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渤海国末年的社会矛盾

渤海社会内部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文王大钦茂末叶，即已达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并导致了王位继承的失序和嫡、庶之争，不仅演出了一年多时间里三易其王的闹剧和“国人”杀王的流血政变，而且造成了渤海社会的长时间动荡，给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进入9世纪以后，“南定新罗、北略诸部”^[1]这样的频繁军事活动，显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大大加重了广大编户们的负担和困苦，已使他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编户是国家兵役、徭役及赋税的主要负担者，各种各样的天灾和人祸使这个阶层的处境不断恶化，甚至出现失业破产而沦为“游人（流民）”、部曲或奴婢，结果不仅使国家纳税户的数量大大减少，就连兵役和徭役的来源也越来越受到了局限，既严重地削弱了渤海的国力，也激化了他们同国家及上层社会之间的矛盾；而部曲和奴婢们“皆从其主”人，即不与国家发生直接关系，故其数量的不断增加则有可能使他们的主人形成大大小小的潜在割据势力，造成离心离德的状态并直接或间接地威胁到王权的巩固。另外，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发展之后，其上层社会不可避免地趋于腐朽堕落，人们越来越讲究享受，奢侈浪费，尤其是大兴土木，广修城池、宫殿、府库和宅第。仅以城建和宫殿的建筑为例，据《辽史·地理志》载：契丹“东并渤海，得城邑之居百有三”^[2]，即占领了渤海的大小城池103座，这还只是当时渤海城池中的一大部分而已，其总数至少也在一百几十个之多。虽然大都未经发掘，但从已调查或发掘的情况判断，府、州城址的周长往往都在二三千米，最大的是上京龙泉府忽汗城，周长竟达16千米之多，城墙的基址一般都在10多米，这样推算起来，仅外城垣一项的土方即在一二百万立方米，而且还不包括庞大的宫殿群落以及官廨、寺院、园庭及其他大型建筑物等，其建筑群体的宏伟壮观以及富丽堂皇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一切连同大小一二百个城池的建筑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无疑是个难以估算的天文数字，最终都不得不转嫁到广大编户们的头上，而使许许多多的劳苦大众越来越陷入赤贫的状态。进入渤海后期，两极分化的状况显然有进一步的发展，其结果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大大削弱了渤海的统治力量。

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达到了激化的程度。宣王大仁秀继承大统，虽然使渤海国得到了中兴，但也正由于他以旁支入继大统而遭到大祚荣直系嫡裔们的抵抗，致使王族内部的大宗、小宗之间和嫡、庶之间的明争暗斗不断出现。据渤海中台省“咸和十一年闰九月廿五日牒”文抄件知，大虔晃在咸和十一年（841）时已官居“中台亲公、大内相兼殿中安丰□开国□”，^[3]即一身兼有三职，同时主持了中台和政堂两省的事务，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并事实上垄断了朝政，不言而喻，其政治野心在权力巅峰的角逐中也必逐渐滋长，故当大彝震病逝后，他完全可能通过非常手段轻而易举地登上了王位。而这也就不能不引发新一轮的权力角逐。到了渤海末叶，随着整个统治阶级的渐趋腐朽和风气败坏，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派系、地方与中央之间的诸多矛盾想必错综交织，盘根错节，离心离德，混乱无序，已经发展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故在契丹人大举进攻前夕屡屡发生王族大臣率领大量部属叛逃的非常事件，也就不足为怪了。

渤海国的后期，民族之间的矛盾也严重激化。渤海是个多民族的王国，除主体民族“靺鞨”外，还有高句丽、汉、契丹、奚、室韦、达姑、回纥等许多成分在内。而所谓的主体民族“靺鞨”，实际上又主要指粟末靺鞨及从营州来的诸部靺鞨人，不包括北系的黑水靺鞨诸部。虽然到了中期以后，五京等发达地区的诸部靺鞨人、高句丽遗民、汉人、契丹、奚人等逐渐融合并开始形成以粟末靺鞨为核心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渤海族。但并不是境内的所有各族居民都融入其中，至少是黑水靺鞨中一些部落以及边远的室韦、达姑诸族或部落就是如此。而又由于利害的不同，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邻近的诸族之间，“靺鞨”内部的“南”“北”两系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当渤海政权强盛之际，对所“役属”的诸部尚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但是，这些“部”或“族”人仍是不甘心于被役属的，只要有机会的话，他们就会起来反抗渤海王廷的控制。到了渤海末叶，当王廷由于内部的重重矛盾而削弱了统治力量之后，他们也就纷纷奋起反抗而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总之，9—10世纪之交，渤海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这一切都导致了渤海国的急剧衰落和每况愈下。与契丹人的积极扩张相反，在此时的渤海国，大氏王族及渤海贵族们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还大兴土木，营造城池，修筑富丽堂皇的宫殿，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同普通渤海人的贫富分化加剧，矛盾日益突出。渤海统治集团内部腐化堕落，不思进取，而且还丢掉了原有的那种尚武精神，早已不是那个令周邻敬畏的“海东盛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