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瓯贵族墓乐器明器探析

近年来，多处越墓的发掘，给以往关注甚少的越族音乐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现见越墓出土乐器资料有青铜质的，亦有陶瓷质的，以陶瓷质乐器明器为多。越墓中出土有乐器明器的墓主要有浙江长兴鼻子山战国墓、海盐黄家山战国墓、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群等。

浙江长兴鼻子山战国墓出土乐器均放置于墓北侧的一个陪葬坑内，内有原始瓷或硬陶的仿青铜乐器35件，其中原始瓷甬钟7件、镈3件、句鑃8件、钲1件、錞于3件、硬陶磬13件。浙江海盐黄家山战国墓也出土了一批陶、瓷乐器，共34件，器形有甬钟、镈、句鑃、錞于和磬共5种，其中有原始瓷甬钟13件、原始瓷句鑃12件、原始瓷錞于2件、泥质陶镈3件、泥质陶磬4件。^[2]2003—2005 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在无锡鸿山镇发掘了7座战国早期的越国贵族墓，出土了陶瓷音乐文物 400 余件，有甬钟、镈钟、磬、句鑃、錞于、丁宁、缶、铎、悬铃、鼓座十类，是音乐考古的一次空前发现。

将温岭西汉东瓯贵族墓乐器明器与这些战国越墓出土的乐器明器相联系相比对，越族音乐文化的发展状况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揭示，在音乐史的研究和补充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越族音乐文化有古老的传统。据《吕氏春秋·遇合》载：“客有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谬，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南朝梁任昉《述异记》亦云：“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越王勾践时，越国已盛钟鼓之乐，据《越绝书·越绝内传陈成恒》勾践言于子贡：“孤身不安床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好色，耳不听钟鼓者，已三年矣。”《吴越春秋》亦有类似记载：“孤身不安重席，口不尝厚味，目不视美色，耳不听雅音，既已三年矣。”

从文献记载的内容看，越族音乐中既有雅音，亦有野音，既具有浓厚的土著音乐文化特色，但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雅乐渗透到越国上层贵族的生活之中，是可以肯定的事实。这在考古资料中，亦是可以得到印证的。

拿镈来说。镈产生于南方古越地，现知最早的见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中。西周时传入中原后有了编镈的运用，春秋中期后南方也出现了几例编列的镈。鸿山墓镈说明越国也使用编镈作礼乐器，这与中原影响有关。^[3]

镈之名实，自古以来多有不同见解。综合各方观点并结合镈的考古实物标本，可知镈形制上的特点：一是形制较大，二是繁纽直悬，三是于口平齐。形制较大，是指一般而言，即偶也有形制较小者；繁纽直悬，也是指一般而言，即偶也有简纽直悬者；而于口平齐，则为镈最重要的特征，非于口平齐者不可称镈。因年代的不同，镈的形制也有所不同。早期镈形制繁复多变，纹饰精致，所饰兽面纹较为具象，舞上置繁纽多饰；腔体截面更接近于椭圆形或圆角方形，腔体多置有扉棱和中脊，扉棱多饰有虎、鸟纹样。成熟期的镈形制较为单一稳定，设有如甬钟和纽钟的独立的枚、篆、钲区及鼓部，扉棱消退。腔体更接近于合瓦形，铣棱较为清晰，基本呈竖直状，枚多见圆泡状或螺旋形。^[4]

据史书记载，作为乐器的镈最初用途与鼓相同，是用来打击节奏的，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应为单件使用。而当它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使用多件镈，即编镈。正是由于镈的数量的增加，使部分镈的功能发生了变化，由打击节奏发展为能够演奏旋律。^[5]

镈作为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乐器和礼器，最早出现于商代，盛行于春秋、战国，至秦、汉就极为少见了。秦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儒家所倡导的礼乐王政之说被抛弃，所有这些都必然反映在丧葬习俗中，人们不再用周代的礼乐器来随葬，所以流行于周代的镈也就在后来的墓葬中基本消失了。但由于其造型优美，声音洪亮，所以偶尔也有极少数镈的出现。然而，它们的存在，与周代镈的内涵已经相去甚远。^[6]温岭西汉东瓯贵族墓出土的镈，可谓是镈的遗音了。学者对镈的研究，一般到战国为止，对汉镈研究很少。温岭西汉东瓯贵族墓出土的镈，与战国墓出土的镈一脉相承，可接续镈研究中缺少的一环。

至于镈的编列，西周后期和春秋早期，镈的编列常制为3件；春秋中期，镈的编列常制扩大为4件；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4件组编列常制依然存在，但编列的多样化趋势明显，除 4 件组编列外，还有9件、8件、6件和5件等编列形式，其中，中原地区的编列形式主要为4件、8件以及9件。5件、6件等编列形式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的齐、吴越等地。^[7]

东瓯贵族墓出土A型镈3件，出土时紧挨在一起，均为兽形钮，器形基本相同，大小不一，原应编为一组。B型镈2件，为铃形小镈，扁半环形钮，器形基本相同，大小相近，有可能亦是一组编镈中的两件。因陪葬器物坑遭较严重破坏，不免有遗失者，镈的编列多少件一组尚难以确定。

战国越墓出土的镈，纹饰较为繁缛。例如无锡鸿山邱承墩出土的镈，舞部以弧线四分，弧线内饰戳印的“C”形纹，钲部以斜刻划纹为界，左右各有9个由浮雕龙身构成的枚，鼓部刻划出廊长方形，内填戳印的“C”形纹。^[8]又如，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墓出土的镈舞部以弧线四分，弧线内多戳印“C”形纹。篆部戳印“C”形纹。钲、枚、篆、鼓之间均用两条凹弦纹加以分隔，内刻划短斜线。隧部刻划有长方形边框，框内饰“C”形戳印纹。^[9]东瓯贵族墓出土的镈，形制成熟，但与其他越墓出土的镈相比，钲部、舞部、篆部和鼓部均素面，纹饰上就呈现一种简化的趋势。

錞于是我国古代一种青铜打击乐器。“錞于”一名，最早出自《周礼·地官·鼓》：“以金錞和鼓。”郑玄注：“錞，錞于也。”錞于作为一种乐器，其功能主要有两种：一是用于战争。即作战时将錞于与编钟、铜钲或铜鼓等配合使用，以此来调动部队或鼓舞士气。《国语·吴语》记录了春秋晚期黄池盟会前，（吴）王“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的情景。《国语·晋语》又云：“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这些文献资料向我们暗示了錞于作为军乐器的功能属性和使用组合情况。二是用于诅盟、祭祀等重大礼仪活动。庚午錞于铭文载“用錞以孝，子子孙孙永保鼓之”的词句，则表明錞于亦为宗庙享孝时的宴乐器。古代西南民族有“诅盟”“要盟”之习俗，举行隆重的仪式，决定氏族部落的要事。^[10]

錞于外形独特，基本呈椭圆筒形，上阔下窄，宽肩窄腰。肩上设一盘。盘中通常立有一纽，纽式多样。考古资料表明，錞于最早出现于春秋，盛行于战国两汉。文献记载、实际测音表明其为不定音高的非旋律乐器。江浙地区出土的錞于集中于春秋战国时期，以桥纽錞于居多。^[11]

关于錞于的族属问题，前期学者观点大致可归为四类：一、錞于为古越族乐器。二、源自东夷。三、錞于乃巴人之器。四、非单一民族器物。^[12]不管怎么说，在广大的越文化区域有大量的陶瓷錞于出土，是不争的事实。錞于这种古老的乐器，在越地有着深刻的渊源。学者们一般认为，越文化乐器中存在两个不同的系统，即仿中原系统和越系统。仿中原系统乐器有钟、镈、磬。錞于、句鑃、丁宁等则被归入越系统乐器。

温岭东瓯贵族墓出土的錞于和战国越墓出土的錞于在形制上可谓是血脉相连，皆是浅盘，鼓肩，腹内弧，平于。当然，东瓯贵族墓出土的錞于也有自己的特点。例如，与战国越墓出土的錞于相比，它们整体上显得较矮较胖，而战国越墓的则比较修长。同样是筒形深腹，东瓯的与战国的相比，内弧弧度就比较大，下口敞开幅度也大点，在视觉上，东瓯的曲线感强一些，战国的直线感强一些。腔体最狭处，东瓯的在中线或中线以下，战国的则多在中线以上。

温岭东瓯贵族墓出土的錞于在纹饰上则呈现出明显的越地风格，其中的水波纹、三角形纹、弦纹等，都是越器常用的纹饰，与越人在越地的早期几何印陶纹相关联。

拿水波纹来说，无锡鸿山越墓中出土的不少器物上饰有水波纹。浙江安吉龙山战国越墓出土的平底鉴、三足鉴、三足盘、圈足炉、镇等，都饰有水波纹。温岭东瓯贵族墓出土器物，除了在錞于上装饰水波纹外，还在盖杯上装饰有水波纹。

三角形纹在战国越墓的乐器明器上是很常见的。如浙江长兴鼻子山战国墓出土的甬钟，甬部刻划双线三角形纹；出土的句鑃，钲部近舞处饰由三线或双线组成的刻划三角形纹；出土的钲，钲部近舞处饰双线组成的刻划三角形纹。无锡鸿山邱承墩墓出土的甬钟，甬上下均有双线刻划的三角形纹；出土的句鑃等，钲部亦有刻划三角形纹。三角形纹在有些文章中亦被称为蕉叶纹，如浙江海盐黄家山战国墓发掘报告中称其出土甬钟甬部上端刻划蕉叶纹，其出土句鑃钲近舞部刻划蕉叶纹，从线图看，实为三角形纹。

以弦纹作界，在越器上比比皆是，不再赘述。

瓦棱纹在纹饰上显得比较特别。錞于上饰瓦棱纹似乎是一种传统。故宫博物院所藏1件传世直纹桥纽錞于，春秋时期器。直立盘，筒体向下渐收，口部微侈。器身饰瓦棱纹。^[13]錞于上饰有瓦棱纹的，可见无锡鸿山越墓中出土的一些錞于。这些錞于肩、腰及腹上部饰纵向瓦棱纹，非常醒目。东瓯贵族墓的錞于则在中腹饰纵向瓦棱纹，装饰范围稍小。这种瓦棱纹在其他越器如浙江长兴鼻子山战国墓出土的硬陶镇（发掘报告中称悬铃）上等亦可看到。

磬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礼仪乐器。编钟与编磬组成了周代宫廷礼乐制度中的核心要素之一——乐悬。特磬（单件磬）在新石器时代便已产生，到商代晚期开始有成编的现象。成编后磬体开始缩小，形状向三角形接近。商代磬的主流还是单件的特磬，可能在祭祀中使用为主。周代开始，磬成编出现的增多，进入了宫廷乐队中。西周早中期的磬，形制还不统一，到西周晚期则有了重要发展，其形制基本规范，并形成了“股二鼓三”、磬背倨句、少数磬底开始上凹等情况，顺利地过渡到春秋时期的成熟形制。磬底从直边变成弧底是编磬成熟的最后标志，这是在春秋中期以后完成的。经历了春秋战国和秦代战乱以后，在西汉早期发现的多套编磬上依然看到编磬的基本形制保持了下来，到西汉中晚期后磬形方开始出现变化。西汉中期后不再见到实用磬，出现的明器磬皆是“角底型”的，弧底型磬自此消失。^[14]随着青铜时代的终结，编磬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是它在百余年中，仍是宫廷礼仪乐器中不可忽略的角色。^[15]

磬源于北方，并在先秦时一直流行于北方，在吴越甚至整个南方地区，先秦时期的编磬出土数量非常之少。长江以南的无锡鸿山越墓出土了多套、数量可观的编磬是南方音乐考古的重要突破。^[16]此外，还有浙江长兴鼻子山战国墓出土硬陶磬13件、浙江海盐黄家山战国墓出土泥质陶磬4件。温岭东瓯贵族墓出土泥质红陶磬共18 件，是继鸿山越墓后，出土磬最多的一例，对东瓯及越音乐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温岭东瓯贵族墓出土的陶磬形制基本一致，为弧底五边型磬，延续了东周以后的的典型磬制，具有底边上凹、股二鼓三、磬背140度左右的倨句、鼓边、股边、鼓博、股博都大致呈直线的特点。^[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