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五四的爆发改变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性质乃至规模,局限于精英知识阶层的文化讨论一变为社会各阶层踊跃参与的爱国运动,所有人都要面对巨大的冲击,“新青年”更由此被大量“制造”出来。本文讨论的郑振铎即是其中一例,用其诗来形容即是“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56]
“五四”青年是代际群体,每一位个体都有自己独有的出场方式。郑振铎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接受与宣传的社会服务思想,顺应了五四以后“自下而上”的趋势,使后起者的他能进入场域占据位置。不过从各种际遇可知,他并没有预流五四主潮。直到遭遇现实阻力和面对心性喜好,郑振铎放弃该思想,选择文化启蒙道路,从事“相习的工作”后,他才真正融入新文化核心圈,而身份更由追随者逐步蜕变为领导者。需要补充的是,社会学的知识并未被郑振铎抛弃,而是作为他日后系统表述的文学观底色之一,潜在地发挥着作用[57]。
1921年后,以北京高校为中心,以学生运动为展开形式的新文化,逐步被以上海民营书店为依托,以文化出版为目标的高度商业化的市场行为所取代。而“新青年”也陆续从各大学毕业,开始求职谋生,他们纷纷选择进入出版行业,继续文化启蒙。同年初南下的郑振铎,抵沪不久转职商务印书馆,在这家全国最大的出版平台,引领与规范着后五四时代“文学青年”的登台亮相。
——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
[1]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第1卷第1号。
[2] 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1916年9月1日第2卷第1号。
[3] 《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1919年1月1日第1卷第1号。
[4] 郑振铎:《导言》,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7页。
[5] 学者姜涛《“五四”新文化运动“修正”中的“志业”态度——对文学研究会“前史”的再考察》(《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和《“社会改造”与“五四”新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视域》(《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两文对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动态关系有相当精彩的深入讨论,内容有涉及郑振铎部分。不过姜涛对步济时基督教色彩社会学的特点及其给予早期郑振铎的影响缺乏足够关注,导致对郑振铎在社会改造与文化启蒙主义之间的选择历程缺少梳理。此外,马娇娇《走向“运动”的“新文化人”——1919年前后的郑振铎》(《文艺争鸣》2017年第7期)将回乡后的“郑振铎已经在实践中切实完成了自身对‘五四’经验的‘习得’”作为立论起点,失之过早,而随后的论述亦重复了姜涛文章存在的缺憾。
[6] 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册),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第6—13页。
[7] 郑振铎撰,吴晓玲整理:《西谛书跋》,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8] 郑振铎:《导言》,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2页。
[9] 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册),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10] [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11] 郑振铎:《前事不忘——记五四运动》,《中学生》1946年第175期。
[12]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郑振铎全集》第2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30页。
[13] 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1919年11月21日第3号。
[14] 郑振铎:《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郑振铎全集》第2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80页。
[15] 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郑振铎全集》第2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25页。
[16] 国内没有关于步济时的专著,仅有不多的几篇文章。请参见傅愫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社会》1982年第4期;赵晓阳《步济时及其〈北京的行会〉研究——美国早期汉学的转型》,(中国台湾)《汉学研究通讯》2004年第2期;赵超《步济时:西方社会工作的“传教士”——纪念步济时诞辰130周年》,《中国社会工作》2013年第25期;彭秀良《步济时:将社会工作引入中国第一人》,《中国社会工作》2017年第19期。
[17] J.S.Burgess,Peking as a Field for Social Service,转引自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1906—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18] 左芙蓉:《一位外国社会学家眼中的民国初期北京社会服务》,《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19] American YMCA National Archives,International Division,China,Annual and Quarterly Reports,Report of J.S.Burgess,1911,p.169. 转引自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1906—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20] 关于北京社会实进会的研究,请参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百年发展史》,内部印行,2009年;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1906—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21] 济(耿济之):《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续前),《新社会》1919年11月11日第2号。
[22] 《社会实进会现在的职员与各部工作的现状》,《新社会》1919年12月21日第6号。
[23] 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郑振铎全集》第2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26页。
[24] 左芙蓉:《一位外国社会学家眼中的民国初期北京社会服务》,《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25] 参见《郑振铎全集》第3卷所收其所著早期杂文。
[26] 郑振铎:《发刊词》,《新社会》1919年11月1日第1号。
[27] 郑振铎:《现代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1920年2月11日第11号。
[28] 郑振铎:《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1920年1月21日第9号。
[29] 郑振铎:《社会服务》,《新社会》1920年1月1日第7号。
[30] 郑振铎:《社会服务》,《新社会》1920年1月1日第7号。
[31] 郑振铎:《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新社会》1920年2月21日第12号。
[32] 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33]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页。
[34] 陈独秀:《新出版物》,《新青年》1920年1月1日第7卷第2号。陈独秀同日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的《告上海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论述更详。
[35]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1920年5月1日第2卷第4号。
[36] 宗白华:《我对于新杂志界的希望》,《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22日。
[37] 邰爽秋:《敬告现在的新文化运动家》,《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15日。
[38] 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新社会》1920年1月1日第7号。
[39] 《广告价目表》,《新社会》1920年1月11日第8号。
[40] 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册),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41] 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42] 郑振铎:《平凡地毁了一生》,《郑振铎全集》第1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378页。
[43] 郑振铎:《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1920年1月21日第9号。
[44] 郑振铎:《我对于编译丛书底几个意见》,《晨报》1920年7月6日。
[45]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郑振铎全集》第2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33页。
[46] 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册),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3页。
[47] 郑振铎:《悼许地山先生》,《文艺复兴》1946年第1卷第6期。
[48] 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序》,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3页。
[49] 郑振铎:《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新学报》1920年6月1日第2号。
[50] 据《周作人日记》(中)(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统计。
[51] 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序》,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2—3页。
[52]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7—1028页。
[53] 郑振铎于文学研究会的创设之功,请参陈福康教授《文学研究会最主要的发起人是谁?》,《中华读书报》2017年11月13日。笔者补充一点的是,郑振铎所拟的《文学研究会简章》,其相关条目明显受北京社会实进会与基督教青年会二组织的机构章程启发。
[54] 参见叶圣陶《略叙文学研究会》,载《文学评论》1959年第2期。郭绍虞《“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点滴回忆——怀念振铎先生》与《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收《照隅室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55] 前者出自郑振铎发表于《新社会》1919年11月1日第1号的诗《我是少年》,后者出自郑振铎发表于《新社会》1919年11月11日第2号的诗《灯光》。
[56] 郑振铎:《追寄秋白、颂华、仲武》,《晨报》1920年10月25日。
[57] 请参季剑青《郑振铎早期的社会观与文学观》,《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