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研究方法与田野调查

本书采用个案调查的研究方法，个案调查就是以村庄为研究单位。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就通过单个村庄来研究中国基层社会，他旨在通过微观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描绘中国社会。但是随着个案研究成为中国乡村研究的主流，个案研究方法也饱受争议，究竟个案是否能够推及整体，是否具有代表性？

对此，一些学者提出如何超越个案，主要表现在弗里德曼的地区宗族的研究范式、施坚雅的市场范式、杜赞奇的权力—文化范式以及黄宗智的经济关系方式，他们通过对多个村庄的研究将微观与宏观联系起来，将个体叙事与一般规律结合起来。实际上，研究方法本无优劣之分，只是所呈现的研究效果不同。虽然超越个案的研究方法相对具有更广的代表性，但是个案研究方法却可以更加深入细致地展示乡村、贴近社会事实。正如费孝通所言，小单位的研究结论即使不适用于其他单位，但至少它可以作为其他研究的研究假设或者对比材料。^[93]尤其是对于宗族乡村研究而言更是如此，需要深入宗族乡村内部研究其结构、功能以及人们的日常行为逻辑和惯例。基于此，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都是以单个宗族村庄为研究对象。林耀华较早提出了“宗族乡村”的范式，他将“义序”作为兼有地域团体与血缘团体的单位，通过对义序的研究，分析了黄氏宗族内部的结构与功能。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更加深入、全面认识宗族乡村提供了有益参考。但是过于精细的研究却缺少与国家治理的勾连，之后的学者诸如弗里德曼、科大卫、郑振满等扩大了研究单位，以地区宗族为研究对象，但是此种研究只是剖析了宗族社会的某个方面，缺少全面的研究。基于此，笔者在国家治理的宏大关怀下，选取了一个宗族乡村，致力于实现微小个案与宏观关怀的衔接。

与“义序”一样，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宗族型村庄。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将中国的村落分为单姓村、主姓村、杂姓村三种类型。^[94]按照此标准，笔者研究的村庄是一个陈氏主姓的宗族乡村。弗里德曼以A和Z作为宗族村庄类型的边界，A类村庄规模较小，比较贫穷，具有少量的共同财产，可以说是一个低分化的小宗族村庄；而Z类恰恰相反，此类宗族村庄规模较大，宗族内部存在诸多的裂变单位，并且呈现不平衡的态势，是一个分化比较明显的大规模宗族村庄。从分化的角度而言，笔者所研究的宗族村庄似乎更靠近Z类型。总体而言，该宗族有两个特点：一是宗族内部并未出现过有官职的大人物，将近五千多人（在村居住的人数）的宗族只有三个举人；二是该宗族不是一个完全以务农为生的宗族村庄，由于当地土地资源有限，地理位置优越，大多数人以工补农维持生计。

东南地区是宗族聚居的主要地区，也是宗族底色最为明显的地区。从宗族的迁徙路线来看，福建是聚居型宗族形成的发源地，而梅州是聚居型宗族发展壮大之地。因此，笔者决定选取广东梅州蕉岭县的一个宗族为研究对象。中国宗族社会的历史并非仅仅是强宗大族的历史，更是由无数平凡宗族所书写的历史。笔者在蕉岭县随机选取的陈氏宗族，它不是赫赫有名的强宗大族，也不是藏于深山的隐蔽宗族，但却代表当地大多数的宗族类型，其发展历程代表着当地宗族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正是笔者选取一个如此平凡村庄的原因所在。

作为一个北方人，笔者之前并未与宗族乡村有过任何接触，外来者的视角对于笔者在研究中避免主观价值判断具有很大帮助。笔者于2015年10月下旬进入陈氏宗族，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与农户一同过年，深刻体会到宗族乡村对于传统的传承。2016年5月笔者再次回到调研村庄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补充调查，进一步挖掘陈氏宗族的治理机制。2016年11月笔者第三次回到陈氏宗族。经过将近半年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笔者观察到宗族乡村中一直沿袭下来的习惯与一系列非正式规则；同时通过对宗族内85岁以上老人的访谈，尽可能还原现代国家产生之前，宗族的自然、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各个方面。经过笔者长时间的观察以及入户访谈，笔者已经形成了十几万字的调研报告，这为笔者撰写本书奠定了翔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