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交通的发展与水陆交通路线
渤海建国后，以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为中心，开辟了六条主要的交通线，即“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罗道也。鸭渌，朝贡道也。长岭，营州道也。扶余，契丹道也”[26]，以及“其北经德里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27]。
龙原—日本道 是渤海国与日本之间往来的重要交通线。该交通线由陆路和海路两部分组成。陆路的东京龙原府（今珲春市八连城）以下一段是由东京龙原府出发，向东南穿越长岭子山口后，直达盐州（即波谢特湾的毛口崴，今俄罗斯的克拉斯基诺）；东京龙原府以上一段则是不同时期有所变化，755年以前是自旧国出发，向东经中京显德府、今延吉市抵达东京龙原府；755年以后则由上京龙泉府出发，沿今上马河南下，翻越哈尔巴岭，经今汪清县、图们市到达东京龙原府。龙原—日本道的陆路自上京龙泉府至盐州全长约230千米。海路有两条路线：一是由盐州出发，向东南横渡日本海，到达日本本州的越前、加贺、能登（即今日本的福井、石川）一带海岸，人们称其为“北线”，全长约900千米。[28]二是由盐州出发，沿今朝鲜半岛东海岸南下，最终到达日本的筑紫（即今日本的北九州），人们称其为“筑紫线”。这两条路线中，“北线”因距离最短而成为双方使者经常使用的路线。
南海—新罗道 是渤海国与新罗之间往来的必经之路。该交通线自东京龙原府以上部分与龙原—日本道重合；自东京龙原府以下则是沿着今朝鲜半岛东海岸南下至新罗的泉井郡（今朝鲜德源），其间共经过三十九驿，全程为585千米。[29]南海—新罗道沿途群山起伏，关隘重重，崎岖难行，十分艰险。此外，有时候渤海人还自南京南海府的吐号浦出发，沿今朝鲜半岛东海岸南下，横渡对马海峡，最终到达日本的筑紫，该交通线也被称为“南海府线”。
鸭渌—朝贡道 是渤海国与唐朝之间往来的最重要交通线之一，也是唐代边疆地区和国外通往唐都长安的七条交通要道之一。该交通线在渤海国境内亦由陆路和海路组成。陆路自上京龙泉府南下翻越哈尔巴岭，经今汪清县到延吉市后，沿海兰江西行到中京显德府，然后继续西行南下至兴州（今安图县宝马城），再向西南经丰州（今抚松县新安古城）直抵西京鸭渌府神州。水路自神州沿今鸭绿江南下，经今集安市到泊汋口（今辽宁省丹东市蒲石河口），遂达渤海国边境；自泊汋口乘小船西南行30里，再换乘大船顺流而下百余里到鸭绿江入海口；入黄海后，陆续经过石人汪（今石城岛）、桃花浦、青泥浦（今辽宁省大连市）到都里镇（今旅顺）；自都里镇横渡乌湖海（今渤海海峡），又陆续经过庙岛群岛中的乌湖（即今城隍岛）、末岛、龟歆（即今砣矶岛）、大谢（即今长山岛）等岛屿后抵达登州（今山东省蓬莱）；登岸后一路西行，经青州（今山东省益都县）、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洛阳，最终到达长安。
长岭—营州道 是渤海国与唐朝之间往来的另一条重要交通线，也是唐代边疆地区和国外通往唐都长安的七条交通要道之一。该交通线全部为陆路，最初是由旧国西行，经长岭府到达渤海国西境；出渤海国后，沿辉发河、浑河河谷西南行，经新城（今辽宁省抚顺市北高尔山山城）、盖牟（今辽宁省沈阳市陈相屯塔山山城）至安东都护府（今辽阳市），然后西渡辽河，继续西行至营州；自营州再经幽州（今北京市）、洛阳最终抵达长安。渤海国迁都上京龙泉府后，该交通线又沿牡丹江河谷延伸至上京龙泉府。
扶余—契丹道 是渤海国与契丹等少数民族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该交通线亦全部为陆路，自上京龙泉府向西翻越今张广才岭，经涑州（今吉林市附近）、扶余府到达渤海国边境；出渤海国后，继续西南行，经今长岭县、内蒙古通辽市、开鲁、阿鲁科尔沁旗等地，最终抵达契丹都城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古城）。
黑水靺鞨道 是渤海国与黑水靺鞨之间往来的唯一通道。该交通线有水、陆两路，水路自上京龙泉府向北，沿忽汗河顺流而下，经德里镇（即定理府，今黑龙江省依兰）再沿那河（今松花江）、黑水（今黑龙江）顺流而下，最终到达黑水靺鞨腹地的勃利州（即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陆路则由上京龙泉府出发后，沿牡丹江河谷北行，经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林口县、勃利县到达德里镇，以下路段与水路重合。
渤海国的六条交通线中，除了黑水靺鞨道和南海—新罗道之外，其余五条的大部分路线都经过今吉林省境内，渤海国的重要城镇也大都位于这些交通线上，这说明，虽然渤海国的交通是以上京龙泉府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但相对于渤海国的其他地区而言，今吉林省境内却是当时交通最发达的。
综观渤海国交通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上述六条交通线的形成，主要是为了适应其对外交往以及境内各城镇之间联系的需要而开辟的，这些交通线的形成和发展，对渤海国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上述交通线路中，有两条是渤海国与唐朝往来的重要通道，即长岭—营州道和鸭渌—朝贡道。
长岭—营州道在渤海建国及其初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武则天圣历元年（698），粟末靺鞨首领乞乞仲象和乞四比羽率其部众就是沿着该交通线东奔靺鞨故地，并由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在东牟山筑城而居，建立渤海国的。渤海人还利用该交通线与唐朝及其地方机构——幽州都督府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密切往来。但是，由于经常受到契丹、突厥等少数民族的搅扰，尤其是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以后，受“安史之乱”的影响，该交通线多次遭阻断，往来使臣被迫转走鸭渌—朝贡道，遂使其处于行人稀少，萧条冷清的状态。
在渤海建国后的大部分时间，渤海朝贡使臣都频繁地来往于鸭渌—朝贡道上。不仅如此，就连唐朝官员出使渤海国时也大多选择这条交通线。如开元元年（713）唐鸿胪卿崔忻册封大祚荣时走的就是这条道路，他在返回唐朝的途中，于今旅顺留下了著名的《鸿胪井题记刻石》。渤海国与唐朝之间通过该交通线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一条割不断的“纽带”，把祖国内地和东北边疆紧密地联系起来。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生产技术和灿烂文化等不断地经由这条交通线传入渤海国，从而促进了那里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龙原—日本道是联系渤海和日本的重要纽带。渤海国时期，渤海人利用这条交通线始终与日本方面保持着密切往来，在学习和引进日本物质文明、开展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在中日交往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南海—新罗道是渤海国与新罗之间往来的唯一通道。由于渤海国与新罗积怨甚深，双方往来很少，所以这条交通线对渤海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有限。
扶余—契丹道维系着渤海国与其西部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契丹人的联系。尽管渤海人与契丹人有一定的经济往来，但由于双方是“世仇”，总处于对峙局面，渤海国在该交通线上的重镇——扶余府驻有重兵，并通过该交通线调动、布防军事力量，所以该交通线开辟后的军事意义要远远大于经济、文化交流的意义。
渤海国初期，黑水靺鞨尚独立存在并单独入唐朝贡，因此，黑水靺鞨道也成为黑水靺鞨与唐朝之间联系的必经之路。而渤海国也是通过这一交通要道扼制黑水靺鞨并逐步向其腹地扩张，最后终于征服了黑水靺鞨。此后，该交通线便成为渤海国北部各城镇之间往来的通道了。
从各条交通线路线的选择来看，除了南海—新罗道较为崎岖难行外，渤海国其余的交通线大都是沿着河流、山谷或山间盆地等地势比较平坦之处延伸，从而巧妙地避开了崇山峻岭的阻隔。这说明，勤劳智慧的渤海人非常善于利用自然环境，在当时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渤海人征服自然的勇气和能力尤为难能可贵。
唐代渤海人在祖国东北边疆的“荒远”之地开辟出四通八达的交通线，既促进了当时交通的发展，也为以后辽金时代东北边疆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渤海国第一次迁都是从旧国迁至中京显德府的。
[2]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和龙县文物志》，1984年内部出版，第48—49页，其中面积和内城周长是笔者根据该书提供的数据计算出来的。
[3] 魏存成：《关于渤海都城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
[4]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2页。
[5] 李健才、陈相伟：《渤海的中京和朝贡道》，《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
[6] 朱国忱、金太顺、李砚铁：《渤海故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
[7] 由于渤海国从中京显德府迁都上京龙泉府是在天宝十四年（755），早于东京龙原府，所以上京龙泉府应是渤海国第三座都城。
[8]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珲春县文物志》，1987年内部出版，第37页，其中外城的面积是根据该书提供的数据估算出来的。
[9] 见[朝]丁若镛《大韩疆域考》卷2《沃沮考》；[日]和田清《渤海国地理考》，李东源译，《渤海史译文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986年内部出版，第292页，译自《东洋学报》第36卷第4号，1954年。
[10] [日]松井等：《渤海之疆域》，《满洲历史地理》第1卷。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亦持此观点，见该书第103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11]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4《地理考》，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294页。
[12] [朝]韩镇书：《海东绎史》（续）卷9《地理考》。
[13] [朝]全宗赫：《青海土城及其周边的渤海遗迹》，文一介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1年第1期，第89页，译自《朝鲜考古学研究》1990年第4期；[韩]蔡太亨：《关于渤海南京南海府的位置》，顾铭学、李运铎译，《博物馆研究》，1992年第4期，译自朝鲜《历史科学》1991年第3期；[朝]柳炳兴：《关于在东海岸一带渤海遗迹发掘中取得的成果》，李云铎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2000年第1期，译自《古代文化》第50卷第4期，1998年；等等。
[14] 孙进己、冯永谦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2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2页。
[15]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61页。
[16] [朝]全宗赫：《青海土城及其周边的渤海遗迹》，文一介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1年第1期，译自《朝鲜考古学研究》1990年第4期；《关于渤海南京南海府的遗址和遗物》，李云铎、顾铭学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0年第1期。
[17] [朝]全宗赫：《青海土城及其周边的渤海遗迹》，文一介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1年第1期，译自《朝鲜考古学研究》1990年第4期。
[18] [朝]柳炳兴：《关于在东海岸一带渤海遗迹发掘中取得的成果》，李云铎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2000年第1期，译自《朝鲜考古学研究》1997年第1号。
[19] [朝]全宗赫：《青海土城及其周边的渤海遗迹》，文一介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1年第1期，译自《朝鲜考古学研究》1990年第4期。
[20] 吉林省文物志编修委员会主编：《浑江市文物志》，1987年内部出版，第24页。
[21]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62页。
[22] 吉林省文物志编修委员会主编：《浑江市文物志》，1987年内部出版，第24—27页。
[23]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2页。
[24]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57—458页。
[25]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2页。
[26]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2页。
[27]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147页。
[28]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主编：《珲春县文物志》，1987年内部出版，第77—78页。
[29] 按照唐制，一驿等于30里，即15千米，所以自东京龙原府至新罗的泉井郡，全程应为1170里即585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