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意义
（一）佛教文化既是“丝绸之路”的积淀，也是“一带一路”的文化资源
自古以来，连接中土、中亚、西亚、欧洲的“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中外贸易的陆地和海上线路，也是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还是一条宗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通道。法显大师、昙摩耶舍法师、菩提达摩祖师、玄奘大师、义净大师等，高扬着舍生取义、舍身求法、舍我其谁的精神，披荆斩棘、舍生忘死地跨越天险，使佛教参与了中外文化交流。
佛学博大精深，自汉代传入中国已经两千余年，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以这个系统的主导思想而言，它自身及与各种相反相成的子系统的关系就在不断地变动。两汉儒学衰，魏晋玄学兴；魏晋玄学衰，佛、道二教盛；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鼎立；宋元明‘新儒学’重执思想界之牛耳，佛道由盛转衰；清代处于官方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僵化，而朴学盛极一时。这些情况都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在基本不变中也有变动。儒家思想只是在与各种思潮的斗争中，保持住主导地位。”[7]而且，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一个包含诸多要素的统一体，主要包括刚健有为、崇德利用和天人协调。[8]而这些精神在佛教文化中，也是得以传扬的。佛教文化对于中国哲学、文学、建筑、生活和语言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
如今，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并形成软实力，需要包括佛教文化、儒家文化、道教文化等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而佛教动画，则起到了提振国产动画与推动佛教文化传播的双重作用。佛教动画，不仅可以拓展动画电影的题材与角色设计，丰富动画角色的人文情怀，提高动画电影的传统文化的内涵，还有助于观众吸取佛教慈悲为怀的精神和净化心灵的方法，促进身心健康，养成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等道德品质。
（二）佛教文化在欧美的跨文化传播
佛教文化在美国的传播始于1893年，最早的传播者分别是日本临济宗的洪岳宗演、斯里兰卡的佛教学者达摩帕拉，二人一同参加了当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宗教大会。1961年，宣化上人在旧金山成立了金山寺和世界佛教总会。“传入美国的禅宗基本上是一种中国禅与日本禅的混合体。在文化传播媒介、硬件与仪式上，如传法的禅师、道场的建筑、禅堂内部的设置、早晚课的仪式细节、打坐的方法等皆以日本式为多。但在英译的禅宗文本上，绝大部分属中国禅的传统，包括美国禅院研习的佛经是直接由中文译为英文的中国历代禅师之公案和偈子。在美国影响深远的古代东亚禅师之中，只有一两位是日本人，如日本禅师道元永平（1200—1253年），其他都是中国禅师，如慧可、慧能、赵州、百丈怀海等。即使是道元，当年他传下来的也是他在中国学到的曹洞宗禅法。美国作家吸收的禅文学，绝大部分是中国诗僧及居土诗人所写的禅诗，小部分是日本的禅僧之诗与俳句。中国的禅宗经典、中国禅文学大抵间接传入美国，是通过英文译文，有些是由日本的禅学学者介绍，或日本禅师所介绍，但更多是直接由中文译为英文的。”[9]至今，已经100多年，禅宗流布甚广。据统计，“1987年美国各地的禅院、禅中心多达429所，到1997年已增加到1062所，发展速度非常快。以上这些中心的主持人与信众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出身的欧、英、犹太裔美国人，因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可以说禅宗在美国已经相当本土化了”[10]。以此观之，“功夫熊猫”系列中的佛教故事、思维、台词、角色设计、场景等，具有中国佛教文化的韵味，不足为奇。
而且，佛教文化在欧美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勒努瓦（Frédéric Lenoir）1999年在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理事会下属的刊物《第欧根尼》上刊文《佛教在西方的接受》并指出，“如果说西方的佛教面貌本质上是混杂的和经过重新诠释的，有时甚至是同佛陀的基本教义相矛盾的，那么能否——在这种普遍趋势内部——说存在着不同于德国或者美国佛教的法国佛教的特殊？我们可以指出一些不同的感性特征。比如说，美国的佛教徒对于参禅的形式十分向往，因为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形形色色的个人信仰嫁接到这种审慎的静思实践上去。英国人对禅宗及上座部佛教特别感兴趣，毫无疑问，其部分历史原因在于新教同这种相当朴实和带有伦理色彩的佛教形式颇为相近。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推崇藏传佛教，其原因在于藏传佛教同天主教有着近缘因素。因此，西方人从一种被看作理性的和实用的因而是现代的学说所具有的共同吸引力出发，走向一种比较接近他们的情感的佛教文化形式，然后以他们的观点和需要来加以矫正”[11]。佛教在西方各国的传播存在着差异，但是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佛教传播历史的悠久及文化适应性，而这也正是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佛教文化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极具活力和适应性。本书引述一份关于万字符传播历史的文化考证，也许能够加深我们关于佛教文化生命活力和交融性的认知。2009年，陈剑光以考古学为依据，结合历史、地理、宗教等学科，梳理了万字符和莲花符号的历史渊源，撰文《中国景教中的莲花和万字符——佛教传统抑或雅利安遗产？》指出，莲花和万字符如今已是佛教的符号和标志。“在古埃及，莲花是一种具有象形特征的，被称为‘Seshen’，是很流行的花。因为莲花是早上随着太阳的升起而开放，随着夜晚的来临而闭合，所以，古埃及人相信，莲花象征着组合、复兴与重生。同时也象征着死而后生，或复活重生，由此它经常在墓穴的雕刻图案上出现。”[12]作者还引用附有叙利亚语的亚述教陵墓铭文及其图案，指出“我们可以注意到莲花标志既位于十字底部也存在于十字中间，这是很重要的，而字作为波斯的文化遗产本身同佛教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这些图片表明，莲花作为宗教的一个标志，被波斯人和埃及人使用远远早于基督教、佛教和印度教，并且，在波斯，它也是作为景教徒的一个标志符号被使用，代表了重生、生命和复活。它与十字一起使用则表示基督教中的活与拯救”[13]。陈剑光指出，中国的万字符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伊朗西南部一个大理石的万字符石刻，是刻于公元前4000年前，被纳粹当作雅利安主义的纳粹标识。我们无意对佛教、基督教标志符号的出现先后进行探讨，而是意在进一步增强对佛教传播、融合和发展的历史复杂性的认知。
（三）注重生命关照的佛教文化，有助于个体的自我救赎
佛教注重生命的终极关怀。张立文主编的《空境——佛学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前言中说“佛学说到底是对于宇宙万有由何而生起，依何而存在，人的生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的价值何在，生命意义是什么等的关怀”[14]。更令人惊叹的是，“佛教对死亡的生理和精神过程多有述及，不仅令佛教与现代医学之间形成对话基础，还令佛教与当代社会大众关注的一系列死亡议题、新兴的死亡研究，乃至指导个体和家庭处理死亡问题等诸多方面，形成一个相当广阔的对话平台”[15]。在战争频仍、生命朝不保夕的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生死观，帮助人们从各种可能的伤害中解脱出来，帮助生者把握了从有限走向无限的可能性，明确提出了死亡不可避免，需要当事人独立承担的冷峻命题。人生是苦的生命观，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担当。“佛教以其特有的生命观为支撑，以业报理论为生命动力，刨根究底，由探询个体死亡的原因一直追溯到生命的原初成因。佛教对死亡的解析包括濒死期、死亡刹那、死后意识及死后生命四个部分，涉及临终前后身心的细微变化。佛教由此得出死亡之‘体’和死亡之‘相’，为消解人类追求永生的本能和客观必死的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作出理论贡献”[16]。可以说，佛教勾勒了个体生命的整体流程及心理的精微之处，这有助于动画创作者对动画角色的生命的塑造及命运的安排。
有人说，倡导“人生是苦”的佛教人生观过于悲观，如何能激发动画角色的生命抗争能量、推动矛盾递进呢？应该讲，世俗对佛教的误解，部分源于印度佛经在中国的传译和讲习过程中产生的些许歧误。例如，关于“如性”这一概念，“当初译为‘本无’。现在考究起来，这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如性’这个概念来自《奥义书》，并非佛教所独创，表示‘就是那样’，只能用直观来体认。印度人已习惯地使用了这一概念，可是从中国的词汇中根本找不到与此相应的词。因为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比较看重实在，要求概念都含有具体的内容，所以没有这类抽象含义的词。所谓‘如性’即‘如实在那样’，而现实的事物常是以‘不如实在那样’地被理解，因而这一概念就有否定的意思：否定不如实在的那一部分。所以‘如性’也就是‘空性’，空掉不如实在的那一部分。印度人的思想方法要求，并不必否定了不实在的那部分以表示否定，只要概念具有否定的可能性时就表示出来了。所以佛教进一步把这一概念叫作‘自性空’‘当体空’。从这个意义来说，译成‘本无’原不算错。而且‘无’字也是中国道家现成的用语。要是了解‘本无’的来历，本来不会产生误解。但这种用意只有译者本人了解，译出以后，读者望文生义，就产生了很大的错误。最初把这一概念同老子说的‘无’混为一谈，以后联系到宇宙发生论，把‘本’理解为‘本末’的‘本’，认为万物是从‘无’而产生。这一误解并未因它的译名重新订正而有所改变。例如，以后‘本无’改译成‘如如’‘真如’等，反面错上加错，以至于认为是真如生一切。这种不正确的看法，代代相传，直到现在”[17]。
除此之外，就是一些人对于佛经的望文生义的误解所致。印顺法师曾经在《切莫误解佛教》一文中指出佛教中“苦”的真正所指。“经上说‘无常故苦’，一切都无常，都会变化，佛就以无常变化的意思说人生都是苦的。譬如身体的健康并不永久，会慢慢衰老病死；有钱的不能永远保有，有时候也会变穷；权位势力也不会持久，最后还是会失掉。以变化无定的情况看来，虽有喜乐，但不永久，没有彻底，当变化时，痛就来了。所以佛说人生是苦，苦是有缺陷、不永久、没有彻底的意思。学佛的人，如不了解真义，以为人生不圆满彻底，就会产生消极悲观的态度；真正懂得佛法的，看法就完全不同。要知道佛说人生是苦这句话，是要我们知道现在这人生是不彻底、不永久的，知道以后才可以造就一个永久圆满的人生。……为什么人生不彻底、不永久而有苦痛呢？一定有苦痛的原因存在，知道了苦的原因，就会尽力把苦因消除，然后才可得到彻底圆满的安乐。所以佛不单单说人生是苦，还说苦有苦因，把苦因除了，就可得到究竟安乐。”[18]可见，佛教倡导的是一个究竟圆满的人生，达到常乐我净的境界，而非彻底否定人生的喜乐的相对性。
其实，对于佛教的误解还有很多，例如，认为“忍辱”就是忍气吞声，“出世”就是远离尘世的修行，“因果轮回”就是命定论。对此，巨赞法师曾经有过精辟的雅论，“忍辱”，“其梵音是‘羼提’，唐玄奘以为‘安忍’，定义为‘于诸艰难、危苦、凌虐、侮辱等境，及诸深广殊胜法义，顺受不逆，坚持为性。言顺受不逆者，于艰苦境，无怨尤故；于诸凌侮，无恼恨故；于深法义，顺信入故。言坚持者，于自愿行诸胜善法，坚固持守，不因艰苦危逆等境而退失故：是为安忍’。然安忍，并非是学习娄师德的唾面自干，而是要我们在艰难困苦及被凌辱的地方把握得定。不明佛教明理者，望文生义，以讹传讹，把佛教形容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姿态了”[19]。
“出世”，也容易被误解。“既是可以理解为出世间，也可以认为是逃避现实。佛教以‘苦痛烦恼’为世，解除了苦痛烦恼即是出世。譬如‘苦集灭道四谛’中，‘苦’‘集’二谛是世间，‘灭’是出世间，‘道’是从世间过渡到出世间的桥梁，而‘集’谛是世间一切‘烦恼杂染’的总名称，‘苦’集二谛通过‘道’谛到达了‘灭’谛，并非把一切的世间悉行毁灭，而是把苦痛烦恼消灭了，剩下的是安乐庄严的情景世间。佛教称之为佛土。则‘出世’一语，乃‘控制自我、主宰因果、把握生死、创造更高的生命之谓。并无逃避现实及其他消极的成分在内。’”[20]“出世”是出离“有漏系缚”，并非消极无为。
至于“因果轮回”，巨赞法师认为，“因果轮回，是佛教的一个宝藏，但是，佛教的本质是‘无我’，佛教自始就是反对命定论的，一般人怕死后或者未来生命的堕落，而又不知道佛教的真精神，就不能不为因果轮回的观念所束缚而变为一个命定论者。命定论者盲目地听从因果的安排，丝毫不能发挥人类最宝贵的精神——主观能动的积极性，自然就消极退堕，死气沉沉了。这是我国佛教徒的通病，事实俱在，无可否认，所以称之为庸俗”[21]。“佛教原来具有的积极救世的思想被弱化，源于封建社会是少数统治阶级统治大多数人的社会机制，以前世不修、此世受苦的命定论思想，只谈个人内心冷暖自知的修养，以及鼓励清高、崇尚方外等思想是便于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22]
巨赞法师激浊扬清的论述，匡正了佛学源流。可见，倡导“烦恼即菩提”的佛教文化是激励人们不断精进，以大悲心来救助众生的。其与动画角色的要求不仅并行不悖，相反，佛教文化将会深化动画创作者对动画角色的心理、行为、命运的理解。除了上述价值外，在动画艺术方面，佛教动画也颇具借鉴意义。
1.佛教文化题材对国产动画的影响
汉传佛教文化对中国动画电影的影响，最早始于万籁鸣兄弟于1940年创作的《铁扇公主》。该片直接取材于宣扬佛教思想的《西游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佛教动画依然不断问世，例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九色鹿》《三个和尚》等都取材于佛教文学或者敦煌壁画。
2.佛教与视听艺术的近缘性
佛教的壁画、变文、音乐、诗歌、绘画、佛塔等诸多艺术形式，促进了佛教传播的形象化与通俗性。“艺术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最密切的领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哪里有佛教，哪里便有艺术。宗教与艺术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和表现手法等方面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宗教需要通过自身的具有审美潜在力的艺术展示来显现自身的存在，因此佛教也需要艺术，没有艺术活动，它的生命也就终止了。”[23]佛教艺术可以视作佛教哲学的形象化，这与动画的创意思维相通。
归属于视听艺术的动画，与佛教艺术也有着相同的特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王志远在其专著《中国佛教表现艺术》中，将宗教艺术分为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前者基本以静止的形态出现，需要受众具备主观的审美要求，涵盖了绘画、雕塑、建筑及工艺美术等；后者基本以运动的形态出现，对于受众具有主动的审美感召，涵盖了念诵、仪轨、经忏、对白、音乐、舞蹈、杂技、幻术、戏曲、戏剧等，如果用古典的概念表达，还应该包括转读、俗讲等多种形式。书法作为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与宗教有不解之缘，既具象又抽象，但其归根结底要以静止的形态出现，因此最终归结为造型艺术”[24]。而伴随着音乐、唱诵、动作、对白等元素的造型艺术，本身就属于视听艺术。另外，王志远还提出，中国佛教表现艺术的独特形式之一是“行为魔幻化”[25]，这和某些类型动画的特性是不谋而合的。
3.奇观的设计与想象
佛教为了阐扬教义，产生了很多类似《降魔变文》等变文故事，其中有很多瑰丽的奇观场景。这与动画的奇幻不谋而合，值得动画创作借鉴。
4.人物造型
佛教的壁画、绘画中有诸多菩萨、罗汉等形象，而且，佛教图像把经验与超验、真实与虚幻、欲望与禁忌等二元对立要素组织在同一观照过程中，并通过价值联想的方式构建一个经验事实世界。中国动画鼻祖万籁鸣年幼时也曾经在寺庙中学习绘画。可见，佛教美术对于动画造型的设计，极具借鉴意义。
5.角色性格
佛教宣扬的“菩萨行”，即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度”。其实这种修行与现代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相通，也是国内外动画电影中正义一方的角色性格的核心。这些佛教修行方式，适应世界文化差异，以不同的形式，内蕴于中外经典动画角色的性格和命运中。
6.佛教能够养成动画创作者的童趣
佛教关于对待自然的理论具有现代性。例如护生与放生，与现代的环保理念相通；佛教的日常修行规范——禅定能够促进心理健康等；同时，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状态，还有助于养成动画创作所需的童心与童趣。例如，丰子恺的漫画中有儿童给凳子的四条腿穿鞋子的画面。可见，动画不是简单的童话，而是以童趣来表现丰富的人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