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原因与意义

士族是中古时期重要的社会群体，其对中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士族的形成和发展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因素乃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端。[1]对此，一些学者曾予以阐述。陈寅恪先生曾言，“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2]钱穆先生也指出：“由于东汉之累世经学，累世公卿，而有此下士族门第之兴起。”“一家门第之所以可贵，正在此一家门第中人物之可贵，此实与现代人专意在权位财富上衡量当时门第之想法大相径庭。”[3]王伊同先生也认为：“是五朝名家，靡不有家教，所以立身处世，有以见异。”[4]陈寅恪先生等的表述虽有所不同，但均肯定了信念、教养、风俗等文化因素对士族发展的深远影响，明确指出了文化价值与士族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

魏晋以降，由于九品中正制、占田制、八议入律等制度的实施，士族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力更为引人关注。但即便如此，文化因素在士族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士族文化的关注也应当成为审视这一时期士族现象的重要视角。对此，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就曾说：“六朝贵族的精神世界，作为他们自身生活的课题，也感觉到似乎以深奥的影像在其内心里存在着。如果强烈认定六朝贵族的自立性，而且在其与民众之间形成的道德共同体中寻找基础的话，则似有必要深入到这样的内心世界。”[5]即强调了从文化角度研究魏晋南北朝士族现象的必要性。

山东士族是士族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永嘉以来，晋室分崩，中原丧乱，士族发展也出现了地域差别。留居北方的山东士族经过长期发展，在北方地区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其社会特征、文化面貌既有士族之共性，又有自身独特之处。而隋唐之际，对于山东士族而言，又是其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可以说是新的起点。

隋唐之际，随着九品中正制废止、科举制推行等一系列制度变革的实施，士族的政治优势大为缩减，经济利益亦受到一定影响。《通典》卷十七《选举五》即称：“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士不饰行，人弱而愚。”[6]此外，隋及唐初的关陇本位政策、隋代对士族的迁徙、唐初重订《氏族志》等举措对山东士族的抑制作用也较为明显。不仅如此，隋代以来，在多元思潮与学术国家化共存的文化环境下，加之南北文化交流的进行，新的文化环境逐渐生成。山东士族在文化方面也受到一定的冲击，他们以往建立在乡土与家族基础上的学术优势地位受到了极大削弱，传统的文化模式亦受到了相当威胁。由此可见，隋唐以降，对山东士族而言，用于保障其特权地位的制度性的安排大多已不复存在，同时其文化的优势地位亦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即使在此背景之下，唐代士族，特别是山东士族仍然保持了强烈的文化自我认同和社会影响力，甚至到了中晚唐，这种影响依然明显。“始以衣冠礼乐，行于山东。”[7]“余山东之风，以礼乐自守。”[8]这样的记载颇能代表山东士族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恪守与自信。《新唐书》卷一七二《杜兼传》曾载：“开成初，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9]赵翼就此评论道：“可见唐中叶以后，民间犹仍此风。”又言：“崔氏自后魏、隋、唐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至其子孙犹以门望自高。”[10]对此，岑仲勉先生也言唐代山东士族“不是政治性的产物。其所以得到一般仰慕，要点在于能保持‘礼教’”[11]，可谓一语中的。可见，文化的独特性已经成为唐代山东士族维系其自身存在和社会声望的重要途径，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即始于隋唐之际的变革时期。以此观之，对隋唐之际山东士族文化面貌的探讨对于理解隋唐时期山东士族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历年来，关于士族文化的研究著述不断涌现，不少成果颇具学术意义。但概览诸家成果，对士族文化研究较为深入者，多集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学界涉及唐代山东士族文化之研究，则多从治政治史和社会史角度入手，虽间或旁及于此，但多非侧重所在。其间虽有以文学史等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但仍缺乏以山东士族整体文化风貌为研究主旨者；特别是对于隋唐之际这一变革期山东士族的文化状况，则更是缺乏专论。有鉴于此，本书即选择隋唐之际山东士族文化演变作为研究主题，希望能够阐释如下问题：

（1）隋唐之际，在社会剧烈变动的背景之下，山东士族的文化保持状况；

（2）这一时期山东士族的文化变迁与文化适应间的关系与影响。

本书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通过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唐代的文化结构与社会价值体系的特征。隋唐之际，社会经历剧烈变革，山东士族的文化传统也随之多有变迁，与其他文化体系相比，亦非强势所在。但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群体，山东士族文化的核心价值犹存。唐代社会虽处于相对多元的文化环境之中，但山东士族以家学门风为核心的礼法文化仍旧受到推崇，并依然被社会视作重要的价值评判尺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通过对隋唐之际的山东士族文化进行研究，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唐代的文化结构和社会价值标准。

其次，隋唐之际的山东士族文化体系提供了一个经过文化接触、文化适应而最终保持自身独特性的范本。通过对此的研究，可以深化对士族文化功能的认识。东汉以来，山东士族的文化传统一直是建立在血缘与地域基础之上的，并以此形成了“通经义、励名行以致从政”[12]的政治文化模式。在隋唐之际社会变局的影响之下，山东士族学术传统虽多因入仕等因素而逐渐有所变化，但族姓、郡望、家风等基于血缘基础上的社会文化意识对其群体成员仍具有强烈的规范、凝聚、调控等作用，并促使其多数成员仍保有强烈的文化自觉。以此来看，隋唐之际变局的冲击，虽使山东士族的文化面貌经历了局部的更新，但其对成员在价值、规范、结构等方面的整合功能，并未因此而丧失。更为重要的是，隋唐以来，随着士族特权地位的逐渐没落，在缺乏政治、经济地位的支持之下，文化因素对山东士族这一群体的维系作用也值得我们对其作出新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