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金融危机反观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王伟光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至今，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风风雨雨，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大趋势的科学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命力。

一 百年世界历史进程，雄辩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式地发展，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螺旋式地上升、曲折式地发展，社会历史发展也是如此。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这一历史辩证法的最好案例。社会主义运动正是遵循这一历史辩证法的逻辑在曲折中前进，虽有挫折与失败，但总体上是循时前行的。

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观察，历时越久、跨度越大，也就越看得明白，其判断也就越经得起实践检验。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即伴随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两大历史前途的较量，其历史较量的线索、特点、规律与趋势，随着历史的发展、空间的变换、时间的推移，越发清晰，人们也看得越发清楚，其历史必然性越发显现。

进入20世纪以来，已百余年，世界历史发生四次重大转折，标志着社会主义在斗争中、在逆境中顽强地生长，这一历史进程尽管曲折，有高潮，也有低潮，有前进，也有倒退，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在总体上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说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间，经过几十代甚至上百代人千辛万苦，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奋斗才能到来。既要看到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坚信社会主义是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也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同时又要看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充满曲折，充满斗争，甚至有可能出现暂时的衰退与下降。既要反对社会主义“渺茫论”，又要反对社会主义“速胜论”。

第一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发生在20世纪初叶，其标志是1917年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建科学社会主义，替代了空想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从此有了正确的指南，步入了科学社会主义轨道，由此而开创了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篇章。进入20世纪初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由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实践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列宁成功地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这是20世纪初叶最重大的世界性事件，从此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走向高潮。

第二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发生在20世纪中叶，其标志是1945年“二战”之后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矛盾激化引发危机，危机造成革命机遇。20世纪初叶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中叶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激化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由于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而导致垄断，垄断代替竞争、垄断资本主义代替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克服自由资本主义愈演愈烈的固有矛盾，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矛盾，不得不采取战争的办法来解决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早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其固有矛盾不断激化，导致从1825年开始，每隔约10年爆发一次经济危机，危机的累加进一步演变成1873年的资本主义空前激烈的世界性危机，这次总危机及之后不断叠加的危机，如1900年、1903年、1907年的经济危机，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只能恶化危机、加重危机，“一战”之后旋即爆发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大危机，资本主义步入严重的衰退期。面对这场空前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世人惊呼“末日来临”“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危机的结果又要依靠战争来解决问题。战争是缓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转嫁危机的外部冲突解决方式，但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激化演变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斗中萌发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遏制战争的，只有苏联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动员全体人民、联合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战胜德国法西斯，赢得了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资本主义逐步走向衰落，资本主义败象显见。危机与战争给革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战”期间，俄国率先从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突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二战”前后，正是苏联及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崛起之时。中国等一系列落后国家革命成功，从东方崛起，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相反，“二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美国1948年、1953年、1957年、1960年、1969年、1973年……连续爆发危机，并波及北美、日本和西欧主要国家，成为世界性危机。资本主义整体实力下降，受到沉重打击。当然，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衰落时期，优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致使美国这一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抓住了战争机遇迅速兴起，代替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的一段时间，资本主义发展处于低迷状态，而社会主义发展却处于上升状态，社会主义运动处于高潮。

从国际走势来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二十余年中，世界历史又接连发生了两次重大转折。社会主义运动由高潮到低潮，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走出了低谷。资本主义由低潮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美国金融危机又使得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面临严重危机，呈进一步衰退之势。

第三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发生在20世纪末叶，其标志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使世界形势发生了自“二战”以来最为重大的变化与转折。“二战”以后，社会主义走上坡，资本主义走下坡。但世界进入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诸国却放慢了发展速度，甚至出现了停滞和负增长，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受挫。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吸取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吸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经验，推行资本主义改良，现代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和缓发展时期。当然在资本主义相对缓和发展时期，危机也并没有中断，1980—1990年美国就多次爆发波及世界的危机。第三次转折表明，社会主义处于发展的低潮，现代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缓和稳定的发展期。伴随着这个历史性转折，中国及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这对中国21世纪以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第四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发生在21世纪初叶，其标志是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这对世界发展格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产生的影响仍无法估量。有句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走出低谷。而美国金融危机却使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危机困境，资本主义的整体实力下降。二三十年前的世界性历史事件爆发是此消彼长，社会主义力量下降，资本主义力量上升；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是此长彼消，社会主义力量上升，资本主义力量下降。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

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具体的救市措施只能使危机得到暂时的缓解，但最终是无法克服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思想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社会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这场危机反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不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商品经济二重矛盾引发的危机最终是无法避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商品二重性矛盾可能会产生危机，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又决定了危机是可以规避和防范的，一旦发生是可以治理和化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特性，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商品内在矛盾是不可改变的，但它的不可克服性是可改变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避和战胜世界性金融危机成为必然。

从金融危机爆发到今天，已经一年半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成功地克服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和消极影响，顶住了金融风暴的冲击，不仅实现了预定的稳定发展的目标，而且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既要归功于党的正确的领导和果断决策，更根本的是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愈发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使社会主义焕发了顽强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开创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格局。当时，他们把注意力和着眼点主要放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当时的实际，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生产力比较发达、工人阶级人数较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至少是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胜利。而后的实践发展却超出了他们的具体判断，新的实践促使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开始注意并研究东方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情况。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东方落后国家出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时，马克思恩格斯先前已经研究了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提出非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问题。他们认为，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在特定条件下，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力量有可能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的设想为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诸国同时胜利的结论，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判断上。就一般发展规律来说，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成熟，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其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爆发，也就是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先要经过资本主义的成熟发展，然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再进入社会主义。而现实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资本主义尚不成熟，但具备一定历史条件的东方落后国家。马克思恩格斯经过科学研究，分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是科学的。然而，继列宁之后，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模式，所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道路，尽管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却忽略了苏联相对于西方诸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的生产力，忽略了市场经济的必经阶段，超越国情，逐渐形成了高度僵化、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束缚了人民积极性的发挥，束缚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一系列革命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更为落后的本国生产力实际，犯了照抄照搬别国模式的错误。在几十年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渐地被僵化的、不适当的经济政治体制所消耗，再加之客观原因和主观错误，致使社会主义诸国进入了发展低谷，东欧剧变就是这一历史演变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既有资本主义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因，同时又有社会主义模式僵化、脱离本国实际、主观上犯错误，还有苏联党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的根本问题的内因。

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落后的国家到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实践和理论上给予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破解了这一重大课题，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道路。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设想，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跳跃式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资本主义已历经的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高度成熟的自然历史过程却是不可逾越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社会主义诸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改革开放，建立与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与发展市场经济相协调的经济—政治体制，解决了“在落后的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走自己的道路，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史发展的现实辩证法再次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鲜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生命。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过时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没有生命力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具有旺盛生命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永不枯竭，永远具有蓬勃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的实践性。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是理论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是推动理论不断发展的动力。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俄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列宁主义。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立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创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理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又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一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始终与不断发展的实践相结合，才永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在于其不会永远停止在同一个认识水平上，而是不断向更高的认识水平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常新，理论也常新。任何时候，马克思主义都不能窒息自己的生命，成为静止不变的、僵化的、封闭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形成新的理论，产生新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创造性，没有创造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分析了他所处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特征，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更加不平衡，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发生，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列宁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在数国同时取得胜利的具体结论，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只是回答了在俄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东方，像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怎样进行革命、怎么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回答的课题。毛泽东同志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不同于俄国革命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道路，创新了列宁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虽然取得一些有益的成果，但总体是不成功的。在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科学的回答，解决了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

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说明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哲学上来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质就是哲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问题。既要肯定“一般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要肯定“特殊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高度上、思想路线高度上解决好“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是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认识前提。马克思主义是一般原理，它必须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植根于中国本土，才能富有生命活力。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揭示事物一般规律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相结合，不断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使马克思主义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态的、对中国有实际指导意义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特殊条件”就是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首先是中国社会性质、社会状况的特殊性，同时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的民族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与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相结合，与中华民族特殊的民族国家国情相结合。

“具体环境”是指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即世情。中国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大趋势、大环境，国情离不开世情。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就是马克思主义适应世界发展大趋势和大规律的需要，科学概括和反映了世界发展一般规律和趋势的“普遍性”。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适应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和世界发展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就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要把握时代主题，回答时代问题，符合时代特征，适应时代潮流，应对时代挑战，吸收世界先进文明，走在时代的前列。

实现大众化、普及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使命。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人民大众的实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人民大众的民情，脱离人民大众的实际就是最大的脱离中国实际。所谓中国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的大众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群众运动实践相结合。这种结合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只有依靠人民大众的创造性实践，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只有为人民大众所接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转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产生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当然也包括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正确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了新的课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在回答该主题的历史进程中，在改革开放三十年过程中，我们党始终面临并依次科学地回答了四个大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最后归结为回答一个总题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深化了对“三大规律”，即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执政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崭新的内容。

（原发表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0年4月12日、《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被多家报刊和出版物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