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思路
本书将首先建立起一个适应性治理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的基本使命在于弄清楚适应性治理的影响因素，以及适应性治理的基本类型。其次，适应性治理的影响因素是本书要重点研究的自变量。如果这些自变量跟适应性治理间的因果关系能够成立，那么，它们将构成适应性治理一般性的生成结构。探究适应性治理的基本生成结构是本书的重要内容。
除了探寻适应性治理是如何生成之外，本书另一个基本研究旨趣就在于，探讨适应性治理是如何运行的。对该问题的探讨将建立在对适应性治理进行分类的基础上，进而言之，每种适应性治理将被处理成单独的章节，这就构成了文章的主体部分。在此基础上，本书将对每种适应性治理的特征、过程和结果进行研究。如韩博天和裴宜理所言，“中国的政治体系受一些特殊政策机制的驱动，而这些机制目前无法归类”[176]。因此，本人将小心地对待这些内容。
不难发现，上述研究内容对研究方法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对适应性治理生成结构的探讨宜用定量研究方法，因为这部分所探讨的对象是一般性的。只有用大量样本才能满足这种要求。而对每种适应性治理的表现等内容的探讨，则需要展示政府环境治理“鲜活”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案例研究法明显更为有效。因此，在研究策略上，本书将用“量的研究”来探讨适应性治理的生成，而用“质的研究”来探讨适应性治理的表现、过程和结果等内容（关于研究方法具体见下文）。
图1-1 研究思路
二 研究方法
为了尽可能地让理论建构与经验层面达成较好的融合，本书将在行文上尽量克制规范性表达（Normative Narrative），而尽可能采用的描述性的或者经验性的表达（Descriptive or Empirical Narrative）。具体而言，本书将使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定量研究法。由于中国环境治理的实权是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的，因此，通过对地方政府的研究，能够展示中国环境治理的大体面貌。基于此，本书将建立一个中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数据库，具体而言，将把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编码，以便进行计量分析。在样本的分布上，争取能够覆盖全国范围；在问题类型上，也争取能够涵盖环境问题的主要方面，如环境污染、生态与资源保护，以及环境争端等。这种定量研究方法，在国外已有先例，比如Jens Newig 和Oliver Fritsch对环境治理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便是建立在对世界各地典型案例进行编码的基础上。[177]
（2）案例研究法。由于定量研究只能用数据抽象地描述事物状态，以及揭示事物间的联系。因此，定量研究法缺乏“触感”，也难以揭示一些深入性的问题。更何况，还有很多事物是难以被量化的。而案例研究正好可以弥补定量研究的这些不足。为了提高案例资料的信度，本书将尽可能地使用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介；对于网络媒介，本书将严格采用那些标注有明确作者或编辑责任者，并且出自于权威或者主流门户网站的资料。
（3）文献研究法。本书的研究会涉及不少理论方面的文献，特别是国外的文献。由于译者的误解以及引文“偷懒”等方面的原因，一些理论的传播在国内存在一些讹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这些问题，本书需要引用国外文献时，都尽量去寻找原文。特别是，本书对现实经验的表述，特别是宏观层面问题时，需要翻阅《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也需要查询地方政府的政策文件、工作报告、新闻报道、统计年鉴等文献资料。这些都需要借助文献研究的方法。
三 核心概念
在回顾学术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这里将对本书的核心概念进行如下界定与说明：
（1）环境治理。本书对治理的理解取的是“元治理”的路径。也就是说，政府在治理中居于核心位置，[178]其职能在于提出议题、提供制度和领导（促进、推动）等；环境治理并不完全依赖科层制下的命令—控制机制，它也依赖参与、协商和契约等机制来推动治理过程。[179]而环境问题（Environmental Issues）又包括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节约资源和解决环境纠纷等范畴。[180]因此，本书将环境治理界定为，在以政府为中心的组织网络中，通过命令、参与和协商等方式来管理和保护环境与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解决环境纠纷的过程。
（2）适应性治理。本书基本认同韩博天和裴宜理对适应性治理的理解，其核心是政府“采用弹性方式来处理公共事务”。[181]但是，需要将适应性治理放到环境治理的具体语境中；也需要根据有限理性和复杂性的前提假设，特别是有限理性的行为逻辑来考虑其含义。基于以上考虑，本书将适应性治理定义为，政府采取富有弹性的方式来处理眼前的环境问题，该处理方式与其当下的情境是最恰切的。该概念有以下三大内涵：第一，政府的行为方式是富有弹性的，也就是说，它是富于变化的，且不僵化或者硬套规则；第二，适应性治理只考虑眼前的情况，这是有限理性作用的结果；第三，所谓“适应”就是与当下情境取得最佳恰适。
（3）治理风格。在行政学的文献中，管理风格（Management Style）[182]或行政风格（Administrative Style）[183]是出现频率颇高的概念。其中的风格大致相当于“独特的、整体性的特征”这一含义。在相同的学科领域中，还存在政策风格（Policy Style）这一概念[184]，根据Howlett与Ramesh的观点，政策风格是指政府为完成政治任务所运用的一套指导方法。[185]当然治理风格（Governance Style）也有被学者们用到，比如克里斯托弗·胡德（Christopher Hood）[186]。根据上述观点，本书将治理风格界定为，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而采用的一套指导方法，并由此形成了特定的、整体性的行事特征。这一概念与治理模式（Governance Mode）非常相近，但也存在差别。它们的相近之处在于，都代表了某种治理的、稳定的特征；其差别在于治理模式往往是由法律规则固定下来的，而治理风格则往往是经验积淀的产物，具有额外的“内在属性”的意涵。
[1] 参见[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 Giddens，A.，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Cambridge：Policy Press Ltd.，2009；Shearman，D.and Smith，J.W.，The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 and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London：Praeger，2007.
[3] 这些思想在贝克的《风险社会》中有较多的讨论，请参见[德]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4] Thomas Malthus，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London：St.Paul's Church-Yard，1798.
[5] Meadows D.L.，et al.，The Limits to Growth，New York：Universe books，1972.
[6] Emerson，R.W.，Nature-Conduct of Life，New York：Read，2006[1836].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与“绿色主义”颇为相似，不过前者发展出了绿色运动，而后者却很少对环境保护产生过实质影响，参见[美]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关永强、高丽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122页。
[7] Neil T.Carter and Arthur P.J.Mol.，China and the Environment：Domestic and Transnational Dynamics of a Future Hegemon，Environmental Politics，2006，15（2）：330-344.
[8] [英]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9] [英]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10]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3 年版。
[11] 本书中国语境下的政府包括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从规范层面来看，政府和政党是完全不同的组织，其中，政党并不在公共权威的范畴内。但是从经验上来看，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本国的公共权威组织，而且还是政府机构的核心。参见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12] 环境怀疑主义往往认为，环境问题的后果并不会太严重，环境恶化往往不是人为甚至是不存在的。参见Stinger，S.F.and Avery，D.T.，Unstoppable Global Warning，New York：Rowman and Little Field，2007；Jacques，Peter，The Rearguard of Modernity：Environmental Skepticism as a Struggle of Citizenship，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2006，6（1）：76-101.
[13] Shearman，D.and Smith，J.W.，The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 and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London：Praeger，2007.
[14] 具体可以参见[美]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关永强、高丽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英]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以上两本书是中国环境史的经典著作。
[15] 参见Smil，V.，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an Inquiry into the Limit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Armonk，N.Y.：M.E.Sharpe，1993；Edmonds，R.L.，Patterns of China's Lost Harmony，London：Routledge，1994。
[16] [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页。
[17] [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0页。
[18] 李万新：《中国的环境监管与治理——理念、承诺、能力与赋权》，《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5期。
[19]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它在中国的环境政策史上应有重要的地位。
[20] Chan H.S.，et al.，The Implementation Gap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China：The Case of Guangzhou，Zhengzhou，and Nanjing，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5，55（4）：333-340；Genia Kostka and Arthur P.J.Mol，Implemen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Loc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Challenges and Innovation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Planning，2013，15（1）：3-16；Xiao，Zhu，et al.，Regional Restrictions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pproval in China：the Legitimacy of Environmental Authoritarianism，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5，92（1）：100-108.
[21] Andrew G.Walder，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5，101（2）：263-301；Oi.Jean，Rural China Takes Off：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22] Economy，E.C.，The River Runs Black：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冉冉：《“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激励和地方环境治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5期。
[23] Weale，A.，The New Politics of Pollu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
[24] 洪大用：《试论改进中国环境治理的新方向》，《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25] 沈白鑫：《简析法治国家治理下系统性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法律机制创新的基本若干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26] Lo，C.W.，et al.，The Regulatory Style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The case of EIA Regulation in Shanghai，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2000，20（4）：305-318.
[27] 彭和平、竹立家：《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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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的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杨瑞龙、王元、聂辉华：《“准官员”的晋升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管理世界》2013年第3期。
[31] Shui-Yan Tang，et al.，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Urban China：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Guangzhou and Shanghai，The China Quarterly，1997，152（4）：863-847.
[32] 周雪光、练宏：《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间谈判的一个分析模型——以环境政策实施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33] 可以参考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制度的定义：“所谓‘实用中的规则’是指新成员（例如新雇员或孩子）一旦出现，就会被社会化到现有的规则规范的行为体系中”。参见[美]保罗·萨巴蒂尔编《政策过程理论》，彭宗超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 49页。
[34] 周晓虹：《国家、市场与社会：秦淮河污染治理的多维动因》，《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35] Nicole Ning Liu，et al.，Campaign-Style Enforcement and Regulatory Compliance，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4，75（1）：85-95.由于国内学界较为习惯使用“治理模式”这一概念，为了行文方便，本书也将海外学者使用的Style（风格）这一词汇译为“模式”并放在此处。实际上，模式与风格两个概念存在很大的差别，本书将在后文对此作出说明。
[36] Sebastian Heilmann，Elizabeth J.Perry，Embracing Uncertainty：Guerilla Policy Style and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In Sebastian Heilmann，Elizabeth J.Perry（Eds.），Mao's Invisible Hand：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37] 熊烨：《我国地方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建构”研究——基于江苏省一个地级市河长制转移的扎根理论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9年第3期。
[38] Chaffin，B.C.，A Decade of Adaptive Governance Scholarship：Synthesis and Future Directions，Ecology and Society，2014，19（3）：56.
[39] Thomas Dietz，Elinor Ostrom，Paul Cstern，The Struggle to Govern the Commons，Science，2003，302（5652）：1907-1912.
[40] R.Merton，On Theoretical Sociology：Five Essays，Old and New，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7.
[41] 单纯引入、验证国外理论是国内环境治理研究中较为常见的研究取向。这些研究取向难以有效地推动中国的学术自觉。
[42] Christopher Ansell and Jacob Torfing（Eds.），Handbook on Theories of Governance，Northampton，MA：Edward Elgar Publishing，Inc.，2016.
[43] Chaffin，B.C.，A Decade of Adaptive Governance Scholarship：Synthesis and Future Directions，Ecology and Society，2014，19（3）：56.
[44] Chaffin，B.C.，A Decade of Adaptive Governance Scholarship：Synthesis and Future Directions，Ecology and Society，2014，19（3）：56.
[45] Sebastian Heilmann，Elizabeth J.Perry，Embracing Uncertainty：Guerilla Policy Style and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In Sebastian Heilmann，Elizabeth J.Perry（Eds.），Mao's Invisible Hand：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23-24.
[46] Sebastian Heilmann，Elizabeth J.Perry，Embracing Uncertainty：Guerilla Policy Style and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In Sebastian Heilmann，Elizabeth J.Perry（Eds.），Mao's Invisible Hand：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21-24.
[47] 周雪光：《“逆向软预算约束”：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48] [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49] [德]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9页。
[50] [德]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9页。
[51] [德]贝克、[英]吉登斯、[英]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vii页。
[52] [英]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8—82页。
[53] Carl Folke，et al.，Adaptive Governa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2005，30：441-473.
[54] Young O.R.，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Fit，Interplay，and Scale，Global Environmental Accord，Cambridge，MA：MIT Press，2002.
[55] Thomas R.Dye，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12th ed），Englewood Cliffs，N.J.：Prience-Hall，2008：Chap10.
[56] [美]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57] Grossman，G.，and A.Krueger，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2）：353-377.
[58] [英]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6页。
[59] Rootes，C.，Environmental Movements，Waste and Waste Infrastructure：An Introduction，Environmental Politics，2009，18（6）：817-834.也许会有人提到绿色运动，实际上，并不存在社会运动意义上的绿色运动。严格来说，它一系列复杂立场、观点和行动的集合体。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60] Thomas Johnson，The Politics of Waste Incineration in Beijing：The Limits of a Top-Down Approach？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2013，（15）1：109-128.
[61] Koontz T.M.，Citizen Participation：Conflicting Interests in State and National Agency Policy Making，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99，36（3）：441-458.
[62] Thomas Johnson，The Politics of Waste Incineration in Beijing：The Limits of a Top-Down Approach？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2013，（15）1：109-128.
[63] [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荀丽丽、包智明：《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关于内蒙古S旗生态移民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64] Thomas Dietz，Elinor Ostrom，Paul Cstern，The Struggle to Govern the Commons，Science，2003，302（5652）：1907-1912.
[65] [澳]大卫·希尔曼、[澳]约瑟夫·史密斯：《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武锡申、李楠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1页。
[66] Peter J.Jacques，et al.，The Organization of denial：Conservative think tanks and environmental skepticism，Environmental Politics，2008，17（3）：349-385.
[67] Weale，A.，The New Politics of Pollu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
[68] [美]小约瑟夫·斯图尔特等：《公共政策导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195页；Andrew Gouldson，Science，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Process：A Review of Government-Supported Environmental R&D in the UK，European Environment，1998，8（3）：71-78。
[69] Philip Selznick，TVA and the Grass Roots，New York：Harper & Row，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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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Michael Howlett，Governance Modes，Policy Regimes and Operational Plans：A Multi-Level Nested Model of Policy Instrument Choice and Policy Design，Policy Science，2009，42，（1）：73-89.
[72] Stephen Bell and Alex Park，The Problematic Metagovernance of Networks：Water Reform in New South Wales，Journal of Public Policy，2006，26（1）：63-83.
[73] Whitehead，M.，“In the Shadow of Hierarchy”：Metagovernance，Policy Reform and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e West Midlands，Area，2003，35（1）：6-14.
[74] Stephen Bell and Alex Park，The Problematic Metagovernance of Networks：Water Reform in New South Wales，Journal of Public Policy，2006，26（1）：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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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Krister P.Andersson and Elinor Ostrom，Analyzing Decentralized Resource Regimes from a Polycentric Perspective，Policy Sciences，2008，41（1）：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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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Thomas Dietz，Elinor Ostrom，Paul Cstern，The Struggle to Govern the Commons，Science，2003，302（5652）：1907-1912；Kristine Kern and Arthur P.J.Mol，Cities and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From Passive Implementers to Active Co-Decision-Makers，In J.E.Stiglitz and M.Kaldor（Eds.），The Quest for Security：Protection without Protection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Governa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288-304.
[80] Kristine Kern and Arthur P.J.Mol，Cities and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From Passive Implementers to Active Co-Decision-Makers.In J.E.Stiglitz and M.Kaldor（Eds.），The Quest for Security：Protection without Protection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Governa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292-293.
[81] Kristine Kern and Arthur P.J.Mol，Cities and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From Passive Implementers to Active Co-Decision-Makers.In J.E.Stiglitz and M.Kaldor（Eds.），The Quest for Security：Protection without Protection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Governa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293-298.
[82] Provan，Keith G.and H.Brinton Milward，A Preliminary Theory of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 Effectiveness：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ystem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5，40（1）：1-33；Berardo R.，Heikkila T.，Gerlak A.K.，et al.，Interorganizational Engagement in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Evidence from the South Florida Ecosystem Restoration Task Force，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14，24（3）：697-719.
[83] Gerlak，Andrea K.，Mark Lubell and Tanya Heikkila，The Promise and Performanc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In Sheldon Kamieniecki and Michael E.Kraft（Eds.），Oxford Handbook of US Environmental Poli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413-434.
[84] 基于此，本书不再对网络治理、合作治理等流行理论展开述评。
[85] [美]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86] Stephen Bell and Alex Park，The Problematic Metagovernance of Networks：Water Reform in New South Wales，Journal of Public Policy，2006，26（1）：63-83.
[87] Damanpour F.，Schneider M.，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Adoption in Public Organizations：Assessing the Role of Managers，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9，19（3）：495-522；Olsson，P.，et al.，Shooting the Rapids：Navigating Transitions to Adaptive Governa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Ecology and Society，2006，11（1）：18；[美]詹姆斯·马奇、[挪]约翰·奥尔森：《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张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07页。
[88] Rodrigue M.，Magnan M.，Cho C.H.，et al.，I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ubstantive or Symbolic？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3，114（1）：107-129.
[89] [美]詹姆斯·马奇、[挪]约翰·奥尔森：《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张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0—51页。
[90]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91] Philip Selznick，TVA and the Grass Roots，New York：Harper & Row，1949：13.
[92] Gunningham N，The New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The Localization of Regulation，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2009，36（1）：145-166.
[93] Berardo R.，Heikkila T.，Gerlak A.K.，et al.，Interorganizational Engagement in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Evidence from the South Florida Ecosystem Restoration Task Force，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14，24（3）：697-719.
[94]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
[95] Isett K.R.，Provan K.G.，The Evolution of Dyadic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a Network of Publicly Funded Nonprofit Agencies，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5，15（1）：149-165.
[96] Dan Guttman and Yaqin Song，Making Central-Local Relations Work：Comparing America and China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s，Frontier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 in China，2007，1（4）：418-433；Neil T.Carter and Arthur P.J.Mol，China and the Environment：Domestic and Transnational Dynamics of a Future Hegemon，Environmental Politics，2006，15（2）：330-344.
[97] 洪大用：《试论改进中国环境治理的新方向》，《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 3期。
[98] 操作性不强是中国相关环境保护制度的通病。以环境评估政策为例，它在决策、参与和监督等关键环节的规定并不具备太多操作性，这使得环评在很多地方沦为一纸空文。参见Lo，C.W.，et al.，The Regulatory Style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The case of EIA Regulation in Shanghai，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2000，20（4）：305-318。
[99] Yee，W.，Tang，S.，Lo，C.W.，et al.，Regulatory Compliance When the Rule of Law Is Weak：Evidence from China's Environmental Reform，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16，26（1）：95-112.
[100] Shui-Yan Tang，et al.，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Urban China：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Guangzhou and Shanghai，The China Quarterly，1997，152（4）：863-847.
[101] Weingast，B.R.，Qian，Y.，Montinola，G.，et al.，Federalism，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World Politics，1995，48（1）：50-81.
[102] Lo，C.W.，Tang，S.，Institutional Reform，Economic Changes，and Loc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China：The Case of Guangdong Province，Environmental Politics，2006，15（2）：190-210.
[103] Genia Kostka and Arthur P.J.Mol，Implemen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Loc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Challenges and Innovation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Planning，2013，15（1）：3-16.
[104] Andrew G.Walder，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5，101（2）：263-301；Oi.Jean，Rural China Takes Off：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105] 张紧跟、唐玉亮：《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研究——以小东江治理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07年第3期；Carlos W.H.Lo and Gerald E.Fryxell，Enforcement Styles amo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ficials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Policy，2003，23（1）：81-115；Economy，E.C.，The River Runs Black：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冉冉：《“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激励和地方环境治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5期；杨解君：《“法治”怯场之后——以环境治理困局的突破为分析对象》，《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06] Guizhen He，et al.，Changes and Challenges：China'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ransition，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2012，3（3）：25-38.
[107] 周雪光、练宏：《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间谈判的一个分析模型——以环境政策实施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08] 杨妍、孙涛：《跨区域环境治理与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1期；汪伟全：《空气污染的跨域合作治理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1期；王丽丽、刘琪聪：《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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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Holling，C.S.，& Meffe，G.，Command and Control and the Pathology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Conservation Biology，1996，10（2）：328-337.
[121] Carl Folke，et al.，Adaptive Governa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2005，30：441-473.Folke等人的这篇文章对这两个概念的比较说得很直接，另外，Brian Walker等人对这两个概念还进行了专门研究。参见Brian Walker，et al.，Resilience，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Ecology and Society，2004，9（2）：5。
[122] Brian Walker，et al.，Resilience，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Ecology and Society，200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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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Herbert A.Simon，Administrative Behavior：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4th ed），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7[1945]：93-97.
[151] 当然，这并不妨碍用理性方法来研究组织。[美]詹姆斯·马奇和[美]赫伯特·西蒙的合著《组织》便是典型，该书宣告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得以产生。参见[美]詹姆斯·马奇、[美]赫伯特·西蒙：《组织》，邵冲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
[152] Herbert A.Simon，The Proverbs of Administr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46，6（1）：53-67.早期行政学学者们建立起的若干组织原则，实际上是对朴素经验进行逻辑加工的结果。对于其科学性的基础，泰勒归结为“明确的法则、规章和原理之上”。参见Taylor，Frederick，Scientific Management，New York：Harper & Row，1923：7。很明显，前两者是所谓符合常规，而后者则是抽象逻辑。我们知道前者依靠裁决，后者则依靠推断——都是主观判断的产物。因此，准确地说，它们是哲学的或是“前科学”的。
[153] Barnard，Chester，The Function of the Executiv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8：89.
[154] [美]罗伯特·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第五版），扶松茂、丁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页。
[155] Philip Selznick，TVA and the Grass Roots，New York：Harper & Row，1949：13.
[156] Herbert Kaufman，The Forest Ranger：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Behavior，Washington：Resource for the Future，2006[1960]：25-86.
[157] [美]彼得·布劳、[美]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等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158] [美]詹姆斯·汤普森：《行动中的组织——行政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敬乂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159] Herbert Kaufman，The Forest Ranger：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Behavior，Washington：Resource for the Future，2006[1960]：239-242.这里需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能够通过组织设计解决一切组织适应问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并且学术界为之付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参见[美]奥利弗·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62—563页。
[160] Lawrence，P.and J.Lorsch，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Managing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Cambridge：HB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209.
[161] [美]詹姆斯·汤普森：《行动中的组织——行政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敬乂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6页。
[162] [美]彼得·布劳、[美]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等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163] Campbell D.T.，Variation and Selective Retention in Socio-Cultural Evolution.In H.R.Barringer，et al（Eds.），Social Change in Developing Areas：A Reinterpretation of Evolutionary Theory，Cambridge，Ms：Schenkman，1965：19-49.
[164] Weick K.E.，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Loosely Coupled System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6，21（1）：1-19.
[165] [美]彼得·布劳、[美]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等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166] [美]保罗·萨巴蒂尔编：《政策过程理论》，彭宗超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9页。
[167] [美]保罗·萨巴蒂尔编：《政策过程理论》，彭宗超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8—49页。
[168] Meyer J.W.，Rowan B.，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7，83（2）：340-363.
[169]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另外，Cyert和March对适应型组织有过专门论述。参见[美]西尔特、[美]马奇《企业行为理论》，李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106页。
[170]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171]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
[172] 林梅：《环境政策实施机制研究——一个制度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 1期。
[173] [美]詹姆斯·马奇：《经验的疆界》，丁丹译，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174] [美]西尔特、[美]马奇：《企业行为理论》，李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75] [美]汤普金斯：《公共管理学说史：组织理论与公共管理》，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9—25页。
[176] Sebastian Heilmann，Elizabeth J.Perry（Eds.），Mao's Invisible Hand：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23-24.
[177] Jens Newig and Oliver Fritsch，Environmental Governance：Participatory，Multi-Level-and Effective？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2009，19（3）：197-214.
[178] 因此，本书不少地方也会直接用“政府治理”这一更通俗的表达。
[179] Stephen Bell and Alex Park，The Problematic Metagovernance of Networks：Water Reform in New South Wales，Journal of Public Policy，2006，26（1）：63-83.
[180] Wanxin Li，Environmental Governance：Issues and Challenges，Environmental Law Reporter，2006，36（7）：10505-10525.
[181] Sebastian Heilmann，Elizabeth J.Perry（Eds.），Mao's Invisible Hand：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8.
[182] [美]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扶松茂、丁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 29页。
[183] [美]米切尔·哈蒙：《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吴琼恩等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03—233页。
[184] [英]科尔巴齐：《政策》，张毅、韩志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9页。
[185] Michael Howlett and M.Ramesh，Study Public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228-233.
[186] Christopher Hood，De-Sir Humphreyfying the Westminster model of bureaucracy：a New Style of Governance？Governance，1990，3（2）：205-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