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结构
大氏王族与右姓望族 渤海国的社会与唐朝一样，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历代王是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受到全体渤海人的尊崇，甚至连称呼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史载其“俗谓王曰‘可毒夫’，曰‘圣王’，曰‘基下’，其命为‘教’”[10]，在书面行文中凡提到皇上、大王、圣人等字样时，前面都要空格以示尊敬。自第二代王大武艺起，凡是渤海王即位后大都自立年号，死后亦有谥号，甚至还有尊号，其墓地被称为王陵。不仅如此，而且就连渤海王室成员（即指渤海王的嫡系近亲）也各有尊称。如渤海王父称“老王”，母称“太妃”，妻称“贵妃”，嫡长子称“副王”（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其他儿子均称“王子”，女儿称“公主”等。正因为渤海王的地位显赫，所以他的其他儿子或亲属也总是觊觎着王位，争夺王位的宫廷斗争也时有发生。例如当文王大钦茂死后，其族弟大元义就曾趁政局动荡混乱之机篡夺了王位，数月之后，大元义又因为多疑和暴虐而被杀死，王位重新回到了文王嫡孙大华玙的手中。
由于大氏子孙世袭着渤海国的王位，所以整个大氏家族也就成为大氏王族。他们“宗族蕃衍，同姓之彦，列居冲要。于是，内当股肱之任，外应折冲之选”[11]。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对外活动等方面都居于特殊而突出的地位，称得上是权倾朝野。以对外活动为例，大氏王族成员中很多人都承担过出使唐朝的任务。他们或留宿卫（充当人质），或贺正旦，或献方物，或告哀。而唐朝也总是由皇帝亲自到麟德殿召见这些王族成员，封官授勋，并给予各种物质奖励。如授予大武艺之弟大昌勃价为左威卫员外将军、襄平县开国男，赐紫袍、金带、鱼袋、帛50匹；授予大嵩璘之侄大能信为左骁骑中郎将等。
在渤海国中，社会地位仅次于大氏王族的是右姓望族。南宋时期的洪皓在《松漠纪闻》一书中说，渤海国的“右姓曰高、张、杨、窦、乌、李，不过数种”（其中的窦姓不见于其他史书的记载，有可能是误记）。从右姓望族所担任的官职来看，多为四品以上，属于服绯官（即官服颜色为绯），如高承祖任政堂省少卿（相当于正四品上）、杨成规和乌孝慎都任政堂省左允（相当于正四品上）、张仙寿任司宾寺少令（相当于从四品上）等。由于右姓望族所处的社会地位较高，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文学素养也较高，如访日使杨泰师、李居正等人都是“才优文绮”[12]、出口成章的饱学之士，与日本官吏和文人赋诗唱和，赢得了满堂喝彩。值得注意的是，在渤海国的官吏中，王新福、王文矩和贺福延等都曾任政堂省左允（相当于正四品上），裴颋曾任文籍院少监（相当于从四品上），其子裴璆曾任和部少卿（相当于正四品上），而且裴颋还被日本的诗人们称为“七步之才”[13]。以他们的官职和文学素养来看，他们也应属于右姓望族之列。
大氏王族和右姓望族虽然在渤海国居于少数，但他们却高居于渤海社会的最上层，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甚至拥有大量私人家奴。上京龙泉府宫城东侧建有周长约1500米、面积近2万平方米的御花园供他们游玩，广大劳动人民生产出来的各种工艺品和农副土特产品以及从唐朝和日本换回的大批物资也主要供他们享用。大氏王族和右姓望族不仅生前过着豪华奢侈的“寄生”生活，而且死后仍然“享受”着荣华富贵。当国王的女儿死后，不仅国王要“罢朝兴恸，避寝驰悬”，而且她的“丧事之仪”还要“命官备矣[14]”。贞孝公主墓中还绘有形象逼真的精美壁画，显示出墓主人身份的高贵。渤海望族的墓葬规模也很可观，据考古工作者对吉林省敦化六顶山墓葬群的发掘显示，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很多银、铜质的手镯、指环、耳坠、耳环及玛瑙珠、料珠项链等装饰品，表明墓主人是身份较高的贵族。
除了大氏王族和右姓望族外，渤海国还有人数众多的一般贵族。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于前两者来说较低，占有的社会财富也较少，但他们仍属于统治阶级的范围。如果说大氏王族是渤海统治阶级的核心，右姓望族是骨干的话，那么，一般贵族就是渤海统治阶级的基础。
编户 在渤海国的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当数编户了。据《旧唐书·北狄传·渤海靺鞨》记载，渤海建国初期，就已达“编户十余万”，到了渤海国的后期，这个数字有可能增加一倍以上。编户包括有自由身份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等。
部曲和奴婢 其地位在编户之下。《松漠纪闻》中记载：“部曲、奴婢无姓者，皆从其主。”也就是说，部曲和奴婢与其主人是有着人身依附关系的。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依附于封建主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虽然有自己的家庭、财产或土地，但人身自由受到一定限制；而后者则无任何财产和自由，任由其主人以“生口”“男口”“女口”等名义买卖、转让和赠送，实际上就是奴隶。二者相比较，奴婢的地位显然要低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北狄传·渤海靺鞨》中提到的“胜兵数万人”。此处的“胜兵”指的应是渤海国军队中的普通士兵，他们是由众多的编户、部曲甚至奴婢组成的，平时守卫京城、边关要塞等重要目标，战时充当炮灰，替渤海统治者冲锋陷阵。
这些编户、部曲和奴婢构成了渤海国的被统治阶级。他们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但却无权享受这些财富。不仅如此，他们还处于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下，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徭役和兵役。贫苦的生活，使得他们挣扎在死亡线上，即使是死后，也仍然是一贫如洗。从考古工作者于1983年在汪清县境内发掘的两座渤海墓葬的情况看，墓中只采集到一些陶片，[15]而从1988年在和龙市发掘清理的11座渤海古墓葬的情况来看，其中有8座墓中竟无任何随葬品，[16]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敦化市六顶山渤海古墓群中。与上述墓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和龙市河南屯发现的两座墓葬中，均发现了大量的金、银随葬品，其中的金带形制具有明显的唐代风格，[17]反映出墓主人至少是三品以上的显官。上述事实说明，渤海国社会中两极分化很严重。
[1] [日]菅原道真：《类聚国史》卷193，国史大系本。
[2]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2页。
[3] 与渤海国中央统治机构相比，唐朝还多设了卫尉寺、太仆寺、大理寺、少府监、将作监、都水监、军器监、诸冶监等机构。
[4] 唐朝的十六卫是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其主要职责平时为警卫皇宫和京城，战时统领军队出征。
[5]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7下《文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47页。
[6] 唐朝的北衙六军（又称北衙禁军）为左、右龙武军；左、右羽林军和左、右神策军，是唐朝后期军队中的主力。
[7] 关于渤海国的社会性质，目前学术界有四种观点，即封建社会说；奴隶社会说；前期奴隶制社会，后期封建社会说；原始社会末期说。
[8] 唐初在全国设立了十道，除河北道外，还有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
[9]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四下》，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319页。
[10]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2页。
[11]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9《宗臣列传》，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362页。
[12]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0《诸臣列传》，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383页。
[13] [日]菅原道真：《菅家文草·鸿胪赠答诗序》卷7，国史大系本。
[14] 见《贞孝公主墓志》碑文，1980年出土，现藏于延边博物馆内。
[15]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吉林汪清考古调查》，《北方文物》1985年第4期。
[16] 延边博物馆等：《吉林省和龙县北大渤海墓葬》，《文物》1994年第1期。
[17] 郭文魁：《和龙渤海古墓出土的几件金饰》，《文物》197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