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北地区汉末魏晋墓葬的特殊性及其成因
由以上分析可知，东汉晚期公孙氏割据辽东不仅是包括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在内的东北地区政治史上的大事，也是东北地区墓葬文化史上的大事。公孙氏割据辽东时期，为满足称王称帝心理，以辽阳地区传统的石板墓为基础，将其改造为带耳室的回廊墓，并在墓葬不同部位放入随葬品、绘上相应壁画内容，这些具有制度创设的意义。这种墓葬形式没有随公孙氏割据政权的消亡而消亡，反而传播到辽西和原乐浪地区，延续了近两个世纪，足见其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这是非常独特的现象，如果与河西地区和南方地区略加对比，这种特殊性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河西地区墓葬面貌发生剧烈改变是在曹魏时期[17]，与此关联的移民则与辽东地区一样发生在东汉末年。但是，河西地区大型、多室、带壁画的墓葬大概只维持到十六国早期即告衰落，也就是说，河西地区受到移民影响而建立的特色墓葬只维持了大约一个世纪。在墓葬的具体面貌方面，除普遍出现高大的门墙外，从张掖到敦煌几地汉末墓葬都有突出的地方特点，而不见制度性因素，这与河西地区汉末时期始终受到中原政权的管辖而不可能另创制度有关。河西地区的豪强大族只能在中原地区墓葬的框架之下，根据自己财力的大小营造相应规模的墓葬。至于河西汉末大型墓葬只维持到十六国早期，当与张氏独占河西并在西晋灭亡后建立前凉政权有关。虽然依旧使用西晋年号，并奉东晋政权为正朔，但前凉在河西的政权是实质性的，河西各地政治上的联系也较前凉之前大为加强，这可能是大型墓葬没能在前凉建立之后延续多久的原因所在。
东汉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与中原地区邻近的长江一线的南方地区也不太平，不及东北和西北安定，因此汉末中原人口主要流向东北、西北而不是南方地区。东吴墓葬只有为数不多的现象可以认定与中原地区有关，如在长江下游地区东吴墓葬中模型明器的出现比较突然，可能与以徐州为主的黄淮地区人士入吴有关；在长江中游地区孙吴墓中首先出现，然后传入长江下游地区的四隅券进式穹隆顶，可能与南阳、襄阳一带人士进入古武昌有关。南方地区西晋墓葬在总体上维持东吴时期的厚葬风习，没有受到中原地区薄葬风气的太大影响。但从东晋开始，南方墓葬面貌发生了急变，单室墓骤然流行，还出现一套涂朱陶器，包括盘、耳杯、樽等，这种墓葬形制和与之配合的陶器显然具有礼制意义，从渊源上又可以追溯到西晋洛阳地区，因此，其必然与中原人士大量移民南方并在建康建立东晋政权有直接关系。
上述与河西、南方地区的简单对比突出了东北地区的特殊性，也为我们理解东北地区墓葬形式的特殊性提供了视角。首先，公孙氏创设的墓葬形式可以在前燕和高句丽境内畅行，与前燕和高句丽本身的文化水准较低有关。慕容鲜卑和高句丽都有本民族的葬俗，那些葬俗无论是具体的做法还是理论依据都不及汉晋丧葬文化。因此，慕容鲜卑和高句丽虽然是政权的拥有者，但他们都不仅没有向汉晋移民硬性推行自己的墓葬文化，反而从汉晋移民那里吸收了很多墓葬文化方面的内容，这在迁都平壤后的高句丽墓葬和三燕墓葬中都可得见。其次，公孙氏时期创设的墓葬形式确有其合理性，以石板为建材继承了地方传统，回廊式结构满足了辽东地方豪族官僚封侯拜王的心理需求，左、右耳室照顾了地下墓葬模仿地面建筑的通常做法，这种兼有制度和学理双重特性的墓葬形式自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最后，中原移民从汉末到魏晋再到十六国时期，连续不断地进入东北地区，不仅是公孙氏政权，而且是慕容氏政权的重要支柱，尽管有一些人如前燕时的清河崔遹[18]、后燕时的冯素弗[19]鲜卑化而采取了鲜卑墓葬形式，但对多数中原人士而言，他们对具耳室的回廊式墓葬要比对鲜卑墓葬形式天生具有亲近感。对以冬寿为代表的流寓到原乐浪地区的人士而言，那里是高句丽迁都平壤前控制力欠强的地区，而且那里已有四五百年的汉政权统治基础，再则从使用东晋年号可知，那里与东晋政权的关系也较密切。这种移民来源和文化状况自然也构成公孙氏创设的带耳室的回廊式墓葬延续近两个世纪的原因。
[1] 刘俊勇：《辽宁汉墓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赵东艳：《汉末魏晋辽阳地区壁画墓的分期》，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2年，未公开出版，有关意见见于其他学者的转引；郑君雷：《中国东北地区汉墓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未公开出版，有关意见见于其他学者的转引；刘未：《辽阳汉魏晋壁画墓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257页；张永珍：《辽沈地区汉魏晋墓葬的类型与分期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电子版；陈超：《辽阳汉魏晋时期墓葬壁画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电子版。
[2] 虽然这不直接影响我们对汉末魏晋石板墓的讨论，但是一个学术上的遗憾。
[3] 冯永谦：《六十年后再回首：辽阳唐户屯与桑园子汉墓考古发掘记》，《大众考古》，2016年第8期。
[4] 刘未：《辽阳汉魏晋壁画墓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257页。刘未云玉皇庙1号墓为辽阳博物馆资料，但他据有关资料绘制了平面图。
[5] 辽宁省博物馆等：《辽阳旧城东门里东汉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1985年第6期。
[6] 这一名称可能是冯永谦先生等最初在发掘辽阳唐户屯墓群时提出的，后来被普遍接受和使用。为什么要在墓主头端专设一个器物台？目前尚未见到很合理的解释。本文以为，或许是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而试图将这一部分当成墓葬前室，只是没有很好地加以表现而已。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中已经见到在木椁墓的头箱中用各种随葬物品布置出墓主起居场景的现象，后来砖室墓遵循这个思路发展出了前堂后寝。但砖室墓在辽阳地区始终不发达，似乎不受高级人物的青睐，他们似乎更青睐由木椁墓脱胎而来的石板墓，但在回廊式石板墓出现之前又找不到更合理的表现前后室差别的方式，可能因此只好做出一个专门的“明器台”。为了不引起混乱，我们仍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使用“明器台”一词，但我们认为可能使用“头箱”之类的名称更合适。这在年代序列上略晚于玉皇庙1号墓的辽阳旧城东门里墓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东门里墓的墓主头部朝向“明器台”，而且台子被加宽了，超过了墓身宽度。这个区域的随葬品虽然都属于所谓的“明器”，但其放置是有规律的，特别是在头部放置了陶案、耳杯和装盛有鱼等食品的陶盒，似乎要将这个小区域布置成一个墓主宴饮之所，从而与放置仓厨明器的“明器台”另一端形成区别。
[7] 大连营城子二号墓规模很大，随葬品也很丰富，墓主具体身份虽不明确，但估计较高。该墓中室带回廊，似乎是将回廊与前后几进式的形制结合在一起，既表现了墓主身份，也加强了墓室的隐蔽性和牢固性。
[8] （晋）陈寿：《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度传》，中华书局1964年标点本，第252页。
[9]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中华书局1964年标点本，第33页。
[10] 《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度传》注引王沈《魏书》，中华书局1964年标点本，第253页。
[1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东汉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2] 北园1号墓后部凸出小室中有人物形象，郑岩还绘制了复原图[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认为属墓主人像，这可能并不合适。在右耳室中发现的墓主人宴居像多具帷帐和榻，而不见房屋整体形象。因此，这种图像可能表现的是庄宅内的生活场景。棒台子1号墓在墓葬后部也有一凸出的小室，其中所绘据简报云为庖厨图，这大概是个特例，当与左右耳室都被绘制了墓主人宴居图有关，之所以两个耳室都绘宴居图则与这类墓葬中往往随葬多人有关。
[13] 李文信：《辽阳北园画壁古墓清理记略》，《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1947年第1期。
[14]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等：《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
[15] 洪晴玉：《关于冬寿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59年第1期。
[16]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朝鲜画报社《德兴里墓高句丽壁画古坟》，讲谈社1986年版。
[17] 嘉峪关一号墓有甘露二年镇墓瓶。见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8] 陈大为、李宇峰：《辽宁朝阳后燕崔遹墓的发现》，《考古》1982年第3期。
[19] 辽宁省博物馆：《北燕冯素弗墓》，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