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社会应当如何看待宗教

自改革开放以来，宗教领域日渐以正常面目重回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思考视域。与此同时，宗教界在社会世俗化潮流下也乱象丛生，出现了一些太功利、太世俗化的表现，给宗教的社会形象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实，把宗教作为一种仅仅谋求现实方面的利益——包括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的手段和方式，而把宗教原初追求的本真丢掉了，这在宗教当代发展中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对于宗教当前出现的乱象的及时治理，特别是依法打压其中的极端势力，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我们不能因为宗教出了极端势力，就把整个宗教否定掉，这也是不公平的，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明显不利。因此，中国社会看待宗教，有必要避开这两种极端而寻找一条“中庸”之道。在我们的社会，宗教首先应当“脱敏”，不要把宗教看作敏感的领域，而要把它视为我们社会民众中正常的精神现象。面对复杂的社会现状及对宗教的不同评价，当今中国宗教工作仍然步履维艰，却又任重道远。

一 宗教是中国社会的正常现象

无论社会舆论如何评价宗教，当前宗教在中国社会肯定会不断发展，这是一种正常现象。我们当前处于一个多元的世界，人们包括精神诉求在内的各种诉求也会多种多样，势必会有一些人进入宗教领域。由于这个领域以前一度是封闭的，所以现在有一些人进入宗教领域，入乎其内而不出，就可能让社会中其他一部分人感到比较新奇，或者也有少部分人感到有些不习惯。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

事实上，无论在世界还是中国的历史上，大多数人信仰宗教是普遍情形。只是过去的约一百年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显得比其他民族要淡漠一些；加上近现代各种政治思潮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使得人们对宗教方面不是特别关注；另外，新文化运动对宗教的整体评价也比较低，当时学界一批出类拔萃的精英人士宣称中国社会无宗教或不需要宗教，其影响延续至今。但实际上宗教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人们对这方面的精神需求也一直保留。现在的中国，有一个问题仍然纠缠不清，即中国到底有没有宗教?其实中国有宗教是个不争的事实。最近长江上游三星堆遗址和长江下游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虽然还没有找到那时的文字，却有着中国古代社会存在宗教的明显痕迹。当然，不同的人对宗教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同一个人对宗教有无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人们迄今在宗教定义上就没有达到普遍共识，但也不否认古代社会的祭祀现象在中国并无例外。在这个意义上说，宗教信仰在中国从古至今没有中断过，只不过对其存在形式理解不一，认为宗教的社会展示与其他国家不同，有时候从公开转为秘密，从显现转为隐蔽而已。事实上，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存在宗教，只不过处于地下状态而已。所以说，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完全正常的现象，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另外，尽管宗教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大的发展，但根据我们最近做的一些调研，整体来看，当代社会有具体宗教归属的人数在中国还是属于少数。这个数据一开始是华东师范大学收集的，虽然没有公开披露，但据我们了解有一定的可信性，此后相关调研也呼应了其数据，但最后权威发布认定中国目前有二亿人左右信仰不同的宗教。和中国当前十三亿接近十四亿总人口相比，这二亿人当然还是属于少数人。

对于少数人的信仰，我们的社会应该给予充分尊重，不能歧视，也没有必要抱有偏见。人类发展仍在进程之中，未知领域巨大，人们充满着好奇、想象和惊讶，宗教信仰也是其正常的诉求。老百姓在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满足的基础上，可能就会进行更多精神上的思考。对于精神上的思考，则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具有同一种精神，多元共在是人类正常发展的一种现象。我们希望这个社会达到和谐，就是要多元求同、多元共在，这才叫和谐；只有一种声音、一种信仰、一种精神，这不叫和谐。我们现在承认多元社会，就是倡导多元和谐共构。我们要关注如何在这个多元信仰的形势下把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好，我们的功夫应该下在这儿，而不是担心多少国人信仰宗教之后中国会如何。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宗教改变国运的情况极少，而且主要还是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其政治层面出了问题。所以，在国运昌盛之际担心宗教发展会危害我们社会的整个根基，就好像杞人忧天一般。不过，若不正确处理好宗教问题，不对我们社会中的宗教积极引导，也的确会给将来带来隐患。

中国当今社会还有一个讨论很多的问题：儒家思想是不是宗教?如果儒家思想也是宗教表述的话，那么中国信仰宗教的人数比重实际上还要加大。很多中国人在骨子里、在其人格形成上所接受的熏陶，实际上就是儒家传统。从儒家“敬天法祖”的传统来分析，与世界上大多数宗教并无本质区别，而且在古代历史上的确有过宗教的形态、发挥过宗教的功能，只是中国近现代对宗教的特殊界定而把儒家传统排拒在外。至少，我们无法否认儒家所具有的宗教性。

我们目前对宗教有狭义的和广义的理解。从狭义的理解，按照组织建构形态来看，可能某些宗教就不被看成宗教了；如果从广义层面来讲，是否宗教的判断不光是看组织建构层面，可能还更多涉及人的宗教性问题，涉及对宗教的理解和宗教的宽泛程度。宗教史家伊利亚德说过，宗教是一种人类学常数，就是说宗教和人类文化发展是密切关联的。而社会学家杨庆堃则指出中国宗教的特点之一就是包括其组织形态模糊的“弥散性”宗教。过去中国老百姓的信仰也的确比较散，儒佛道等都信，往往灵则信，也接受信则灵的规劝。历史上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了赢得中国士大夫信仰天主教而以基督宗教之维过滤掉了儒教，宣称儒教不是宗教，从此有不少中国学者跟着说，却不知在这些传教士的心目中，以往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不过是“迷信”而已，不能登上他们宗教的“大雅之堂”。如果我们也学着西方传教士说中国古代没有宗教，岂不就会掉入西方人所设置的这一逻辑陷阱?

即使有很多人不信仰某一种具体的宗教——在国外也有这类人——但他们还是会有宗教情怀和宗教性的相关体验。一些中国人既入佛寺又进道观参加敬拜活动，他们没有具体的宗教组织归属，但也不能简单说他们就没有宗教信仰。宗教是和人的精神探求、人的文化熏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代世界中国民众是信仰宗教最少的群体，但走出国门之后却被评为最没有文化的群体之一，这无疑会使我们拥有五千年文明的称号蒙羞。什么是文化?在世界上人们的理解中宗教与文化是什么关系?可惜这些问题还没见几个国人在仔细推敲。

二 宗教在当代中国人生活中起到的作用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短时间内经历了急剧的变化，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都有，其在心灵层面自然会随之产生各种需求，而不同类型的“心灵鸡汤”也应运而生，曾经有过一波又一波的“喝汤”热潮，喂汤者成为明星、网红，而其汤料也一度成为畅销产品。江河流涌、金沙混杂，但人们最近更多热议的则是像王林这样的所谓“大师”、“朝阳区30万仁波切”等，甚至就直接将矛头指向宗教，多有嘲讽和批评。其实，宗教在社会上正负功能兼具，对其正确评价就是要辩证地看待宗教的作用。宗教在中国社会中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宗教的社会作用乃一把双刃剑，宗教在社会上的表现可能影响着人们对于宗教的看法，而这个社会怎样看待宗教、对待宗教，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宗教在社会中的表现。

为此，在当今社会宗教首先应当“脱敏”，不要把它看作敏感的领域，而要把它看作正常的精神现象；更不要老拿宗教说事，将之看成社会问题的替罪羊。马克思反复强调要寻找宗教问题的社会根源，有人却老把宗教视为社会问题的根源，完全把马克思的思想本末倒置。本来，老百姓有各种诉求包括宗教诉求，这都是正常的，我们的《宪法》也谈到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故没有必要在宗教问题上纠缠不清。

宗教毕竟已经是这个社会不可或缺、实际存在的部分。这里，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宗教自改革开放以来起到的作用。其一，它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改革开放以来，有一部分人信仰宗教是因为我们打开国门看世界，关注到了世界宗教。一方面，我们在批判西方社会，思考它的价值观、它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受到西方社会渗透的影响巨大，过去四十年来中国外出的几千万移民，大多去了西方国家，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也在外信了宗教，这些移民与中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中国社会有着各种关联和影响，而这也会以宗教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是好还是坏，这要冷静地观察，辩证地看待，不能绝对化。这些宗教影响既会引人向真善美圣的境界或追求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盲信迷信的不良倾向，对此，我们的社会当然应该对宗教积极引导，并且加强管理，弘扬正气，阻止歪风。

其二，我们中国人通过宗教信仰的方式而在重新审视自身的传统文化，尤其包括对中国这百年来有无宗教进行深刻的反省。因为如果离开儒释道三教，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就要减去很多很多。而我们现在讲儒释道三教，不可能单独把儒教分出来，说这个教只是“教育”的“教”，而其他教则是“宗教”的“教”。这说不过去，也会让人感觉有些怪怪的，且中国历史上“三教并立”，当时认为其三足鼎立、缺一不可，也并没有明确或强调这种区分。

由此而论，宗教扩大了人们观察他者以及反省自我这样一种视域。这种宗教存在及其视域完全是正常的。宗教界和现实社会一样，也是一个小世界，虽然其社会结构、话语体系与世俗社会有所不同，却也不可隔断其与社会的复杂关联。

除了这种时空外观和历史反思之外，宗教在相当程度上还能满足人们心灵抚慰的需求，具有一种对社会上各种“弱势”人群的精神安慰作用，而这种安慰有时也是很难替代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物质的安慰毕竟是有限的，社会的安慰也一样。所谓有限，比如生老病死，不管你有多少物力财力、多好的社会条件，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或者根本性地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如思想孤独、精神抑郁等，宗教的开导有时能起到意想不到的奇特效果。心病需要用“心”来治疗，所以人们一旦想寻求一种解脱的话，也有可能会找到宗教。如果这种安慰并不对现实社会和政治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也能使信仰者比较平静地对待生老病死，克服孤独和孤单，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对痛苦及恐惧的解脱，起到心理安慰和临终关怀的作用，为什么要说它没有必要呢?完全可以允许这种正常的精神安慰存在。不过社会上确实也有一些骗财、伤害人们身体和精神的现象，有些甚至以宗教之名或者实施者本身就是混入宗教的败类，这就当然要加以分辨并制止了。社会在这里的作用就是弘扬宗教中好的东西，制止宗教中不好的东西。必须承认宗教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对宗教传承必须采取“扬弃”的态度，去伪存真、与时俱进。我们希望宗教和人类文化向优化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向低俗的、迷信的方向发展。

社会上如王林这类人，都是以一种巫术的方式来欺骗民众。巫魅属于宗教早期发展的时段，随着文明宗教的发展，这种成分应该会越来越少，我们不能说它没有，但它在逐渐减少。宗教进化、升华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祛除巫魅，如果要把这种东西扩大，就是一种复古、一种倒退。我们为什么不看到宗教中一些更高雅的、超脱的内容，并加以提倡呢?社会中有人崇拜王林那类人，其中还不乏一些社会名流，其本身就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有问题。应该反省社会，批判以宗教为名的行骗者，而不是把棒子简单粗暴地打到宗教上。

宗教里面也的确有些个别的渣滓，他们本身就缺少真正的宗教精神，而是拿宗教作为骗世、混世的一种手段或面具而已，他们把巫术、魔术杂糅在一起，宣称是“神迹奇事”来骗财骗色，破坏社会稳定。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宗教自身为什么要改革呢?正因为它自身也在不断淘汰那些低劣的、不好的内容。其实宗教界和我们现实社会是一样的，它就是有着相同精神追求和归宿之人聚合的一个小世界、小社会，故而也会出现混杂现象。宗教界有一些非常崇高的、超凡脱俗的人，我们列举宗教界的人格典范，可以列出很多人作为我们的道德模范，境界很高，影响深广。但同时，如果要列数宗教中干过坏事的、道德人格很差的人，也能找出不少。这是我们复杂社会中的一种辩证的共存，社会之水很深，有时也很浑，没有清凉世界，也无清水社会。就像政治生活中既有很伟大的政治家，也有很恶劣的政客，我们既不能因为前者就把政治全盘肯定，也不能因为后者就把政治整个否定了。于是，大家希望并在努力使社会上的好人越来越多、坏人越来越少，但想达到社会只有好人而无坏人则是一厢情愿，是幼稚幻想。今天中国政界的强力反腐举措，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而不是失望。那么看待宗教也应该是这样的道理，宗教也在反腐，古代虽已早立其清规戒律，却也不能保证其一劳永逸，故而才有反复改革。人类社会污垢积淀太深，所以恢复自然生态、回返青山秀水的任务很重。整个世界都在呼吁去污除垢，但需不断努力，且不可有丝毫松懈。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这就指出宗教除了扩大视域、心灵抚慰之外，还提出了一种超脱的、彼岸的、乌托邦的东西来把握世界。至于这会给世俗层面的人们带来什么导向和作用，也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于世界是无限的，面对无限的世界，人的认知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相对有限的。但人作为精神的动物，又总是想把握整体、能够见识一切。这种把握整体、见识一切，很难使用科学的语言，而宗教的语言却能采取一种模糊的、猜测的、信仰的把握方式，这种方式和哲学与科学的思维是不同的。原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曾经说过，在我们今天已知的世界，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得清楚的仅仅占4%，还有96%迄今仍然是很难解释的。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就更是永无止境，如何来解释就难说了。过去我们强调物质产生了精神，精神会对物质产生反作用，即“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却对精神如何影响物质、精神对身体的作用知之甚微、付之阙如。其实，宗教现象除了其社会关联及社会影响之外，对人之主体的身心变化也极为关键，这种精神对身体的作用、对生命的制约，在宗教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观察和研究，但人们往往非常轻率地将之定性为虚幻或迷信，故错失了对人之本质及本性的重要研究。在精神科学、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已不可以简单地给宗教贴上负面标签就算完事，而必须重新思考并认真研究宗教的精神意义及其独特作用。

实际上，人们一直在以哲学、宗教的方式解释问题，如哲学家就一直在以其思辨来解释人所面临的那些基本问题。这些哲学家的解释也都会使用一种理性的方式。但理性的方式也有它的局限性，康德就提出了“二律背反”的问题，并因而从纯粹理性批判转向实践理性批判，但他从这个角度需要自圆其说时就已经在向宗教的解释靠拢了。宗教就是为了想象这个世界的公平、正义，对那些在今生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的构想，它就放到了彼岸世界，即想到了未来——这样对于现实世界来说，则至少是种安慰，是种激励。当然这里并不是肯定它是一种正确的解释或选择，只是要具体看到它的客观存在及作用。

所以，丹麦的宗教思想家克尔凯郭尔就说，终极实在的真理就好像冬天湖中的一颗珍珠，能不能得到这颗珍珠是未知的，但如果人能投向结冰的湖面、实现其信仰的那一跃，这一过程就已体现了其现实价值和人生意义，也就体现出了宗教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就不再是那种巫术的、满足个人私欲的狭隘之物，它是人在超越自我、关切终极的生动描述，是为人的精神追求所提供的一种答案。

同理，我们说信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也是在未来才会实现的，现在的人们不可能看到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谁也说不清楚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将在什么时候实现，但就是有一批仁人志士相信共产主义，甚至为它奋斗、为它牺牲。未来的世界我们不知会怎样，但今天的世界由此会变得更好。不问结果，忘我地果断投身，这就是信仰的意义和力量。而宗教虽说是追求一种出世的精神，由此与政治信仰本质有别，但信仰者在现实生活中却也会根据这种超越境界而对自己提出更高的人生要求。所以，不要只从自私、自我、功利的角度来审视宗教，而也要看到宗教的超越追求和对自我升华的要求，从不同维度综合性地观察宗教，这种参照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当今社会，宗教的世俗化似乎是一种普遍的潮流，让人们由此而贬低宗教。实际上宗教的真义是要超越世俗而走向神圣的。因此，宗教不能媚俗，人们更不能披着宗教的外衣去实行世俗生活的追求。如果以一种公司化、企业化的模式来“运营”宗教，其结果就本末倒置，把宗教的真谛、要素给丢弃了。今天中国的宗教界中确实也出现了太功利、太世俗化的表现，一些人把宗教作为一种仅仅谋求现实方面的利益——包括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的手段和方式，而把宗教的本真丢掉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对之需要整顿和革新。如果以宗教作为工具来做反宗教的事情，这是最卑劣的宗教亵渎。在当代世界，宗教入世但不可流俗，即令是在一种世俗化的氛围之中，宗教也要像宗教，要返璞归真，因此宗教需要不断改革和创新。而对今天中国社会宗教的世俗化，则需要深入地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回避，但也不要夸大。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辩证看待。

对此，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努力。首先，我们的社会，尤其是政府要依法加强管理，不要容许宗教界出现违法乱纪的空白和死角；其次，宗教界要清醒地认知宗教的追求是什么，在现实中应求得哪一种生存。当然，宗教团体是可以进行一种争取社会利益、扩大自身经济能力的运作的，但这种运作的目的不应是个人敛财，也不应是为了其小团体的发达，而是为了用于整个社会的慈善福利事业，对此不可浅尝辄止，而需止于至善。在从事社会事业的时候，宗教界首先要考虑这是非营利的、公益事业的诉求，还是世俗社会的一种商业运作?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如何运作则会反映其运作者的真实面目。这里，或许是在以一种过于理想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和中国宗教，所以感到在现实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发展不尽如人意，问题不少。这并不是说因为有问题就要把它消除，而是要让它不断地革新、发展、深化、进步，后一种态度才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对于宗教的社会参与一则要鼓励，二则也要监督它究竟会做什么事。我们对今天中国宗教中出现的问题当然可以批评，但没有必要冷嘲热讽、幸灾乐祸。

三 宗教作为公民社团的责任和政府对宗教团体的监管

人类需要宗教，这是自然的需求，很多时候宗教都是从民间自然生长出来的，在社会层面有一种自发、自组织的特点。但在已经具有政治建构的社会中，宗教已不可能道法自然、随心所欲，而国家政府则势必会对之加以导向和管理。这里，看似自由与管理形成了张力，两者之间需要一种理想而健康的关系。其实，其实际处理也是充满辩证意义的。一方面，宗教界在精神和思想方面的追求，有着绝对的自由，对思想和精神的禁锢会适得其反；但另一方面，宗教的个人和组织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的公共存在；而作为社会组织、社会公民，则必须服从其社会的法律和规则，即在现实生活中只要作为公民和社会团体就没有法外飞地，必须和其他社团组织和公民一样来对待，要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进行管理，这里包括宗教界人士也没有法外特权者和额外对待者。

而在这种社会管理中，政府相关部门一方面要提高我们管理者的水平，要依法管理，不能乱管、随心所欲地管，对正常的宗教需求要去保护而不是去破坏它，如果出现了违法的事情就要及时制止，对不当举措也应加以调整，这样就形成了积极的双向互动，把政教之间的可能张力化解掉。宗教信仰属于精神层面的问题，其根本解决在于社会条件的成熟，不能靠运动式的短、平、快来简单处理，暂时的压服会留下隐患，可能导致今后相关矛盾的反弹和激化，反而得不偿失。对宗教的社会管理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必须耐心、细致、以理服人、攻心为上。管理者一要懂政策，二要懂宗教，应该按照宗教事务的实情和宗教发展的规律来有的放矢、事半功倍，达到“四两拨千斤”之效，绝不可无事生非、激化矛盾。要看到目前我们依法管理宗教的水平还不是很高，这方面也要努力加以提高。

此外，中国今天宗教界人士作为公民、其社团作为公民团体，自身的公民意识还不太凸显，因此要把这种意识加以彰显，自觉把自己既当作宗教界人士，更要明确意识到自己乃社会的一员，有着公民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最近党和政府对宗教团体有着全新的定位，即指出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说明在今天的社会结构中，宗教社团已经是其有机构成，而其持守的宗教信仰也应该是让自己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贡献，而不是允许信徒享有某种破坏社会规律的特权。宗教界这方面的教育也是要进行的。如果这两个方面能齐头并进，政教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张力，其社会关系自然就理顺了。

四 对宗教极端势力的打击和对宗教对话的支持

在近些年危害社会稳定的各种事件中，也不难看出宗教极端势力的确存在，但它只是某种旁流或逆流，我们对之则要善于区分。国际上近些年有宗教极端势力崛起，尤其是“9 ·11”事件、查理周刊惨案、“伊斯兰国”（ISIS）的一系列恐怖行为等，也都打着宗教的旗号，这样就把水给搅浑了。我们必须对宗教极端势力加以批判，意识到宗教极端势力的确存在，但这种极端思潮并不能代表整个宗教。就像政治世界中存在政治极端势力，但它不能代表整个政治一样。我们不要因为宗教中出现了极端势力，就把整个宗教看作极端的，这明显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看到宗教界的绝大多数人是反对这种极端势力的。从全世界宗教现状来分析，某些宗教内出现了极端势力，但现在反对这些极端势力的也主要是其同一个宗教的人士。

宗教极端势力的根本要害是要破坏社会秩序，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伤害，我们当然不允许它存在。所以，我们要依法打压极端势力，这是毫不动摇的。灭除极端势力是正义之师，对之不容置疑。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宗教中出了极端势力，就想把整个宗教否定掉，这也是不公平的；否定宗教的做法也是另一种极端，只会使问题恶化。我们在现实中要把握好这个度。从其深层次来看，我们会质问国际上为什么会出现宗教极端主义?这就需要我们对它的前因后果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简单说来，对于宗教极端主义和宗教恐怖主义，我们都要坚决反对、坚决打击，但我们同时也需对国际上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恐怖主义的产生根源和社会背景，尤其是相关国际形势，做深刻冷静的分析，争取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对于宗教极端主义发展之原因，存在基于各种角度的分析。从社会现象及其社会关系来看，有人认为宗教极端主义是弱势群体对主流强势霸权的一种反抗，尤其是移民的宗教与其所在国的主流宗教可能不同，加之其本身社会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如缺乏教育、工作等各种机会，生存境况恶劣，文化上也缺少认同等，这些人自然会有各种被主流社会排斥的感受，融不进或不愿融入其客居社会，慢慢就产生了反抗乃至敌视心理，会往极端主义方向越走越远。也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是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文明冲突”的结果。当常规性的方式不能解决问题时，非常规的极端手段就会使出。国际上整个历史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各大宗教的纷争有历史的原因，而且它们彼此的势力在历史的演进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世纪就有冲突，在当时两教的纷争中，伊斯兰教是曾经占上风的。只是在近代发展过程中，基督教才慢慢占了上风，伊斯兰教则处于劣势，此后伊斯兰教内部开始了革新，但其自我反省出现了一些偏激的想法，从而导致错误的走向。其中有一些就发展成了今天的极端主义。

但必须看到伊斯兰教是多元发展的，它也有“中道”思想的传统，而且也更多是强调以某些更好的方式来面对现代世界。极端主义在伊斯兰教中间并不是主流，而只是个别逆流，而且其发展也是被伊斯兰世界所谴责的。所以，不能因此理由而觉得整个伊斯兰世界出了问题。这是很大的偏见，一定要注意纠正，我们要从积极的方面看到伊斯兰教对和平的倡导和对“中道”的追求。在中国社会舆论中，对这一问题要高度重视，必须防范“穆黑”现象挑起民族宗教问题，导致社会不稳和分裂。

不管有多少理由，无论原因有多复杂，采取极端主义的方式都是绝对错误的。对于社会不公可以采取别的合法而和平的方式进行批评或抗议，但是不能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尤其是绝不允许滥杀无辜，这样的偏激和极端就扩大了社会的分裂，给世界带来了危害，而且这种错误的选择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会把世界的发展引向危险的道路。

应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宗教界健康积极的力量会给世界带来希望，让人们有着可能解决问题的期盼。比如，宗教对话就一直在起作用。20世纪90年代各大宗教就进行过很多宗教对话，最大主题就是反对宗教战争。著名的德国神学家孔汉思（Hans Küng）曾经说：没有宗教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没有宗教对话就没有宗教的和平，因此特别强调宗教的对话。而宗教界也早就提出过，以宗教的名义施行的暴力和战争本身就是对宗教最大的伤害，其本身就是反宗教的。争取宗教和平对话的这类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国际上有“世界宗教和平委员会”（简称“世宗和”），亚洲有亚洲宗教和平委员会，而中国也有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简称“中宗和”）。国际宗教界为了促使宗教和整个世界的和谐，一直处于不断的努力之中，而且有了很大的成效，使今天的世界不至于更糟糕，否则的话这个世界的状况就不堪设想了。

对于法国出现的查理周刊事件，西方社会有两种声音：一种说“我是查理”，反对任何宗教势力威胁人们的言论自由；另一种则说“我不是查理”，即要注意新闻报道的底线，不能越过这个新闻底线去做一些扩大和激化矛盾的事，不能故意侮辱宗教。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知识，要懂宗教，同时也要尊重宗教。宗教的一些基本权益，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东西，就没有必要去触动它——这是一个底线。在查理周刊等事件中，很遗憾，有些事情突破了这个底线，使得局势更加恶化。反观中国民族宗教状况，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使局势往良性之态发展，往好的方向努力。我们也有这种能力把握大局，故而不是让它往恶化的方向转化。纵览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民族宗教问题主要靠积极引导和团结合作来有效解决，切不可激化矛盾，若故意在这种问题上挑起纷争，引起社会冲突和分裂，则可能导致玩火自焚的结局。

五 加强宗教文化理解和开展宗教学研究

中国社会对宗教文化的理解仍很不够，因此使宗教界社会生存处境未达最佳之境，其可改善的空间还很大。目前在中国开展宗教学研究也不被广泛理解，学科发展给人的感觉是步履维艰。令人遗憾的是，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当前社会仍然缺乏对宗教文化的深度理解和对宗教研究的鼓励支持。虽然这种状况正在不断改善，但当前社会及整体文化氛围，包括中国民众的认知，对宗教的同情和理解依然没有出现质的突破。这种氛围无疑会与国际社会形成精神、信仰层面的隔绝。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给从事宗教研究的人也带来难题，使之非常纠结，感到这一学科在社会上尚缺乏一种理解支持的自然气场，因为社会上对宗教的看法也影响到对从事宗教研究的人员的看法，不仅有怀疑、否定，甚至会出现上纲上线的批评指责，这使得宗教学科被明显与其他学科隔离，导致其被边缘化的窘境。其直接后果就是许多研究宗教的文章难以发表，相关专著的出版也得经历较长的审稿期限。久而久之，这一学科就会萎缩，没有出版则不可能有学科的正常存在。学术活动是学科健康生存的标志，学术出版和成果发表是学科存在的生命线及学科发展的“晴雨表”。对宗教及其研究的偏见如果不能根本改变，中国的文化复兴、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都将困难重重，与国际关系的处理也会增大难度，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有80%以上的人信仰各种宗教的，其对中国宗教的关注、同情和支持自然不言而喻。对之若没有了解和研究，就无法面对错综复杂的当代世界。

这种对宗教的一系列偏见产生的根源就是过去一百多年间我们国人对文化和宗教的认知产生了偏差；由于社会、政治等原因，中国社会中有一些人对自己过去的历史、对外来的思潮产生了一种抗力。因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和封建社会有着复杂的交织，很多人就把中国的落后和传统宗教尤其是儒家绑在一起，因此否定儒家思想和传统宗教，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其实，中国文化最基本、最根本的层面就是传统文化，因此我们对之理应“不忘初心”。而当时外来宗教像基督教的传入和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殖民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也被一并抵制。这种偏差有其历史的原因，乃多重视域发生叠合后的图景，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外来文化的交流及融入也是中华文化勃勃生机的标示和展现。虽然当前正在经历重新的认知和梳理，但其问题还远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而在一百多年以前更早的中国，宗教在社会上基本都属于正常现象。像在唐朝，各种宗教可以交流发展，发挥影响，也铸就了文化发展上的“大唐盛世”。对宗教判断出现真正的变化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关键就在于当时出现了关于中国有无宗教之争，以及对宗教的否定性看法。当时人们提出了与之相关的重要问题，但没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直到现在，宗教和宗教研究还在这种纠结中很困难地迈进。但宗教问题非常重要，尤其在我们社会改革面向深层次发展之际，如果不正确对待宗教，不妥善、积极、科学地处理好宗教问题，我们的社会是会出大问题的。这不是危言耸听，反而说明了尽快展开深入研究宗教的时代紧迫性。而且，给我们稳妥处理好宗教问题的时间和机遇也越来越少了，我们因此需要高度警惕，具有时不我待的急迫性。

宗教工作的根本是面向社会的群众工作，如果不把信教群众积极地拉过来，而使这些群众走向我们的对立面，后果可想而知。一旦宗教有乱，社会还能稳定吗?我们的国际形象还能保持吗?我们的“一带一路”还能推进吗?我们和整个世界还可能合作吗?在今天的现实处境中，如果中国社会一定要把宗教看作另类，那么就很难避免国际社会把中国视为另类；如果我们一定要刻意孤立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使之边缘化，那么国际社会在宗教情感和舆论上孤立中国、将我们在世界公共话语圈边缘化也就不足为怪；如果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一定要把宗教研究者视为“病态”、对宗教学持冷淡、歧视态度，使其研究空间变小、萎缩，那么我们的文化、文明及思想、精神发展就有了病状，我们的学术就会出现畸形，而我们在世界舞台的活动空间也会缩小、向国际社会要宣示的话语就会走调甚至失声。这些问题非常严重，却还没有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在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中，处理好宗教问题已进入关键环节；而从宗教学学科的使命和必要性来看，我们的研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定的学术歧视或社会误解，但还是要坚持、要努力，因为宗教问题太重要了，而且对其追踪研究现在更是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研究的当务之急。尽管仍然身处这一困境之中，我们还是要奋力去改变这个局面的，这种观察、研究、建议、警示的链条不能断，其现实问题研究的底线就是要尽量使宗教局势不要进一步恶化，不能由宗教起因导致了社会动荡或动乱，我们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阻止所谓蝴蝶效应，以稳定压倒一切；由此当下宗教社会研究不能减弱却需加强，而其希望则有待于社会及民众的主流舆论出现理解和支持宗教学研究的及时转向。

（本文根据2015年8月18日澎湃新闻佛学资讯的采访整理，内容和标题均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