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革命中的外力作用:以鲍罗廷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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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共产国际、俄共(布)对东方革命的重视

后来的事实证明,十月革命影响之下所发生的中东欧革命并没有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取得进一步的胜利。芬兰革命在一百天之后失败了;匈牙利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存在了一百三十三天;斯洛伐克的苏维埃政权执政仅三个星期;巴伐利亚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两个星期后即退出舞台,标志着德国十一月革命结束;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逐渐消沉,革命浪潮回落。列宁预言的由俄国革命开始,德国、法国、英国完成的世界革命的局面并没有如期出现。1919年8月5日,托洛茨基致信列宁,信中说:“总之,欧洲革命看来已经退到幕后,毫无疑问,我们本身也已经从西方退到东方。”[49]12月2日,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第一次承认:“如果是说指望欧洲马上爆发直接起义,那么这种事情确实没有发生。”[50]1920年3月6日举行的莫斯科苏维埃纪念共产国际成立一周年庆祝会上,列宁公开表示:“在革命初期,许多人都存在着希望,以为帝国主义战争一结束,西欧就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革命并没有以这样快的速度获得成功”,“拿过去的一年来看,我们可以说,在工人水平较高、工业较发达、工人人数较多的其他国家中,革命的发展要较为缓慢。革命沿着我们的道路在向前发展,但是要缓慢得多”[51]。在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列宁指出:如果认为“欧洲在短期内会用扎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来援助我们,那简直是疯了,我相信在这个大厅里不会有这样的人。三年来,我们已经逐渐懂得:寄希望于国际革命,并不是指望它在一定期限内爆发”[52]。在西方革命遭到挫折的情景下,目光转向东方是明智的选择。后来就有人评价说:“苏俄因为向西欧发展的失败,不得不转注其全力于东方。”[53]

因此,与共产国际一大相比,共产国际二大有了显著的不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执行委员会也意识到,东方问题在最近必将起重大作用。”[54]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月,列宁为大会起草了主要关注东方国家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后略加修改后由大会通过;成立了有东方国家如中国、朝鲜的代表参加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通过了罗易起草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形成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中已经有了来自中国、朝鲜等东方国家的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还决定召开远东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强调:“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者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55]“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56]

一般认为,1920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二大对殖民地革命重要意义的强调,意味着它注意到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战略地位。前述罗易提交大会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欧洲资本主义获取其基本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倘不掌握广大的殖民市场和进行殖民剥削的广阔场所,它们就维持不了生存。”他还以英国为例予以说明:英国苦于生产过剩已经有一百多年,如果它失去来自殖民地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市场,就维持不了“不断发展的工业”,“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大概早就被本身的重负压垮了”[57]。共产国际二大正式通过的罗易的补充提纲更进一步加强了语气。如罗易提交给大会的补充提纲中的第二条为“欧洲资本主义获取其基本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殖民地和附属国”,在大会正式通过的补充提纲中就变成了“欧洲资本主义主要不是从工业的欧洲各国,而是从自己的殖民地汲取自己的力量”;第三条本是“从殖民地所得到的额外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财力的主要来源,在这个额外来源的源泉枯竭之前,欧洲的工人阶级不太容易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正式通过的补充提纲中则成为:“从殖民地所得到的额外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财力的最主要源泉。欧洲工人阶级只有在这种源泉完全枯竭时,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58]

因此,共产国际二大提出,要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共产国际“应该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应当与目前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压迫各国参加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保持密切的接触”。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共产国际二大将与中国、印度等国家的革命运动建立“相互关系”作为会议“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59]。由此,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指出:“苏俄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除了与革命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除了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它们别无生路。”“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俄建立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60];“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但是不要与之混成一体。”[61]

可以说,支持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是共产国际二大的重要方针之一。也正因此,共产国际指明:“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非真正共产主义的革命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色彩。”[62]中国国民党就是莫斯科眼中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政党。1923年1月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的第一条就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该决议还要求,“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63]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进一步促进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中国、朝鲜、亚美尼亚、波斯、土耳其、印度及其他东方国家的革命政党的代表开过两次会。执行委员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了上述国家的革命运动在思想方面的要求。执行委员会已决定于1920年8月15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市召开近东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如果有可能,也要召开远东各族人民代表大会”[64]。1920年9月1日到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讲话中指出:“共产国际要把讲世界所有语言的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共产国际相信,不仅欧洲的无产阶级将聚集在它的旗帜下,而且我们规模宏大的后备军,我们的步兵,即生活在亚洲,生活在我们的近东和远东地区的亿万农民也将聚集在它的旗帜下。”[65]大会发表了对东方人民的宣言,号召东方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展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大会决定设立“东方民族行动和宣传委员会”,出版《东方民族》杂志。共产国际为这个刊物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这次大会进一步推动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加强了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进一步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