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作为语码转换的翻译过程
奈达是西方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提出“翻译是科学”的著名理论家之一。以他为代表的“翻译科学派”的学者们受到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启发,重视语言本身的规律,认为语言本身具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意义结构,而翻译就是将一套语言中“包裹”的意义,通过符合规律的语言转换,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从而实现其所追求的各种“对等”。语言学派的翻译过程理论主要包括了奈达的逆转换理论,卡特福德的层级转换和范畴转换以及威尔斯的语际交际理论。相比较而言,奈达的翻译理论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因此,这里我们就以奈达的理论为主,对其作为语码转换的翻译过程思想进行简要的分析。
1964年奈达出版的《翻译科学探索》一书,可以说是奈达翻译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该书中,奈达专门辟出一章,谈及了翻译的程序。他将翻译的基本程序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技术的,另一类是组织的。“技术程序关注的是译者将原语语言文本转换成接受语语言文本的过程;组织程序则涉及该工作的一般组织,是单个的译者还是像在很多情况下那样,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Nida,2004:3)。而技术程序主要包括三个步骤,“一是对原语和接受语各自的分析;二是对原语文本的仔细研究;三是确定恰当的对等”(Ibid.)。奈达所确定的这个简单的翻译步骤可以概括为:在对翻译所涉的两种语言分析的基础上寻找恰当的对等。对第一步,奈达认为,要对两种语言进行分析,译者必须对两种语言的结构有很好的掌握,对于词汇意义能彻底理解,译者必须对风格敏感,不管是书面语还是口语,而且能够生成恰当的风格。对第二步,在奈达看来,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首先要确定原文的行文特点,然后要分析原语信息的形式,最后则必须确定语义。语义分析的步骤可以分为:“1.最小单位的词汇—语法特点;2.文本语境;3.交际语境;4.原语的文化语境;5.接受语言的文化语境”(Ibid.:243)。翻译过程中第三步的确定对等显然也是高度复杂,但在奈达看来,这个步骤可以被分成两个简单的流程。
一是分解,将信息分解成最简单的语义结构,带有最明晰的关系表达;二是重组,将信息重组入接受语,借助对等关系,遵循意译、直译或折衷翻译等,为意向读者提供最恰当的交际负载(Ibid.:245)。
奈达认为,这样的技术程序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翻译。而这样的翻译步骤,也体现了奈达“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的基本理念,其中语义分析在此翻译过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在奈达看来,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首先是语义,然后才是风格,当两者发生冲突时,风格要让位于语义,这也正是奈达基于交际理论的翻译思想的要义。
对翻译的过程和步骤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和总结之后,奈达还认为,翻译过程的组织形式也会对翻译的过程和步骤产生影响,他将翻译类型分成个人翻译和集体翻译,这是从操作层面,对翻译具体实践过程的组织和安排。就单个译者进行的翻译而言,奈达认为应该按照下面的程序进行:
1.阅读整个文本,掌握总体的信息;2.获得背景信息;3.比较现有的翻译文本;4.生成充分表达的译文初稿;5.间隔一小段时间后进行修订;6.就风格和节奏等问题进行大声朗读;7.通过其他人的阅读,来考察读者的反映;8.将译文提交给其他有资质的译者进行审查;9.修订并出版(Ibid.:246-247)。
这里翻译的步骤,是早期奈达对翻译过程的基本认知,是其基于自身的翻译经验,对翻译过程作出的经验性的总结。
1969年,奈达与泰伯(Taber)合作,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关于翻译的重要论著——《翻译理论与实践》,基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提出了著名的“逆转换翻译理论”,比较深入地对翻译过程进行了探讨。
奈达提出,翻译的方法主要有两种,“首先就是制定一系列按照严格先后顺序使用的规则,这些规则要明确表明应该怎样为原语中的词语或者词语组合,从接受语中选择恰当的对等形式”(Nida & Taber,2004:33)。有理论家认为,要完成这样一个选择过程,最好的办法是采取一种中间的、中立的通用语言结构,把它当作从原语传译成译语的媒介。当然,这样的媒介可以是任何形式的语言。在奈达看来,“不管有没有这个媒介阶段,这一方法都要求对语言学家所说的‘语言表层结构’使用各种规则”(Ibid.)。
第二种方法所采取的程序比较复杂,需要三个步骤,分别是:“(1)分析,就是从语法关系和词语以及词语组合的语义层面对表层结构进行分析;(2)转换,所分析的东西在译者的头脑中从一种语言A转换成语言B;(3)重构,被转换的信息重新组合成在接受语可以被完全接受的信息”(Ibid.:33)。
在奈达看来,语言学家们对于语言结构以及语言形式中包含的信息了解越多,就越会认为前面那种单一的翻译程序欠妥当。与第一个翻译方法相比,该方法能够更好地反映语言结构的本质,也因此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翻译的过程,是一种有助于掌握翻译技巧的更加高效的翻译方法。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奈达特别重视语义与结构的考量,在翻译的初期,奈达就将分析阶段分成了三个主要步骤,分别是:“(1)确定词语与词语组合之间的语义关系;(2)词语与特殊词语组合的指示意义;(3)隐含意义”(Ibid.:34)。而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语义与结构形式发生冲突,在奈达看来,应该结构形式让位于语义。所以在后面的转换阶段,进行适当的结构形式调整,就是为了将信息(以语义为重)比较完整地传递过去。
通常人们认为,翻译就是从一种语言的表层结构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表层结构,这样的认识,在奈达看来,是将翻译过程简单化了,真正的翻译过程要比这复杂得多。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奈达借用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中的“深层结构”概念,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先经过分析,将原语言从表层结构转换成原语的深层结构,然后通过转换,将原语深层结构转换成接受语的深层结构,再经过重组,将接受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接受语的表层结构。这就是奈达所提出的“逆转换理论”。
从奈达所构建的翻译过程来看,从分析到转换,从转换再到重组,从重组到最后的表达,明显地体现了其社会符号学以及交际学的思想。综合来看,翻译就构成了一个以信息传递为核心的交际过程:首先由作者对其想要表达的信息进行编码,产生原语文本,然后译者对原语文本进行解码,了解把握其信息,再运用目的语进行编码,形成目的语文本,而读者阅读的过程也是对译文进行解码的过程,所以整个的翻译过程就是一个语码转换的过程。
将翻译过程视为语码符号的转换过程,是语言学路径翻译研究的共同理论基础,因此该研究途径特别重视翻译过程研究,重视对翻译规则的探寻,试图通过对翻译过程的描写对比,分析语言之间的差异与共通之处,找到能够指导翻译过程的相关规则。除奈达之外,其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威尔斯和纽马克(Newmark)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理论意识。卡特福德认为,翻译就是“用目的语中对等的语言材料来替换原语中的语言材料”(Catford,1965:20)。借用韩礼德(Halliday)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卡氏对翻译过程中如何实现各个层次的“对等”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他“应用层次、范畴以及级阶的语言学理论作为论述语际转换的理论依据,力求科学地对翻译过程中的转换规律、翻译等值、求得翻译等值的方法和条件进行阐述”(廖七一,2000:100)。但是卡特福德所关注的语言结构的对等并不能保证翻译的等值,过度强调结构层面的转换规律、重视语言形式结构层面的对等、忽视翻译的交际实质是该理论的最大不足。而威尔斯则与奈达一样,在重视翻译过程语码转换的同时,更注重翻译的交际效果,强调语际信息的传递过程自然就会将作者的意图、接受者的意图联系起来。另一位语言学派的翻译家纽马克则同样重视翻译过程中的语义问题,对语言的各种意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种翻译方法,来应对翻译过程中的不同情况。其对于翻译方法的二分,是基于对文本功能的考虑,将翻译过程视为一种跨语言的交际过程。
综合来看,语言学视野下的翻译过程强调对原语语义的深入把握,重视语言层面的信息传递和等值,翻译过程的要义就是实现翻译“信息”尽量无损伤地进行跨语言的传递。在此种情况下,翻译过程就是在确保信息不失真的前提下,语言符码和结构的转换过程。为了寻找各个层面的“对等”,他们建立了各种翻译规则和转换策略,对语义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深入挖掘。整个翻译过程被放置在一个静态的语言结构对比当中,很少涉及语言以外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信息,即使像奈达、威尔斯那样对于文化信息偶有提及,也是为了更好地对语义信息理解作出补充,是将文化因素纳入语言学视域内进行的考察,整体的研究始终无法突破语言的牢笼。而就翻译的实际操作主体译者而言,“翻译过程的首要目标就是复制信息。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就译者的任务而言,本质上都是错误的”(Nida & Taber,2004:12)。语言学模式下的操作者都被按照“理想译者”的模式来对待,其所要做的就是按照语言规律、遵循翻译规则要求,进行机械的语码转换,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都受到规则和规律的压制,在语言结构的“车间”进行符合“要求”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