍珠，唐诗中也有反映，如皮日休《贱贡士》诗：“南越贡珠玑，西蜀进罗绮。到京未晨旦，一一见天子。”[19]
林邑国还曾向唐朝献火珠，“大如鸡卵，圆白皎洁，光照数尺，状如水精，正午向日，以艾承之，即火燃”。[20]火珠是一种能聚光引火的珠，在传说和神话中是一种吉祥物，象征祥光普照永不熄灭。在中国古代宫殿塔廊建筑正脊上常用它做装饰，有两焰、四焰、八焰等不同形式。它常在龙的面前，又常是雷和闪电的象征。从唐诗可知，火珠在唐代被视为国宝。武则天时建天枢，以火珠为饰，诗人歌咏其事。刘肃《大唐新语》记载：“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载，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武三思为其文，朝士献诗者不可胜纪。唯（李）峤诗冠绝当时，其诗曰：‘辙迹光西崦，勋名纪北燕。何如万国会，讽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声流尘作劫，业固海成田。圣泽倾尧酒，熏风入舜弦。欣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后宪司发峤附会韦庶人，左授滁州别驾而终。开元初，诏毁天枢，发卒销烁，弥月不尽。洛阳尉李休烈赋诗以咏之曰：‘天门街里倒天枢，火急先须御火珠。计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先有讹言云：‘一条线挽天枢。’言其不经久也，故休烈之诗及之，士庶莫不讽咏。”[21]武则天时建明堂，亦用火珠为饰，科举考试以此为题试诗。崔曙《奉试明堂火珠》就是这样的一首诗：“正位开重屋，凌空出火珠。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天净光难灭，云生望欲无。遥知太平代，国宝在名都。”[22]
这些经海上丝路传入的珠宝进入了唐朝达官贵族的生活中。唐诗中常称豪华的宴会为“玳筵”“象筵”，即用玳瑁、象牙制的席子。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23]刘禹锡《马大夫见示浙西王侍御赠答诗因命同作》：“象筵照室会词客，铜鼓临轩舞海夷。”[24]韩翃《别李明府》：“宠光五世腰青组，出入珠宫引箫鼓。醉舞雄王玳瑁床，娇嘶骏马珊瑚柱。”[25]李明府在岭南任职，地近林邑，来到京城，将归时诗人送别写此诗，其中写到李氏生活用具大多是海外珍奇。杜牧《送容州中丞赴镇》：“交阯同星座，龙泉佩斗文。烧香翠羽帐，看舞郁金裙。鹢首冲泷浪，犀渠拂岭云。莫教铜柱北，空说马将军。”[26]
当唐王朝全盛之时，奇珍异宝为皇室贵族汲汲追求，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输入。但遇到战乱或南方沿海地方官员贪腐，会影响到中外贸易的开展和珠宝的输入。李群玉《石门戍》云：“到此空思吴隐之，潮痕草蔓上幽碑。人来皆望珠玑去，谁咏贪泉四句诗。”[27]杜甫《自平》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收珠南海千余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戎干戈密。”[28]杜甫《诸将五首》之四云：“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祲未全销。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29]杜甫这两首诗皆作于唐代宗广德年间。当时宦官兼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发动叛乱，在广州城烧杀抢掠，市舶贸易遭到打击，影响到京城海外奢侈品的供给，诗人写诗记录当时南海贸易的萧条景象。从唐诗里我们还看到这种珠宝贸易也有伪劣假冒现象。元稹《送岭南崔侍御》写岭南地方“无限相忧事”，其中有“蛟老变为妖妇女，舶来多买假珠玑”。[30]妖妇惑众，以假珠玑出售。
二 动物
来自南海国家和地区入贡或贸易所得动物主要有象、犀牛、鹦鹉、翠鸟等。从南方海上交通中获得的动物，主要是象和犀牛，唐诗中写海外国家物产往往写到这两种动物。中国原产象，但汉代北方已经罕见大象，对于黄河流域的人来说，大象已经成为异域奇兽。在汉晋作家笔下象已经成为今越南境内特产。许慎《说文解字》：“象，长鼻牙，南越之大兽。”[31]汉朝人知道在东南亚、南亚和西域一些国家，象作为坐骑和战骑使用，象牙受人珍视。《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身毒国“人民乘象以战”。[32]唐代从今越南之地获得驯象。封演《封氏闻见记》云：“异方禽兽，象出南越，驼出北胡，今皆育于中国；然不如本土之宜也。”[33]韩翃《别李明府》：“罗山道士请人送，林邑使臣调象骑。”[34]张籍《送南迁客》：“去去远迁客，瘴中衰病身。青山无限路，白首不归人。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一家分几处，谁见日南春。”[35]豢养这来自异域的大象浪费钱财，因此林邑入贡的驯象，曾被唐德宗送还，诗人称赞他的这种行为。元稹《驯犀》诗云：“建中之初放驯象，远归林邑近交广。兽返深山鸟构巢，鹰雕鹞鹘无羁鞅。”[36]白居易《驯犀》诗：“君不见，建中初，驯象生还放林邑。君不见，贞元末，驯犀冻死蛮儿泣。所嗟建中异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37]
汉代时中国境内仍有犀牛。《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38]又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39]但犀牛越来越少见了。汉代犀牛已经是珍稀动物，犀角作为珍贵物产从海外国家传入。正如桓宽所云：“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中国所鲜，外国贱之。”[40]唐代诗人知道在南方岛国犀牛是常见动物。殷尧藩《寄岭南张明甫》诗：“瘴雨出虹蝀，蛮烟渡江急。尝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41]施肩吾《岛夷行》：“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42]林邑入贡的驯犀在宫廷里的表演，进入诗人的吟咏。卢纶《奉和圣制麟德殿宴百僚》：“蛮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43]还有画家画犀牛，储光羲《述韦昭应画犀牛》诗：“遐方献文犀，万里随南金。大邦柔远人，以之居山林。”[44]诗人赞美朝廷把犀牛放入林野。代宗时林邑入贡的一批驯犀被德宗放之林野，此事也见于诗人的吟咏，赞美唐德宗的行为。元稹《驯犀》诗：
贞元之岁贡驯犀，上林置圈官司养。玉盆金栈非不珍，虎啖狴牢鱼食网。渡江之橘逾汶貉，反时易性安能长。腊月北风霜雪深，踡跼鳞身遂长往。行地无疆费传驿，通天异物罹幽枉。乃知养兽如养人，不必人人自敦奖。不扰则得之于理，不夺有以多于赏。脱衣推食衣食之，不若男耕女令纺。尧民不自知有尧，但见安闲聊击壤。前观驯象后驯犀，理国其如指诸掌。[45]
白居易《驯犀》诗：
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一朝得谒大明宫，欢呼拜舞自论功。五年驯养始堪献，六译语言方得通。上嘉人兽俱来远，蛮馆四方犀入苑。秣以瑶刍锁以金，故乡迢递君门深。海鸟不知钟鼓乐，池鱼空结江湖心。驯犀生处南方热，秋无白露冬无雪。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岁苦寒月。饮冰卧霰苦蜷跼，角骨冻伤鳞甲蹜。驯犀死，蛮儿啼，向阙再拜颜色低。奏乞生归本国去，恐身冻死似驯犀。君不见，建中初，驯象生还放林邑。君不见，贞元末，驯犀冻死蛮儿泣。所嗟建中异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46]
上引两首诗中提到林邑进献驯象驯犀之事，集中在唐大历、建中及贞元时期，这段时间唐与林邑国交往非常频繁，德宗施政方面的变化在对待林邑入贡的犀象的态度上表现出来，君王不能善始善终，受到诗人的责难。
从海外得到的动物还有鸟类，主要是供观赏的珍禽。翡翠鸟是生长在东南沿海和东南亚的美丽的小鸟，羽毛可作饰品，称为“翠羽”。这种鸟及其翠羽从南方沿海地区和东南亚入贡中原。杜甫《诸将五首》其三：“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祲未全销。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47]周繇《送杨环校书归广南》：“天南行李半波涛，滩树枝枝拂戏猱。初著蓝衫从远峤，乍辞云署泊轻艘。山村象踏桄榔叶，海外人收翡翠毛。”[48]林邑国曾向唐朝进贡鹦鹉，白居易《红鹦鹉》写的就是来自安南的鹦鹉：“安南远进红鹦鹉，色似桃花语似人。文章辩慧皆如此，笼槛何年出得身。”[49]题注云：“商山路逢。”诗人路逢安南都护府赴京上贡红鹦鹉，写下这首讽喻诗。林邑国的方物有时是通过安南都护府进贡的，安南都护府送到京城里的红鹦鹉来自林邑的入贡。
三 植物
中国很早就从域外引入各种植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供观赏的奇花异草，一类是实用的植物，即具有食用价值的果树或具有医药价值的草木。经过海上丝路引种的品种很多，这些植物的新奇美观与果实的味美可口引起诗人吟咏的兴趣。
有的植物是从南方沿海地区移植中原的，有的是从海外移植中国南方再移植其他地区的。桂树是具有香料和医药价值的植物，来自南方。卢僎《题殿前桂叶》：“桂树生南海，芳香隔楚山。今朝天上见，疑是月中攀。”[50]木兰花树既美观，又散发芳香。刘长卿《题灵祐上人法华院木兰花（其树岭南，移植此地）》：“庭种南中树，年华几度新。已依初地长，独发旧园春。映日成华盖，摇风散锦茵。色空荣落处，香醉往来人。菡萏千灯遍，芳菲一雨均。高柯倘为楫，渡海有良因。”[51]棉花是从南亚移植过来的，古代文献称为“白
”“木绵”。唐代南方沿海地区普遍种植棉花。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白家家织，红蕉处处栽。”[52]元稹《送岭南崔侍御》：“火布垢尘须火浣，木绵温软当绵衣。”[53]茉莉花从南亚地区经海路传入中国南方，后来移植到中国各地。皮日休《吴中言怀寄南海二同年》：“曲水分飞岁已赊，东南为客各天涯。退公只傍苏劳竹，移宴多随末利花。”[54]史载李德裕营造平泉园林，“远方之人，多以异物奉之”，时有题诗云：“陇右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名花。”[55]岭南的红蕉曾移植长安。刘昭禹《送人红花栽》：“世上红蕉异，因移万里根。艰难离瘴土，潇洒入朱门。叶战青云韵，花零宿露痕。长安多未识，谁想动吟魂。”[56]椰子树也被移植到北方皇家园林里。张谔《岐王山亭》：“石榴天上叶，椰子日南枝。出入千门里，年年乐未移。”[57]
来自南海和域外的植物有的根茎或果实可以食用，异乡美味，新鲜可口，受到诗人赞赏。荔枝、龙眼、柑橘之类一直是南方交州地区的贡物。汉武帝平南越之后，南方水果大量输入中原地区，因为唐玄宗宠幸杨贵妃，曾令南海快马驿递南海新鲜荔枝，受到诗人的诟病。杜甫《病橘》诗：“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58]从唐诗的描写可知，这些南方的珍果美味主要还是贵族之家享用。戴叔伦《春日早朝应制》：“丹荔来金阙，朱樱贡玉盘。六龙扶御日，只许近臣看。”[59]鲍防《杂感》：“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雁飞不到桂阳岭，马走先过林邑山。”[60]殷尧藩《偶题》：“越女收龙眼，蛮儿拾象牙。长安千万里，走马送谁家。”[61]扶南国的甘蔗味道特别甜美，受到诗人李颀的称赞，他的诗《送刘四赴夏县》写刘四被召入麒麟阁任职：“扶南甘蔗甜如蜜，杂以荔枝龙州橘。”[62]在刘氏朝廷任官的惬意生活中，他特意提到扶南甘蔗。
刺桐原产于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唐代南方沿海地区引种了刺桐，唐代诗人对刺桐的题咏不少。无名氏《杂曲歌辞·太和第三》：“庭前鹊绕相思树，井上莺歌争刺桐。”[63]曹松《送陈樵校书归泉州》诗：“帝京须早入，莫被刺桐迷。”[64]徐夤《昔游》诗：“昔游红杏苑，今隐刺桐村。”[65]罗邺《放鹧鸪》：“好傍青山与碧溪，刺桐毛竹待双栖。花时迁客伤离别，莫向相思树上啼。”[66]刺桐树的花儿最引起诗人情思。张籍《送汀州源使君》：“地僻寻常来客少，刺桐花发共谁看。”[67]朱庆馀《南岭路》：“越岭向南风景异，人人传说到京城。经冬来往不踏雪，尽在刺桐花下行。”[68]李郢《送人之岭南》：“回望长安五千里，刺桐花下莫淹留。”[69]曹唐《奉送严大夫再领容府二首》其二：“蕲竹水翻台榭湿，刺桐花落管弦闲。”[70]方干《送人宰永泰》：“北人虽泛南流水，称意南行莫恨赊。道路先经毛竹岭，风烟渐近刺桐花。”[71]方干《题画建溪图》：“六幅轻绡画建溪，刺桐花下路高低。分明记得曾行处，只欠猿声与鸟啼。”[72]王毂《刺桐花》：“南国清和烟雨辰，刺桐夹道花开新。林梢簇簇红霞烂，暑天别觉生精神。”[73]徐夤《春末送陈先辈之清源》：“贫中惟是长年华，每羡君行自叹嗟。归日捧持明月宝，去时期刻刺桐花。”[74]陈陶《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六首盛赞刺桐花的美艳，其一：“仿佛三株植世间，风光满地赤城闲。无因秉烛看奇树，长伴刘公醉玉山。”其二：“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可怜虎竹西楼色，锦帐三千阿母家。”其三：“石氏金园无此艳，南都旧赋乏灵材。只因赤帝宫中树，丹凤新衔出世来。”其四：“猗猗小艳夹通衢，晴日熏风笑越姝。只是红芳移不得，刺桐屏障满中都。”其五：不胜攀折怅年华，红树南看见海涯。故国春风归去尽，何人堪寄一枝花。”其六：“赤帝常闻海上游，三千幢盖拥炎州。今来树似离宫色，红翠斜攲十二楼。”[75]在他笔下，刺桐花简直不是人间所有，而是从仙境移来。从这些诗中涉及的地名可知，当时在广西、广东和福建等地刺桐的种植非常普遍，刺桐花的美丽给诗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来到南方沿海地区的人看到这种美丽的树与花，自然写诗咏叹；没有来到南方的诗人送别朋友到南方去，也歌咏刺桐树和花的美，以赞叹朋友之行的惬意和愉快。
四 香料、药物
香料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进而传入中原。考古发现汉时南越国已有从海外输入香料和燃香习俗。通过海上交通联结东西方贸易的道路又称“香料之路”，产于阿拉伯半岛、南亚、东非和东南亚的香料通过这条路线西传欧洲，东传至中国。唐诗反映了烧香和熏香的习俗。李益《宫怨》：“露湿晴花宫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阳。”[76]杜牧《送容州中丞赴镇》：“烧香翠羽帐，看舞郁金裙。”[77]李商隐《故番禺侯以赃罪致不辜事觉母者他日过其门》：“江陵从种橘，交广合投香。”[78]薛能《吴姬十首》其五：“退红香汗湿轻纱，高卷蚊厨独卧斜。”[79]和凝《宫词百首》其三：“中兴殿上晓光融，一炷天香舞瑞风。”[80]海外输入的香料也在唐诗中屡见吟咏。
龙涎香是得之海外的产品。传说龙涎香是龙的口水凝结而成，后世研究发现实际是由鲸消化系统分泌物产生。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亚述和波斯的宗教仪式中所用的香料已经有龙涎香。龙涎香最早是南亚居民发现，成为王室贵族的奢侈品，唐时通过阿拉伯半岛商人传入中国。龙涎香被唐人称为“阿末香”，来自阿拉伯语。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赉彩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81]这个记载反映龙涎香是由波斯商人通过海路贩运至中国。拨拨力国，一般认为即今非洲索马里北部亚丁湾南岸的柏培拉一带。杜牧《暝投云智寺渡溪不得却取沿江路往》：“沙虚留虎迹，水滑带龙涎。”[82]项斯《寄流人》：“象迹频藏齿，龙涎远蔽珠。家人秦地老，泣对日南图。”[83]陈光《送人游交趾》：“浪歇龙涎聚，沙虚象迹深。”[84]贯休《怀匡山山长二首》其一：“杉罅龙涎溢，潭坳石发多。”[85]这几首诗都写到龙涎香，说明龙涎香在唐代已经输入中国。有人认为宋代才有“龙涎”之名，[86]不确。关于其产地，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龙涎”条云：“大食西海多龙，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积而能坚。鲛人采之以为至宝。新者色白，稍久则紫，甚久则黑。因至番禺尝见之，不薰不莸，似浮石而轻也。人云龙涎有异香，或云龙涎气腥能发众香，皆非也。龙涎于香本无损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龙涎，焚之一铢，翠烟浮空，结而不散，座客可用一剪分烟缕。此其所以然者，蜃气楼台之余烈也。”[87]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从中国南海西行，有一岛名“龙涎屿”，产龙涎香。据苏继庼考证，其地在今苏门答腊北部南巫里附近。[88]周氏、汪氏关于龙涎香产生的传说固不可信，但言其产地说明了龙涎香来自“大食”（阿拉伯）、东南亚沿海地区和岛国应该没有问题。
龙脑香是由龙脑树树干析出的白色晶体，龙脑树原产于东南亚苏门答腊、加里曼丹、马来半岛等地。从唐诗可知，广州市场上有大量龙脑香出售。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89]与龙脑香大量进口和出售有关，唐诗中写贵族生活常常写到龙脑香。长孙佐辅《古宫怨》：“看笼不记熏龙脑，咏扇空曾秃鼠须。”[90]戴叔伦《早春曲》云：“博山吹云龙脑香，铜壶滴愁更漏长。”[91]李贺《春怀引》：“宝枕垂云选春梦，钿合碧寒龙脑冻。”[92]李贺《啁少年》：“青骢马肥金鞍光，龙脑入缕罗衫香。”[93]薛能《吴姬十首》其二：“龙麝薰多骨亦香，因经寒食好风光。”[94]其六：“取次衣裳尽带珠，别添龙脑裛罗襦。”[95]段成式《戏高侍御七首》其四：“欲熏罗荐嫌龙脑，须为寻求石叶香。”[96]吴融《个人三十韵》写女道士：“炷香龙荐脑，辟魇虎输精。”[97]黄滔《马嵬二首》其二：“龙脑移香凤辇留，可能千古永悠悠。夜台若使香魂在，应作烟花出陇头。”[98]杜牧《八六子》词：“洞房深，画屏灯照，山色凝翠沈沈。听夜雨，冷滴芭蕉，惊断红窗好梦。龙烟细飘绣衾，辞恩久归长信。凤帐萧疏，椒殿闲扃。”[99]段成式《酉阳杂俎》云：“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国。”[100]婆利国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所谓“出波斯国”可能是经波斯商人将龙脑香贩运至中国。广州南越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铜熏炉，腹内常有灰烬或炭粒状香料残存，广西罗泊湾二号汉墓出土的铜熏炉内，盛两块白色椭圆形粉末块状物，研究者认为属龙脑或沉香之类的树脂香料残留物。[101]
沉香，古代文献中有时写作“沈香”“琼脂”，又名“沉水香”“水沉香”。古来常说的四种香料“沉檀龙麝”之“沉”即指沉香。沉香香品难得，被列为众香之首。沉香树野生或栽培于热带地区，印度、缅甸、柬埔寨、马来半岛、菲律宾、摩鹿加群岛、南中国、海南岛皆产沉香木。国外主要分布于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等国。[102]沉香是古代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唐代是用途最为广泛的香料，也是唐诗中描写最多的香料。从唐诗描写看，沉香有多种用途，有时用作建筑材料和装饰。唐玄宗时有沉香亭，李白《清平调词三首》其三：“解得春风无限恨，沈香亭北倚阑干。”[103]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九月“丁未，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拾遗李汉进谏，认为“沉香为亭子，不异瑶台、琼室”。[104]唐后期波斯商人往往经海路入华，李苏沙的沉香应该经海路运至中国。李贺《莫愁曲》：“归来无人识，暗上沉香楼。”[105]刘禹锡《三阁词四首》其三：“沉香帖阁柱，金缕画门楣。”[106]孙元晏《望仙阁》：“多少沈檀结筑成，望仙为号倚青冥。”[107]温庭筠《菩萨蛮》：“宝函钿雀金
，沈香阁上吴山碧。”[108]有时用沉香木直接做成器具。杨凝《花枕》诗：“席上沈香枕，楼中荡子妻。”[109]王建《宫词一百首》七十七：“各把沉香双陆子，局中斗累阿谁高。”[110]从这些诗的描写看，有的枕头和棋子用沉香木制成。沉香通常在香炉里点燃，增加室内香味和温暖。李白《杨叛儿》：“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111]刘复《夏日》：“银瓶绠转桐花井，沉水烟销金博山。”[112]郑良士《寄富洋院禅者》：“霅上茗芽因客煮，海南沈屑为斋烧。”[113]李贺《贵公子夜阑曲》：“袅袅沉水烟，乌啼夜阑景。”[114]施肩吾《夜宴曲》：“兰缸如昼晓不眠，玉堂夜起沈香烟。”[115]罗隐《香》：“沈水良材食柏珍，博山烟暖玉楼春。怜君亦是无端物，贪作馨香忘却身。”[116]和凝《宫词百首》其八：“红兽慢然天色暖，凤炉时复爇沉香。”[117]沉香有时用来熏染衣物或器物，使具有香味。李峤《床》：“传闻有象床，畴昔荐君王。玳瑁千金起，珊瑚七宝妆。桂筵含柏馥，兰席拂沉香。”[118]韩翃《别李明府》：“五侯焦石烹江笋，千户沉香染客衣。”[119]元稹《白衣裳二首》其二：“藕丝衫子柳花裙，空著沈香慢火熏。”[120]李商隐《效徐陵体赠更衣》：“轻寒衣省夜，金斗熨沈香。”[121]胡宿《侯家》：“彩云按曲青岑醴，沈水薰衣白璧堂。”[122]韩偓《浣溪沙二首》其二：“雪肌仍是玉琅玕，骨香腰细更沉檀。”[123]
与沉香并称的是檀香，佛家谓之“旃檀”，取自檀香树木质心材（或其树脂），分为白檀、黄檀、紫檀等品类。檀香木主产于印度东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斐济等湿热地区。唐诗中常把沉香与檀香并称为“沉檀”或“沈檀”。张贲《玩金和陆鲁望》：“谁怜化作雕金质，从倩沉檀十里闻。”[124]和凝《宫词百首》之十七：“多把沈檀配龙麝，宫中掌浸十香油。”[125]李中《宫词二首》其二：“金波寒透水精帘，烧尽沈檀手自添。”[126]孙元晏《陈·望仙阁》：“多少沈檀结筑成，望仙为号倚青冥。不知孔氏何形状，醉得君王不解醒。”[127]李煜《一斛珠》词：“晚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128]
香料往往具有医药价值，通过海上丝绸路也有专门的药物传入。诃梨勒是产于印度的植物，其果实和树叶皆具药性。诃梨勒果实汉代传入中国，作为药用。后来也作为一种植物移植中国，其传入的路线是经过海路而来，所以先见于南方沿海地区。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云：“诃梨勒树，似木梡，花白，子形如橄榄、六路，皮肉相著，可作饮，变白髭发令黑，出九真。”[129]九真郡，在今越南境内，说明印度的诃梨勒是经过东南亚而来。雷云飞指出：“诃子原产波斯、印度、缅甸，马来西亚亦产。……到汉代时，诃子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并开始栽于云南西部和广东南部。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广州乾明寺（今光孝寺）就栽有诃子数株。”[130]这种栽种数量极少，唐代仍从域外传入。不仅果实具有药用及饮用价值，树叶也具有药效。包佶《抱疾谢李吏部赠诃黎勒叶》：“一叶生西徼，赍来上海查。岁时经水府，根本别天涯。方士真难见，商胡辄自夸。此香同异域，看色胜仙家。茗饮暂调气，梧丸喜伐邪。幸蒙祛老疾，深愿驻韶华。”[131]包佶获得的诃梨叶经海上丝路传来，他认为诃梨叶有“调气”“伐邪”和“袪老疾”之功效。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引遁叟语：“包佶《诃梨勒叶》诗：‘茗饮暂调气，梧丸喜伐邪。’按《本草》：‘诃梨勒树似木梡，花白，子似栀子，主消痰下气等疾。来自南海舶上，广州亦有之。’茗亦能下气，此言其功胜茗。梧丸，谓入用丸如梧子也。今医家所用诃梨勒，是其子，不闻用叶者，应是本草失收耳。”[132]
丹砂又称朱砂、辰砂，在中医中被用作药材，具镇静安神和杀菌等功效，道家用作炼丹原料。杜甫《送段功曹归广州》：“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轻。幸君因旅（一作估）客，时寄锦官城。”[133]交趾丹砂质量好，他希望到南方去的朋友给自己捎带或寄来交州的丹砂。施肩吾《自述》：“箧贮灵砂日日看，欲成仙法脱身难。不知谁向交州去，为谢罗浮葛长官。”[134]皮日休《寄琼州杨舍人》：“清切会须归有日，莫贪句漏足丹砂。”[135]句漏县即今越南北宁省顺城县。交州的薏苡具有重要医药价值，在皮日休等人《药名联句》诗中专门提到薏苡，张贲诗云：“为待防风饼，须添薏苡杯。”[136]海外国家的药方有的也通过广州传至内地。唐无名氏《和剂方补骨脂丸方诗》：“三年时节向边隅，人信方知药力殊。夺得春光来在手，青娥休笑白髭须。”此诗序云：“宣宗朝，太尉张寿知广州，得补骨脂丸方于南蕃，人服之验，为诗纪之。补骨脂，《神农本草》不载，生广南诸州及海外诸国，衰年阳气衰绝，力能补之。”[137]
五 器物
从海外传入中国的器物，因为新奇珍贵引起诗人歌咏的兴趣。螺壳可作酒杯和碗，螺杯和螺碗来自海外国家或南方沿海地区。张籍《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流杯渠》：“渌酒白螺杯，随流去复回。似知人把处，各向面前来。”[138]曹唐《南游》：“尽兴南游卒未回，水工舟子不须催。政思碧树关心句，难放红螺蘸甲杯。”[139]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写与元稹的友情和交游：“密坐随欢促，华尊逐胜移。香飘歌袂动，翠落舞钗遗。筹插红螺碗，觥飞白玉卮。”[140]吴融《个人三十韵》诗：“鱼网徐徐襞，螺巵浅浅倾。”[141]南海地区花藤制成的药盒得到诗人的吟咏。朱昼《赋得花藤药合寄颍阴故人》：“藤生南海滨，引蔓青且长。剪削为花枝，何人无文章。非才亦有心，割骨闻馀芳。繁叶落何处，孤贞在中央。愿盛黄金膏，寄与青眼郎。路远莫知意，水深天苍苍。”[142]
东南亚和中国西南地区的铜鼓屡见于诗人的吟咏。许浑《送客南归有怀》：“瓦尊迎海客，铜鼓赛江神。”[143]皮日休《吴中言怀寄南海二同年》：“铜鼓夜敲溪上月，布帆晴照海边霞。”[144]温庭筠《河渎神》：“铜鼓赛神来，满庭幡盖裴回。”[145]东南亚地区用鱼骨贝壳制成的酒樽，被称为“诃陵樽”。皮日休《五贶诗·诃陵樽》：“一片鲎鱼壳，其中生翠波。买须能紫贝，用合对红螺。尽泻判狂药，禁敲任浩歌。明朝与君后，争那玉山何。”[146]陆龟蒙《奉和袭美赠魏处士五贶诗·诃陵尊》：“鱼骼匠成尊，犹残海浪痕。外堪欺玳瑁，中可酌昆仑（酒名）。水绕苔矶曲，山当草阁门。此中醒复醉，何必问乾坤。”[147]诃陵，古国名，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或兼称二岛。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诃陵国分界，交趾郡为邻。”贞观十四年曾遣使来朝，大历三年、四年皆遣使朝贡。元和十年遣使献僧祗僮五人、鹦鹉、频伽鸟并异种名宝。“诃陵樽”当出于其国。
火浣布即石棉布，由于具有不可燃性，在火中能去污垢。其产地亦有不同说法，一曰西域；二曰火洲或炎洲，其地大约在东南亚或斯里兰卡。东汉杨孚《异物志》云：“斯调国在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则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为布，色小青黑；若尘垢污之，便投火中，则更鲜明也。”[148]斯调国即今斯里兰卡。三国吴朱应《扶南土俗传》云：“火洲在马五洲之东千馀里，春月霖雨，雨止则火燃洲上，林木得雨则皮黑，得火则皮白。诸左右洲人，以春月采木皮，绩以为布，即火浣也，或作灯柱。”[149]马五洲，一般认为在印度尼西亚，或谓巴厘岛，或谓马鲁古群岛。[150]唐诗中写到火浣布，以之为贵族服饰。李颀《行路难》：“汉家名臣杨德祖，四代五公享茅土。父兄子弟绾银黄，跃马鸣珂朝建章。火浣单衣绣方领，茱萸锦带玉盘囊。”[151]唐代多取火浣布来自炎洲或火洲之说。王贞白《寄郑谷》：“五百首新诗，缄封寄去时。只凭夫子鉴，不要俗人知。火鼠重收布，冰蚕乍吐丝。直须天上手，裁作领巾披。”[152]元稹《估客乐》写商贾“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153]其《送岭南崔侍御》写岭南物产：“火布垢尘须火浣，木绵温软当绵衣。”[154]他们把火浣布视为珍异之物，看作南海异域国家的特产。
在中外文化交流形成高峰的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促进了中外贸易的繁荣，也为唐诗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唐诗的繁荣与中外文化交流有直接关系；唐诗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对于认识丝路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上所引唐诗中关于海外舶来品的吟咏，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唐代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前后期有很大变化，总的来看“安史之乱”前陆上丝路进入黄金时代，“安史之乱”后，陆上丝路迅速衰落，海上交通日益发达和重要。从我们看到的唐诗资料，唐后期的作品居多，正是这一变化在诗歌描写中的反映。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7ZFS001）阶段性成果。
[2] 《全唐诗》卷37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174页。
[3] 王建著：《王建诗集校注》卷5，王宗堂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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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禹锡著：《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5，瞿蜕园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7页。
[6] 陆龟蒙著，何锡光校注：《陆龟蒙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567页。
[7] 《全唐诗》卷61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081页。
[8] 《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71页。
[9]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84页。
[10] 《全唐诗》卷49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592页。
[11] 童养年辑录：《全唐诗续补遗》卷14，《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14页。
[12] 《全唐诗》（卷55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408页。
[13] 张籍著，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卷2），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7页。
[14] 《王建诗集校注》卷5，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
[15] 《王建诗集校注》卷5，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
[16] 《全唐诗》卷197，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20页。
[17] 韦应物著，陶敏、王友胜校注：《韦应物集校注》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18] 《全唐诗》卷492，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575页。
[19] 《全唐诗》卷608，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020页。
[20] 《旧唐书》卷197，中华书局1960年版，《南蛮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70页。
[21] 刘肃：《大唐新语》卷8，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6页。
[22] 周勋初等主编：《全唐五代诗》卷129，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15页。
[23] 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20，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18页。
[24] 《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4页。
[25] 《全唐诗》卷243，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31页。
[26] 杜牧：《樊川文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9页。
[27] 《全唐诗》卷570，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616页。
[28] 《杜诗详注》卷20，第1809页。
[29] 《杜诗详注》卷16，第1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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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许慎：《说文解字》（九），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98页。
[32]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66页。
[33] 封演撰：《封氏闻见记校注》卷7，赵贞信校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0页。
[34] 《全唐诗》卷243，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31页。
[35] 《张籍集系年校注》卷2，第145页。
[36] 《元稹集》卷24，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3页。
[37] 《白居易集》卷3，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9页。
[38]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53—3254页。
[39]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8页。
[40] 桓宽撰：《盐铁论校注》卷7《崇礼》，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38页。
[41] 《全唐诗》卷492，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577页。
[42] 《全唐诗》卷49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592页。
[43] 《全唐诗》卷25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858页。
[44] 《全唐五代诗》卷195，第4093页。
[45] 《元稹集》卷24，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3页。
[46] 《白居易集》卷3，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9页。
[47] 《杜诗详注》卷16，第1368页。
[48] 《全唐诗》卷63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292页。
[49] 《白居易集》卷1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3页。
[50] 《全唐诗》卷99，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72页。
[51] 刘长卿撰：《刘长卿集编年笺注》，储仲君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25页。
[52] 《王建诗集校注》卷5，第280页。
[53] 《元稹集》卷17，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2页。
[54] 《全唐诗》卷61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082页。
[55] 康骈：《剧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4页。
[56] 《全唐诗》卷886，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019页。
[57] 《全唐五代诗》卷107，第2193页。
[58] 《杜诗详注》卷10，第854页。
[59] 戴叔伦著：《戴叔伦诗集校注》卷3，蒋寅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页。
[60] 《全唐诗》卷307，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85页。
[61] 《全唐诗》卷492，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574页。
[62] 《全唐五代诗》卷193，第4060页。
[63] 《全唐诗》卷27，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82页。
[64] 《全唐诗》卷717，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242页。
[65] 《全唐诗》卷708，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141页。
[66] 《全唐诗》卷65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522页。
[67] 《张籍集系年校注》卷4，第583页。
[68] 《全唐诗》卷51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66页。
[69] 《全唐诗》卷590，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849页。
[70] 《全唐诗》卷640，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342页。
[71] 《全唐诗》卷650，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467页。
[72] 《全唐诗》卷653，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504页。
[73] 《全唐诗》卷69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987页。
[74] 《全唐诗》卷709，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165页。
[75] 《全唐诗》卷746，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492页。
[76] 李益著：《李益诗注》，范之麟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77] 杜牧：《樊川文集》卷2，第29页。
[78] 李商隐撰：《玉溪生诗集笺注》卷1，冯浩笺注，第49页。
[79] 《全唐诗》卷56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520页。
[80] 《全唐诗》卷73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393页。
[81]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4，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页。
[82] 《全唐诗》卷526，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020页。
[83] 《全唐诗》卷55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414页。
[84] 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卷36，《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247页。
[85] 《全唐诗》卷83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373页。
[86] 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页。
[87] 周去非著：《岭外代答校注》卷7，杨武泉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66页。
[88] 《岛夷志略校释》，第44—45页。
[89] 《王建诗集校注》卷5，第280页。
[90] 《全唐诗》卷469，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335页。
[91] 《戴叔伦诗集校注》卷4，第256页。
[92] 李贺著：《李贺诗集》外集，叶葱奇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37页。
[93] 《李贺诗集》外集，第342页。
[94] 《全唐诗》卷56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519页。
[95] 《全唐诗》卷56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520页。
[96] 《全唐诗》卷58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770页。
[97] 《全唐诗》卷68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870页。
[98] 《全唐诗》卷706，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132页。
[99] 《全唐诗》卷89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059页。
[100] 《酉阳杂俎》卷18《木篇》，第177页。
[101] 兰日勇、覃义生：《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考古》1982年第4期。
[102] 刘永新主编：《国家药典中药实用手册》，中医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页。
[103] 《李白集校注》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
[104] 《旧唐书》卷17《敬宗纪》，第512页。
[105] 《李贺诗集》外集，第332—333页。
[106] 《刘禹锡集》卷26，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6页。
[107] 《全唐诗》卷767，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711页。
[108] 《全唐诗》卷89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065页。
[109] 《全唐诗》卷290，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300页。
[110] 《王建诗集校注》卷10，第625页。
[111] 《李白集校注》卷4，第287页。
[112] 《全唐诗》卷30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70页。
[113] 《全唐诗》卷726，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324页。
[114] 《李贺诗集》卷1，第22页。
[115] 《全唐诗》卷494，第5585页。
[116] 罗隐《甲乙集》，《罗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页。
[117] 《全唐诗》卷73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363页。
[118] 《全唐五代诗》卷45，第896页。
[119] 《全唐诗》卷243，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31页。
[120] 《元稹集》外集卷7，第686—687页。
[121] 《玉溪生诗集笺注》卷3，第681页。
[122] 《全唐诗》卷73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369页。
[123] 《全唐诗》卷89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070页。
[124] 《全唐诗》卷63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237页。
[125] 《全唐诗》卷73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394页。
[126] 《全唐诗》卷748，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526页。
[127] 《全唐诗》卷767，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711页。
[128] （五代南唐）李璟、李煜：《李璟李煜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
[129] 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中），广陵书局2003年版，第5页。
[130] 雷云飞等：《佛教圣树诃子及其开发利用展望》，《广东林业科技》2010年第4期。
[131] 《全唐诗》卷20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40页。
[132] （明）胡震亨：《唐音癸籖》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
[133] 《杜诗详注》卷11，第928页。
[134] 《全唐诗》卷49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598页。
[135] 《全唐诗》卷61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080页。
[136] 《全唐诗》卷793，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929页。
[137] 《全唐诗》卷880，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959页。
[138] 《张籍集系年校注》卷5，第621页。
[139] 《全唐诗》（卷640），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343页。
[140] 《白居易集》卷13，第245—246页。
[141] 《全唐诗》卷68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870页。
[142] 《全唐诗》卷49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561页。
[143] 《全唐诗》卷530，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062页。
[144] 《全唐诗》卷61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082页。
[145] 《全唐诗》卷89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066—10067页。
[146] 《全唐诗》卷612，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059页。
[147] 《全唐诗》卷622，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160页。
[148] 《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7页。
[149]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77《四夷·南蛮》，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80页。
[150] 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6页。
[151] 《全唐诗》卷2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5页。
[152] 《全唐诗》卷70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061页。
[153] 《元稹集》卷23，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8页。
[154] 《元稹集》卷17，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