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如何评价和学习理论

一 如何评价理论

什么样的科学理论是好的理论？如何判断一个理论比另一个理论好还是差？这是科学哲学讨论的核心议题。各种科学哲学流派所主张的评价标准不尽相同，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科学研究的实践出发，概括出三个最基本的评价标准：

第一，理论的内部逻辑必须自洽。

从形式上看，理论是由若干前提假定（assumption）和若干作为核心观点的理论命题所组成的论述体系。在这套论述体系中，前提假定与理论观点之间必须存在逻辑推导关系，推导过程必须自洽且前后一致，假定与假定之间、假定与观点之间不能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这是对一个理论的最起码要求。如果一个理论的内部逻辑自相矛盾，那么它肯定不是一个好理论。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力学理论认为，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速度更快，所以如果一个铁球重10磅，另一个铁球重1磅，那么当这两个铁球同时从相同高度自由下落时，前者应当先于后者落地。后世有学者对此做了一个思想实验：设想将这两个铁球用绳子拴在一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轻铁球比重铁球下落速度慢，所以它会拖慢重铁球下降的速度，那么这两个拴在一起的铁球下落的速度应该慢于重铁球单独下落的速度；可是，这两个铁球拴在一起，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其重量又重于重铁球，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这个整体下落的速度应该快于重铁球单独下落的速度。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两个铁球拴在一起下落的速度既慢于重铁球下落的速度，又快于重铁球下落的速度。根据逻辑的矛盾律，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拒绝这个理论。

国际关系学中也存在这种内部逻辑不自洽的理论。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假定，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的第一动机是确保自身生存。该理论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国家为了确保自身生存，应该积极对外扩张并努力成为霸权国。^[5]有学者指出，从历史数据看，不搞扩张的大国几乎全都生存下来，而搞对外扩张却是一个大国遭遇覆灭的最主要原因。因此，这个理论的观点和它的假定出现了矛盾。事实上，米尔斯海默混淆了“作为一个霸权国”（being a hegemon）和“竞标一个霸权国”（bidding for a hegemon）两种状态。当一个国家业已成为霸权国之后，它的生存安全当然会有很大的保障，但一个还没当上霸权国的国家竞争霸权国地位的过程，却是该国发展历程中最危险的时段。^[6]换言之，假如一个国家的第一位动机真如米尔斯海默所假定的那样是为了确保自身生存安全，那么扩张和争霸应当是这个国家最为抵触和抗拒的战略选项。从内部逻辑不自洽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进攻性现实主义不是一个好理论。

第二，理论的核心命题或者根据理论命题所做的预测必须可证伪。

一个命题可证伪不是说这个命题就是错的，而是说这个命题存在被证明是错误的可能性。比如，“中国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这个命题就不存在被证明是错误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命题没有对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截止时间和判断标准做出明确界定。即使等了1亿年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提出这个命题的人仍然可以辩解说，时候还没到，也许再等1亿年就能成了；或者可以辩解说，用他自己设定的标准衡量，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了。总之，你永远无法证明这句话是错的。相比之下，“中国将在2050年成为GDP和人均GDP均为世界第一的大国”这个命题就具有可证伪性，因为我们只要等到这个命题自己设定的截止时间，根据当时的GDP和人均GDP数据就能没什么争议地判断这句话是对还是错。

可证伪性是科学理论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作品、宗教迷信等其他一切非科学话语的最核心区别之一。永远正确的话反而不科学，有可能出错的话反而科学，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违背普通人对科学的认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科学就意味着可靠、正确甚至零误差。的确，这些确实是科学理论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但科学家拒绝通过将表述的语言变成模棱两可的“两头堵”这种文字游戏实现这种“零误差”，因为通过这种“一分为二”“自留退路”的表述实现的“零错误”无助于增长人类的知识。科学鄙视这种“耍滑头”的“万金油”做法，鼓励那种迎难而上、将自己置于非常轻易就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危险”境地的做法。一种理论的预测越具体越精确，它被证明是错误的风险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它经受住了检验没有被证伪，这种理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也就越大。科学追求和推崇的是这种有可能被证伪但经过了非常严格的检验仍然尚未被证伪的理论。

爱因斯坦于1915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认为，恒星的巨大质量会使其周围的空间发生弯曲，从而使太阳附近的其他恒星射向地球的光线发生偏转，这样会使得地球上所观测的这些恒星的位置与其实际位置之间存在1.75角秒的位差。这一极其精确因而极其容易被证伪的理论假说经受住了1919年以及此后多次日全食观测的检验，从而使包括许多曾经非常坚定的反相对论者也不得不接受相对论的正确性。

社会科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概念测量的模糊性，其理论的可证伪性相比较于自然科学要低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理论家可以因此放弃对可证伪性的追求。人们在评价社会科学理论时，也都倾向于给予那些能够做出相对可证伪预测的理论以好评，而给不可证伪的理论以差评。肯尼思·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均势被打破后会很快恢复。苏联解体后，原本的美苏均势格局被打破，同时迟迟没有国家制衡美国，国际体系长期保持单极结构，因此很多人开始质疑新现实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华尔兹为此撰文辩护称，冷战后短短十数年时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谁也无法保证均势状态不会在未来若干年内出现。^[7]华尔兹的这一辩护实际上将其理论置于了不可证伪的境地，因此不仅未能说服质疑者，反而激发了随后的一大波关于冷战后均势理论适用性的争论。

第三，理论的解释范围要尽可能广，同时理论本身应尽可能简约。

人们创作理论的核心目的是理解和解释未知。由于未知世界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不可能每遇到一个现象都单独发明一个理论去识别其原因，而希望用尽可能少的理论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因此一个理论能够解释的现象越多，适用的范围越广，那么它的解释力也就越强。例如，开普勒三定律能够解释行星的运动，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不仅能够解释行星的运动，还能解释地面和太空的其他物体运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不仅能够解释宏观低速物体的运动，还能解释微观及高速物体的运动：这三个理论的解释力显然是递增的。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在接受这种朴素的理论评价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条件：首先，新理论能够预言新的事实，而这些新事实按旧理论的观点来看是不可能的；其次，新理论能够解释旧理论所能解释的全部内容；最后，新理论的其他一些超量内容被确证。

另外，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能够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的理论最好还能尽可能的简约，比如拥有尽可能少的前提假定，尽可能少的限定条件。这也是科学理论所追求的“简约之美”。总之，如果一个理论解释的现象足够多，在此基础上还能做到足够简约，那么它就是一个更好的理论。

二 如何学习国际关系理论？

第一，坚持学以致用。

学习物理学理论的目的是使自己更深刻地理解物理现象，所以评价一个人物理学理论学得好不好，绝不会是看这个人对各种物理学理论原著背诵得是否流利，而一定是看他能否恰当地运用物理学理论去计算一个个具体的物理学问题。学习经济学理论的目的是使自己更深刻地理解经济现象，所以评价一个人经济学理论学得好不好，也绝不会是看这个人对历史上各代各派经济学家的思想是否能够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而一定是看他能否灵活运用经济学理论去分析一个个具体的经济现象。记住各种理论说了什么当然很重要，这是一切的前提，但记忆本身不是目的。物理学专业、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习本学科理论感受最深的一点一定是，要想学好本专业的理论，必须做大量的运用理论解释具体现象的习题，以这种方式训练和强化自己对理论的实际运用能力。

学习国际关系理论应该秉持同样的目的和方法。不要把国际关系理论当作哲学教义或者文学作品去学习，只满足于弄懂作者想表达的思想是什么；而要把国际关系理论当作物理学里的一个个公式、经济学里的一个个模型那样去学习，学会的标准是自觉而从容地运用它们去解释各种现象。如果某个人对历代各派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观点及其异同了如指掌，对各部经典理论著作的原文倒背如流，甚至对各理论家创作其理论时的心路历程、掌故逸事以至理论家的生平事迹、个人喜好、情感经历等如数家珍，但让他解释一个具体的国际关系现象时却一个理论也想不起来，而另一个人说起理论原文、作者八卦这些时张口结舌，但在分析国际关系现象时却能较恰当地运用其所学的可能极其有限的国际关系理论，能够“以一知充十用”，那么后者比前者的国际关系理论学得更好。所以，学习国际关系理论，在理解各理论的内容之后，更重要的是要抓住一切机会，自觉地调取自己脑海中已存储的理论知识，去尝试分析和解释一个个活生生的国际关系时事新闻或者历史事件。

第二，坚持批判性学习。

受“尊师重道”“为尊者讳”等文化传统的影响，一些学生在学习知识、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时，容易产生对理论家的个人崇拜和对他们作品的崇拜，并有意无意地回避甚至排斥对知识、对理论的质疑。还有一些学生将国际关系理论当作宗教信仰去学习，一旦接受了某个“主义”的观点，就像皈依了某个宗教一样，将该理论的创始人当作不可侵犯的神灵加以“供奉”，任何与该流派相一致的思想一概推崇，任何不一致的思想一概拒斥。这些都不是学习科学理论的可取做法。回顾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史都会看到，其中的哪怕一个再小的理论进步，都是源于理论家对前人成果的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科学的进步和人类知识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学习国际关系理论，了解和掌握具体的理论知识甚至都在其次，最应该学习的，是创造了这些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那种不迷信、不盲从、勇于挑战前辈权威的批判精神。

应当注意的是，批判不意味着推翻一切、否定一切，而是一种严格忠实于逻辑和事实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要求我们，面对哪怕是看起来再言之成理的言论，也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必要的怀疑，随时准备因其被逻辑和事实证伪而拒绝它；同时，面对哪怕是看起来再荒诞不经的思想，也要保持足够的中立和开放心态，随时准备因其经受住了逻辑和事实的检验而（暂时）接受它。同时，我们既要学习国际关系理论家的批判精神，也要学习他们的批判技巧，还要注重学习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方法，努力使自己的理性批判意识和理性批判能力同时提高。如果同学们在学习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在自己的独立思考下发现了某个理论的某个错误或者漏洞，并且通过犀利而严密的论证，使得即使连提出该理论的学者本人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和承认这个错误或漏洞，那么这将意味着距离新的理论创新和知识进步只有一步之遥。如果真的因这个批判而实现了理论创新，那么这将意味着被你批判的理论实现了它最大的价值，而这也将是对被你批判的学者最大的尊重。因为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共同追求是实现知识的不断增长，而不是将某个理论或某个人捧上神坛。

第三，积极阅读最新理论文献。

本书作为教材，不得不将讲授的重点放在国际关系的经典理论上，兼及部分前沿性理论进展。但要真正学好国际关系理论，仅仅熟读经典著作是远远不够的。国际关系学与其他所有社会科学一样，其理论是不断更新和进步的，而且随着方法的改进，更新速度正变得越来越快。这一方面意味着，从总体趋势上讲，新理论在解释力、准确性、严密性等方面一定胜过旧理论，这是科学研究的本质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永远不会有学完的一天，永远都会有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在等待我们去学习。这两方面再次提示我们，国际关系理论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作品等不同，后者要么存在路径依赖，要么缺乏客观可比性，要么依赖个人经验，因此不存在明显的代际超越现象，有时反而存在严重的“厚古薄今”倾向，而前者则刚好相反，后来的理论超越先前的理论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是一种使命和义务。因此，要想学好国际关系理论，与阅读那些纸页发黄的经典著作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坚持跟踪阅读顶尖学术期刊和顶尖学术出版社出版的最新理论成果。

阅读最新理论文献的另一个好处是，同学们可以从这些代表本学科当前最高研究水平的成果中，学习它们的作者是如何在一个个公认正确的理论中发现缺陷并提出令人信服的质疑的，又是如何创造性地迁移和运用一个个现有理论的，又是如何从理论和现实出发、逻辑缜密地推导出一个个新的理论假说的，又是如何运用模型演算、统计推断、史料钩沉、实验调研等技术手段检验他们的假说的。换言之，阅读最新理论文献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掌握最新的理论观点，更重要的是能够从这些文献中学习那些优秀学者创新理论的方法。我们学习国际关系理论有许多目的，如果按照重要性由大到小排序，那么掌握具体的理论知识甚至最多只能排在第三位，排在第一位的是如前所述的培养批判精神，紧随其后的则是掌握创造和发展理论的方法。阅读本教材有助于掌握具体的理论知识，而阅读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则有助于培养批判精神、学习创新方法。