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语

秦家山木椁墓的年代，由于没有发现确切的纪年遗物，只能通过墓葬结构和随葬品的特征进行推断。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岩坑木椁墓，与1975年绍兴上蒋凤凰山南麓清理的土坑木椁墓相同^[5]，属战国时期越地常见的墓葬形制之一。墓内出土的泥质黑衣陶编钟、编磬，与皋埠任家湾茅家山战国木椁墓内发现的同类器无别^[6]；印纹硬陶罐、坛的最大腹径偏上部，小平底，器表装饰繁密工整的“米”字纹，与《论土墩墓分期》文中的第七期（战国早、中期）特征相一致^[7]；原始瓷盅、玉瑗、铜镞等，则见于1997—1998年清理的绍兴凤凰山战国中期木椁墓中^[8]。因此，该墓的时代应定在战国中期前后。

该墓虽历史上曾遭盗掘，但仍出土大量文物，且尤以泥质黑衣陶居多，这表明当时楚文化已经渗透到了越国陶瓷手工业中，查《竹书纪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等历史文献，越国被楚国打败，是在越王无彊二十三年，即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吴故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其历史时段正好处于战国中期。所以，泥质黑衣陶器的大量出现，与楚败越的史实相吻合，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尽管如此，越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并未完全消亡，依然得到继承和发展，墓葬中的印纹硬陶器仍占一定比例便是有力实证。同时，泥质黑衣陶上普遍戳印联珠纹，也是越地的传统装饰手法。

该墓中所出的成组泥质黑衣陶编钟、錞于、编磬等乐器，在国内尚属少见。墓中的泥质黑衣陶鼎、钟、錞于、盉等器物造型，均模仿青铜器，只是由于质地不同，纹饰较为简括而已。其中盉的流与器腹不通；钟、錞于、磬不能作乐器敲击，显然它们都是随葬用的明器。

绍兴曾是越国的都城和於越部落的活动中心。春秋战国时期的越人墓葬几乎遍及大部分半山区镇（街道）的山坡土丘，尤以平水、皋埠、漓渚、兰亭、福全、富盛居多。其中大型长条覆斗状土墩墓（石室土墩墓）主要分布在平水、漓渚、兰亭等地；中型土（岩）坑木椁墓则相对集中于皋埠一带。本次清理的秦家山木椁墓，则是已发现战国中型木椁墓中规模较大的一座，它用材粗硕，做工考究，随葬品种类较为丰富，特别是大量泥质黑衣陶乐器的存在，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应为越国贵族阶层。

（发掘人员：周燕儿、陈关根；绘图：周燕儿、陈关根；摄影：过伟明、任金娜）

【作者单位】周燕儿，男，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研究馆员。

[1] 沈作霖、高军：《绍兴吼山和东堡两座窑址的调查》，《考古》1987年第4期。

[2] 沈作霖、高军：《绍兴吼山和东堡两座窑址的调查》，《考古》1987年第4期。

[3] 周燕儿：《试论越国陶瓷业的大发展》，《南方文物》1995年第1期。

[4] 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绍兴凤凰山战国木椁墓》，《文物》2002年第2期；周燕儿、葛国庆：《绍兴清理战国木椁墓》，《中国文物报》1998年5月17日。

[5] 绍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绍兴凤凰山木椁墓》，《考古》1976年第6期。

[6] 蒋明明：《浙江绍兴皋埠任家湾茅家山战国木椁墓清理简报》，《东方博物》总第14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刘建国：《论土墩墓分期》，《东南文化》1989年第4、5期合刊。

[8] 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绍兴凤凰山战国木椁墓》，《文物》2002年第2期；周燕儿、葛国庆：《绍兴清理战国木椁墓》，《中国文物报》1998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