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四季度

经济治理要以实体经济为导向^[1]

目前阶段的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不仅遭遇多种问题，而且多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应对当前的这种经济格局，首先要在认识上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从全球来看，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发展质量正在不断提高，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虽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经济发展的前景依然是向好的。中国目前及将来面临的大量问题，主要是随着经济总量达到一定阶段、经济发展质量上了一个新台阶之后所产生的，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方向出现了问题，而是一种“成长”的烦恼。这种烦恼，任何一个由发展中阶段向发达阶段迈进的经济体都会遇到，而且往往会由于问题的复杂多样，使经济治理政策难以着手，处理不当有可能导致顾此失彼的政策后果。从我国2015年的经济数据来看，目前已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经济格局，如何破解难题？不仅是学界热议的话题，更是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诊断当前的经济运行状况

当前有几个经济现象需要高度关注，通过它们能够把脉中国经济。

一是破产企业的构成。企业破产数量是否上升是观察实体经济状况的重要窗口。从全国情况来看，2014年企业亏损总额大幅提升，亏损速度加快。2015年，PPI继续下跌，企业亏损额与亏损占比进一步加剧。破产的企业主要为中小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产能过剩企业。中小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如果是由于生产技术不高、管理能力不强发生破产的话，就没有救治的必要，这种破产是经济竞争的合理结果。如果不是生产技术与管理能力的问题，而是由于融资难等因素导致的经营困难，即便宏观调控采取降息、降准的宽松货币政策，在目前的机制下也仍然解决不了它们的资金问题，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它们的困境。因为它们一方面缺乏渠道获得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会因货币投放推高市场工资水平而提高生产成本。

二是负债率的高企。中国自2003年步入经济繁荣之后，地方政府、企业与居民大都经历了通过负债投资实现资产增值的资产与负债双上升的过程，基本过程为“货币宽松—负债投资—资产价格上涨—再负债投资—资产价格继续上涨”。这种循环导致大宗商品、地产、房产等价格近十年来出现了十倍甚至更高的上涨，各种主体的负债率也大幅攀升。根据欧文·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在经济主体过度负债的情况下，如果遭遇资产价格下跌，或者被动“去杠杆”等外部冲击，低物价水平与高债务水平相互作用，会导致恶性循环而出现经济下滑。目前，中国的总体价格水平表现出通缩特征，而且多年持续走高的地产、房产价格也难以继续上升，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今后再依靠资产增值来支撑高负债率的方式已无法维持。这意味着，中国目前需要正确评估货币宽松所带来的循环与累积效应，货币宽松在短期会抑制通缩，但在经济主体过度负债的条件下，长期的循环与累积效应会致使经济下滑。

三是因进口下滑而产生的对外贸易顺差。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最近几个月的数据，中国对外贸易虽然还是顺差，但并非出口增长所致，而是因为进口大幅下滑导致的顺差，这一奇怪顺差的产生原因是内需不足。中国进口大幅下滑，是因为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减少了对国外商品的进口。按照人们的通常逻辑，需求不足，可以通过投放货币来解决。但货币政策可能会帮倒忙，因为它虽然增加了购买力，但同时也提升了价格。更为重要的是，增加购买力只是体现在个别群体，具有结构性，但价格上涨是全局性的，这种购买力上涨与价格上涨的结构性不对称会带来长期危害。

四是经济的虚拟化。必须高度重视中国经济的虚拟化问题，因为这牵涉投向社会的货币是否进入了实体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对物质财富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发生了作用。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的社会融资余额和M2增速不断下行，这表明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金融机构并未对实体经济给予较强的支持，企业融资难问题也未得到明显好转。相反，有迹象显示，流动性没有向工业领域渗透，却大规模进入了房地产和金融业，导致这些行业在“资产—支出效应”的作用下呈现出快速增长。房地产和金融业的增加值增速在2010年之后基本保持了与M2增速同步的状态，其持续高涨与流动性过度向这些领域流入密切相关。事实上，我国很多购房者不是以居住为目的，而是投资赢利，房地产市场带有显著的虚拟经济特征。由于经济的虚拟化问题，我国在运用货币政策时，务必考虑投放货币的流向。既有经验显示，以往的大量流动性流入虚拟经济，难以进入生产领域，也难以进入消费领域。

上述分析反映出，中国经济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实体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的经济结构与经济质量。提振经济的关键在于根治实体经济，治理重心应放在“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提质量”上。

政策制定要以实体经济为导向

治理经济类似于治病，重在“病根”，而非“病症”。一旦“病根”治愈，诸多“病症”就消除了。对于当前经济，也需要确定“病根”并进行针对性救治。如果一个病人病毒感染发烧，时而发冷，时而发热，忽冷忽热是病症，病根是病毒感染。如果针对病症施以医治，就是热时退烧，冷时保暖，治疗效果可想而知。如果针对病根，采取措施清毒，病毒清除了，发烧好了，忽冷忽热的现象也就消失了。在清毒过程中，如果症状表现过热，需辅以适当的方式退热，如果过冷，需辅以适当的方式保暖。此外，不能仅看治病效果，还要注重防范后遗症与负面影响。比如退烧，慢慢退对身体较好，不要用猛药快速退下来。

我国过去的一些经济状况类似于上述病情，出现过忽冷忽热的情况。过去的一些经济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也类似于针对病症的医治逻辑，经济冷时短期政策刺激，经济热时短期政策紧缩，而不是以治理根本问题为主，并辅以政策微调忽冷忽热。这提醒我们应采取合乎经济学逻辑的治理政策，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热时退烧、冷时保温”式的政策，而是要针对经济的“病根”来制定与推行经济政策。

经济结构与经济质量是经济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如果针对“病根”施策，则目前经济政策的发力方向应主要为三大方面：第一，调结构，促升级，重点在经济结构优化与产业转型升级；第二，科技与民生并重，集中经济资源发展科技与改善民生；第三，扩大社会需求，让绝大多数居民“能消费”并“敢消费”。

具体到政策的设计与推行上，就是要偏重于定向性与长期性强的政策功能，财政政策优先并偏重于中长期，货币政策谨慎使用并偏重于短期，还要重视长期性的产业政策与规划政策的经济效果。财政政策的定向性功能较强，便于针对结构问题和特定目标发挥效力。目前阶段，财政政策应在两个方面进行调整与加强，一是针对结构、升级、科技领域加大定向的政策扶持，因为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与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作用，定向性财政政策才能更有效地促进结构优化升级和科技进步；二是加大减税幅度，尤其是对生产领域的中小企业与消费领域的消费者，该类财政政策将会对民生与内需领域产生显著作用。而货币政策要倾向于对短期的“忽冷忽热”进行微调，灵活适度使用降准降息政策。当前的经济运行既有实体经济不振和通缩压力的问题，又有货币投放带来通胀预期和资金缺乏有效投资出口的问题，这就要求货币政策要尽量发挥定向宽松的工具功能。

有一点需要提请注意：目前大家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关注较多，对产业政策与规划政策则关注不足，而这对中国经济根本治理的作用是巨大的，因为结构调整与科技进步均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长期性的产业政策与规划政策能够成为促进与实现结构调整与科技进步的重要治理工具。

[1] 合作作者，刊于《光明日报》2015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