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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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骏马

从史料记载来看,明确提到高句丽所贡的骏马有赭白马和千里马,濊人在汉桓帝时期曾贡果下马,高句丽和濊人都属于濊貊族系,现在我们把果下马和千里马、赭白马一起考察,使学界能够完整地认识高句丽贡马的历史状况。

(一)果下马

据王建新考证,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3世纪以前,濊人居住在东北的南部、东部和朝鲜半岛,[18]汉武帝时期,濊人是卫氏朝鲜的藩属,汉朝消灭卫氏朝鲜后,在濊人地区设置了临屯和真番郡,汉昭帝时临屯和真番又并入乐浪、玄菟郡,濊人主要居住在乐浪郡辖境内。从《汉书》《三国记》等史料看,濊人朝贡始于东汉刘秀时期,进献过的奇珍贡品有鲵鱼、斑鱼、檀弓、文豹和果下马。记载果下马的最早史料是《汉书》,而且是和海昏侯刘贺联系在一起,刘贺帝位被废的原因是22天做了1127件错事,其中一件错事就是“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19]对于“小马车”,张晏解释说“汉厩有果下马,高三尺,以驾辇”。[20]颜师古曰:“小马可于果树下乘之,故号果下马。”[21]由濊人进贡果下马来看,濊人很早就能够驯化畜养野马。果下马比较稀有珍贵,常用于宫廷御用小马车,也就是用于驾驭辇车,这种辇车又被称为羊车。统治者及王族权贵大多珍爱果下马,据《北齐书》记载,尉景曾养有一匹果下马,高欢的儿子高澄向尉景索取,尉景坚拒,高澄夺人所爱的行为遭到高欢杖责。[22]梁朝的士大夫都喜欢宽衣博带、高履大帽,出行乘车,在城郊之内无人骑马。周弘当时被宣城王宠爱,得到一匹果下马后经常乘骑外出,满朝官员钦羡不已。[23]

唐朝时百济、新罗都曾进贡果下马,“武德四年,(百济)王扶余璋遣使来献果下马”。[24]唐玄宗开元年间,新罗“数人朝,献果下马”。[25]朝鲜半岛高丽王朝也曾向辽朝进贡果下马,兹见于内蒙古敖汉旗北三家子三号墓壁画。

宋朝之前的史料对果下马的介绍都比较粗略,宋朝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对果下马的介绍算是比较详细的,“果下马,土产小驷也,以出德庆之泷水者为最,高不逾三尺,骏者有两脊骨,……买者悉来聚观,会毕,即议价交易,它日则难得矣。湖南邵阳、营道等处亦出一种低马,……兼亦稀有双脊者”。[26]这段话大意为:果下马是一种土产小马,以产于德庆泷水者为最佳,高度不超过三尺,品种优良的果下马有两道脊骨,所以又被称为“双脊马”。马身健壮,擅长行走,耐力较好。泷水人多驯养果下马,每年的七月十五日,泷水人把驯养的果下马带到会江之上,举行赛马大会,想买马的人悉来聚集观看,赛马结束,马上进行交易活动,其他时间难以买到果下马。湖南邵阳、营道等地也产一种矮马,颈部像猪一样短,显得驽钝,不如泷水的果下马精干,也很少有双道脊骨的。

今人研究中国矮马时,都是以果下马的头骨为标本,邓涛发现“中国矮马与普通马的亲缘关系较远,与普氏野马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中国矮马是在特殊环境下继承了普氏野马矮化突变基因的后代”。[27]果下马的矮小使得古今之人都以为它只适用于日常生活娱乐,非征战良才。李贺《马诗》其八云:“赤兔无人用,当须吕布骑。吾闻果下马,羁策任蛮儿”。[28]高大的赤兔为马中上品,能够腾跃城池沟壑,只有英雄吕布之流能够驾驭。果下马不过三尺,怎么能和赤兔之类的宝马匹敌?只配任由凡庸的蛮儿笼络。李贺之《马诗》明显表现出对果下马的偏见,殊不知果下马尽管矮小,但奔驰速度飞快,虽然自身体重只有五十多千克,可承载的货物却可以达到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斤重,本性勤劳,不吝惜体力,善走滑坡。古希腊传统相马术是从相蹄入手,色诺芬认为马蹄子的优劣是衡量马匹品相的绝对标准,因为战马对马蹄子的要求较高。果下马善走滑坡,说明若以色诺芬的相马术标准衡量的话,果下马绝对符合良马的标准,同样适用于行军作战。南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王琪是时为护圣马军统制,亦同行。云:‘所部军马,乃主上亲随,太尉不可失却他一人一骑。’遂令护圣马军先渡,诸军次第而济,虏骑果下马来迫袭,时俊牌手当之,幸所失不致如算之数。诸军遂就采石,各上战舰,以备虏人……。”[29]由这段话可知金朝与南宋开战曾以果下马为战马。在辽宁法库叶茂台萧义墓出行图中画有一匹果下马,萧义为辽朝的皇亲国戚,乾统二年授辽兴军节度使,乾统五年拜北府宰相,次年封陈国公,天庆元年加授太傅兼中书令。他深得天祚帝器重,尊为尚父,上朝免拜。萧义墓壁画绘有果下马传递给我们两点信息,一是萧义可能骑乘果下马征战,二是其生前对果下马十分钟爱。

(二)千里马和赭白马

高句丽《好太王碑》曰:“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30]《高句丽大兄冉牟墓志》:“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31]对高句丽出自北夫余,学界已经达成共识,而“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户八万,……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32]《辽东志》亦曰:“夫余国……本秽地也”。[33]《三国志·高句丽传》提到一种方便登山的小马,曰“其马皆小,便登山”。[34]虽未直呼其名,这种方便登山的小马应该就是果下马。《魏书·高句丽传》开始延续濊人的叫法称为果下马:“出三尺马,云本朱蒙所乘,马种即果下也。”[35]始祖朱蒙7岁就表现出过人的才能,能够自造弓箭,百发百中。朱蒙的高超本领说明狩猎在高句丽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果下马在高句丽史料中的记载也经常和始祖朱蒙联系在一起。唐太宗时期,陈大德奉命出使高句丽,搜集到一个世代流传的与马有关的传说,并把它写入《奉使高丽记》:“马多山在国北,高丽之中,此山最大。三十里间,难通舆马……山中有南北路,路东有石壁,其高数仞,下有石室,可容千人。室中有二穴,莫测深浅,夷人长老相传云:高骊先祖朱蒙从夫余至此,初未有马,忽见群马出穴中,形小而骏。”[36]朱蒙从夫余逃难之初困顿异常,忽见洞穴中涌现出来形小而骏的群马真是喜从天降,无疑这些小马就是果下马,朱蒙把它们驯化为己所用。综合《三国志》《魏书》和《奉使高丽记》关于果下马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高句丽建国之初没有家马,是驯化果下马用于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高句丽的社会经济生活与其军事扩张活动都离不开马匹,仅仅依靠驯化果下马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养马业有了长足进展,例如建光元年(121)秋,高句丽六代王宫亲自率领马韩、濊貊的几千兵马围攻玄菟。[37]这几千兵马应该包括果下马和家马在内。到3世纪时,高句丽的养马业就比较兴盛了,如《毌丘俭传》载:“正始中(有244年和246年两说),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38]

史料关于高句丽贡马记载如下:“南燕慕容超太上三年(407年),高句骊遣使献千里马、生熊皮、障泥于超,超大悦,答以水牛、能言鸟。”[39]“太上四年(408年),高句骊复遣使至,献千里人十人,千里马一匹。”[40]高句丽向南燕进献的马匹名称为“千里马”,这种称谓显然是受到中原影响。千里马一词产生于战国时期,《楚词·卜居》曰:“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吕氏春秋》曰:“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千里马就是日行千里的马,古人以日行千里比喻马速之快,但非真的日行千里。秦汉以降,千里马频繁出现在史料中,如《史记·赵世家》:“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汉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马种改良,从匈奴、西域和北方民族引进良马,并且从景帝开始置苑养马,《汉旧仪》卷上云:“天子六厩,未央厩、承华厩、厩、路軨厩、骑马厩、大厩,马皆万匹。”“中黄门驸马、大宛马、汗血马、乾河马、天马、果下马。果下马,高三尺,驾辇。大宛、汗血马皆高七尺。乾河马,华山神马种也。”[41]汉朝改良马种是为了建设骑兵,果下马虽然健行,但由于矮小,中原汉人认为它只适宜用来驾驭车辇,所以正史史料中的千里马不会包括果下马,高句丽献给南燕的千里马也不会是果下马。

(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高句丽王高琏献赭白马。《尔雅》曰:“彤白杂毛騢即今之赭白马。”[42]赭白马是毛色赤白兼杂的马。南朝刘宋高祖刘裕有一匹心爱的赭白马,“旦刷幽燕,昼秣荆越”,为其乘舆多年,当赭白马岁老气殚,毙于内栈,刘裕命文学侍臣为其赋文,颜延之奉诏写了著名的《赭白马赋》。也许是看到刘宋高祖如此钟爱赭白马,所以高句丽向晋安帝进献了赭白马。元嘉十六年(439),宋文帝欲侵魏,诏琏送马,琏献八百匹。[43]

从高句丽贡马以及战争用马情况来看,高句丽的养马业发展迅速。养马业发展之快与它毗邻鲜卑有关。董高通过比较3—6世纪出土的慕容鲜卑和高句丽马具,得出高句丽家马来自鲜卑的结论。[44]鲜卑起源于辽东塞外鲜卑山,公元91年,北匈奴受到东汉政府和南匈奴重创后西迁,鲜卑趁势占据了漠北地区。公元2世纪中叶,在檀石槐带领下鲜卑不断统一、壮大,占据了匈奴故地。在檀石槐死后,鲜卑部落联盟瓦解分化,陆续在北方建立前燕、代国、后燕、西燕、西秦、南凉、南燕及北魏等国,魏晋时期,活动在北方草原上的主要是鲜卑各部。蒙古高原是东亚良马的策源地,鲜卑的马种主要是蒙古马。蒙古马虽然个子矮小,但采用粗放式牧养,处于半野生生存状态,没有失去雄悍的马性,适宜征战。高句丽在遭受毌丘俭的沉重打击后,经过五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开始与慕容鲜卑在辽东地区展开激烈的角逐,与游牧民族决一雌雄,势必少不了战马,军事扩张是高句丽迅速繁殖良马的首要目的。

高句丽良马的另一个来源途径就是夫余,夫余产名马。高句丽和夫余战争不断,夫余一直依附于中原王朝与高句丽抗衡,但在义熙元年(410年),高句丽好太王率军征讨夫余大胜,迫使夫余从此臣服于高句丽。

高句丽通过战争、互市得到了鲜卑、夫余的骏马,为其军事扩张奠定了基础。高句丽挑选精优骏马献给北方民族政权,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由高句丽朝贡骏马,我们廓清了高句丽由驯化野马到畜养家马的发展演变轨迹。


[1] 程尼娜:《高句丽与汉魏晋及北族政权的朝贡关系》,《安徽史学》2015年第4期。

[2] 参见刘文健《高句丽与南北朝朝贡关系变化研究》,《东北史地》2010年第2期。

[3] (晋)陈寿:《三国志》卷四七《吴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43页。

[4] 舒新城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0页。

[5] 赖荣幸:《褐马鸡》,《生物学通报》1984年第2期。

[6] (晋)郭璞注,(清)郝懿行笺疏,沈海波校点:《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54页。

[7] (宋)罗愿撰,石云孙点校:《尔雅翼》,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165页。

[8] 王国维:《观堂集林·胡服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8页。

[9]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五《舆服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70页。

[10] 司马彪:《续汉志·舆服志》,收入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68—3670页。

[11] (晋)陈寿:《三国志》卷三〇《高句丽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25页。

[12] (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487页。

[13]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二五《舆服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70页。

[14] 曹操:《曹操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页。

[15]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51页。

[16] (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98页。

[17] (清)方式济:《龙沙纪略》,清小方壶斋舆地丛抄本,第12页。

[18] 王建新:《先秦时期的秽人和貊人》,《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19] (汉)班固:《汉书》卷六八,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039页。

[20] (汉)班固:《汉书》卷六八,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039页。

[21] (汉)班固:《汉书》卷六八,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039页。

[22] (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一五《列传第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79页。

[23] (明)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四七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3488页。

[24] (五代)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九(上)《列传第一四九》(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2678页。

[25]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二二〇《列传第一四五》,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2053页。

[26]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0页。

[27] 邓涛:《中国矮马与普氏野马的亲缘关系》,《畜牧兽医学报》2000年第1期。

[28] (清)曹寅:《全唐诗》卷三百九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634页。

[29]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53页。

[30]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

[31] 《东北古史资料丛编》第二卷,辽沈书社1989年版,第476页。

[32] (晋)陈寿:《三国志》卷三〇《高句丽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25页。

[33] (明)毕恭:《(嘉靖)辽东志》卷九《外志》,明嘉靖刻本,第269页。

[34] (晋)陈寿:《三国志》卷三〇《高句丽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25页。

[35] (南北朝)魏收:《魏书》卷一〇〇《高句丽》,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15页。

[36] 见高福顺、姜维公等著《〈高丽记〉研究》校订之《高丽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37] (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第七五》,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第1150页。

[38] (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八《魏书二八》,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第482页。

[39] (南北朝)崔鸿:《十六国春秋》卷六四《南燕录二》,明万历刻本,第436页。

[40] (南北朝)崔鸿:《十六国春秋》卷六四《南燕录二》,明万历刻本,第437页。

[41] (汉)卫宏:《汉官旧仪》卷下,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第10页。

[42] (晋)郭璞:《尔雅》卷下,四部丛刊景宋本,第42页。

[43] (唐)李延寿:《南史》卷七九《列传第六九·夷貊下》,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869页。

[44] 董高:《公元3至6世纪慕容鲜卑、高句丽、朝鲜、日本马具之比较研究》,《文物》199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