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贫困及脆弱性概述
本节将从贫困的概念入手，剖析贫困的界定方法及多维贫困的内涵，比较分析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接着进一步介绍贫困脆弱性的概念、特征；然后对贫困脆弱性的测量方法及其与风险暴露的关系进行梳理，以全方位了解贫困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基础。
一 贫困的概述
（一）贫困概念的演进与多维视角
贫困的界定最初只涉及经济层面，1901年英国经济学家西博姆（Seebohm Rowntree）在其著作《贫困：城镇生活研究》[3]中提出：倘若一个家庭的总收入无法维持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则代表这个家庭已处于贫困状态。1958年，加尔布雷斯（Galbraith）[4]提出个人贫困的判断标准除了其拥有的财富，还需考虑社会中其他人的收入。1981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5]中指出：处于贫困状态的是这样一些人、家庭或群体，他们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而难以获取其所在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及参加特定活动的机会。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首次提出了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识别的概念[6]，他认为，人类的贫困和发展问题应从人的“可行能力”角度进行考量，收入的贫困只是贫困的表现之一，而贫困的根源是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因此贫困还包括一些客观指标方面的贫困，例如公平地获得教育、健康、饮用水、住房、卫生设施等，以及在享有社会基本福利主观感受上的贫困。阿马蒂亚·森还将这种能力归结为“追求自己认为的有价值的生活”的实施自由。
贫困的维度主要包括收入贫困、消费贫困、教育贫困、健康贫困、精神贫困等。收入贫困是指总收入不能满足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所需的食品、住房、衣着和其他必需项目的最低要求，是我们理解的最传统和最普遍意义上的贫困概念。对于收入低下的人群，其在接受良好教育、享受医疗服务和改善生活环境等方面的能力更为缺乏，可能进一步陷入多维贫困。反之，未受过良好教育、健康状态较差的人群往往也不能赚取较高的收入。
在阿马蒂亚·森之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7]（Angus Stewart Deaton）又将贫困研究视角拓展到消费层面，也打破了以往仅从收入维度考量贫困的传统思维。他认为消费水平长期低于社会贫困标准的窘迫生活状态即消费贫困，具有两方面的表现——消费的数量和消费的质量。[8]就消费的数量而言，贫困与人们能否获取足够的实物紧密相关；就消费质量而言，它还涉及居民消费的食物营养是否充分、消费结构是否合理、消费倾向是否发生变化、消费偏好是否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等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将社会排斥的概念引入贫困，他们认为即使一个人拥有殷实的财力，但如果他被主流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所排斥，也依然是贫穷的。贺坤等在对我国农民工的研究中总结，农民工群体的贫困根源在于其非市民化身份导致的能力剥夺下的多维贫困，而不单是收入贫困的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单纯的收入增长在帮助农民工摆脱贫困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9]
由此可见，贫困的概念从狭义的物质贫困演变到包括健康、教育等在内的“精神贫困”。与之对应，学界对贫困的探讨也从单一的经济贫困向多维的权利贫困、社会排斥和可行能力等向度发展，表明人类社会在福利、平等和人权方面的追求呈现出一个不断深化的变化过程。[10]收入贫困在于考量是否拥有足够收入来购买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其更关注“投入”）；而多维贫困是指人们是否具备了实现基本可行能力所需的物品和服务（其聚焦于“结果”）。[11]
考虑到现实生活中消费贫困的识别和度量的取值较为困难，世界银行采用单一的“每天消费1.9美元”作为衡量国际贫困的现行标准。目前，测度多维贫困的最主要方法为阿尔基尔（Alkire）和福斯特（Foster）提出的A-F方法，此种方法在利用“双界线”法识别贫困后，对其测度进行分解，再比较各个维度的重要性以及对贫困的影响。[12]基于A-F方法，能力贫困度量指标（用于衡量能力被剥夺的程度）由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6年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到1997年，人类贫困指数得以提出，该指数由寿命剥夺、知识剥夺和生活水平剥夺三部分指标组成。[13]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2013》中，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MPI）又被作为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指标之一。
（二）贫困线与相对贫困
综上所述，虽然本质上贫困不仅包括贫困者的个体因素，还包括个人无力改变的社会因素、政府决策因素等，但是由于非经济因素的主观性和难以测度等特征，使得各国对贫困的界定仍然主要借助于经济因素。作为贫困理论扩展的三大重要方面——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及权利贫困相互联系、密不可分。收入贫困是基础，因为收入低下导致消费不足，用于能力培育的支出低于正常水平，造成能力缺失，形成能力贫困；同时，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导致社会生活参与不足，基本权利缺乏有效保障，造成权利贫困；权利贫困又使得发展途径不足，引致收入低下以及能力缺失[14]，即形成了一个贫困陷阱。
作为对贫困最直观也是最广泛应用的定义，收入贫困的度量研究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15]对于收入贫困的衡量首先要基于一定的贫困线。所谓贫困线，即是在特定时间、空间、社会发展水平下，维持人的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耗的一揽子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支出，它是一个用于识别家庭贫困与否的关键量化标准。[16]2015年世界银行将贫困线上调至人均每天生活支出1.9美元，各个国家结合本国国情对此标准进行适当调整，用于衡量本国的贫困人口。2011年底，我国政府将国家扶贫标准线设置为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年。[17]
然而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即便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世界银行确定的贫困线，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消除了贫困。在发达国家，需要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很少，大约只占到总人口的1%—2%，而且这些人大多是身体有缺陷的，帮助他们的代价不会太高。然而占总人口5%—20%的边缘人群是贫困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人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但他们在拥有许多商品和服务方面被边缘化，他们大多是失业者或特殊群体，如单亲家庭中的妇女和儿童等。对这部分边缘群体的帮助，是反贫困工作的主要方面。这部分群体往往因大重病、子女上学、突发事件等原因造成家庭刚性支出过大，远超过家庭的承受范畴，这些因实际生活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困难群体被称为支出型贫困。支出型贫困家庭造成家庭刚性支出过高，跨出家庭的负荷边界，卷入“消费大于收入”的苦境。由此可见，收入型贫困的内核是低收入，难以保障基本生存需求；支出型贫困的要点是高支出，因不可避免的大额刚性支出，导致收不抵支。在这些地区，通常还会依据比例法来识别相对贫困人群，将一定比例（通常为5%或10%）的最低收入家庭确定为贫困家庭，其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限即为该地区的相对贫困线。
在特定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当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或其他合法收入不能满足其最基本生存需要时，就会出现生活温饱问题，难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即为绝对贫困。[18]而相对贫困则是对特定参照群体而言的，即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或不同阶层成员之间由于主观认定的可维持生存水准的差别而产生的贫困。绝对贫困可以消除，但是相对贫困只能减缓却无法消灭，这是因为绝对贫困主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而相对贫困则与收入分配有关。[19]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在我国，贫困的主要问题已经由消除绝对贫困发展到应对相对贫困。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的变迁，相对贫困的概念不断变动，且相对贫困人群的收入水平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改变，决定了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是一个变量，而非常量。[20]相对贫困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国民收入的分配不均，但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对贫困的认知、测度和治理必须要超越传统的收入维度，而且要将消费、教育、健康、精神、社会保障、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机会等多个维度纳入进来，只有从上述不同维度来测度和理解贫困，才能更全面地衡量贫困，进而更合理地制定减贫政策。
二 贫困脆弱性的概念与特征
（一）贫困脆弱性的概念
脆弱性的概念源起于自然灾害研究领域，最初由蒂默曼（Timmerman）于1981年提出[21]，之后逐渐扩展至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变化、健康与贫困等诸多研究领域，并进一步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22]脆弱性的概念在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在不同学科中的具体含义也存在差别，不同研究者根据自己对脆弱性含义的理解可能会给出不同定义。
里尔登（Reardon）等人认为脆弱性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资产减少到某一基准以下的可能性，于是提出采取事前和事后分配资产的方式以降低脆弱性。[23]格莱维（Glewwe）和霍尔（Hall）将脆弱性看作外界风险冲击（主要强调来自外界宏观经济的冲击）引致的一系列后果[24]，并基于此把脆弱性分为因政策变动引起的脆弱性和因市场变动引起的脆弱性两种。康杜尔（Condouel）和亨切尔（Hentschel）则提出贫困脆弱性是指可能会影响家庭收入、消费的各种风险对家庭福利的冲击。[25]阿尔旺（Alwang）、西格尔（Siegel）和乔根森（Jorgensen）[26]认为脆弱性是由于未来风险冲击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是对未来福利水平损失的预测；脆弱性是具有时间维度的变量，因此测量脆弱性应确定具体的时间；家庭可能遇到的风险冲击和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构成了这个家庭的脆弱性，陷入贫困的家庭因为福利水平低和抗风险能力差而脆弱。乔杜里（Chaudhuri）和沙巴（Shabham）等将一个家庭在时间T的脆弱性定义为这个家庭在时间T+1将会陷入贫困的可能性。[27]
世界银行发布的2000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与贫苦作斗争》[28]正式界定了“贫困脆弱性”的概念，认为脆弱性指个人或家庭面临各种风险冲击的概率，以及由于遭受风险冲击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水平之下的概率，并利用此概念来反映对风险冲击的复原性的测度（风险冲击造成未来福利下降的可能性）。此后关于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基本沿用这一定义或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进行发展、演进。如库尔（Kuhl，2003）将贫困脆弱性定义为“家庭遭受一个重大冲击并导致福利降到一个最低水平的倾向”[29]。
而从上述世界银行对脆弱性的定义可以看到，脆弱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受到的冲击，二是抵御冲击的能力，脆弱性便是两者较量的结果。一般地，若受到的冲击相同，则抵御能力强的脆弱性就低；若抵御冲击的能力相同，则受到的冲击越大脆弱性就越高。对贫困脆弱性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还能够控制风险冲击发生的可能性，减少家庭福利的损失。
（二）贫困脆弱性特征
1.前瞻性特征
脆弱性通常被视作一个前瞻性的概念，它以各种冲击对个人或家庭过去造成的福利损失为依据，结合各种冲击未来发生的可能性和个人或家庭的应对能力，综合判断个人或家庭未来的福利水平变化趋势，这也就意味着除体现当下的贫困现实以外，脆弱性更重要的功能是预测个人或家户面对未来各种不确定性时陷入贫困的概率。[30]因此，作为一个前瞻性的指标，脆弱性的目的即在贫困发生之前就发现潜在的贫困。[31]
2.动态性特征
脆弱性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收入贫困指标只能从静态的角度衡量贫困状态，即某一时刻个人或家庭是否处在贫困状态当中，而无法预测个人或家庭未来贫困发生的可能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或家庭福利很容易受到各种风险的冲击，例如伤病、家庭变故、自然灾害等，使得遭受风险冲击的个人或家庭易于陷入或者再次陷入贫困的深渊。另外需要指出，虽然较高的脆弱性总是出现在贫困的家庭中，但是脆弱性较高的家庭不一定就必然陷入贫困，如果其抵御冲击的能力能够得以改善，则其由贫困脆弱性变为实质性贫困的路径就有可能被阻断，从而遏制贫困的发生。
3.相对性特征
脆弱性的相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时间维度的相对性，即测算脆弱性一定要确定具体的时间维度，选择的时间维度不同，测得的脆弱性也不同。比如，一个家庭预计在一年之内不会陷入贫困，但如果定为未来三年，结果是有可能陷入贫困的。二是程度的相对性，即脆弱性的大小是一个相对概念，与不同对象相比得到的脆弱程度并不相同。因此，通常在对脆弱性进行测度时，还要制定一个脆弱线，这样才可以将结果划分为脆弱与不脆弱。
此外，研究发现，随着多维贫困的变化，多维贫困脆弱性也会发生变动。[32]具体体现在家庭户主年龄越大，家庭多维贫困脆弱性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高，家庭多维贫困脆弱性越低；家庭多维贫困脆弱性随家户人数的增加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规律。
基于贫困脆弱性的上述特征，贫困和贫困脆弱性是既有一定关联而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贫困是能够直接观察得到的，只要有一个确定的贫困线，就能判断一个家庭是否贫困。但是脆弱性是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与未来的风险冲击有关，是不能直接观察得到的，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来预测。因此，关注贫困的脆弱性强调了对贫困的事先预防，就如同在卫生领域，既要对那些已经患有疾病的患者采取治疗措施，又要对那些具有患病风险的人群采取预防性措施。
三 贫困脆弱性的测量与风险暴露
（一）贫困脆弱性的测量
贫困脆弱性测量方法之一是在对不同时期的家庭消费或者收入水平进行测算，进而得到家庭未来消费或者收入在某个区间分布概率的界定之后，用可观测到的变量和冲击因素对收入进行回归从而得到未来收入的表达式，并假设收入的对数服从正态分布，由此得到未来收入低于贫困线的概率。这种测算方法被称为预期贫困脆弱性，它是综合了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特征后对未来贫困可能性的预测。但这种测算方法最终只能判断家户存在贫困脆弱性与否，而不能测得家户脆弱致贫的深度。[33]
因此，科迪（Coady）基于上述测算方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将贫困脆弱性定义为不同状态下损失程度的期望值[34]，提出了期望效用脆弱性。测算期望效用脆弱性需要首先给定某一均衡消费（一般指贫困线）的期望效用水平，再将某个人或家庭的期望效用水平与之对比，若大于均衡消费的期望效用水平，则该个人或者家庭不脆弱，反之则脆弱。[35]此种方法可以进行不同贫困脆弱性家庭之间脆弱程度的度量和比较，有助于找出脆弱致贫深度更高的家庭，从而将扶贫政策精准定位于需求最为迫切的人群，提高扶贫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施效果。
德尔康（Dercon）又提出了脆弱性测量的第三种方法——风险暴露脆弱性，其基本逻辑是当面临风险时家庭如何选择消费使得其效用最大化。[36]此方法是利用已经发生的风险冲击结果来研究脆弱性[37]，即在风险冲击引致家庭福利损失时，若家庭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则其当前的消费水平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换言之，这种消费水平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家庭暴露在不确定性风险之下的后果，可用于反映脆弱性。因此，风险暴露脆弱性并未对脆弱性进行直接度量，而是通过消费水平对于风险冲击下的收入变动水平的敏感程度来反映脆弱性的程度——风险对福利造成的冲击越大，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弱，其脆弱性就越大。其中，以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来衡量贫困脆弱性（预期贫困脆弱性），因其对数据的要求相对较低，是现在最主流的脆弱性测量方式。麦卡克洛（McCullouch），和卡兰德里诺（Calandrino）认为，利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衡量贫困脆弱性既有利于提高贫困研究的精确性，又将风险和家庭风险承受能力结合了起来。[38]此外，克拉森（Klasen）和魏贝尔（Waibel）等人提出，测算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需要设定一个临界值[39]，设定的依据应参考家庭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个体资源以及当地的微观经济环境等因素。
在通常情况下，脆弱值的测量取决于四个因素，包括贫困线的设定、永久性收入估计方法、期限的选择以及脆弱线的设定。不同的贫困线设定会导致不同的脆弱性结果，如以国际贫困线1美元、2美元为贫困线来测算的脆弱值往往会不同。未来永久性收入估计法的不同也会引起估计值的较大差异，如以家庭各年度的消费值测算的脆弱性和以各年度收入均值测算的脆弱性会有较大不同；特别是对于具有高储蓄、低消费特征的农村家庭，采用不同永久性收入估计方法测得的脆弱值结果往往会存在较大差异。在期限的选择方面，原则上是时间越长越好，不同期限选择会直接影响到估计参数。此外，不同脆弱线设定下的脆弱值也会有较大不同，在国内外研究中常用的脆弱线为50%（未来发生贫困的概率如果高于50%就被定义为脆弱的），但也有研究以贫困家庭数占家庭总数的比例作为脆弱线划定标准。
基于上述贫困脆弱性测量方法，万广华利用1995—2005年中国农户的面板数据，对各种贫困脆弱性测度方法的准确性进行了比较分析[40]，并提出贫困脆弱性预测的精准度取决于贫困线、脆弱线和家庭未来收入均值计算方法。黎洁以陕西省山区农户为对象，分析其贫困脆弱性，并利用分层模型对预期贫困脆弱性的测量方法加以完善和改进。[41]李小云则结合我国实际，探索出一套适合测量我国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指标方法。[42]周君璧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的预期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并将测量结果与家庭主要支出项进行关联分析后得出结论：未来一年内中国农村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仍然较高，且三类家庭最容易脆弱，即食品支出比例高于50%、医疗支出比例超过10%以及子女教育支出比例为10%—30%的家庭。[43]
（二）脆弱性风险及类型
旨在减少贫困脆弱性和阻止贫困转移的预防性反贫困措施不能局限于贫困和脆弱性的直接表现，还应更多关注贫困和脆弱性的多种潜在原因，只有如此才能对症下药。换言之，研究贫困脆弱性还需要重点研究家庭面临的各种风险。风险就是指那些有可能发生的、会影响家庭福利的不可控制的事件，比如失业风险、健康风险、自然灾害，以及人们经常遇到而又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健康风险等。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群面对的风险特征和级别、风险管理机制的范围、所处的环境等对贫困脆弱性的程度起到决定性作用。世界粮食计划署1995年制定的贫困人口脆弱性分析框架提出了贫困脆弱性的三个主要影响因素——风险因素（与脆弱性呈正相关）、抵御风险的能力（与脆弱性呈负相关）、社会服务体系（指某一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与脆弱性呈负相关）。[44]霍尔茨曼（Holzmann）等人认为贫困脆弱性构成了社会风险最重要的部分。[45]在斯卡拉莫齐诺（Scaramozzino）等人看来，贫困脆弱性的本质是一种风险[46]，且贫困家庭和非贫困家庭在这种风险上存在差异，非贫困家庭面临的风险是将来降到贫困线标准以下，而当前已经贫困的家庭面临的风险是维持当前贫困或陷入更深的贫困。林德特（Lindert）等认为贫困脆弱性与风险紧密相连，同时提出致贫风险因素既包括自然灾害、社会制度和福利政策等外部风险因素，还包括个人健康与教育以及家庭因素。[47]此外，黄承伟的研究也表明贫困脆弱性是由风险造成的，贫困脆弱性的大小受风险以及个体或家庭抵御风险能力的共同影响；而由于穷人抵御风险能力较弱，遭受风险冲击后其维持贫困或陷入贫困的概率将更高。[48]哈特根（Harttgen）和吉恩（Gunther）研究表明[49]，协同性风险冲击对农村家庭的贫困具有重要影响，而特殊性冲击对农户家庭的脆弱性有相对较高的影响。
世界银行按照风险发生的层面将其概括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50]其中微观风险通常指特有的、仅对特定的家庭或个人产生影响；中观风险则作用于整个社区或村庄；宏观风险则指国家或国际层面。中观和宏观层面的风险是共有的，将对某个群体的所有家庭及个人产生影响（见表1-1）。
表1-1 风险的主要来源
续表
由于家庭面临的风险冲击可能会对家庭的收入产生影响，家庭的消费也会随之下降，即贫困脆弱性的存在会引起消费水平的波动。则此时可以用预期消费与确定性的贫困线之间的差额来代表贫困脆弱性的值，于是其效用函数被划分为贫困与风险两个部分，分别称为协同性风险和异质性风险。[51]此外，也有学者利用家庭确定性等值效用与预期家庭消费之间的差额进行脆弱性界定，并提出贫困、协同性风险、异质性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共同组成了家庭的脆弱性。[52]为减小家庭脆弱性，降低不确定性风险是更易付诸实施的，但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减少不确定性的努力有时可能对经济潜力产生负效果，例如，家庭可能会为了规避风险而放弃收益更大的生产活动。温伯格（Weinberge）等人则在区分风险的协变和异质特性的同时，将风险划分为四类——生产风险、健康风险、社会风险和制度风险。[53]德尔康（Dercon）结合农户的各类资源、收入、消费以及制度安排，探索出一个风险识别与评估的框架，其将农户的风险分解为资产风险、收入风险和福利风险三类（见表1-2）。
表1-2 农户风险识别与评估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