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序言

我从事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已有五六十年了。开始时的主要兴趣是在科学哲学，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伦理学问题逐渐突出，又由于1988—1990年到英国进行学术访问所受到的启发，所以从90年代我便开始腾出一些精力和时间注意道德哲学问题。这种研究的逐渐积累便产生了本书的初版：《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道德哲学的探索与反思》（1999）。科学哲学的学者由于较为熟悉科学技术的历史及其内容，所以他们研究道德哲学时有不同的视野，能较好地发挥学科交叉的优势，本书也力图体现这种优势。

在本书中，我是采用一种交叉视野来分析道德哲学问题的，上篇叫作“现代科学视野中的价值与伦理”。力图对价值问题与伦理问题进行一种科学的论证。例如运用系统科学和生态科学的原理分析价值理论，特别是广义价值理论；运用博弈论的数学成果，分析人类伦理道德的起源，以及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突现，以说明“经济人”是怎样变成“道德人”的；运用生物学的“利他基因”来说明伦理学中的“仁爱”原则是有一定的生物学根据的。不过这种做法只是将科学原理和科学哲学作为研究道德哲学的一种辅助工具和表现形式，并不企图采取科学方法来建立道德科学。单独使用科学和科学方法是不能解决道德问题的，例如，从自利的个人，经过多次不确定性非零和博弈，到达道德原则的社会契约选择，中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反复学习与实践理性的提升过程，不是用数学方法就能解决人类伦理关系之起源的。

本书下篇，我进入另一种视野，就是分析现代伦理视野中的科学与技术，主要讨论科学伦理与科学技术发展所提出的主要伦理问题。简言之，要用一种人文的观点来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方面我着重分析科学共同体的伦理规范，核科技和核伦理，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的发展与生命伦理，生态科学的发展与生态伦理。用这种交叉视野来研究道德哲学可能是本书不同于其他道德哲学著作的特点。这可能是本书被要求再版的原因。我希望读者阅读本书时能特别注意这种交叉视野的优点及其局限性。

从本书第1版（1999）到第2版（2009），经过了十年。这本书本来是历史的产物，并且自出版以来有各种不同的评说。因此这次再版，除对初版的一些错别字之外不作任何改动。但由于近十年来，我还陆续地对本书提出和分析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散见于各种杂志的多篇论文。其中有一些问题，如整合的多元主义道德理论何以可能的问题（第十一章），哲学的价值论如何运用于经济学的问题（第十二章），广义价值理论的控制论论证问题（第十三章），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发展以及科技商业化和传统的科学的精神气质（“为科学而科学”）的冲突问题（第十四、第十五章），以及科学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和社会交往合理性的区别与联系问题（第十六章）等，我认为都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便将这些问题的分析整合成本书的第三篇，即续篇：现代科学与伦理的拓广研究，作为本书第2版的一个补充。

到本书出版之时，我已77岁了，深感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很难攻下科学与哲学的难题了，因此本书再版后希望同行特别是青年同行多多批评指正，在讨论中共同提高。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甘绍平教授，他对我的基本道德哲学观点提出过尖锐批评，并向我推荐了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和商谈伦理学的基本观点，推动我进一步思考科学与伦理、程序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关系问题。我还要感谢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所的范冬萍教授和陈晓平教授，范冬萍教授与我合作研究科学伦理多年，还共同主编过《基因与伦理》（羊城晚报出版社，2003）一书，没有与他们的共同讨论和争论，我的研究很难深入下去。还要特别感谢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刘则渊教授和王前教授，他们多次邀请我参加他们举办的高水平的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学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使我受益良多。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的刘华杰教授，他们的研究小组最近与我共同讨论科学与伦理问题，这就使我有可能完成本书续篇的最后一章。

张华夏

2009年春节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